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与历史价值
周 之 新
提 要：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粟裕、刘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积极配合中共中央的战略转移，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和进行武装斗争，创建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尽管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一度丢失，但纵观其整个发展历程，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例如，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革命“低潮”时的一个局部“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培养造就了以粟裕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民军队指战员，留给了我们担当、奋斗、亲民、忠诚等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浙西南 挺进师 革命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大部分革命根据地丧失。在此危急关头，为策应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粟裕、刘英等人的领导下逐步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形成了革命“低潮”阶段的一个局部“高潮”。
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
从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浙江，转战浙西南地区开始，至1937年9月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奔赴抗日战场。在革命陷入“低潮”的阶段，浙西南地区的武装斗争持续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依托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逐步创立并取得较大发展。纵观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创建阶段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离不开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从闽北挺进浙江，通过广泛发动群众，逐步开辟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产生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密不可分。1934年7月至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策应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转战闽浙赣皖地区。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前身即红七军团。红七军团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计6000余人（含突击补充的2000多名新战士）。① 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页。 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前，为“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共中央决定红七军团北上进入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为减少北上阻力，1934年8月1日，红七军团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此后，红七军团一路转战闽浙赣皖地区，极大地促进了上述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红七军团与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十军团。但此后在皖南谭家桥和江西怀玉山战斗中红十军团遭国民党重兵包围，大部牺牲或负伤，只有800余人突围出来。
1935年1月底，突围部队接到苏区中央分局③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主力长征后，中共中央指示在原中央苏区成立中央苏区分局，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工作，由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的指示，以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④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在这一指示下，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开始向浙西南进军，着手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1935年4月，在庆元县斋郎地区，挺进师利用有利地形，和闽浙两省保安团及地主武装3000余人展开激战，毙、俘敌500余人，赢得了挺进浙西南的关键一仗，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地区的通道。
此后，围绕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新的根据地，挺进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为了争取群众支持，挺进师积极争取以松阳县人陈凤生、卢子敬为代表的“青帮”群众的支持，每到一地，即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的口号。在此基础上，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
根据陪护在患者身边时发生跌倒坠床时的状态描述可以看出，搬运患者、陪护在身边睡觉、患者床边大小便后陪护未安置好患者等情况为主（见表3）。
（二）发展阶段
从1935年5月至1935年9月，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在这一过程中，为进一步扩大挺进师的影响，建立更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挺进师围绕组织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然而，挺进师突围部队在粟裕、刘英的带领下，在寿宁县和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胜利会师，随后组建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继续对敌斗争并着手开辟了浙东、浙南等新的根据地。挺进师在浙西南、浙东、浙南、闽浙边境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浙西南地区的革命火种直接加速了浙、闽两省革命的燎原之势。
第一，形成了革命“低潮”时的一个局部“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1931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这一过程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大部分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的“围剿”下丢失。例如，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1932年10月，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1934年10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离开赣南、闽西地区开始“长征”；1935年5月，闽赣苏区失守，等等。在这一革命的“低潮”中，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却能够逐渐开辟并发展壮大，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军队建设上，挺进师积极开展了缴枪扩红及武器生产工作。小吉会议后，挺进师将通讯人员为基础的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纵队；以松（阳）龙（泉）遂（昌）地方武装组建了挺进师独立第十五支队，后扩编为第五纵队。这样，加上挺进师原有的三个纵队，1935年7月挺进师下辖5个纵队。1935年8月1日，挺进师开展了“八一大示威”行动。在该行动中，挺进师共袭击了19个大小城镇,缴获长短枪200余支,扩充红军400余人,破坏了龙泉、松阳、龙游、云和、汤溪等县的一些公路及电话线,张贴和散发了标语、传单数万份,筹款数万银元。② 人民军队在浙江丛书编委会：《红军在浙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此外，为了应付频繁的军事斗争，挺进师还针对武器生产及后勤保障做了较多工作。