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党内论文,如何处理论文,阶级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他们如何处理阶级关系及由此造成的危害。
一、对陈独秀、王明的右倾错误的考察
（一）
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呼声高昂激越，东征北伐所向披靡，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可是不久，血雨腥风便笼罩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直落低谷。人们不会忘记，1927年4月5日，也就是“四·一二”政变前几日发表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相同，根本必须一致。”①难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到1927年4月份还没有觉察蒋介石的政变迹象？还对汪精卫的政治态度一无所知？从1926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陈独秀采取这种立场的动机：“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的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②。原来这是一种策略，它以牺牲民众利益的方式延缓蒋介石脱离革命阵线，并试图用汪精卫来牵制蒋介石。然而恰恰是这样的策略断送了大革命的前程，因为这反映的并不是某些军事首领、政府首脑、政党领袖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一种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表现在对领导权问题的争夺上。
在1925年1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提出过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在1927年4、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有：“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③。但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中共并未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且在与国民党中、右派的斗争中有过三次大让步：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因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结果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选举中国民党右派占了优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处于劣势，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陈独秀等人又坚持右倾退让政策，吹捧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一个柱石”，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所谓“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制造“整理党务案”事件，陈独秀要求中共予以接受，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这些让步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④，实际上是逐步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
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在党的领导权问题上为什么会犯错误呢？我们可从他1923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找到答案。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他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⑤。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等资本主义发达起来，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这个论点的要害在于不承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把农民当作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不是当作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这样，陈独秀从根本上错误地处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关系。虽然他极力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甚至不惜迁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终究事与愿违，不仅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反而遭到严重的削弱。
陈独秀犯右倾错误的原因除了当时中共尚处于幼年时代，在国共两党关系的处理上缺乏经验外，他过于注重国共两党关系本身，忽视党对革命基本群众的引导，阻滞土地革命的进行，放弃对武装斗争的掌握，尤其没有处理好无产阶级与其它各阶级的关系，没有分清敌我友，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这样，他自身的悲剧不可避免，对大革命的失败更难辞其咎。
（二）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矛盾，社会各阶级、阶层、党派，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都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调整了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这时已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伴随着汹涌的抗日浪潮，王明从苏联回国，并再次走上中共政治生活前台。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的基调是坚持抗战，国共合作，但在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却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诚然，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御侮，由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民族利益。但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国民党从未真正平等地对待各党各派，并希图借此控制全国政治局势，这从其后来强调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中可以得到证明。所以后来毛泽东说：“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⑥”这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国共两党除具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之外，还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王明提出的主张的要害也就在于只强调民族利益，忽视了阶级利益，实质是要一切“经过”国民党，将抗战领导权送给国民党。那么，这两者如何协调呢？毛泽东同志有过论述：“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⑦”
王明的“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主张的危害表现在哪些地方？在军队问题上，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五统一”，即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以后又提出‘七统一’、‘八统一’，基本内容一致）。这有合理的成份，如统一武装、供给，但在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上无疑是给自己加了一条紧箍咒，当蒋介石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时怎么办？王明在1937年3月发表的《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即《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中，还提出“这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是相当的改变红军的性质，即将红军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这也不仅是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名称，而且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⑧。这也严重忽略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军事战略上，王明提出了“广泛实行的运动战为主而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⑨，要求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行动，统一于国民党的战场上，片面强调保卫大武汉。中共中央当时要求在华中地区和长江流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身为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根本不积极执行，贻误了不少良机。其实，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万军队，如果同强大的日寇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力量会很快耗掉，这就不能完成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为此，毛泽东指出：“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⑩”总之，王明提出的这种主张在抗战前期模糊过一部分人的视线，落实在行动上，便给革命造成了一定损失。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最严重的两次右倾错误就是陈独秀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它们都发生在国共合作时期，即在革命发展较为顺利的历史时期。他们之所以犯这样的严重错误，是因为两者都没有解决好：“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11)
二、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的考察
