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的独联体：转机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独联体论文,转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同哈姆雷特为“是生存还是毁灭”而困惑一样，长期以来，关于“独”还是“联”的问题一直是独联体各国决策层确立对外发展战略的羁绊。国内外学界也对此众说纷纭。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鸡肋说”开始为一部分学者所接受，认为作为苏联解体后的分家机制，当独联体各国对原苏联遗产瓜分基本完结后，独联体的组织功效同时释放完毕，这就意味着该组织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然而，从2000年开始，独联体国家间的合作一改“车轮转而车难行”的低迷状态，开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何理解这些全新的变化？这是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中“质”的飞跃，还是仅为“量”的加速扩张？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一）独联体各国在“独”与“联”的问题上基本消除分歧
从本质上分析，干扰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首要问题是发展方向问题。长期以来，关于独联体是“独”还是“联”、应该“独多”还是“联多”的争论，一直是独联体各国在确立对外发展战略时的一大难题。90年代前半期，刚刚从苏联集权制挣脱出来的独联体多数国家对主权让渡问题噤若寒蝉，惟恐独联体机制成为苏联机制的翻版，成为垄断各国主权的载体，因此围绕“独”与“联”的问题争论颇多。90年代后半期，在对原苏联遗产分家过程中体验到了独联体存在价值的独联体多数国家，开始意识到区域联合必不可少，西方国家口惠而实不至的经济援助也使各国意识到要走联合之路。但是在独联体内部围绕应该是“独多”还是“联多”的争论也愈发激烈。原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及难分彼此的深厚关系阻碍了“独”的进程，“重返过去”的担忧和内外政策的差别则成了“联”的羁绊。
2001年11月30日，独联体12个成员国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就独联体成立以来走过的十年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独联体的未来前景进行了规划。会议发表了声明和题为《独联体10年活动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文件。这是独联体国家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为该组织总结过去，设计未来。与会国普遍承认，尽管独联体各国在地区性、乃至全球性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对独联体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尽管“独联体暂时还不能成为保证成员国互利合作和密切各国人民关系的有效机制”，尽管独联体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安全空间，很难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讲话，更谈不上对世界局势发挥重大影响，但是，上述种种因素并不足以抹杀它的历史功绩。出席本次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的各国元首充分肯定了独联体十年来的主要功绩。普京认为，独联体“作为苏联后空间的对所有人来说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体化形式”，“作为规模巨大的国家和地区组织”，站稳了脚跟。会议发表的声明说，独联体的成立确保了原苏联各成员国的“文明分家”，苏联负担的国际义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各成员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联系基本上得以延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苏联解体而可能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会议通过的《独联体10年活动总结及今后任务》指出，实践表明，独联体是进行多边合作的最好形式，加强独联体框架内的伙伴关系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符合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只有放弃小国寡民式的发展道路，集中独联体12国之力才能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大潮中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与会各国首脑认为，独联体生活中的新阶段已经来到，其特点是“离婚过程”和“吵架”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到了重新实现一体化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指出，对我们来说，独联体无疑是最主要的组织。吉尔吉斯斯坦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深化独联体内的一体化进程。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不可能被阻断，因为“我们有着一起生活的丰富经验，有着相同的心理和共同的语言——俄语”。
独联体莫斯科首脑会议闭幕当天，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政论节目主持人评论说“12匹马朝12个方向拉车的尴尬可以告一段落了”。这种说法未免过于乐观。但可以认为，莫斯科首脑会议的成果，预示着独联体各国在联合体未来的存在价值上，在“独”与“联”的问题上基本消除了分歧。如果说此前一些国家加入独联体是出于“次优理论”的动机，即“不是在好和坏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的作选择”的话，那么经过十年的风风雨雨，扩大合作，联合图强已经成为独联体各国的共识。这种共识对于一个希望走一体化道路的区域集团来说宛若“凝聚核”，缺少它，任何区域集团都很难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此次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独联体10年活动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文件中规定了独联体2005年前发展纲领，即进一步巩固独联体这一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实体，建立成员国之间的长期经济联系，稳定独联体活动空间，完善履行独联体国家间协议的机制。
