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与“穷人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穷人论文,经济学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执政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为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而耗费的执政资源的总和”。[1]
“穷人经济学”是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的理论性学科。1965年5月，他在《美国经济评论》第40卷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贫困经济学》，指出：要“将贫困问题的理论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2]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舒尔茨的一段话：“世界上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如果将执政成本与“穷人经济学”连起来思考，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党中央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涵义及重要性。
一、贫困是对执政党的最尖锐挑战
从经济学意义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贫困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自舒尔茨开创了研究贫困经济学的先河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也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三本研究贫困经济学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及《富国和穷国：70年代的发展战略》。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苇亚·森也因对福利经济学和贫困问题的独特研究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之所以对贫困问题“情有独钟”，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世界范围内日益出现的贫困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据联合国统计，世界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10亿人增加到1995年的13亿，而且每年还以2500万的速度递增，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活，有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贫困问题引发了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的不稳定，贫困问题也成为引发极端恐怖活动的温床。因此，贫困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世界安全、和平与稳定的大问题，贫困也是对各国执政党执政地位挑战最尖锐的问题。
贫困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成为困扰执政党的大难题。资料显示，在欧洲约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的美国，贫困问题依旧相当突出，2000年美国约有3000万人食品不足，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378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问题成为社会公众对政府不满的一个焦点，也成为反对党攻击执政党的借口，由贫困问题引发的诸种矛盾，极大影响着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威。为此，自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就采取种种措施来反贫困，取得了显著效果。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贫困的规模、性质和危害程度要严重得多。贫困问题对执政党及其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印度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贫困问题引发的诸多矛盾致使印度政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处在不稳定状态。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缓解农村贫困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国家乡村就业计划，1983年开始实施乡村无地人口就业保证计划，1989年开始实施乡村工作就业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使印度由缺粮国一跃成为粮食剩余国并有出口，该战略的推行不仅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某些年份22％的儿童死于饥饿的现象，而且使印度的贫困发生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51％下降到80年代的30％。拉丁美洲有不少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但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反，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困问题反而有所加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致使政局不稳，有的国家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由此而下台，有的国家甚至陷入长期的内乱、纷争和暴力活动之中。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没有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活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3]“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4] 1985年以来，我国政府大规模推行直接面向广大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措施，取得举世瞩目的业绩。现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3000万人，贫困人口以高于6％的速度递减，这在同期世界其他地区贫困人口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更是一个奇迹。
但是，目前我国的反贫困工作仍然形势严峻。按照中国国家统计测定的标准，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为625元，依据这个标准，我国现有的贫困人口为3000万，但如按国际贫困线计算（每天人均收入1美元），我国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1.5％，约为1.06亿。[5] 我国贫困人口总量仍然很大。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倒闭，企业改制等诸多因素，城镇出现了贫困职工、贫困退休人员、困难居民、低收入困难户组成的城镇贫困人口，总量约在1千多万。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增高，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由1988、1989和1991年占全国贫困人口的不到一半，发展到1996年占2/3（约70％），1999年在全国20％的最低收入人口中，52.2％集中在西部地区。[6] 贫富差距扩大，公安部长周永康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还在扩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2003年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水平，达到0.448”。[7]
