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资本化及其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资本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3)09-0008-07
学术资本化的历史远远久于“学术资本化”作为研究概念产生的历史。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概念，令学术资本化问题进入学术的视野，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目前在大学中扩张甚至泛滥的学术逐利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赞成者欢欣鼓舞，认为无论是对于学者还是社会，学术资本化都能带来现实的益处，何乐而不为？反对者则忧心忡忡，认为学术资本化背离了学术的崇高目的，削弱了大学的核心使命，应避之如洪水猛兽。然而，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只是一种主观的言说，更重要的是将这一现象放在社会和大学自身发展变化的历史逻辑之中去考察，认识到其客观必然性，觉知其在中国本土的现实利弊，进而为其划定边界。因为，学术资本化自身没有善恶，是学术人的伦理追求赋予其性质和功用。就现实而言，学术资本化可以是天使，为大学和社会带来福祉；学术资本化也可以是魔鬼，毁灭理想和灵魂。因此，至为重要的是，需要有价值立场的学术人为学术资本化植入头脑和灵魂，令学术不能腐化，使资本无从肆虐。
一、学术资本化作为一种历史逻辑
学术资本化是大学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大学以及学者适应社会现实的生存选择。知识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大学的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只有不断地自我调整和应对，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更好机会。正如英国学者杰勒德·德兰迪所言，“向学术资本主义的转变是因为新产品要求有较高的科学知识投入，大学要寻求额外资金和企业想开发新产品的需要不谋而合”[1]。大学与外部环境之间在需要满足上的彼此契合，是学术资本化产生的内在必然性，即历史逻辑。克拉克·克尔对“多元巨型大学理念”产生过程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学术资本化，“没有诗人为它唱歌，没有先知来宣告它的未来，没有守护者来维护它的圣洁。它有的是批评家、诽谤者和背叛者。但它同样拥有自己植根于历史逻辑的真实”[2]。
1.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大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知识超越象牙塔，延伸到现实社会中的历史。”[3]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前所未有地处在了整个社会活动的核心位置，而大学正处在知识进程的中心”[4]。知识何为？知识不再是仅供学者在书斋中自娱自乐的对象，知识需要面对社会的需求，实现其更为现实的价值。“有用的知识”而不是“为知识而知识”成为知识的主要存在形态和方式。“按知识使用者的要求生产知识是新知识生产的重要特征”，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里，知识的使用者对知识的性质比生产者更有发言权”[5]。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作为知识生产者需要竭尽全力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大学的工具性价值的实现被置于突出的位置。“大学的主导价值被一种通过追求知识产品和信息产品以换取资金、声望和权力的观念所取代，一心想颠覆合理话语以获取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馈赠。”[6]学术资本化应运而生，那么自然而又那么令各方满意。大学作为整个社会中关键的知识生产者，通过知识的提供获得包括外部经费在内的关键资源，并且追求声誉的最大化。知识作为产品进入市场，为大学创造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资助。面对外部资本的召唤，知识不再高雅和矜持，象牙塔里的学术人也不再羞羞答答，而是落落大方。“大学被它的外部求婚者搂着走过花园小径。它那么动人，那么随和。谁能拒绝它呢？为什么要拒绝它呢？谁愿意拒绝它呢？”[7]
2.市场经济下的大学
正如中世纪的大学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响，二战中的大学无法摆脱战争的影响一样，身处市场经济之中的大学也无法摆脱市场的影响。“纵观高等教育的历史，大学一直受到教会的控制，并且必须为学术的纯洁性与之斗争；然后它又与王权作斗争；现在是与公司企业作斗争。在大学与控制思想的资金来源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8]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大学摆脱了与政府之间的单一的线性关系，其发展不再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拨款。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大学建立了与工业、政府之间的“三重螺旋结构”，成为受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系统。通过教学与科研的商业化，大学增加了财富；通过满足学生作为消费者的需求，大学争夺着生源市场和社会声望。充满竞争的丛林化的生存现实，令大学无可选择地将自身抛入市场的洪流之中。参与也好，裹挟也罢，市场经济成为大学无可选择的外部生存环境，适应并且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大学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大学参与市场竞争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把知识和技术作为资本输出，因此，学术资本化成为大学回应市场并且从中获利的必然路径。
二、作为学术资本化内在前提的学术价值属性分析
