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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最基本纬度应该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有两套解决方案，一个是政治解决方案，另一个则是社会解决方案，发展社会资本是社会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自下而上的”社会解决与“自上而下的”政治解决同等重要，都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维持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思路。
一、政治稳定：和谐社会的基本指标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政治学学科角度来看，和谐社会的最直接的内涵应当是政治稳定问题。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社会变革的范围和程度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利益群体差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由此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事件频繁发生，有些事件直接将矛头指向政府，导致了地方政治不稳定的局面。根据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当社会处于转型过程时，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这既考验政府的能力，也影响社会转型的成败。社会冲突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政治现代化要求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冲突的最小化。现代化过程中之所以会带来社会失序、政治不稳定，其原因是多样的，政治学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分层
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利益多元带来了社会分层问题，李普塞特指出，“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1]（P22）关键是如何降低不稳定的程度，将社会规范在一定的秩序之中。社会分层与政治稳定之间的正相关系取决于一个重要要素，即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对合理性。社会学理论一般将扁平的社会阶层结构视为理想的结构类型，但这只是一种假设，现实的可能是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种结构模式强调中间阶层的平衡作用。李普塞特认为，财富的增加会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从有强大下层阶级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型向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菱形转变。强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温和的政治体系，可以缓解冲突。[2]（P38）庞大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素：一方面，它是现存政治体系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极端力量的遏制因素。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阶层结构表现为一个两极社会，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其他阶层的敌视和反抗，这种反社会倾向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底层社会民众中间。[3]（P19）
2.价值变迁
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经济将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民间政治文化。当代中国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之上的一种价值形态，这种政治文化的维持必须具备两个基础性条件：一是国家垄断社会资源，二是平均主义的资源分配制度。国家垄断社会资源是进行资源平均分配的前提，而社会成员只有在享有均等的资源分配结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摈弃一己之私。但是，这两个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已经发生变化。国家部分地放弃对资源的配置权使得国家的资源垄断地位开始下降，社会成员和组织能够从政府之外获得资源和财富，社会在资源方面对国家依赖性的降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它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允许一定程度的分配不平等，这样，资源的分配与聚集就改变了计划经济下的等量分散的状况，也因此诞生了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与集体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张力，许多政治不稳定问题根源于政治文化的排他性特征。
3.低效参与
社会个体对政治组织的敌视与抗拒很大程度上因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和政治沟通失败而起，而这种敌视与抗拒又具有累积发展的效应。从理论上讲，政治沟通中信息通道的制度化和网络化是开放社会维持政治秩序的关键。如果信息通道缺失或制度化程度低下，利益表达不畅，社会冲突就会发展为恶性累积，最终给政治体系形成政治压力。
194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理论上讲应该说是开放的，一方面消灭了社会等级制，允许普通公民参政，进入政治体系，这是国家努力实现政治世俗化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又忽视了政治沟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政治参与的渠道单一，沟通主体原子化。1949-1978年间，政治沟通事实上只是一种单向沟通，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两个沟通渠道是极不对称的。在由上至下的沟通中，有三个渠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大众传媒；二是官方文件；三是工作组。在这三种沟通系统背后则是严密的组织系统。相反，在由下而上的沟通中则缺乏这种有效的渠道。[4]这些问题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的导入，中国社会在逐步走向多元，这种多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利益多元，利益多元化经常性地产生“需求爆炸”。对于需求的满足，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满足需求的手段。如果非政治手段如同政治手段一样或者比政治手段更有希望，人们就会更加青睐前者；如果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或显而易见的手段，那么寻求政府就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途径。[5]（P17-18）这样，多元社会的利益需求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机制来满足，但是当社会自身无法消化需求时，人们就转而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政治不稳定会因参与低效而产生。