仍然严峻的贫困问题，具有严重的破坏性：①贫困人口对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认同性下降。②贫困人口中的一部分人，用极端手段表达不满，引发了诸多矛盾。③贫困群体的“阶层意识”逐步趋于一致，有组织活动大量增加。④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这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带来隐患。
新形势下的反贫困工作，对我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莱因和西蒙认为，中国应吸取墨西哥忽视分配均等问题导致吉巴斯地区起义的教训。汉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西部地区不稳定因素证明，中国必须改变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政策，以防止突发事件和因社会变革运动高涨造成的危机。《大国兴衰》的作者，历史学家肯尼迪也认为，贫困悬殊和人口爆炸是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8]
对此，我党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提出：我们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并将此列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反贫困问题现已成为我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执政成本的支出原则要以解决贫困为中心
执政成本源于执政党为执政活动占有和筹集的各种资源和人力、物力、财力；执政成本的支出要能与执政党的宗旨、理想、任务、目标相一致，必须确立相关的原则。笔者在《论执政成本》[9] 一文中，将这些原则作了最一般的概括，这就是：①增强向心力凝聚力原则。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原则。③矛盾调和社会和谐原则。④透明公正原则。⑤自我约束，执政从俭原则。
温家宝总理引用舒尔茨的讲话说：“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我们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根据这段话的精神，我们也可以说，只有解决了贫困问题才能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解决贫困，是执政成本支出诸多原则的中心。笔者在此对这些原则与“穷人经济学”的关系作些阐发。
1.增强向心力、凝聚力的原则。执政党的执政成本的支出必须围绕着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向心力，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国的基本现代化、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党和政府对于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帮助提高发展经济的能力，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执政党，其执政成本的使用，要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努力减少乃至消灭绝对贫困人口，不忘穷人，帮助穷人，使穷人成为富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向心力，提升党的凝聚力。
2.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是否拥护与支持，主要看执政党能否给自己带来利益。因此，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要把发展作为硬道理，把执政兴国作为第一要务。因此，执政成本的支出，应以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当前，在贯彻这一原则时，重要体现“穷人经济学”的原理。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发展得比较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大见成效。但是，发展的成果分配不够公正、公平。中西部地区仍然比较贫困，一部分社会阶层的生活还很困难，这些问题不解决，在改革开放中得利多的，得利少的甚至利益受损的地区、阶层、群体之间就会发生矛盾，经济社会难以协调持续发展，这个问题现已比较突出。因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要以体现解决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发展为中心，执政成本的支出，要坚决纠正“锦上添花”的不良倾向，更多地去“雪中送炭”，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支出。
3.矛盾调和、社会和谐的原则。在革命斗争时期，革命党往往要通过激化矛盾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来取得政权。而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则要通过矛盾调和来实现社会和谐，从而为政权巩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基础。执政党的这一特点要从执政成本的使用上予以充分体现。在执政成本的支出中，要以构建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为网络，以构建社会矛盾的大调解为机制，着力构建一个人民安居乐业、团结互助、社会平等友爱、和谐融洽的社会主义乐园。
4.透明公正的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在执政成本的支出中，不应有一己的私利，也不应偏袒某一阶级或某一集团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的支出，完全应该而且必须坚持透明公正的原则，“公正”是党的执政立场，“透明”则是保证“公正”的有效手段。坚持执政成本支出的“透明”“公正”，对于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某些贫困问题的发生，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如征地与拆迁中的补偿不到位，“低价”购买企业和安置职工，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制度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而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发生，无疑又与暗箱操作逃避上级和群众的监督有关。因此，打破暗箱，在执政成本的支出中，从政策制定到资金使用，实行透明化，由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才能确保其公平。
5.自我约束、执政从俭的原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下，自然自觉形成的；在物质财富较以往极大丰富的今天，再度强调勤俭治国的意义在于，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党，没有任何理由挥霍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尤其是在我国尚有许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情况下，执政不从俭挥霍浪费更是会引起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的极大不满，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现在，我党提出要努力降低执政成本，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表明中国共产党凭其先进性已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执政党自我约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温家宝总理引用的两句古诗：“心里为念农桑苦，耳中如闻饥冻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情怀——始终要把最困难的群众放在自己心头，始终要把解决贫困问题放在一切工作之首，把最贫困的群众生活改善了，其他阶层的群众生活也就会改善，这才是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着力点。