继2001年11月莫斯科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之后，改革独联体机构、提高其工作效率成为历次元首会晤的首要议题。2002年10月基希讷乌峰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决定进一步明确独联体多边合作的优先方向，集中力量“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善合作机制。会议责成独联体国家政府首脑理事会加强监督措施，推进有关协议的落实。
（二）次地区一体化呈现出超越独联体集体合作的发展势头
2001年5月31日，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组成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宣布正式成立。五国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在兼顾各国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欧亚共同体的优先任务是为其成员国在经贸、社会、人文以及法律领域的合作创造条件。声明指出，各国将继续遵守以前签署的有关建立关税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各项协议。声明表示，共同体将对所有愿意加入该组织的其他独联体国家开放，这些国家可作为全权成员国或者观察国参加。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立预示着原来的五国关税联盟已演变成一个合作内容更加广泛的名副其实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其合作深度将远远超出独联体成员国之间一般意义上的经贸合作，甚至要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水平。
与独联体现有机制相比，欧亚经济共同体在运作模式上有重大创新。例如，在独联体最重要的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内部，每个国家都拥有一票，理事会作出任何决议都必须根据一致通过的原则。这虽然体现了“绝对公平”的原则，但往往导致扯皮现象的发生。一些决议即便一致通过也不过是“痛苦的一致”，实施起来缺乏内在动力。而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执行机构——一体化委员会就重大问题进行表决时，则遵循2/3多数通过的原则。其中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各自拥有的投票权的比例为4∶2∶2∶1∶1。这种表决机制既考虑到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的差距，又兼顾了经济实力薄弱国家平等参与的机会。
虽然单纯就欧亚经济共同体内五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分析，这是一个典型的强弱分明的组合，而且通常在一体化组织当中，经济实力的不对称往往导致权力分配的不对称，并最终导致个别强势主体主宰弱势群体的局面，但是欧亚经济共同体依据经济实力来确定发言权和2/3多数通过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在共同体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坐大，没有其他国家的协作，作为龙头老大的俄罗斯也同样难有作为。
据统计，2001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年贸易额达到了289.8亿美元，比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前增加21.6亿美元。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促使独联体其他国家开始重视这一组织。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已经提出要以观察员身份加入该组织。目前，欧亚经济共同体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各成员国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立场，加强在“入世”问题上的相互合作。
就在欧亚共同体宣布正式成立的一周后，独联体内另一个国际组织也完成了“非转正”的过程。2001年6月7日，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五国总统在乌克兰的雅尔塔举行最高级会晤并签署了《雅尔塔宪章》。此举标志着此前由这五国组成的“古阿姆”非正式集团成为一个正式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根据《雅尔塔宪章》的规定，“古阿姆”集团的宗旨是促进集团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发展，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协调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解决同国际犯罪和贩毒活动有关的各种问题。该宪章规定，各国元首每年一次的最高级会议是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执行机构是每年召开两次的各国外长会议，由各国外长任命的代表组成的各国协调委员会是集团的工作机构。为消除俄罗斯的疑虑，东道国强调“古阿姆”不是针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主要是为解决经济问题而组成的联合体。
至此，独联体境内的12个国家除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外已经分属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乌克兰主导的“古阿姆”两大集团。