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是内外部力量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术资本化也不例外。其产生除了外在的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之外，还与学术自身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实现方式有关。也就是说，学术自身实用性价值的存在是学术资本化的内在前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之中，学术的价值具有不同层次，可资本化的学术只是学术的一种层次或者形态而已。从整体上对学术价值进行层次分析，一方面可以使人们对学术资本化形成理性认同和接纳，另一方面对其局限性和副作用形成一种敏感和自觉。
1.“无用”的学术——无资本化潜质的学术
对于当前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现状而言，相当一部分大学教师所从事的学术以及所贡献的学术成果还处于一种“无用”的层次。这种“无用”是指学术贡献层面的无用，但是对于个人可能存在“小用”，如为了职称评定、职位提升而“草凑”论文，“草编”著作，“草结”课题，一个个罗列的成果在职务晋升、职位提升之后便束之高阁。这样的学术，因为没有内在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和外在的市场价值，而根本没有资本化的潜质和可能性。这是一种需要深刻反思并且改变的学术研究状态。需要反思学术的目的，也需要反思大学的学术评价机制，更需要反思的是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有经过内在的反思和外在的改变，学术“无用”的悲哀境况才可能有值得期待的改变。
2.“有用”的学术——可资本化的学术
“有用”的学术相对于“无用”的学术，是一种进步和提升。这里的“有用”主要是指一种实际的效用，尤其是指能够带来经济价值，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功用。从事这样的学术研究，其内在动力是学术资本的变现和个人声誉的提升。通过转让技术专利、提供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实现个人专业知识的价值最大化，达到创收的目的，也就是“追求利润”。“追求利润就是追求创造。利润是创造价值的象征和回报，可以把它看做是别人愿意用财富来交换这些创造。”[9]这就是“有用”的学术能够资本化的根本原因。学术之所以能够实现资本化，是因为它能满足市场的实际需要，能够创造价值，具有可资本化的内在属性，值得别人用金钱进行交换。利润成为一种合理的学术推动力量，一方面服务于社会，一方面使大学和学者的价值得到实现和认可。
就实际情况而言，“有用”的学术大多数是与市场关联密切的工程技术类应用学科，而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则相对处于弱势。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技术科学领域获得资源份额，而不贴近市场的领域(如哲学与宗教、外语、文学与表演艺术)或者为国家的社会福利职能服务的领域(如教育及家政)丧失资源份额”[10]。也就是说，“尽管各个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都能够参与学术资本主义，但最适合学术资本主义的领域和学科更有可能接受政府更多的资助，所处的位置也更有利于赢得商业与产业资金。”[11]不同的学科领域，其与生俱来的“有用”性是不同的，这就容易造成大学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以及声誉地位的分化。
“有用”的学术虽然具有实际效用，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但是金钱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大学和大学教师的使命无法通过创收而全部完成。非但如此，因为利润的强大诱惑使大学教师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大学的系所等机构忙于创收而忽略了本科教学，最终伤及作为特定社会组织的大学核心使命的完成。
对于一个真正的大学而言，仅仅满足于“有用”的学术是不够的，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超越和守望。冯友兰先生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因为，“第一，人类不仅仅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因此，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社会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12]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会除了拥有专业知识，还能拥有“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
对于一位真正的学者而言，仅仅做“有用”的学术，也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工匠与教授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为得到经济收入而工作，后者却把经济收入放在第二位”[13]。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的活动分为“高尚的活动”和“有用的活动”。“高尚活动的价值在于它们带来自我满足：活动的结果使活动者完美。而有用的活动的价值在于它们有赖于外界：活动依某人或某些事物为转移。”[14]
对于大学和学者而言，唯有对“高尚”的始终守望才能获得其作为独特社会存在的价值，而对于“有用”的过度痴迷则极有可能导致“失去灵魂”，进而失去自我。因此，学术资本化作为追逐“有用”的典型模式是有待超越的，唯有超越才能实现学术的完整和永恒。
3.“无用乃大用”的学术——超越资本化的学术
