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网络理论与企业家的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理论论文,企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企业网络理论的产生及其分析范式
网络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后英国一些人类学家们的研究。英国学者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用网络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希望探讨和总结出一种文化体系是如何规定一定社会群体中人类的行为及其规律。从50年代起， 一些学者如S.F.Nadel， J.A.Barnes等为了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跨界关系， 开始系统地发展网络概念。他们把网络定义为联系跨界、跨社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网络分析方法借鉴并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企业网络理论。
90年代以来，企业网络理论不仅被经济学家们用于对企业家行为和中小企业的研究， 而且渗透到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Food1990,Eastton and Araujo 1991,Norhria and Eccles 1992,Powelland Smith—doerr 1994,Ring and Van de Ven 1994）。“网络”作为经济现象的主要要素已经弥合了传统的抽象理论研究和现实世界的鸿沟。经济学家对网络的关注包含了对下述事实的重新认识，即在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方法是不系统的，组织公司日常活动的管理阶层较少受制于正式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约，企业的风险和战略决策更主要地是依赖个人网络如家庭和朋友关系而不是企业计划来完成。
二、企业网络与企业家的成长
自从马歇尔将企业家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提出以来，企业家在经济中承担的创新功能愈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不管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工业化国家最近的发展来看，企业家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 Broehl 1978,Eisinger 1988,Hirschmen 1958）。 企业家被公认为推动初始工业化发展的动力（ Duchesneau and Gartner 1990,Smilor et al 1990）。近年来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始关注市场效率提高和企业家创新的需求因素，而不是简单地提出减税等政策。在整个社会宏观需求的背景中，社会网络的组织之间的网络对企业家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网络对效率和有效信息交流的促进不仅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而且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及其成功相关。因而，有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鼓励企业家成长，已经接收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开始关注资本结构及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宏观经济条件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作用。
个人的社会网络对企业家行为有重要作用，因为它提供了开拓不同市场的信息（Butler 1991）。 网络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在初始时资本设施较小，而后逐渐成为商业活动中心，但有些相似地区却未能成功。例如，尽管一些国家（如印度和阿根廷）遵循物质资本设施模式的发展道路并且发展了一些大型的政府项目；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省）倾向于企业自然成长，利用各种现存的机会以及当地的资源优势。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并且发展了社会网络和企业组织之间的网络，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环境，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网络的作用就在于把与企业有关的信息通过网络中的朋友和亲戚等关系传递给企业家（Johannisson
1987, Johannissonand Nilsson 1989）。处于发展良好的企业网络中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成为企业家。可见，网络不仅支持企业家初始活动，而且它作为一种信息资源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发现新的获利机会。
社会网络告诉企业家与企业有关的机会。一旦企业建立起来后，信息需求发生变化，企业组织之间的联系成为必要（ Thorelli 1986）。企业组织之间的网络提供了与企业有关的技术咨询、融资和物质资源等信息。企业家群体甚至会形成联盟来反对较大的竞争对手或其他地区的企业家群体（Butler et al 1990）。 这些联盟有时是有意识形成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竞争过程的副产品。一般地，企业组织之间的联系会经常发生，因为在某一特殊地区，企业会把竞争伙伴看作盟友而不是对手。有时，政府会应企业要求成立某种产业协会来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工业区的成功引起了世界上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注意。除了一些政府自主的项目外，大多数企业组织之间的联系逐渐建立起来（Hamel 1991,Niederkofler 1991）。对于这些企业组织之间的网络来说，现代信息交流方式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障碍，距离和物质障碍对网络交流影响微小。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的创新应该更快地扩散出去，特殊工业组织之间的联盟会延伸到更大的地理空间内。对企业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边界能够成为信息交流的界限和障碍。两国之间的政治边界或一国之内的地区边界能够带来对商品、劳务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各种管制性障碍（欧共体正在消除这一障碍）。除了地图上的边界线外，还有其他一些障碍。文化和语言障碍能够极大地降低人们成为企业家社会网络或企业网络中重要成员的可能性。对于不是本地企业家团体成员的企业家来说，强烈的信仰和文化纽带也是一种边界，使它不能融入当地网络。距离本身也会给企业家之间的有效交流造成障碍。在历史上，物理障碍（如山脉、海洋和大陆）的存在，曾使人们很难知道和把握企业家的各种机遇（Casson 1982）。但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许多这样的障碍已不复存在，使得网络的运行效率极大地提高了。因为，企业家不仅能及时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能够在网络提供的多维时空环境中开发新的信息资源。
三、企业家在网络中的作用
企业网络理论的出发点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和企业家行为作出解释，但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市场主体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每个个体的特征。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对企业家的行为作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解释（Ckell 1985）。然而，一些经济学家（Kirzner 1973）研究这一现象的方法，包括了把企业家想象为市场上一个谨慎的经纪人。施耐赫特（Snehota 1990）甚至建议市场应该被定义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集体关系——这类似于马克思将市场看作是交换关系的总和——企业家的作用是创造一种新的关系，构建一个市场。这一看法，无疑是对新古典主义把市场看作市场主体进行原子式竞争场所观点的挑战。
西方经济学家最近在一般意义上建立了人际关系网络的概念性框架，它认为，自发的经过考虑而产生的相互关系对于想在不断变得混乱的环境中求得生存的每个组织来说是关键的（Stacey
1993 ， Morgan1993）。企业家在关系网络中创造环境并做出相应的创新行为。
