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6-0011-07
在西方思想史上，科学精神与理性精神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推动着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然而，在近代中国，科学与哲学却并不像在近代西方那样同步发展，而呈现出不同步性。这种不同步性的主要表现之一，便是近代中国的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由此而导致科学精神在近代中国也甚为匮乏。在如此的思想背景下来考察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对于总结与反思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考察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可以从批判、倡导与反思三个层面来展开。
一 梁启超对中国缺乏科学与科学精神的认识与批判
早年的梁启超与他的“中体西用”前辈一样，尽管承认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事实，但却并未表现出批判的态度。1902年，梁启超写了《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实际上是一篇自然科学简史。在该文的前记中，他明确指出：“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在该文的导言中，他又解释说：“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两者相较，其繁颐虽相等，而形而上学之高尚，更过于形而下学。”[1]（文集之十一，3-4页）
承认中国缺乏自然科学，而哲学、政治学等并不弱于西方，并认定哲学、政治学等形而上的学问比形而下的格致学，亦即自然科学“高尚”。显而易见，梁启超在这里的观点，还没有跳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等传统思想的窠臼。
不过，在同一年所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却可以见出梁启超不同于前人和流俗的独特见解了。
该文设专节比较中国先秦学术与古希腊学术。在谈到中国先秦学术的缺点时，他概括了六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缺乏论理(Logic)思想，也就是逻辑思想。第二方面便是缺乏物理实学，也就是说，与《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样，承认中国历来缺乏自然科学。不过，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却值得重视。
他说：“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近而当代，有明征矣。”在他看来，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虽然与中国的诸子百家一样，致力于“人道治理”的学问，不大重视自然科学，但是，额拉吉来图、德谟颉利图等人却堪称“数千年格致先声”，奠定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基础。“故希腊学界，于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调和均平”。而中国的《大学》里虽然也谈到“格物”，但却“有录无书”。诸子百家中惟有墨子对这方面“剖析颇精”，但“当时传者既微，秦汉以后，益复中绝。惟有阴阳五行之僻论，跋扈于学界，语及物性，则缘附以为辞，怪诞支离，不可穷诘。驯至堪舆日者诸左道，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1]（文集之七，34页）
这段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缺乏自然科学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中国人的危害。尤其是对“阴阳五行之僻论”、“堪舆日者诸左道”“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的针砭，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而且，在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第二，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梁启超已不再像他的“中体西用”前辈和流俗见解那样，认为哲学、政治学等形而上的学问与形而下的自然科学不相关联，甚至更加“高尚”优越，而是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近而当代，有明征矣。”而且，看到了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给整个学术思想带来的严重危害：“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其批判的态度十分鲜明。这样，就使他在“中体西用”的思想背景中脱颖而出，成为先知先觉者。而这一点，对于形成他自身的科学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与前文同属《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续写于1904年的“近世之学术”部分，梁启超便对“科学的精神”作出了正面阐述：“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佐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续，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1]（文集之七，87页）这一段阐述值得特别重视。
首先，它已不局限于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认识，而是由“学科”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这种上升的突破性意义在于：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涵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由此，便从根本上打通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亦即当时所谓“道”与“器”、“体”与“用”、“本”与“末”，乃至“中学”与“西学”之间难以逾越的界限，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其次，把他在这里所概括的科学精神与前文谈到先秦学术时所概括的六个方面缺点（除了缺乏逻辑思想和物理实学外，依次是无抗论别择之风、门户主奴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数之界太严）相比，正好可以说明先秦学术整体缺乏科学精神，而不仅仅是缺乏自然科学的门类（物理实学）。这里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对先秦学术本身的批判，而是在于，这种越界的批判，打掉了“中体西用”论者和流俗见解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妄自尊大的盲目优越感，进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就不仅是要引进形而下（器）层面的自然科学，而是更要引进形而上（道）层面的哲学、政治、文艺等社会科学了。而这一点，正是以梁启超为健将的维新派与他们的前辈洋务派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1904年以后，梁启超又反复对中国传统学术缺乏科学精神的状况加以批判。在1916年所写的《国民浅训·不健全之爱国沦》中，他针对一些人妄自尊大的国粹思想，尖锐地指出：“我国学者，凭瞑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系之说；否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故我之学皆虚，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百年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1]（专集之三十二，19页）这段褒贬分明的话，虽然没有标明以科学精神为比较衡量尺度，但是，显而易见，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的比较，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1922年，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著名讲演中，梁启超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在这一点里，他剖析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旧观念对科学的轻视，指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误区。