学术的价值追求取决于大学的使命旨归。正如纽曼所言，大学教育“旨在提高社会的智识风尚，培育公众的心智，纯洁国家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实的原则，为大众的渴求提供确定的目标，使时代理念开阔而清醒，使政治权力便于行使，使私人生活的交往温良优美。使人能出色地担任任何职务，能熟练地解决任何问题”[15]。显而易见，这样的使命无法仅仅通过科学发明而完成，也无法通过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专利技术而达成。因此，对于大学而言，除了应对市场的挑战，满足政府的需求，还需要面对更为丰富和广阔的社会使命。正如罗伯特·扬给出的建议，“大学不管是在市场经济以内还是在市场经济以外，都应该‘发挥经济无法理解的剩余价值”，[16]。这就需要大学不仅完成“有用”的学术，更需要追求“无用乃大用”的学术，需要超越实用性的资本化的阶段而进入一种更高的价值实现的境界。也就是洪堡所言的，“既非单纯有用，也非单纯无用”，进而符合洪堡的愿望“对国家间接有用，直接无用”。洪堡认为，“国家应为大学的自由与宁静创造条件，而不是让大学直接服从于国家的短暂眼前需要。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的和完全的为国家服务；而应该确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最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17]。比如人文社会学科，虽然不能带来显性的、直接的金钱收益，却可以滋养人们的心灵，平静人们的心绪，升华人的思想，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无用’的知识最大的优点就是能触动心灵沉思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度权力欲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镇定、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变得坚韧”[18]。而一些基础学科虽然无法在短期内创收，却能够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创造福祉。可见，大学的学术不能纠结于有用还是无用，而是需要一种人文情怀、天地境界，学术资本化只是一种学术价值的实现方式，只是某些特定学科或专业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而不能过度泛化甚至是泛滥。
三、学术资本化需要边界的原因
由此可以发现，大学的完整使命与学术资本化所能承担的使命之间是不对称的，换句话说，学术资本化既不能完全实现大学的核心使命，也无法完全实现大学的多元化使命。学术资本化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虽值得认同，但始终有待超越。学术资本化不能够欲望膨胀，四处扩张，成为大学学术的唯一旨归，从而伤害大学自身核心使命的完整实现。也就是说，学术资本化必须发现其边界，老老实实地守候边界，只有在边界之内才能实现其固有价值，否则便会变质甚至造成负面影响。
1.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学术资本化需要边界
当我们深思当前学术界的现状，就会发现，学术资本化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它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学术物化的途径和方式，而成为一种统治性的认识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统摄性的影响。这是最令人忧虑的，也是需要特别警惕的。要不要做学术，做什么样的学术，都取决于学术资本化的可能性和程度。学术资本化成为引诱学术发展的新潮而又极具诱惑性的力量。“教学科研人员对学术团体的义务在减少，而对经济要素的忠诚(即忠于资助人和外部雇主)则越来越多。”[19]这样一种力量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且影响深远。然而，与学术资本化在现实中的春风得意相伴而行的是其在理性学者圈中的备受诟病。出现这种矛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原本应该恪守本分的它如脱缰的野马，四处横行，跨越边界之后，就有可能为非作歹，就可能经历从天使到魔鬼的堕落。
倘若学术资本化仅仅出现在适宜资本化的学科以及技术领域，使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得到合理实现，倘若学术资本化始终保有良知，没有因为对利润的过度追求而触犯学术伦理的底线，那么，学术资本化是不会备受争议的。而事实是，一方面，学术资本化成为一种席卷性的力量，跨越学科的界限，跨越道德底线，横扫大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学术资本化成为一种渗透性的力量，改变并左右着学者的价值和行为选择取向，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征。而这正是学术资本化的可怕之处。正如德里克·博克所担忧的，“教师们习惯于通过各种校外活动来弥补收入的不足。然而，技术开发工作的需求给校园带来某种强有力的影响，并且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大大超过大学教师们惯常所能考虑到的程度。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利益，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会变得颇不同于长期以来鼓励大学教师无私探索知识的精神。总之，技术转让领域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大学内部学术研究的惯例，而且还因为它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了威胁”[20]。可怕在于，对于那些不适合资本化的学科领域，比如人文社会学科，一旦以金钱和利益为指向，就会既没有了真正的人文气息，也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对于那些无法用金钱和利润来衡量的科研和教学行为，如果仅仅停留在“能否获利”的考量，大学将无法教育和培养人，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取消了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
2.学术与资本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学术资本化需要边界
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用来描述的就是“利润动机向高等教育的渗透”。而这一概念是由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所构成的——“学术”和“资本”。就其本质而言，学术的目的是知识生产和社会福祉的创造，而资本的目的却是赤裸裸的利润最大化。两者在本质上存在冲突。正如理查德·鲁克在对营利性大学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营利性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贪婪和推销。因为，“作为一个有学术宗旨的企业，营利性大学有时在两种力量之间徘徊：一种是满足无法抑制的追求的最大收入、最大利润率、对股东资产净值最大回报的欲望，另一种是教书育人的激情。”[21]虽然两种力量在理想的状态下可以和平相处，但是，很多情况下“财务的强制力量——贪婪——就会有淹没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教育价值的危险”[22]。