在关于企业家在网络中作用的看法上，有两种对立的方法论。一种是本体论的假设，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现实”被理解为是社会构建起来的，个人被认为有能力并且在交换关系中从事创新并承担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现实”被假定为独立于个人而存在，这就假设个人不得不按照既存结构而行为。认为“现实”是社会构建的思想方法被称为“主观主义”； 追随布罗和摩尔根（Burrel andMorgan 1979）关于“现实” 是人们创造的看法被称为“客观主义”。在两种不同方法论的支配下，西方学者关于企业家作用的认识也相应地形成两大派别。
两种观点和对社会现象相对立的基本假设被用来对企业家的创新和组织行为进行分析。企业家资格包括两方面：作为个人的企业家和作为与其他人相互联系的企业家。一个2×2的距阵将市场环境分成两部分，企业家或者进入一个确定的市场或者进入一个混乱的市场。
在客观主义者的框架内，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作为激进的创新者出现在稳定的市场上。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要求与产品市场和要素供给者进行广泛信息交流。企业家在处理任何出现的问题时都大刀阔斧且有所预防，
同时对由创造带来的暂时竞争优势有清醒认识。
科茨纳（Kirznerian）式的企业家，他进入了一个没有完全形成的市场，将商业机会和创造性准备活动统一起来。通过将战术知识和系统的商业才华相结合，能在一个信息分布不均衡的市场上对具体信息进行处理，并发现各种获利机会。按照主观评论者的方法，企业家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上通过分析顾客的需求引进一种新方法并且相应地满足这些需求。这个过程在现实中增加了新含义，它反映了如同在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一样，有更多的信息交流和组织企业活动的方式。
不同的范式因此反映了企业家如何与其他主题联系和建立网络方面的差异。在客观主义者看来，企业家成为提前活动的缩影，逼迫或邀请竞争者或同行作出反应。一个个人化的企业家形象凸现出来。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作为一个孤独的反叛者出现，他为了获得暂时的垄断收益而进行战略创新（Binks and vale 1990）。科茨纳（Kirzner 1973 ）式的企业家建立和开拓市场，没有必要脱离经济人身份而独立存在。
相反，在主观主义者看来相互影响本身是重要的。显而易见，其他人除了有助于企业家风险活动的实现外，不会成为分析的重点。这种观点把企业家身份看作是个人和集体现象的统一。除了持续争论特殊个人的作用外，其他研究者对企业家和个人网络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偏见。斯特瓦特（Stewart 1989）介绍了“团队企业家资格”的概念，并且最近研究了例如社会文化和战略。他认为，任何个人为了自己和组织的利益都能够释放出创造性潜能，因而使其具有企业家的和自我组织的功能。
四、企业网络理论对我国企业家成长的借鉴意义
在改革开放前的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是通过多级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的。这样一种垂直管理体系只需要听从上级行政命令的管理者，不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它没有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企业网络，信息的传递和扩散是“串行”式的，不能对信息和知识资源进行“并行”处理。实践证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能培育出真正的企业家的。那么，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说初步具备了企业家形成的经济环境（如已经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市场网络）。但是，为什么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网络呢？看来，造成目前企业家成长的状况还有其他原因。我们认为，这与构成网络的基础，即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文化氛围与法治环境有关。
马克斯·韦伯提出，正常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和东方的一定历史发展时期都曾出现过，但只有在近代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产物，才走上了发展和成熟的道路。为什么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都曾出现过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却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呢？韦伯通过对东、西方主要文明古国几千年历史全面深入的比较，得出了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为基础，以路德和加尔文教为精神支柱，以自由市场经济、商业经营和资本核算为本质的西方文明是其发展昌盛的根本原因。韦伯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是因为其传统文化中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但一批中国学者和一些西方学者并不同意韦伯的上述论断，如H.卡恩等人提出相反的“儒家动力说”，认为东亚新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证明，儒教也能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而且，与那种片面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相比，儒教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易形成一种有着广泛联系的社会交换网络。因此，他们认为儒教文化比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更适合现代化的需要。
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或国家都有可能走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勿庸置疑，东西方文化中都有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它们构成一种文明的“遗传”基因，但在这些“基因”中，只有适应不断发展变化了的环境的“基因”才能使一种既有文化不断爆发出新的活力，才能不被淘汰。儒教文化中有许多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
我国现阶段不能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网络和企业网络，除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纵向行政干预没有完全消除，企业之间纵向联合和业务关系缺乏法治障碍外（如“三角债”），从我们的儒教文化根源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化缺乏一种“理性文化的制度”。这种“理性文化的制度”是这样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们是经过经济中的各利益集团反复谈判、争议、斗争中形成的一些成文的行为约束；它们体现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某种社会权力机构的保证下得到执行，不因具体情况的差异而有所变化，除非经过同样合法的程序，通过新一轮的谈判或争议加以修正或改变。我国原有的那些缺乏法制化、理性化的制度安排与现代化建设和企业家阶层的兴起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具体积极有效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因素，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因为对一个企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来说，团体组织之间的多方长期理解是重要的。这有助于通过网络的外部性固化为一种结构，从而使交易规则化。同时，这也创造了社会环境或“制度”与公司、社团或小企业集团的共同界面，而不论交易双方出于网络中的那一个结点。这样一种博弈环境对于培育企业家的价值观和开展活动或多或少是有利的。只有在一种稳定可靠的关系中，团体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才能有利于谋求共同发展，只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进行的变革才是可能的。也只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才会使多方的战术知识转移成为可能。文化制度的创新最终会导致企业家认识到通过“理性契约”来建立组织之间的网络是个人的内在需求，高度的理性和自信将驱使企业家在这种网络中充分利用其才能，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做出确定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