“在一个联合体内部，弱者的次一级联合都是对强者的自然逆反，这无论是在当代国际联合或者超国家联合中都是非常典型的现象。”（注：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古阿姆”在创立之初曾被视为是独联体内的反对派集团，具有强烈的亲西方色彩。虽然两大集团在独联体一体化的方式、范围、发展趋势以及里海油气资源运输方案等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双方在维护中亚地区局势、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解决阿富汗问题和加强地区合作等方面仍然有着许多共同点。普京总统多次指出，“古阿姆”集团的成立与独联体一体化的目标并不矛盾，“我们奔跑在同一条道路上”。针对西方媒体极力夸大欧亚经济共同体与“古阿姆”集团之间的矛盾，俄罗斯议会上院独联体事务委员会主席瓦季姆·古斯托夫专门撰文指出，在独联体地区次地区国际组织的发展，“这是不同程度、不同速度地实行一体化的结果。在成立这些组织的时候，没看到哪个不相干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是摆脱独联体10年艰难处境的最佳出路。独联体国家不能不考虑探索其他协作形式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与独联体伙伴密切合作的准备程度不同，这些年所表现出的经济利益不同。重要的是，要努力在次地区国家间组织中加强一体化趋势，这种趋势有利于使整个独联体联合起来，把独联体变成强大的一体化组织”（注：弗·古斯托夫：《俄罗斯的欧亚战略与独联体成员国》，［俄］《独立报》2001年11月20日。）。
（三）俄乌双边关系日渐成熟且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地区联合体走向一体化的漫长进程中，其机制内部通常存在着三种协作方式，即成员间的双边合作、次地区国家间合作和整体多边合作。虽然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数量之和——地区一体化的整合力并不等于次地区一体化和双边合作驱动力的简单总和，而且三种合作方式之间也不完全存在着功效上的递增性和时间上的承接性，但是三种合作方式中个体要素的有机融合与良性互动则是通向地区一体化的依赖路径。
独联体经过十年的磨砺，各成员国间纵横交错的双边合作如同一根根血管自觉不自觉地将整合地区较为紧密地联结起来。双边合作的意义进一步凸现。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谢·伊万诺夫指出，俄罗斯将采取更清醒和务实的方针实施独联体政策，即在不放弃独联体架构内一体化的前提下，“首先是要通过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双边关系来保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独联体众多边双边关系中，俄罗斯介入其中的合作无疑是最重要的。而在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双边关系中，俄乌关系虽然谈不上最密切，但理应属于最重要的一组关系。在独联体境内，俄罗斯与乌克兰可能是彼此依存度最高的两个国家。乌克兰作为原苏联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的独联体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俄罗斯而言，“没有乌克兰的独联体一体化再完美，也不过是一张残缺不全的图画”（注：2001年8月23日，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在俄罗斯独立电视台《面对面》专栏节目中的讲话。）。被布热津斯基认为是五大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的乌克兰（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如果滑入敌对阵营，就意味着独联体西部边境的门户洞开，俄罗斯也将失去稳定的周边和抗衡北约的战略基点。“没有乌克兰，以独联体或以欧亚主义为基础重建帝国都是不可行的。一个没有乌克兰的帝国最终只能是更亚洲化的离欧洲更遥远的俄国。”（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不仅如此，俄罗斯与西方80%以上的能源交易是通过乌克兰输送的。因此，发展同乌克兰的双边关系一直是俄罗斯独联体战略的重要内容。同样，乌克兰对俄罗斯也存在着高度的依附性：乌克兰的经济命脉基本控制在俄罗斯手中，特别是乌克兰90%的能源有赖于莫斯科。如果乌克兰每年不能从俄罗斯得到500～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1500万吨石油的话，整个乌克兰经济就将垮台。另外，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和东乌克兰等地区生活着1150万俄罗斯人，占乌克兰全国总人口的22%。在俄罗斯生活着600万乌克兰人，占俄罗斯全国人口的4%。这种移民情结也成为连接两国的纽带。
继2000年俄乌关系由阴转晴后，近两年来，两国合作又有重大进展。2001年，乌克兰已经成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了12%。
作为对俄罗斯同意将乌克兰偿还其天然气债务的时间延长8到10年的回报，2001年1月乌克兰政府正式宣布，允许俄罗斯公司收购乌实行私有化的资产。迄今为止，乌克兰著名的敖德萨炼油厂、基辅投资银行和梅克拉伊铝厂已分别被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阿尔法投资银行和俄罗斯铝业集团控股或收购。2001年2月，两国签署《电力合作备忘录》、《实行统一的工业政策备忘录》和《2001～2007年两国地区间和边境地区合作计划》等15项文件。在俄罗斯的说服下，乌克兰不但参加了新成立的独联体反恐中心的各项工作，乌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的高层官员还暗示，乌可能重新考虑反对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立场。考虑到乌宪法和主权宣言都不允许乌加入军事集团（注：列·库奇马：《我们愿意使乌克兰成为通向东欧的桥梁》，《全乌克兰报》1996年7月7日。），因此，乌的这一表态引起国内舆论的大哗就不足为奇了。同年3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会议代表聚会基辅，决定成立三国议会联合会，准备促进最终实现“三国联盟”（注：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集中反对俄罗斯提出的任何建立一个更为一体化的独联体或斯拉夫共同体或欧亚联盟的建议。）。