4.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整合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计划经济和群众运动“自上而下”地实现的，但是，当政府有步骤地推行市场改革之后，计划经济和群众运动退出了历史的视野，而建立在计划经济和群众运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力也随之下降。同时，社会整合的机制还处于发育阶段，它还无法替代政治整合机制的功能，社会组织网络和民间意识形态的成长实际上取决于政治释放的空间。因此，当现代化开启社会变迁过程，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形态开始变化之后，社会角色能够在政治系统之外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由于这种社会空间呈现的价值和组织形态与政治系统所倡导的有所冲突，所以通常会形成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并进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和谐社会、政治稳定通常有两套解决方案：一个是政治解决方案，即自上而下的制度转型，另一个是社会解决方案，即自下而上的社会培养，积累社会资源，让社会形成自我解决问题的机制，减少政治系统的压力。社会资本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社会努力来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
二、社会资本的政治稳定意义
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努力下，这一概念得到了系统的阐述。1992年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Putnam）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继托克维尔之后再一次证明了“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一定律，从而使“社会资本”这一分析性概念进入政治学家的视野。自帕特南之后，政治学家将“社会资本与民主”的研究主题进一步往前推进，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在社会资本的所有表现形式中，信任系统是核心内容。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会带来信任。在小规模的共同体中，信任主要局限在所谓的熟人之间，然而，大型的和更为复杂的结构，需要更多非私人或间接的信任。
社会资本和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起政治学的广泛关注，福山（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6]（P354）根据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资本和政治、政治稳定之间的关联性归纳为以下几点：
1.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
政治的统治基础是合法性，而合法性来自于社会对政治的认同。在现代政治中，衡量合法性高低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高说明合法性程度高，相反，合法性程度就低。民主制度能够由精英甚至由外国的征服所强加，但它们是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它们是否在公众中生根，因为对民主来说，公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7]（P91）
对政治而言，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对制度的信任，二是对具体统治者的信任。相比较而言，公民对制度的信任能够更持久地维持一个政权，而公民对具体统治者的信任则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多数家族式的君主政权由于其信任根基是建立在统治者的个人魅力的基础上的，所以，一旦现任统治者发生更迭，政权就会陷入动荡的旋涡之中。因此，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建议，政治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也就是制度）上来。[8]（P40）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那么这种公民文化就能够维持政治的长期稳定，这是作为政治文化资源的社会资本对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
2.信任能够培养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
政治学家区分了两类信任，即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是指人们只将信任给予诸如亲朋好友这样的封闭的“小圈子”，而对于社会上的大多数则不信任，普遍信任则相反，人们愿意信任“陌生人”。这两种信任对于政治而言其意义也迥然有别。[9]（P115-116）
普遍信任者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养成宽容和妥协的品德，允许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如果一个社会是宽容的，不同群体和集团之间就不会形成根深蒂固的仇恨，当争议发生的时候，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妥协。而特殊信任者担心自己的价值观念暴露在他人面前，所以不能包容不同的意见，无法容忍其他派别的存在，在这种社会中，政治冲突和分裂比较严重。特殊信任要么支持一个霸权政体，要么将一个竞争性政体毁灭于恐怖和冲突之中。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判断，相互信任有助于多头政治和公开辩论，而极端怀疑有助于霸权政治。[10]（P166）
3.自治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培养公民的政治合作与参与品质
作为社会资本表现形式之一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帕特南看来，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有两类：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因此，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垂直网络要比横向网络的作用小。[11]（P200-205）垂直性关系网络只存在于社会的最底层，例如家庭、宗族等，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组织内部的等级结构自上而下分配的，不存在下级对上级的限制，上级对下级的义务也是有限的。并且，这样的社会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与传统，往往与寡头政治相互促进、互为前提。