因为，“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23]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利益无疑已经成为影响大学和学者活动的最具诱惑力的外界压力，而这种压力极有可能破坏学术内在需要的自由、独立和公正。这就需要学者具有强大的道德意志力来坚守学术的纯净。因为，资本是没有灵魂的，而学术有其内在的伦理属性。资本只需要实现金钱意义上数量化的增长，而学术则必须在有利于人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基础。因此，学术可以资本化，却不可以无原则、无边界地资本化。只有确立学术资本化的必要边界，才能保证学术资本化的过程不是学术自我伤害甚至毁灭的过程，而是同时创造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过程。
资本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一的，只是利润的无限膨胀，而学术所要实现的价值则是丰富的，既可以是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既可以创造利润也可以创造幸福，因此，学术的价值实现方式要远远超越资本的价值实现方式。学术资本化只是学术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而已，并非唯一的途径和方式，更不应成为所有学者和学术的唯一追求。一旦唯一化，就会狭隘了学术，低俗了学术，也就取消了学术而只剩下了资本。因此，边界的存在是必要的，唯有将学术的价值实现方式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学术才能保有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才能为社会贡献更多真理和智慧、更多高尚和幸福。
四、学术资本化边界的确立
“当一所大学决定要挣钱的时候，它必须放弃它的精神”[24]。学术资本化对于大学而言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和威胁，始终需要大学付出相应的代价。因此，面对学术资本化，大学需要保持审慎态度，并确立一种坚定的边界意识，从而能够在世俗生活中始终保持自身的本性和高贵。
1.学科边界
学科边界是学术资本化的客观边界。就不同学科的性质而言，其与市场的关联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并非所有的学科都能够并且适合资本化。对于工程技术类学科以及一些应用学科而言，市场化也许是实现学科价值的最佳途径，但对于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以及理论基础学科而言，其与市场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并且保持与市场的距离反倒是保持其内在生命力的必要条件。简单而言，市场需要的是技术专利，而人类的心灵需要的却是诗歌。专利只有在利润的驱动下，才能实现更大的推广，产生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效益，而诗歌只有远离金钱的诱惑，远离市场的喧嚣，保持心灵的沉静和孤寂时，才有可能形成其滋养情感，涤荡心灵的魅力。因此，不同的学科需要从自身所承担的知识使命和社会使命出发，从自身的独特性质出发去选择实现自身价值的恰当方式。适合学术化的学科可以与市场亲密接触，而不适合学术化的学科则需要规规矩矩将自身限定在边界之内，坚守自己的领地，并勤奋耕耘，追求属于自己的收获，属于自己学科的金色秋天。
划定不同学科学术资本化的边界，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不同学科成果产生周期的不同。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不是所有学术都能实现短期的利润创造，对于一些理论学科和基础学科而言，也许需要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探索，才有可能实现一种突破。而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它所追求的不只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且是最短时间内的最大化。因此，当资本化成为学术追求的目标，急功近利就会成为一种近乎必然的选择。而真正的学术往往需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成果也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失去其学术生命力。“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描述的就是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的形成过程。而这样的过程根本无法跟得上市场的需要和节奏。可见，市场的需要与学术的需要很多时候在时间的层面上是内在矛盾的。为此，学术资本化需要在时间的维度上为自身划定边界，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并能与市场需要保持节律的，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投入市场之中，而对于那些需要沉潜在时间的河流之中，才能沉淀出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的学科，则需要遵守内在的时间规律，忽略市场的节奏，拒绝资本的诱惑而固守一隅，遗忘四季，静待花开。
2.伦理边界
伦理边界是学术资本化的主观边界。学术资本化不会受到任何非议，除非它违背了学术伦理，放弃了善而走向了恶。学术资本化如果在伦理的边界之内，则完全可以是自由舞蹈的天使，而一旦越界，就会成为邪恶之源。因此，伦理的边界决定了学术资本化的性质。而恪守学术资本化的伦理边界，需要对资本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赫钦斯把金钱，即大学愿意承担外部社会机构付钱的任何任务看作是学术界弊端的根源。他警告说，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为大学提供经费补助，是毫无私利地追求永恒的而不是一时的真理，那纯粹是自欺欺人。[25]无论是大学还是大学人，都无法免俗，都需要金钱来支撑现实的生存。然而，金钱的本质是交换和购买。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了金钱我们出卖了什么？如果我们仅仅是以合理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劳动成果，那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是，倘若我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而出卖了良知、出卖了责任，那么，学术资本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天使堕落为魔鬼，并且威胁社会和人类的过程。因此，伦理边界是学术资本化必须要确立的一个底线意义的边界。