2001年10月，发生了乌克兰军方导弹试验误中俄罗斯客机的悲剧，两国不仅妥善处理了该事件，还以此为契机开始探讨两国防空力量的统一管理问题。并未出现西方有关媒体极力渲染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将以此对乌克兰大敲竹杠”的局面。2002年10月，两国领导人利用基希讷乌独联体国家首脑理事会开会的机会，签署了有关在天然气领域战略合作的政府间协议，两国天然气公司签署了有关成立管理和开发乌克兰天然气管道系统的国际天然气财团的条约。乌克兰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欧洲市场最便捷的过境通道，由于在过境费以及天然气过境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两国龃龉不断，为此俄曾威胁要绕道乌克兰出口天然气。两国此次签署的协议为弥合分歧、消除矛盾创造了条件。在该次峰会上，普京总统出人意料地提议，从2003年起由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担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一职。独联体成立近11年来，该职务始终由俄罗斯总统担任。普京总统的“让贤”，表明俄罗斯已经越来越重视发挥乌克兰在独联体一体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平等、务实的基础上同乌克兰携手共建独联体一体化大厦已成为俄罗斯独联体战略的重要内容。
俄乌两国军工企业重新开始合作是两国友好关系中重要的变化之一。2001年2月，普京访问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综合军工企业南方机器制造联合生产公司。在苏联时代，该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制造厂。普京此次访问意在促成该企业与俄罗斯军工部门的全面合作。据悉，该企业所具有的某些核制造工艺构成了俄罗斯抗衡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技术。根据《关于加强航空航天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将联手打造国际军售市场，避免以往两国军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恶性竞争的局面；两国将继续共同研制“安—70”运输机，并组建一个产值达40亿英镑的联合航空企业，将两国的太空服务和宇航技术设备全力推向国际市场。2002年3月，当欧洲银行重建和发展计划(EBRD)决定推迟向乌克兰提供2.15亿美元的贷款后，俄乌两国很快达成协议，由俄帮乌完成赫梅利尼茨—2号和罗夫诺—4号核反应堆机组的建设。是年10月，乌决定向俄出口已在乌军队停止服役的PC-18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和各级助推器。
由于俄乌两国分别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古阿姆”两个次地区组织的主导国，因此两国间日渐紧密的合作无疑具有了另一层意义。首先，这种合作淡化了被西方大肆渲染的两大集团间的对立色彩；其次，分化了“古阿姆”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格鲁吉亚总统曾经抱怨乌克兰是“古阿姆”集团内部的黑洞）；另外，俄乌两国的亲密握手为两大集团间的直接合作及其成员间的双边合作发挥了示范作用。俄驻乌大使切尔诺梅尔金认为，俄乌关系的发展在“古阿姆”集团内部起到了“抓一带四”的作用。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古阿姆”集团成员国间关系的新发展与这种示范作用的不断“外溢”不无关联。
（四）独联体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取得重大突破
近年来，独联体各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在俄罗斯，车臣局势虽已基本平定，但小股非法武装依然四处流窜。车臣南部山区依然是俄罗斯恐怖主义的滥觞之地。2002年10月，发生在莫斯科的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就在佐证。在中亚地区，过去两年遭受沉重打击的极端伊斯兰运动的非法武装，开始以更残暴、更恐怖的手段进行报复和反扑。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交界的费尔干纳地区更是成为三股恶势力泛滥的重灾区。2001年3月13日，一伙渗透到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甚至袭击了在当地驻防的精锐的俄罗斯201摩步师。因此，联合打击独联体境内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联合打击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恐怖活动，已成为独联体各国安全合作的首要问题。面对北约新一轮的东扩，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契机，全面加强军事合作，密切彼此联系，也是俄罗斯应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的首选之策。
2000年6月，依照独联体莫斯科首脑会议通过的《独联体国家联合反对国际恐怖活动纲领》和《独联体反恐中心章程》成立的“国防部长俱乐部”和“独联体反恐中心”两个全新的多边军事合作机制，开始全面运作。作为目前独联体国家最重要的联合反恐活动的组织机制，“独联体反恐中心”不同于以往任何虚设的机构。它负责搜集和积累恐怖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情报，分析、评价国际恐怖主义在独联体成员国活动、发展和蔓延的趋势；组织反恐演习；利用独联体国家现有的反恐部队和其他机构展开工作。