横向关系网络则不然，尽管它的主体存在于草根社会，但是，从草根民主演变而来的自治、宽容、合作与妥协精神，为现代大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党提供了养料。横向关系网络是开放的，任何一个组织成员都可以自由地加入其他组织，跨组织、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区的合作受到社会的鼓励，人们在组织中能够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的狭隘目标而与其他派别达成某种妥协，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横向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地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也是一致的，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形成组织之间的制约关系，特别是社会制约政府的关系。所以，横向社会关系网络适应了民主社会的需求。横向组织的成员数量与好政府成正相关关系。[11]（P206）
一句话，社会资本存量高的社会，其政治秩序一般来说比存量低的社会更加稳定，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本对于政治的促进作用，它一方面能够培养公民参与政治的技巧和品德，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还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将社会冲突消解于社会组织内部。
三、国家法团主义：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模式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一场构建社会资本的运动。对于那些早在19世纪就已经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它们所要解决的是如何改变帕特南所言的“独玩保龄球”现状，让那些远离公共生活的人们重新成为“积极公民”；而对那些竭力谋求政治转型的后发国家来说，它们则在努力摆脱因社会资本缺失而导致的制度不稳的窘境。尽管这些国家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所诉求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前者主要采取的是“社会法团主义”（social corporatism），而后者则采取了“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
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人们参加社群活动明显减少，传统道德遭到破坏，政府因越战、水门事件等丑闻信任度迅速下滑，选举投票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准，这些现象被学术界统称为“去社会资本化”（social decapitalization）。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多元主义（pluralism）倡导的“社会中心论”有关，这一理论模式主张通过各种社会集团的平等竞争来制约国家，并且各集团在平等竞争过程中实现秩序。然而，批评者认为，公共利益恰恰是在过度强调个人和集团利益时被削弱了。法团主义正是对多元主义的理论修正。法团主义最早由斯密特（P.C.Schmitter）提出并给予系统的阐述。在斯密特看来，法团主义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12]（P9）法团主义具有以下的体制特征：代表功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之间建立常规协商关系，国家要求它们为有关的公共政策提出意见，作为交换，它们必须说服其成员与国家合作来实现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法团主义者看来，多元主义强调集团之间的竞争，加剧了社会冲突的程度，削弱了公共利益的基础，个人被分割成原子化的状态，因此，法团主义主张利益集团的数量应当受到控制，遏制集团之间的竞争，建立垄断性的行业集团，将集团行为纳入国家可控制的范围，实现国家与社会集团的互动合作、相互支持。
斯密特根据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力量对比划分了两种法团主义的制度安排：“社会法团主义”和“国家法团主义”。前者代表自下而上的组织关系，其中社会力量主导着关系的秩序；后者指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关系，在这种制度中，政治组织的作用是主要的。
当代中国通过发展社会组织来积累社会资本、维持政治稳定可以考虑选择国家法团主义的模式。国家法团主义之所以是可能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1）多元社会格局的形成。市场的导入直接引发了中国社会发展多元化态势，社会分层更加复杂，不同阶层的利益分化的程度也随之加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社会分化的程度会更趋激烈，社会多元格局更加复杂。
（2）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国家主导社会的模式。中国历史上就有国家主导社会的传统，国家统领社会的习惯根深蒂固，目前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就是尽快地实现现代化目标，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家力量的推动，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国家主导社会组织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3）中国已经形成了垄断性社会组织的结构，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等。如果让这些职能组织逐渐发展和提高它们的代表性，并保持现有的垄断地位，这些社会组织就有能力代表自己的成员参与政府决策，并确保集团成员接受职能组织与政府机构共同制定的政策，发挥准政府职能。
（4）国家法团主义的制度已具雏形。这个制度就是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1989年10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建立了“双重分层管理体制”，1998年，新的《条例》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将社会团体纳入国家的视野，另一方面对社会团体实行行业归口管理。
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国家需要为社会资本的成长提供社会空间，为社会组织的生长创造条件，只有当个体被社会组织起来了之后，信任、合作、互惠等公民传统才能得以养成，政治稳定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因此，构建社会资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社会组织。
和谐社会是所有国家政权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则更进一步决定了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将政治稳定视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以制度转型实现政治稳定的同时，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社会因素的培养对于政治稳定的决定性意义，政治发展离不开充满活力的社会，因此，社会资本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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