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爱国 与时俱进——评谢俊美《翁同龢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忠君爱国论文,与时俱进论文,谢俊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展卷尚茫昧，掩卷为长叹”。谢俊美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穷多年心血完成难度较大的《翁同龢传》，读后确实令人心折。该书有如下特点：
一、知难而进，填补空白，首次比较完整准确地再现了翁同龢复杂的一生。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1830年诞生于一个仕宦显达的家庭。十世祖翁叔元，于康熙朝曾任工部尚书，十三世祖翁咸封（翁同龢的祖父）于乾隆朝曾任海州（今连云港）学政。父亲翁心存历仕四朝，担任过工部、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翁同龢兄妹五人，长兄同书，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次兄同爵历任陕西、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生于这历代皆为大清重臣、显赫世家的翁同龢，注定要走一条读书进仕、忠君爱国的正途。
翁同龢自幼刻苦好学，天资过人，27岁时春风得意，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未及而立之年便担任过陕西学政1865年奉旨授读同治帝，1876年又奉懿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至1896年慈禧下令载撤南书房，翁同龢在毓庆宫长达20年的授读生涯结束。其间，他还兼任过诸多要职，如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百日维新”开始后的第四天，慈禧强令光绪帝将翁氏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慈禧又令将其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晚年他在常熟虞山故里渡过余生，1904年抑郁病故。
在晚清京官中，像翁氏这样地位之高、任职之多、居政潮中心之久者，别无他人。由于翁氏的这一特殊经历，数十年间清廷的军国大事、中外交涉、政治经济、度支刑律、文化教育乃至重大的丧葬庆典等无不与他有或疏或密的关系。为这样一位人物立传，无疑是史学界毋庸回避的重大课题。然而，翁氏长眠虞山脚下已90年，海内外却未见一部详尽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海内外治晚清史者可谓多矣，缘何无人问津这块空白呢？曰：学人视研究翁氏为畏途。翁氏有40余年(1858-1904)不间断的珍贵日记，但系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的草书影印本。他有数量颇丰的重要奏疏，但大多散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有大量的书札，但全部散存各地的图书馆及海外翁氏的后人手中。翁氏历官近半个世纪，与帝王宗室、各部堂官、地方督抚、下属朋僚等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千头万绪，从何梳理？要以翁氏为研究对象，且不说研究者应具有深厚史学功底、广博的知识，若不穷数年之功，非有建树。谢俊美先生勇于挑战，迎难而上，以顽强的意志，从揣摩翁氏龙飞凤舞的草书入手，奔走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不辞劳苦地搜集资料，并获得翁氏后人的鼎力相助，穷十年之功，终于撰写出这部填补空白的力作，并编辑了近百万言以奏疏、函稿及自撰年谱为主要内容的《翁同龢集》（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充分突出了翁同龢作为“帝师”这一特殊人物既忠君爱国，又能把握时代搏这一可贵的精神面貌。
综观翁氏的一生，他与黄帝之间长期而又十分密切的关系显得最为突出。同治、光绪帝皆幼年继位，先后任帝师者有多人，但惟翁氏深得推重长期担任。《翁传》以君臣关系为经，以众多的兼职及朋僚关系为纬，层层铺开，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翁同龢。
同治帝继位之初，翁同龢的父亲曾授读同治帝，次年父亲病故，1865年翁同龢继而授读同治帝。对此殊荣，翁同龢感恩戴德，十分尽力。早在父亲任帝师时，翁同龢便对南书房进讲的经验教训有所耳闻，加之自己学问渊博，擅长书画，工诗文，他的讲进深受同治帝的欢迎。“他深知他所教的学生并非普通生员，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大清王朝的统治，非同小可。”（《翁传》第83页）1872年同治帝亲政后，为报师恩，赏给翁氏头品顶戴。1875年同治帝因痘毒病亡，光绪帝继位。第二年，翁氏又奉懿旨任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在此后的20余年中，他把大部分心血都花在对光绪帝的教育上。“因此，他对光绪帝的影响也大，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最深。”（第155页）
年幼的光绪帝秉性倔强，体弱多病，授读时畏难怕学，常常读到一半就不读了，师傅催促则不开口。对这“贵为天子”的皇帝，师傅既不能骂，更不能打。翁氏出于一片忠君之心，绞尽脑汁，摸索得体的教育方法。他“决定先从生活关心入手，使师生之间的感情由僵持变为融洽。……每当光绪帝进书房，翁同龢总先要看看皇帝的气色如何，摸摸光绪帝的小手心烫不烫，轻声细语地询问一番。”（第159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光绪帝渐渐明了事理。于是，翁氏便突出经世思想的教育内容。光绪帝亲政后，他又进呈多部维新派思想家的著作，如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明治变政记》和《俄国彼得变政记》等。从这些书单人们不难看出帝师的心迹。他不希望光绪帝仅能饱读经书史籍，更希望他熟悉中外时务，政治得失，把他培养成一个放眼世界、发愤图强的贤君圣主。在师傅的辛勤教育下，光绪帝勤学苦读，就连照例放假停课的春节前后，“他仍携各种书籍每天进书房看书写字”。由于翁同龢的精心师教，使年轻的光绪帝“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他性情宽厚，沉毅静穆，且“不好声色”。（第182页）《翁传》认为：“光绪帝之所以有所作为，后来能鼓起立志维新变法的思想风帆，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都是翁同龢突出经世思想的教育内容有关。是翁同龢一手点燃了光绪帝的改革思想之火。”（第173页）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重要结论！