（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开始转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人们并未忘记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人们在思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免要回顾过去干过些什么。当意识到这一切来源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指导时，愤恨、复仇成为当时较普遍的心理，在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时，也就极易矫枉过正了。正是在这种严重情绪化的环境下，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初步清算了陈独秀右倾错误，树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大旗，重新确立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在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症结之后，开出了一味治国良方，即确定了无产阶级对这场革命的领导与农民群众的同盟军作用。但它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离开了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这就抹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将其推入反革命的怀抱，扩大了自己对立面，削弱了革命的同盟力量；还将汪精卫等背叛国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客称之为小资产阶级，人为地扩大了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实质上造成了对小资产阶级的不信任情绪。这样，“八·七”会议虽然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在相当程度上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提供了条件。“八·七”会议对各种阶级状况的分析，实质上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决策的政治基础。
在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又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各阶级，认为这时的“革命营垒中，阶级分化已经表演完结”，“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互相仇视而不可调和的营叠（垒）相抗衡，一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认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巩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12)。这种阶级关系的分析，若作为鼓舞革命士气的策略未尝不可，若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则会犯严重的错误。
基于上述对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系统地提出了“无间断革命”理论，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剧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13)。它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根本推翻资产阶级。中共中央在无间断革命理论指导下做出了重要决策：一个是《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认为大革命时期“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为此“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14)，实行大换班，这严重影响着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另一个是组织暴动计划，策划了广州暴动、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北方顺直大暴动，并试图搞两湖年关总暴动。这些暴动都先后失败，使革命受到了损失。1928年2月形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无间断革命”的理论，4月份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便结束了。
（二）
1928年6月18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同时也批判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15)。而这又为下一次“左”倾氛围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1928年7月9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对世界革命形势作出判断，认为“最近十年之间，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胜利阶段之后，便是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的稳定阶段，世界革命第三阶段是“工人阶级底向左化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下千百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苏联更加成为摇动资本主义稳定的强大的动力，更加成为各国工人运动及世界被压迫民族底革命中心”。因之得出的结论是：“是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它的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16)。当时的中外形势的确惹人激动：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在以后的三年中间加深起来，这种危机产生的生果，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固有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一天天地扩大，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连绵不断，尤其是1930年4月爆发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百万人。这对于急切盼望革命胜利早日到来的中共不能不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事实上中共也的确趁国民党军阀混战取得不少成功：到1930年上半年，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人，并创立了大小15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切似乎证实了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理论对世界形势的预见性。
然而，由这些情况并不能得出世界革命即将爆发的结论，因为尽管资本主义世界及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孕育了严重危机，但并没有危及它的根本，也就是说它尚具有一定调节功能。当时中共中央负主要责任的李立三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以初步的经验，即国内外资本主义危机的现象来印证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理论，并以此为指导，于1930年6月11日推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其时与1925-1927年间第一次大革命时代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环境，并以世界革命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带来了十月革命这个事实来推论，在第三个时期“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并注明“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17)。如果说这是“左”倾还不很明显的话，那么，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就更直接了。他在列举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5个特点中的第一个就是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现在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普遍地逼进于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便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的”(18)，“这一国际条件，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的大爆发”(19)。李立三也的确寄希望外力的干预。在8月1日和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设想：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爆发，将引起全国总爆动的发生，就可以要求苏联和蒙古派出军队武装支持中国革命斗争，还希望西伯利亚10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从蒙古出发，配合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样，势必引起苏联和日本的武装冲突，酿成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革命危机，于是中国革命就在这个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胜利。李立三还判定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尖锐化，“目前，中国工人斗争的形势，任何最小的经济斗争都必然要成为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至成为直接的武装冲突”(20)。显然这纯属李立三的主观幻想。根据大略的统计，这一时期白区赤色工会会员约3万多人，只占全国赤色工会会员总数的1/3。即使在会员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上海约有2000人、武汉1000人、天津500人、唐山800人，而李立三一直设想的暴动中心武汉，其时也只有共产党员200人、赤色工会会员150人(21)。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白区工作中心的上海，江苏省委就组织过多次罢工、游行和示威，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很快便失败了。李立三寄希望组织兵士暴动，提出“兵暴打天下”的口号，主张“无论人多少，变出来就有办法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连年的军阀混战，不少士兵的确有厌战心理，不愿为军阀卖命，但有革命欲望的也不是多数。1930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说：汉口主要驻军的大部分，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10万余伤兵热烈要求党的领导。李立三当时沉浸在这种幻想的高潮氛围中，为了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他坐镇中央发号施令，不断地颁布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22)。为此，他制订了南京、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共产党、共表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结果，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白区党的组织严重削弱。1930年8月中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托，先后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行为，到9月中下旬，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组织上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三）