由于独联体各国普遍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的严峻挑战，因此多数国家都对该机制采取了独联体成立十年来所仅见的积极合作态度。就连阿塞拜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三国也“有条件”地参加了该机制（注：阿塞拜疆方面认为，反恐中心的活动应该具有“信息分析和咨询的性质”，阿将“根据中心每一活动是否符合国内法律”为准则参加中心工作。而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方面均表示，只有当反恐中心文件得到国内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为便于掌握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动向，独联体反恐中心于2001年8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设立了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参与的特别工作组。“9·11”事件发生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反恐局势，独联体反恐中心制定了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极端主义的综合计划，并得到各成员国的积极支持。长期以来，在独联体各机构运转的预算分摊问题上各成员国经常是互不相让，视扯皮为家常便饭。虽然各成员国分摊预算开支的绝对值很小，但是拖欠会费的现象绝不亚于联合国。这也反映了某些成员国对待独联体机制的冷漠态度。然而，在独联体反恐中心的费用分摊上，各成员国却表现出难得的慷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几个国家主动承担了该中心2001年的主要预算开支。在该中心2002年的全年3000万卢布的预算开支中，俄罗斯负担50%，乌克兰分摊14%，其余各国负担3%～5%不等。由于大多数成员国的合作态度使得独联体反恐中心在独联体国家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军事演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为独联体各国联合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常设领导机关。
进入新世纪以来，独联体国家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呈现出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实兵演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演练科目的针对性不断增强。“南方盾牌”和“战斗联合体”两大军事演习已经成为独联体每年最重要的例行军演项目。2001年是独联体自成立以来成员国之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次数最多的一年——有关国家共进行了近20次的联合军演。其中仅上半年，独联体国家联合防空体系就进行了11次各种类型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以检阅防空部队的战斗力水平和军队的战备情况。以往独联体国家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多为首长司令部演习，大规模实兵演习屈指可数。2000年曾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的“独联体南方盾牌——2000”和“战斗联合体——2000”联合反恐演习，也不过是首长司令部带部分实兵的演习。而2001年独联体国家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实兵联合军事演习，在独联体反恐中心统一指挥下举行的“独联体南方盾牌——2001”反恐演习，是独联体成立以来参演国最多的联合实兵军事演习。除土库曼斯坦以外的所有独联体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演习。2001年8～11月，独联体联合防空体系架构下进行的“战斗联合体——2001”大演习也创下了独联体联合军事演习的新纪录：演习横跨地域最广——从东部地区俄罗斯的赤塔到西部地区白俄罗斯的涅曼河，从高加索地区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阿舒卢克到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的萨雷·沙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扎斯雷克；演习参演部队最多——独联体国家联合防空体系内共有约30个地对空导弹师和炮兵部队参加了不同阶段的演习；演习持续时间最长——从第一场演习拉开序幕到最后一场演习结束，共历时3个月；演习实战性最强——演习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首次模拟了独联体国家如何同时在三个战略方向应对三股完全不同的敌人的入侵（注：此次演习的背景设想是：北约从西部大规模入侵，国际恐怖主义从南部越界骚扰，车臣匪帮在高加索地区作乱；首次提出“一场半战争”的理论，即同时迎战在西部、南部和高加索3个战略方向爆发的军事冲突。）。
近年来，独联体国家间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意义，还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独联体内对军事一体化讳莫如深的五大“逍遥派”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对这些演习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意味着非《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在经过长时间的作壁上观之后，已开始以积极的态度重新审视独联体国家间的军事合作。联系到此前乌克兰经过冷眼旁观后参加了“独联体反恐中心”机制；已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的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了独联体防空联合战备值班；摩尔多瓦与俄罗斯妥善解决了驻扎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俄14集团军的地位问题；阿塞拜疆将俄罗斯租用其加巴拉雷达站的租期延长十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就联合打击越境的车臣匪帮达成协议……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对军事一体化持观望态度的边缘国家正在试探着重新融入到独联体的集体防务进程中来。