“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在这一点里，他指出，不少人，包括一些相对尊重科学的人，都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的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这里实际上是说，他们只知道科学学科，而不知道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的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1]（文集之三十九，2-3页）。在这里，梁启超已经明确提出了社会科学也同样是科学，也同样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来进行研究的问题，对于科学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
以上两点，实际上是剖析了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科学精神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指出了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科学精神而存在的五大病症：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并总结说：“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1]（文集之三十九，8页）
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梁启超对于科学精神的态度。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是，这是在他欧洲之行，反思“科学万能之梦”之后所说。因此，对于认识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与科学观尤其具有说服力。
二 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大力倡导
（一）乾嘉学派与梁启超科学精神的渊源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道：“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1]（专集之三十四，61页）所谓“戴、段、王之学”，指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中的“皖派”（与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相对应）。由于学海堂的创办者、两广总督阮元是乾嘉学派的学者，所以，学海堂的办学宗旨和学风都具有浓厚的乾嘉学派精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而梁启超对这种训诂词章之学“大好之”，“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1]（文集之十一，16页）。
由此可见，梁启超早年深受乾嘉学派的学术训练与学风熏陶。而乾嘉学派以考证为主的学术手段和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在梁启超看来，正是科学精神在中国学术界难能可贵的体现。《清代学术概论》列专节论述戴震及其科学精神，指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弊’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并借用钱大昕和余廷灿对戴震的评价，标举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无稽者不信”的学风：“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1]（专集之三十四，25-26页）
所谓“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的研究精神，根据梁启超在其他地方的论述，也就是指培根、笛卡儿等人所开创的与理性精神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精神。在1902年所写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曾言简意赅地概括道：“倍（培）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验诸实物而有征者，吾弗屑从也；笛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反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1]（文集之十三，11页）显而易见，梁启超对戴震治学精神的概括，与他对培根、笛卡儿理性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概括是完全一致的。
不仅戴震如此，“戴门后学”段、王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详细研究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将其归纳为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等六个步骤。并总体概括道：“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1]（专集之三十四，33-34页）
在对戴、段、二王等人仔细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把乾嘉学派视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全盛期的代表。尤其是以戴、段、二王为代表的“皖派”，梁启超认为，其治学“空诸依傍”，并不盲从汉儒，所以，不应该被称为“汉学”，而就是正宗的“清学”，其基本治学精神就是求真求是的科学精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论述戴震的治学方法时，梁启超曾对戴震所谓治学的“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这实际上就是“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寖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1]（专集之三十四，27页）
这一段论述，令人想到胡适论科学方法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意思的是，胡适这句名言最初是在1919年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里提出的，也是基于对乾嘉学派治学方法“暗合科学的方法”的认识，是杜威实验主义方法论与乾嘉学派考证术相结合的产物。后来，胡适在自传中不无得意地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2]（109页）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确早于《清代学术概论》发表，所以，如果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句话是胡适第一个说，那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果要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那就大错而特错，大有“贪天之功为己有’的味道了。因为，早在1904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代之学术”部分，梁启超就已经明确指出：“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必推倍（培）根，以其创归纳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证之学，其价值固自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又概括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并且，如本文前节所引述，对科学的精神作了四个方面的阐述和界定，继而总结道：“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1]（文集之七，86-87页）由此可见，梁启超把现代科学法则与中国的考据学、考证学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是远远早于胡适及其同辈人的。铁证如山，不容抹煞。