三、执政成本的效益测评要以能否解决贫困为重点标准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成为各级政府机构中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需的经费，也主要来自国家财政的拨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成为国家行政经费的一部分并与之混合运用，使执政成本与国家行政经费的一部分并与之混合运用，这就使执政成本与国家的行政政策及公共品供给发生了密切联系。如果我们将研究、考察执政成本效益的视角与指标，集中到“穷人经济学”上来，那么，我们不仅是懂得了经济学中的许多原理，也就懂得了如何执好政的许多原理。这些原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执政党要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自己执政的中心议题。如果把贫困问题解决了，其他的发展问题也就会解决好了；如果把贫困问题解决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就会被摘除了，这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执政成本的效益测评，无论设置多少原则，设立多少指标，这些原则与指标中要包含一个准则，即以能否解决贫困问题为重要标准。
如何以能否解决贫困问题作为衡量执政成本效益的重要标准呢？
1.对执政主体的认同程度。所谓对执政主体的认同程度，就是指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拥戴程度。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拥戴程度是与执政成本成反比。即人民群众的拥戴程度越高，执政成本就越低；而执政成本越低，人民群众的拥戴程度也就会越高。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这些利益在人民群众中的分布又是不均衡的，一部分人得益多，一部分人得益少，甚至还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现在的贫困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属于这种“制度性”贫困人口。因此，必须消除导致贫困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加公正地惠及到全体人民群众，尤其是加快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这样，执政党才能取得贫困群体的拥戴，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度。
2.收入差距与区域发展差距状态。在我们这样一个原本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发展水平就有很大差距的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发生收入差距与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象。但是，如果任其发展甚至扩大，就会对执政党带来严峻的挑战，也会增大执政成本。这是因为，差距越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就越多越深刻，为此支付的执政成本也就会大量增加。解决收入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的思路，绝不是“劫富济贫”，而应是“治贫促富”，只有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解决好，和谐社会才有稳定坚实的基础，执政成本的效益才会大幅度提升。因此，我们的执政成本支出，要多向解决贫困方向倾斜，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要增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和救济保障，从表面上看，一时一地会增大了执政的开支，但这是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果的根本之策之一。
3.国家统一与民族和睦程度。在一个领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统一与民族的和睦，执政党的成本就低；反之，就高。香港、澳门的回归，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正确的民族政策，创造了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现在，在祖国统一方面，我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须增加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费用，这是全国人民所共识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各民族的平等与共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这种“民族贫困现象”是对民族和睦团结极为不利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此问题，增大对贫困少数民族发展的支持力度，使其“脱贫”能取得显著成效。这是执政成本效益分析与考察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工作。
4.执政体制与机制的成熟程度。执政成本的效益优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执政党自身的体制与机制的成熟。执政体制机制的成熟程度的主要体现，笔者曾认为主要是：执政理念是否先进，执政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执政的权力结构与层次是否合理，制度设置是否科学，执政党及其干部是否廉洁。[11] 现在看来，执政体制与机制的成熟程度，还应加上一个标准，即从体制与机制上保证贫困问题的解决，使执政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关注，在体制与机制上表现出来。如执政理念的先进，就必须包含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执政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不是权宜之计，在制度的设置上，要充分体现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在干部的配置上，都要体现对贫困地区的支持与照顾。只有把脱贫问题纳入体制与制度中来解决，才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使此问题，能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有根本性的解决。
5.执政主体的意识程度。影响执政成本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执政主体对于执政活动有没有一个成本概念，有与没有，对执政成本效益的影响极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执政没有成本意识，包括对解决贫困问题，也缺乏成本意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没有能取得预想的效果。通过实践，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增强对脱贫重要性认识的同时，脱贫的成本意识、效益意识也大为增强。现在，我们已基本形成了以强化扶贫效益为中心的反贫困战略。这一战略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在扶贫方式上，改革单纯生活救济办法，致力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帮助贫困地区形成新的生产能力；②在扶贫主体上，强调调助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③在扶贫客体上，将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贫困县）作为扶贫的基本操作单位和工作对象；④在扶贫资源的管理体制上，改变单纯财政渠道拨付救济，扶贫资金无偿使用的方式，转向以财政支付和银行贷款，无偿与有偿相结合的扶贫资金投入方式；⑤在扶贫资金的分配与使用上，改变平均分散使用资金的方式，强调把各种渠道发放的资金集中起来、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一片一片地改变贫困地区面貌：⑥在扶贫途径上，把扶贫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改变单纯的经济扶贫，进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物质生产与综合投入，同时在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施人口迁移和进行劳务输出。这个战略，从执政成本角度考察，它不仅注重了考察执政成本的效益，要以能否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标准，而且强调了在解决贫困问题过程中，各项成本的投入要注重效益，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党的执政成本意识大为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