1930年12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王明以反对立三路线与反六届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英雄身份走上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1934年的严重失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分析代表着当时“左”倾思想、具有“纲领作用”的王明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就可找出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首先我们看一下王明对当时政治形势分析的理论依据：“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23)，亦即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理论。这种理论说明的是世界性的尖锐的阶级对抗，其主要特征自然是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在本质上决定了王明与李立三的思想同样具有冒险性。他们的分歧在于对“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的理解上。王明强调革命高潮不能等同于直接革命形势，认为李立三“根本否定了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形势下，革命形势有首先包括一省或数省的可能的事实，因而就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24)。由此可见，它与李立三只是“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分歧。王明怎样得出这个结论？他以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的一段话作为标准：“一般地说，什么是直接革命形势的标志呢？假如我们指出下面的三个标志，大概我们是不会错误的，即（一）统治阶级再要形式不变地保持自己的统治已成为不可能了……；（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与痛苦的剧烈，大非寻常可比；（三）由于上述的原因，大大地增高了群众的积极性。……没有这些不仅不依各种派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也不依各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变动，按照一般通例，革命是不可能的”(25)。由此可见，王明也是从当时的阶级关系来分析时局的，只是它的结论不符合实际。如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上，他认为只有不剥削别人劳动或受人剥削的“下层”小资产阶级有革命作用，而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资产阶级的大中阶级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中的一翼”；他否认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存在“第三派”或“中间营垒”。这样，必然导致出如下的结论：“在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26)。他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一面，把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对立绝对化，这就失去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或者能够中立的重要势力。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讲中指出：“‘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27)。王明路线的重要执行者博古在中共“七大”的发言时说：“打击中间党派，打倒一切，拒绝一切同盟者，这在‘九·一八’以后特别尖锐，一直到十九路军事变。在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我们和它订立协定之后，还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以应有援助，使人民政府失败，中央苏区也随之危急”(28)。
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王明批判了李立三把富农看成小资产阶级，说李立三“始终不了解：在中国现在革命阶段中，可能要反对富农，但不可能消灭富农。”他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分配一切土地，……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用这种立场来观照现实，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份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分红军队伍中，改组派、AB团、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着来作反革命活动”(29)。他完全错误地提出了“反富农路线”的“左”倾口号，并在实际工作中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对于富农问题，杜敬先生在《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一文中说清楚了：“除了少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市郊区外，中国的富农经济，一般只是比较富裕的并有一定剥削量的小农经济，而不是社会化的生产。这些富农对雇农的剥削，主要的是封建性半封建性的剥削，这是和地主阶级相同的一面。同时，富农区别于地主的另一个主要标志是参加主要劳动，这又是和农民阶级相同的一面。富农的封建半封建性剥削是应当废除的，但如果因此就简单地把富农划到地主阶级一边去，那就否定了它参加主要劳动，可以作为农民的一部分的一面。这是不利于鼓励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同时，那样也就扩大了敌对阵营而不利于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去完成反封建的任务”(30)。
当然，王明思想自1933年起也有着程度不同的变化，尤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还由此萌生了右倾意识，而且后来王明与执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是，无庸置疑，自1930年12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止，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机关占据着统治地位。
三、小结
本文主要考察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或具有重要影响的倾向性错误。事实上“左”右倾本身也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化，如王明，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左”倾错误，到抗日战争时期又犯了右倾错误。即使在同一时期，“左”右倾错误也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这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刘少奇同志曾明确地指出这种“左”右倾错误并存的现象：“无疑的，1927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但这并不是证明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客观原因外），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31)。既然有“左”右倾的划分，那“左”倾与右倾自然也各有其共性。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右倾错误主要在于对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力量信心的不足，过高地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及政治影响力，从而在实际斗争中出现被动、依赖状况，延误了革命的历史进程。“左”倾错误在于强调各种阶级之间的对立，在敌我友关系的处理上，削弱了自己的同盟势力，人为地扩大了对立面，尤其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问题上的一再失误。对于这些，主要属于认识问题的偏差，归根结底，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右倾错误都在于对阶级关系把握上的严重失误。
注释：
①(16)(17)(18)(27)《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分别见第82-83、130-131、154-158、128、11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565-567页。
③(12)(13)(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3卷，分别见第51、327-332、453-454、471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24页。
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23-30页。
⑥⑦⑩(11)《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8月第2版，分别见第528、527、489、382页。
⑧《王明言论选辑》，第526页。
⑨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2月第1版，第981页。
(19)(20)《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分别见第78、81页。
(21)转引自闻立树：《立三路线述评》，《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2)郭晨、刘传政：《李立三》，工人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157页。(23)(26)转引自《第三次“左”倾路线资料》，第2集，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1957年1月翻印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分别见第9、19页。(24)(26)(29)《第三次“左”倾路线资料》，第2集。
(28)《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87页。
(30)《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31)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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