当然，使梁启超感到遗憾的是：“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科学界，则时代为之也。”[1]（专集之三十四，28页）正因为有这样的时代局限，所以，导致清代学术研究虽然“饶有科学精神”，但自然科学却并不发达。
尽管如此，却并不影响我们得出结论说：梁启超早年在广州学海堂所受的乾嘉学派考证训练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熏陶，的确在他的思想深处埋下了科学精神的种子，是他科学精神的渊源之一。
（二）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大力倡导
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倡导，是从早年就开始了的。
在1894年所写的《读书分月课程》中，梁启超把《格致须知》列入了必读的西学书之中。在1896年撰写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中，他以纪晓岚、阮元这两位著名学者、饱学之士却用阴阳五行等神秘学说胡乱解释自然现象为例，指出：“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若两公，固近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纪晓岚和阮元虽然是“近之通人”、饱学之士，但他们饱学的是“考据词章帖括家言”，而并不懂得“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所以，在“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等科学知识面前，连西方的学童都不如。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因此，他态度鲜明地强调：“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文集之一，123页）并在同一年先后撰写了《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西学书目表后序》、《读西学书法》等文，广泛介绍西学书籍，倡导学习西方科学知识。
在1897年撰写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和《万木草堂小学学记》这两篇教学大纲中，梁启超同样把“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列为读书与穷理的重要内容。到了1902年，他不仅撰写了《格致学沿革考略》这样的专文，系统介绍西方从上古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史，而且还撰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希腊古代学术》等长文，把科学与科学精神纳入中西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在批判中国传统学术缺乏科学精神的同时，大力倡导西方学术传统中的科学精神。
在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梁启超更是满腔热忱地歌颂了哥白尼等学术“十贤”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而在他列举的“十贤”之中，哥白尼、培根、笛卡儿、富兰克林、瓦特、达尔文等人都是在科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此外，他还高度赞颂了物理学家牛顿、居里克(Guericke)、玻意耳(Boyle)，博物学家林奈(Linnaeus)，化学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等人对人类的杰出贡献。毫无疑问，对这些科学家的颂扬，实质上是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颂扬。
正是在对科学与科学精神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梁启超不仅在1904年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部分时，首次给“科学精神”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与界定，而且，在这之后，还多次对科学与科学精神加以论述。例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除了前述对戴震、二王父子治学中科学精神的论述外，他还总体概括道：“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1]（专集之三十四，45页）
这一段论述，与前述几段不同之处在于，特别突出了“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在20世纪乃至当今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文论、文化研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乃至于形成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化学等学科。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把比较研究视为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中的重要一环，其方法意识之明确，论述时间之早，在学术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1922年的《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讲演中，梁启超更是从正面对科学与科学精神下了简明扼要的定义：“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并从求真智识、求有系统的真智识、可以教人的智识三个层面作了详细阐述[1]（文集之三十九，3-7页）。正是由此出发，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总体说来缺乏科学精神，存在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的病症进行了针砭。
从上可见，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倡导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认识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刻。在今天，当人们说到科学精神，说到“赛先生”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它与五四连在一起。但我们在这里却可以看得很清楚，早在五四之前，梁启超就已经在大力倡导“赛先生”了，堪称中国近现代追求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先驱者之一。只不过，这种倡导与追求，在当时没有蔚然成风，形成时代潮流罢了。
令人吃惊的倒在于，当五四时代倡导与追求“赛先生”真正蔚然成风，形成时代潮流时，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却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对“科学万能之梦”进行了反思与质疑，给当时正高举科学大旗，热衷于追求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们迎头泼了一盆冷水，惹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由此把他视为反科学的领军人物，并认为，他对科学的这种态度，这种不合时宜地逆历史潮流而动，正是他在五四以后日趋保守与落伍的明证。
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要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与科学观，就不得不探讨他对“科学万能之梦”的反思与质疑。
三 梁启超对“科学万能之梦”的反思与质疑