翁同龢历任两朝帝师，对君主表现出绝对的忠诚；入值枢机，处理军国大事，对国家和民族表现出无限的爱恋。古之忠君者，不乏误国殃民之举，而翁同龢则不然。以中外交涉为例，他先后参加了会商收回伊犁，中日疏球争端，中法越南交涉，甲午日、中、朝三方争端，中俄旅大交涉等。对此，传记均有详实的评述。在历次交涉中，翁氏均不顾个人的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审时度势，积极为朝廷献计献策，并与各种错误主张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如1888年2月28日西太后召见奕诉及全体军机大臣询间有关中法越南交涉的对策，会上奕诉首先发言。谁知这位当年曾积极主张改革旧制的重臣，有关越南交涉问题未谈几句，就把话峰转到请示当年十月西太后五十祝寿进献一事上了。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这次奏对，奕诉讲得极为琐碎，很不得体，甚至连西太后听得也实在有些不耐烦。当时，翁氏气愤之极，他想：“好心只可对天，不在此区区末节以为尽忠也。”因此，不顾王公大臣位次身份，越次抗争，打断奕诉关于祝寿进献的谈话，大声说：“王爷应禀尊太后圣谕，勿再琐屑！”事后，翁氏犹愤愤地说：“天璜贵胄，亲藩重臣，识量竟是如此？！”（第252页）在这里，翁、奕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格。翁氏这种忠君犹须爱国的高尚情操在甲午战争后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1898年2月，在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各国相率效尤，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受翁同龢多年栽培、熏陶的光绪帝决心变法，挽救危局。2月23日，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痛斥大臣因循守旧，坐使国家蒙侮受辱，主张以变法为当务之急。但是，在场的王公大臣，从奕诉、奕劻到荣禄、刚毅、徐桐、许应騤等都缄默不语。翁氏看到这些同僚们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仍麻木不仁，不思补救，极为气愤。为支持光绪帝的变法主张，于是大胆陈述了心中的忧思：“现在各国日思吞食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极点，昨天德国占胶澳，今日俄国索旅大，明日英、法、日、意等接踵而来，群起勒索，如此下去，偌大的中国将被瓜分殆尽，到时不但朝廷不保，且我辈亦将无安身立足之地。皇上为挽救危局，昼夜焦劳，力主变法，吾侪身为朝廷重臣，稍有心性岂能对此无动于衷？！……要变法就得从内政根本变起，改制度，尽革天下弊政，……（第515页），对于他的这番陈奏，在场为王公大臣“无不讶之”。《翁同龢传》进一步分析了此时摆在翁氏面前的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变法主张，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二是坚持定见，赞助皇上变法，挽救危局。如果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前者不失为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但对早已荐身辅弼、力主变法的翁同龢来说，又怎能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呢？月初，在张骞服阕到京拜见他时，就坦吐了自己的心迹：“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试想今日不变法，又有何术以挽危亡？！”（第516-517页）于是，翁氏摒弃一已之私，以国事为重，苦撑危局的博大胸怀昭之若揭。然而，在专制政体的王朝内从来就没有健全的评判是非公正的机制。翁同龢以晚清变革旧制的先行者与顽固保守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难逃被发落的厄运。这不独是翁氏个人政治生命的悲剧，更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悲哀。
三、实─求是地描述了翁同龢作为典型的“帝师”的局限性及晚年赞同立宪的思想变化。
翁氏系一代饱学之士，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翁传》在这一方面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述。如，早年入值弘德殿期间，曾参与了同文馆开馆之争。时为同治帝帝师的倭仁上奏反对开馆，事前倭仁曾征求过翁同龢和徐桐的意见，翁同龢亦参与加工润色奏稿，《翁传》毫不隐讳地认为倭仁奏折中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翁氏的看法，并深入地分析了翁氏的思想根源：封建伦常的熏陶、对列强“污我河山”的义愤、强烈而又朴素的民族感情、认识上的局限性等。在这一方面该书每有客观深刻的剖析，不溢美，不为贤者讳，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翁氏是凡人，不可能一贯正确；翁氏是伟人，因为他能与时俱进，这充分表现在他不为时人所注意的晚年思想变化之中。翁氏在戊戌遭革职后，旋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对一个两朝帝师、头品大臣来说打击可谓大矣。但翁氏并未因循中国传统官绅的行为模式：“达则兼利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时刻关注时局的发展，国家的命运，民众的疾苦。在翁氏临终前，正值立宪救国的主张空前高涨，国内立宪运动的旗手张骞前来常熟看望病危中的恩师，两人在病榻前就立宪交换了看法。谈及立宪，“老人极赞成，亦以非此不可也”。（第579页）三日后，又口授遗疏：“所愿励精图治，驯至富强，四海苍生，咏歌圣德。”（第582页）这位饱经忧患的爱国政治家，就这样带着未竟的改革宏愿，满怀千种孤愤和无穷的哀愁，痛苦地离开人世，落魂于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献身于斯的黄土地。
读罢这部沉甸甸的传记，心里越发沉重，能不“掩卷为长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