中亚联合快速反应部队的创建是迄今为止独联体国家军事合作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性成果。2001年5月25日，签署《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六国领导人一致决定，为有效保证独联体南部边界的稳定与安全，成立中亚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各国领导人将部队视为“一支强大而团结的力量，足以打击任何破坏中亚和平与稳定的企图”。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还明确表示，部队将用于“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战斗”（注：该部队分三战区执行其职能：东欧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高加索区（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中亚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亚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已于8月正式组建完毕，该部队以俄驻塔第201摩步师为核心，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四国各出一个营，共约3万人组成。平时该部队分别驻守在各自的国家，一旦发生危机将受联合指挥部统一调遣，快速抵达冲突地区执行协同作战任务，给受恐怖分子侵犯的国家以有力支援。
中亚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机制下的第一支战略联合军队集团，也是独联体境内的第一支多国常备联合武装（此前成立的俄白军团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两国之间的联合武装）。如果说独联体反恐中心的组建意味着独联体国家有了统一的联合反恐常设指挥机构，使各国在联合反恐问题上拥有了稳定的行政保障机制，那么多国联合快速反应部队的问世则预示着，作为常设反恐大本营的独联体反恐中心拥有了一支可以随时调用的集团打击力量（尽管关于这支联合力量的使用有种种条件限制）。这不仅仅是独联体国家反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它同时表明有关国家向着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规定的第二阶段的军事合作目标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文件对成员国军事领域的合作目标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它明确规定了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的各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组建和巩固各国的军队；第二阶段：建立战略联合军队集团，制定使用这支军队的计划；第三阶段：完成集体安全体系，必要时可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注：郑羽主编：《独联体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页。）。
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成立当日强调指出的，尽管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早在1992年就已签署，但落实条约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主要的一步，是从今天开始的。”言外之意是说，集体安全条约只是在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之日才有了名副其实的内容。普京认为，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不过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要在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一个地区性军事同盟。按普京的说法，这是建立中亚安全体系的重要步骤，准备用双边条约的形式逐渐完成这一目标。
2002年5月，《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决定进一步加大彼此间的军事合作力度，将集体安全条约升格为国际军事合作组织。10月在基希讷乌峰会上，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六国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和有关法律地位的文件。联系到北约的新一轮东扩，该组织的成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普京作为该组织的新任理事会主席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是保护成员国人民和平生活和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但在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条约必须用新的合作机制来应付新的挑战和威胁。他表示，该组织准备“同东方的和西方的其他类似组织合作”。
追溯历史，1999年春末夏初，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三国相继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这固然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打击，但同时却有利于对外政策价值取向和国家利益更为相近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等六国采取更密切的军事一体化措施，提高集体安全条约的工作效率。
独联体反恐中心、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建立是目前独联体国家间军事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三项最重要成果，标志着独联体国家间军事合作正在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变化。依照克劳福德的安全机制理论，围绕《集体安全条约》，独联体军事一体化正在形成“强有力的机制”——在一个混合多元的安全共同体下，各国彼此倚重，互相信任，共同遵守规则，机构运转高度制度化，面临外来威胁时多以集体安全机制应对（注：N.C.Crawford,"A security regime among democracies:cooperation among Iroquois n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8(3),1994.）。