“科学万能之梦”是《欧游心影录》上篇第七节的标题，仅从这个标题，就已经可以见出梁启超对“科学万能”的态度。在这一节，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1]（专集之二十三，10页）过信“科学万能”，竟然成了欧洲人失去安心立命所在的最大原因！为什么呢？
梁启超分析道：“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尽管外部生活受到科学发达与工业革命的冲击，但人们的内心生活，原本可以靠宗教和哲学来支撑。殊不知，“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因为，根据生物进化的科学原理，“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哪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间一切现象，不过物质和它的运动，哪里有什么灵魂？更哪里有什么天国？”[1]（专集之二十三，10-11页）
宗教如此，哲学也同样名存实亡。“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因为，“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对待，就根本不成立。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哲学家投降到科学家旗下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批“唯物派的哲学家”，他们“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
可见，科学代替宗教和哲学的结果，又带来了道德的沦丧。梁启超因此而警示道：“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1]（专集之二十三，11页）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思想的危机必然带来社会的危机：“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起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1]（专集之二十三，11-12页）
也就是说，科学自以为万能，把宗教、哲学、道德都取代了，自己却又无能为力。这样一来，各种莫名其妙的思想便乘虚而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梁启超由此推论：“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
通过上述分析，梁启超认为，“科学万能”的根本迷误在于它导致了“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地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它燃料”。他质问道：“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
最后，梁启超对“科学万能之梦”作出了历史总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1]（专集之二十三，12页）
这段文字，如果不标明作者，不仅使人难以想象是出自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笔下，恐怕还会被误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者对“科学万能”启蒙信条的批判。实事求是地说，梁启超对“科学万能”的反思与质疑，的确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西方人自启蒙运动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乐观主义理想。对灾难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并非近代文明的异物，而就是近代文明的直接产物。由此而导致对启蒙思想家所标榜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进化史观等启蒙现代性核心精神的反思，形成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激烈冲突的思想与文化状况。而梁启超正好在此时亲历欧洲，广泛接触了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人士（例如著名哲学家柏格森，以及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等），与他们进行频繁的思想交流，亲身感受到了他们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思想文化氛围，而以梁启超的敏感与睿智，受其深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不仅梁启超对“科学万能之梦”的反思与质疑具有现代主义的味道，就是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描述，也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等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和批判哲学家们的著述（两者之间，无论是基本内容还是精神实质，都令人感到十分同调。遗憾的是，囿于本文的论述范围与篇幅，这里不能进一步展开）。因此，梁启超对“科学万能”的反思与质疑，虽然在当时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大旗的时宜，但是，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得更远、更为宽广的时候，当我们从两种现代性冲突的角度来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罕见的对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进行现代性反思的学者之一，这不仅不是他保守与落伍的明证，反倒是他思想超前的体现。
更何况，梁启超反思“科学万能之梦”，并非反对科学与科学精神本身。这一点，他自己说得非常清楚。在对“科学万能之梦”进行反思后，他特地加了一段文字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1]（专集之二十三，12页）在展望欧洲文明的未来时，他也说道：“科学万能说，当然不能像从前一样的猖獗，但科学依然在它自己范围内继续进步。”如果不把科学发明用于战争，而是“好好地拿来应用，物质文明，一定更加若干倍发达”[1]（专集之二十三，20页）。不仅如此，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1922年8月，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著名讲演中，仍然大力倡导科学与科学精神。1923年，当张君劢和丁文江这两位跟随梁启超欧游的学者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著名论战时，梁启超又发表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进一步表明自己对于科学的态度：“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具体而言，则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地超科学。”[1]（文集之四十，23、26页）
因此，诚如华裔美籍学者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书中比较梁启超与五四一代人时所指出：五四一代人具有“科学崇拜”，“对他们来说，科学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万能钥匙”，而“梁的文章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科学崇拜。虽然西方的世俗知识占有突出的位置，但科学还没有作为一件法宝，作为振兴中国的万能钥匙出现”[3]（214页）。也就是说，梁启超虽然倡导与追求科学与科学精神，但却没有达到科学崇拜的程度，也并没有提出科学救国的设想。简而言之，则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瑟夫·阿·勒文森所说，梁启超“承认科学的价值而又关心定出它的活动范围”[4]（286页）。
在我看来，没有科学崇拜也罢，为科学定出活动范围也罢，都不能说明梁启超反科学，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正说明了梁启超对科学的科学态度。
收稿日期：20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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