例如，挺进师在松阳县丁坑吴山源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和军分区硝磺厂,专门炼制硝磺(土火药),自制土枪、土炮、弹药和梭标、大刀；在大茶子树坪、枫坪老鼠梯分别设立军械贮藏点；在安岱后村仰天湖设立伤病员医疗所；师供给部在遂昌县王村口镇后塘村建立后方基地,设立红军军需物资供应站、枪械修理所和伤病员医疗所；在浦城毛洋下长坑建立缝纫厂,专为红军官兵制作冬衣。③ 诸葛蓉：《南方游击区应增加“浙西南”》，《军事历史》，2011年第1期。 通过上述活动，挺进师在军队建设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据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3.75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10.5%，相比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提升了1.6%，这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正处于加速阶段，且空巢老人所占人口比重持续攀升[1]。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空巢老人易产生孤独、焦虑或抑郁等心理症状，甚至出现极端行为倾向[2]。因此，研究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在政权建设上，挺进师积极进行群众宣传，通过每人每日写十条标语、找十个民众谈话，并以班排为单位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军民联欢会；实际的救济灾民、难民、饥民和贫民；集体慰问白军家属及优待红军家属等；化妆演讲挨户宣传，利用当地耆老和有威望的人士深入民间工作，为了争取乡保甲长及绅耆的支持，将以往的没收政策转向征发政策④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参见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编：《浙南武装斗争二十年（1929—1949）》，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等举措，逐渐赢得了浙西南群众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浙西南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纷纷成立。
赵仙童恨声说，去你妈的小生，小五十的人了，还装嫩，你去菜场拿两个酱鸭翅、鸭脖子，我再整两菜，老娘今晚陪你喝两杯红酒，有事要跟你商量。
由于社区大学属于成人教育体系，不像普通高等院校对师资的专业学历都有所限制。当前，许多社区大学招募教师不限学历及工作经验，因此新进教师背景多元，并非每位教师都了解社区大学的背景及学员需求。社区大学教师首先要充分认识社区大学及学员的需求，因此，新进教师需要参加新教师研修活动。研修活动可以通过专家讲授或者开设教师工作坊等形式开展。社区大学要为新进教师提供教学指导与社区介绍等方面的培训，帮助新进教师了解教师的权利与义务，帮助其了解社区大学的文化，尽快适应社区大学教师的角色［2］。
（三）遇挫阶段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让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作为蒋介石心中的“剿共”模范省，在浙江出现规模较大的红色政权，是蒋介石无法容忍的。为此，1935年8月前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该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明确提出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裕）、刘（英）”，围歼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武装，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⑥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此后，在罗卓英指挥下，四省的国民党军和民团武装发起了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清剿”。
罗卓英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25年正式投身军界，后参加东征及北伐，累功至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国民党第十八军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陈诚所属的第11师编练而成，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因此，在“清剿”初期，浙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就面临极大的压力。由于挺进师人数较少，粟裕、刘英决定在对敌斗争时实行游击战的战术，“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① 粟裕：《粟裕回忆录》（第二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25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挺进师大部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到达闽浙边境。这样敌人企图全歼挺进师的设想就被打破了。但由于国民党下定决心要消灭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粟裕企图调动大量敌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至1935年10月底，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丧失，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均遭到破坏，留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黄富武、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领导人相继牺牲，大量革命群众遭到屠杀。第二，第五纵队大部分指战员牺牲、被俘或失散，剩余部队在洪家云的指挥下，处境艰难地转战在龙泉、遂昌、江山等地。此后，洪家云也在敌人“围剿”中牺牲。
1935年6月，挺进师在松阳县小吉村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建立浙西南第一个全区性党组织——中共浙西南特委，由宗孟平担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杨干凡任副书记，以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同时，建立浙西南军分区，粟裕任浙西南军分区司令员，刘英兼政委，以加强挺进师的军事建设。小吉会议后，在粟裕、刘英等人的领导下，依托挺进师的武装斗争，浙西南革命根据的各项建设工作迅速展开。
（四）恢复阶段
不同于其他省份的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展开的。作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蒋介石对浙江的管控格外严格，至1929年8月，国民党在浙江的县党部即达到56个，占当时浙江75个县的近四分之三。此外，从1928年10月开始，国民党开始在浙江的县党部之下，设立区党部和区分部，仅在党务指导委员会时期就成立了区党部245个，区分部976个，县直属区分部105个，直属于省的独立区党部14个，独立区分部10个。①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国民党浙江省党部1930年编印，第13、28页。参见袁成毅：《浙江通史第12卷民国卷》（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受此影响，浙江省的国民党党员人数也比较多。至1930年春，全省共有国民党党员11521人。②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国民党浙江省党部1930年编印，第13、28页。参见袁成毅：《浙江通史第12卷民国卷》（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由此可见，在浙江，国民党的执政基础是比较雄厚的。此外，国民党的众多高层领导出自浙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国民党对浙江民众的影响。而且不同于语言单一的省份，浙江省是全国方言繁多复杂的省区之一，境内分布着吴语、闽语、徽语、客家话、官话、畲话等汉语方言。③ 傅国通、殷作炎：《普通话导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在此情况下，由于挺进师指战员大多不是本地人，想短期之内学会浙江民众使用的方言是几无可能的。所以说，在浙江开辟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难度是非常大的。
通过上述活动，至1935年9月，在浙西南地区形成了地跨江山、浦城、松阳、龙泉、遂昌五县，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境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⑤ 原丽水市下辖县，1958年被撤销，所属地域分别划归莲都、松阳、武义三县（区）。 ，纵横百余公里的游击根据地。
1936年6月，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第十八军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投入到对抗两广军阀的斗争中，浙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围剿”压力得以减弱。此后，闽浙边临时省委着手进行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指示下，粟裕率部返回浙西南，转战于龙泉、遂昌、浦城、江山等地，拔除了国民党军留在当地的一些据点。在此期间，粟裕所部也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调整了斗争的策略和政策。