它表明，在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时，独联体大多数国家已意识到，为维护自身安全的长远利益，必要的主权让渡是必不可少的。而对独联体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对安全合作的飞跃性认识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长期以来，独联体大多数成员国对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极其敏感，这种源于对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的恐惧而衍生的病态的不安全感，无疑是影响独联体一体化的进程的毒药。
二
如前所述，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正在出现可喜的转机。然而，这些积极因素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独联体一体化出现了根本性的“质”的飞跃。这不过是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中加速量变的过程，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今天，独联体整合进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仅仅标志着一体化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并不代表着独联体的整合进程出现历史性的质的飞跃。从宏观上分析，质变过程是新质的量大量增加的过程，当新质的量在较短的时间迅速地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时，新质就代替了旧质。综合分析，独联体一体化中“新质的量”（诸如次地区一体化的最新发展、军事合作上的重大突破）正处于不断增加的过程之中。独联体一体化若要达到量变的关节，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一）独联体内部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问题不时受到部分成员国的质疑
一个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领土面积方面都超过其他国家总和的“大块头”国家主导下的区域集团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问题总是要引起人们的质疑。分析家常常把独联体与欧盟做比较，但是在欧盟内部却不存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块头”国家。如果在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大块头”，那么欧盟的一体化之路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因为在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处于弱势的成员国通常存在着这样的传统心理定式：“如果力量对比过度悬殊，社会力量又缺乏平衡，那么即便有理智和道德的要求，也无法使正义得以实现”（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俄罗斯历史上的沙文主义传统在其他国家历史中留下的印记，使这些国家时常对独联体一体化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产生疑虑。这种挥之不去的疑虑不时地在侵蚀着独联体一体化的肌体。
事实上，针对独联体多数成员国的这种逻辑定位，俄罗斯也在适时变换着角色。如果说俄罗斯在90年代前半期谋划重新控制整个独联体地区，恢复在独联体国家的盟主地位，“寻求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莫斯科指导保护体制”（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55页。）的话，那么今天的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间并非只有支配与控制，而是一种合作与控制状态。俄罗斯不是依仗其绝对优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去命令弱小国家，而是通过寻求与合作国间的共同利益，并对自身的某些政策进行调整，以使其合作国能够接受。近一个时期以来，开始学会克制的俄罗斯已经较好地树立起“布衣大国”的形象，但是偶尔露出的峥嵘（例如空袭格鲁吉亚境内的车臣匪帮的营地）还是让其他国家心有余悸。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间如何进一步加强沟通与交流是增进彼此间信任感和安全感的关键。
（二）美国因素直接牵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
从战略系统结构上分析，自独联体成立以来，在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美国之间客观上一直存在着极为敏感的三角互动格局。几乎每一个独联体国家与美国关系的每一次拉动，都会造成该国同俄罗斯关系的相对变化。同样，俄罗斯与美国关系中亲疏度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外交战略的抉择。虽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关于“俄罗斯与美国度蜜月，独联体国家坐冷宫”（注：2001年10月30日，卢卡申科就“9·11”事件后俄罗斯与美国关系进一步发展问题，接受俄罗斯独立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的评论。）的说法未免夸大其词，却不无道理。很显然，在这个微妙的三角互动格局中，美国是处于主轴地位的主导方，处于两翼地位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都把对现实利益的迫切需求指向了美国——俄罗斯在经济发展上渴望着美国的有效支持，而独联体国家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上都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