在此基础上，龙泉、遂昌、青田、缙云、丽水、云和、景宁等地的革命活动得以恢复，区、乡、村等苏维埃政权得以重新建立。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北方地区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停战，但在南方各省却加大了“清剿”力度，妄图把南方地区的共产党部队“肃清”。在这一过程中，浙西南地区又成了“清剿”的重点区域。但是，在粟裕、刘英的指挥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红旗始终没有倒下，在党的领导下，浙西南地区军民经受住了国民党的残酷“清剿”，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浙西南地区的红军部队奔赴抗日战场。
考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从红七军团策应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点燃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熊熊烈火，到其余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扎根浙西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逐步发展并稳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存续的整个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干在实处，勇于拼搏的特质。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也遭受过重大挫折，根据地一度丧失，但在这种担当、实干、拼搏的精神引领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旋即恢复并一直坚持到全面抗战爆发。在这一过程中，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非常动态的，但其发展的主线始终是积极向上的。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价值
尽管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因其许多方面的独特性，还是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留给了我们诸多历史启示。
在组织建设上，至1935年8月，龙泉、浦城边区建立了中共龙（泉）浦（城）县委，下辖小北区委、大北区委，松阳县建立了竹溪区委、玉岩区委，遂昌县建立了王村口区委，在遂（昌）汤（溪）边境建立了遂（昌）汤（溪）区委，各区委下属共建立了50多个支部，拥有党员500余人。① “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简报，2019年第4期。 在此过程中，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群众领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跳出敌人包围圈后，粟裕、刘英等人即在思考恢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1936年2月，突围部队组成浙西南独立师并在粟裕的指挥下四处游击作战。在此期间，挺进师曾返回浙西南地区寻找留在当地斗争的第二、第五纵队。1936年4月，粟裕所部在转战龙（泉）浦（城）边境时，找到了第二、第五纵队余部，并将其带至闽浙边临时省委驻地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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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粟裕、刘英的领导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于革命“低潮”中逐步形成，并且在浙西南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与敌人展开的激烈斗争，日益发展壮大，形成了局部的“高潮”。这一局部“高潮”，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成功地策应了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显著地减轻了其他游击根据地的压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培养造就了以粟裕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民军队指战员。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粟裕的军事生涯格外耀眼，斗争经验格外丰富。在其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浙西南地区的武装斗争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正是在浙西南地区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培养了粟裕的军事才能，使得他对战争和战略战术等有了新的认识。
在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中要做到有效利用课本插图进行教学。首先，作为教师要树立用图意识，积极运用课本插图，辅助课堂教学；其次，教师要注重对学生的读图指导，让学生掌握必要的读图技能和读图规律；最后，师生间加强教与学的交流，提高有效利用课本插图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挺进浙西南的关键一仗斋郎战斗中，粟裕、刘英指挥挺进师以500兵力击溃国民党保安团及地方武装3000余人，创造了毙敌300人，俘敌200人的战绩，初步展现了其高超的作战指挥能力。此后，在创建及巩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粟裕对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等进行了新的探索。例如，在敌人“清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时，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因为这一时期，挺进师人数较少，难以一次消灭大量敌人，对待敌人只能采取流动作战的进攻态势。在恢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实行“突击队”与“牵制队”结合的斗争方法，即以“突击队”做群众工作，掩护主力部队的战斗，以“牵制队”为作战主力，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此外，在转战浙南、浙西南地区的过程中，粟裕还创造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如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方式，飘忽不定，神出鬼没，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压力。① 郑广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 在部队宿营时，选择小村庄，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屋，实行宿营时东西南北中的“五班制”，即把主力放在中间，四边进行警戒。攻击敌人时，实行“截尾巴”，即攻打敌人掉队的小股部队。但一旦碰到有利的作战条件，就展开积极进攻，不放过战机。
正是通过上述方法，挺进师得以在频繁的对敌作战中生存下来，逐步发展并重建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很大提升，这也为他日后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战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浙西南的战斗生涯也是粟裕大将难以忘怀的记忆，粟裕大将去世后，其一部分骨灰就安放在丽水大地，陪伴着其长眠于此的战友。