近年来，独联体国家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虽然在加重，但毕竟仍远在美国之后。而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戒心依然存在，甚至在增长；同时，美国在独联体国家外交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种排序的“分裂性”，使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同联合体内的“反对派国家”（注：独联体内的反对派国家通常指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等五国。）间的关系经常陷入不稳定状态。
（三）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已成为独联体发展的现实障碍
任何区域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之间高效的合作总是要建立在高效制度结构的基础上。在一体化机制下，制度理应是“凝固了的决定”，或者是“物化为规则的历史”（注：马茨与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它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必须建立在限定成员国的角色和功能，约束成员国的行为上。从制度的层面上看，任何高效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统一行动能力都取决于对其成员国恣意行为的约束程度。独联体机制整体上缺乏国际制度功效，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徒有组织形式却无有效保障制度的机制。缺乏约束和监督的直接后果就是落实协议比签署协议要困难得多。
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在独联体架构下通过的协议近3000个，但是真正落实的寥寥无几。依照国际惯例，一般在柔性机制下签署协议——签约方通过平等协商和彼此让步最终达成一致；在刚性机制下执行协议——签约方必须履行已经签订的协议。然而，在当今独联体政治中却恰恰相反，各成员国可以整齐划一地签署协议，但在执行协议时却讨价还价，恣意妄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状况：独联体国家一方面在不停地出台新协议，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废除原有的未能执行的旧协议。签署协议→搁置协议→废除协议→再签署→再搁置→再废除……目前独联体一体化进程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从以前的既缺乏明确目标又缺乏行动能力的“不知不觉的半混沌”状态转入到必须有明确目标和实施办法的“制度牵引”阶段。
（四）独联体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尚处于较低的水平
就一般意义而言，区域集团的形成更多地体现为各国基于自身发展利益的内在需求而实现的国家间的广泛联合，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不仅更加紧密，而且将导致更高一级权力实体的产生（注：余起芬主编：《国际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然而，由于目前独联体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可持续的稳定的共同利益需求，使得独联体内聚的力量处于较低水平。
对照欧盟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主要地并不是以各成员间现实的各方面的综合利益为基础的自觉过程，而更多的是对于来自独联体外部的压力与挑战的一种“后发反应”。欧盟一体化之所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原有成员国都愿意留在其中，还有不少国家要求加入进来），就在于它体现了成员国的根本利益，能更好地实现成员国的根本利益，或者说能实现成员国不能单独实现的利益。反观独联体一体化机制，颇有几分“消防救火”的模式，运作起来很难游刃有余。
（五）独联体政治一体化已严重滞后
“政治一体化是政治行为者或政治单位（诸如个人、集团、城市、地区、国家）的政治行为的结合。在政治中，一体化是一种关系，其中政治行为者、单位或组成部分的行为是受到制约的，即不同于它们没有结合在一起时的情况。”（注：［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8页。）学者们在研究区域一体化时，一般认为政治一体化就是区域一体化组织成员国在经济和军事一体化的基础上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拓展合作，加强协调，力求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其主要标志是建立共同的协调决策机构，如一些超国家机构并向其移交部分国家主权等，最终目标是各国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常见的联盟形式有共同体、邦联和联邦。
在独联体国家整合的进程中，多数成员国把大部分资源集中用于促进贸易的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现实保障（确切地说主要是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的挑战）上，尚未把紧密的政治合作视为一体化的重点。这使得作为东欧地区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独联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独立作用不强，国际功效不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很难保持一个声音。然而，就本质而言，国际组织首先是一种权力工具，为实现其自身和成员国的国际战略服务。任何区域集团的国际功效的低下必然助长该集团内部离心倾向的发展。由于独联体缺乏国际影响力，使得部分独联体国家对一体化缺乏足够兴趣，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独联体作为国际组织的独立作用和国际功效。因此，尽管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一体化领域进展较快，但是政治一体化的步伐始终缓慢。这说明独联体一体化由经济和安全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的“外溢”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漫长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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