第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纵观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整个成长过程，可以发现，挺进师指战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这些精神财富正是当前我们践行“丽水之干”，实现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危急关头的担当精神。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展开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行动在策应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的同时，也面临着孤军深入的危险。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广大指战员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主动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和重托，选择了迎难而上。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其遭受了重大损失，例如，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一路转战的过程中，从出发时的6000余人锐减到和方志敏部会合时的2000余人；谭家桥和怀玉山战斗后，红十军团只有800余人突围出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转战时，第二、第五纵队损失惨重，大量的指战员被杀害。但他们仍然不忘党中央的重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对敌作战。此外，尤需注意的是，挺进师的作战是在和中共中央完全失联的情况下独立展开的。1935年3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到达闽北时电台即被敌人打坏，失去了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在此情况下，挺进师部队还能够不忘重托，坚持艰苦的游击战，殊为不易，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三是有效地巩固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成果。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申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双方当事人应当在达成调解协议后30天内，共同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于人民调解程序与司法确认程序相互脱节，很多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故意反悔，或者不配合对方申请司法确认，导致调解协议名存实亡。“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有效实现了人民调解程序与司法确认程序的紧密对接，使人民调解协议及时得到了司法确认。而人民调解协议一经司法确认，任何一方都必须全面履行，不得反悔，人民调解成果得到有效巩固。
艰难条件下的奋斗精神。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长达三年的游击作战中，挺进师指战员们承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极端条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例如，在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指战员经常“秋去冬来，天寒地冻，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①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风餐露宿是常态。在转战浙西南的过程中，由于敌人“清剿”很紧，“一两天吃不上饭是常事。有时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就吃生谷子……”② 徐学初：《大将粟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有了伤病员，藏在群众中怕连累群众，藏在山洞里又怕不安全，没有办法许多伤病员有时就需要向死人“借房子”，在棺材中养伤。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挺进师指战员展开了筚路蓝缕的创建过程，最终开辟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极端不利条件下的军民鱼水情。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条件下，挺进师能够逐步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离不开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践行。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纵观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活动，可以发现其深入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挺进师到达浙西南之初，就积极地争取当地群众的支持，在宣传上，每到一地即强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面对当时浙西南群众的贫苦状况，挺进师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③ 《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第二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领导群众开展了查田，量地插标，分配土地等工作。通过上述活动，挺进师逐渐得到了浙西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著名语法学家章振邦（2009）在其编著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中开篇写道：语言(Language)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语法(Grammar)是语言的组织规律，它赋予语言以结构系统。而词汇（Vocabulary）则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它通过语法而赋予语言以意义内容。换言之，学语言如同建房子，不仅要有建筑材料，而且还要把这些建筑材料按照一定的结构和形状以及不同的需求有规律地组合起来。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随便堆砌，建筑物则不会成型，最终只是一堆废墟。显而易见，词汇和语法是语言学习的两个重要因素。
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挺进师能够在浙西南地区站稳脚跟，和挺进师广大指战员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密不可分。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下，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能够始终坚定立场，忠诚党的事业，殊为不易。考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可以发现，丧失理想信念叛变投敌的党内高级干部不乏其人。例如，中央军区④ 即由中央苏区分局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 参谋长龚楚，1935年5月“开溜”，在郴县投敌；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1935年6月带领亲信十余人在萍乡投敌；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1935年5月在福建大田被俘，后叛变投敌。反观这一时期浙西南地区的革命活动，却没有挺进师指战员投敌的情况。在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下，浙西南地区的党员群众和军队干部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仰，践行着对党的忠诚。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例如，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被捕，面对敌人的劝降坚贞不屈，在丽水大水门外英勇就义；龙浦县委书记方富志战斗中受伤，拒不投降，壮烈牺牲；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被捕后，敌人鉴于其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对他们三人威逼利诱，但他们始终坚持革命信念，相继被“枪杀”示众。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几年，但其也经历了创建、发展、遇挫、恢复等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历史责任，敢于开展艰苦创业，善于进行群众工作，始终坚守理想信念的特质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在这些特质的影响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才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炼成并逐步发展壮大，形成革命“低潮”形势下的局部“高潮”。可以说，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整个成长过程，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这一奋斗过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1、承诺进一步减少可用于武器的核材料的库存量及其应用。核材料及相应场区的数量越多，被盗风险就越大。所有国家均应努力尽可能减少可用于武器的材料的使用，并尽可能减少或消除这些材料的库存。
作者周之新，男，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丽水 323000）。
责任编辑：徐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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