伦理边界的确立需要大学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始终坚守自己的核心使命，保护自身“非市场(non-market)功能”的实现。当下的高等教育正越来越多地以市场为取向——学生市场、技术市场、服务市场。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来说这是不够的。具体的实际市场并未说明大学关注的所有社会需要。大学应当满足的非市场需要包括：训练良好的公民道德，提高毕业生的文化兴趣与能力，提出对社会的批判，以及支持没有早期金钱回报的学术成就。大学的有些社会功用是超越市场买卖的，因此有必要鼓励大学发展其非市场性的“一般用途”。[26]而大学的“非市场功能”正是大学可贵的保守性中所包含的传统大学的使命——传承文化和培育公民。这些使命与金钱无关，大学作为世俗教会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信仰，作为一座灯塔默然矗立，指引着人类社会前行的方向。正如李普曼所说，“我们必须转向大学，它们是世俗化的教会”，因为，“大学作为真善美的保护人，它提出了一种毫不动摇的忠诚于探索精神的宗教”[27]。大学为人们提供了知识、智慧和信念，“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大学已成为社会中超自然的机构，因为它似乎发展着社会的观念。在这里，人们感到自己身后有强大的后盾——学者、学问、书籍、思想和过去”[28]。这里的“后盾”是喧嚣和浮躁的世俗社会汲汲渴求的绿荫，为空虚燥热的心灵带去清凉和宁静。而这正是枯宁吉姆所说的，大学除了教学和科研的职能，还具有“社会领袖”，即“造就公众心灵”的职能。[29]如果说学术资本化是大学世俗化的一面，那么成为“世俗化的教会”则是大学神圣的一面，并且是大学更为独特而重要的一面。而这正是大学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因此，学术资本化的伦理边界的确立，是大学承担自身道义使命的需要。对于大学而言，唯有有所坚守，有所不为，才能始终保有，并灿然生辉。
学术资本化伦理边界的确立还需要学者恪守治学的道德和承担教学的责任。布鲁贝克认为，“治学是学术界的生活方式。治学也有它非同一般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他们也是他们自己伦理道德的监护人。只有他们的正直和诚实才能对他们自己的意识负责。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唯一评判者”[30]。正因为此，在学术资本化的过程中，大学教授们需要高度的道德自觉和严格的自我监督，能够始终聆听良知的提醒，能够始终抗拒欲望的引诱，能够始终清晰地回答“怎样使职责的问题超越计算的逻辑？”唯有如此，才能将自身区别于商人，进而获得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实现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价值。此外，大学教师不能在学术资本化的过程中完全放弃或轻视自身对于教学责任的承担。因为，对于大学教师“主要的伦理检验在于教师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能力”，在于其对于自身“人生典范”职能的实现能力。美国学者唐纳德·肯尼迪指出，“教师作为人生典范的职能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要使知识事业对于学生具有吸引力——如果要使他们感到追求知识的生活值得一过——就必须使他们尊重选择这种生活作为职业的人”[31]。因此，大学教师需要精神淡泊和教学专注，从而承担一种引领人生的神圣职责。著名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在回忆其在西南联大的教师生涯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教育者和研究指导者的真正报酬来自看到青年的天才和心灵在丰沃土壤上开花结果。在昆明的教室和实验室，我觉得最大的责任是防止那种土壤变得贫瘠荒芜。我想做的就是让新一代研究者在智力上保持活力和健康，使他们有可能追求科学生涯，并总是鼓励他们无拘无束地发展革新的思想，像任何地方的教师一样，我常常为没有直接获得成功而感到沮丧。然而，由于我看到昆明经历了战争的青年科学家的力量和潜能，我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经验和深深的极大满足。”[32]正是有了这样一批能够超越物质匮乏，坚守“成人之责”的教师，才有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在内一批杰出人才和一个国家的文化希望。而反观当今大学校园之内，那些两眼因金钱而迷离，内心因欲望而混沌的教师，如何能够赢得青年学生的尊重，如何承担引导人生的职能？梅贻琦先生曾用“从游”来形容大学教师对于学生的重要影响，“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33]可是，倘若“大鱼”失去了“导游”的合法性，那些“小鱼”该游向哪里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教师的道德引领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一个个心无旁骛，境界高远的大学教师才能够形成那样的一汪明净之水，令师生从游其中，濡染其中，各尽其职，发挥对整个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
“高等教育商品化和市场化，不是需要回避的灾难，而是生活的现实”。[34]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多元化，学术资本化必将成为一种影响越来越大的学术价值实现方式。不管人们有多少担忧，有多少质疑，都无法阻止这种客观的趋势。但“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35]。因此，重要的是接纳学术资本化作为一种趋势的合理性，并尊重其直接作用于经济领域的优势。与此同时，也为其确立边界，从而保证学术灵魂的不失落，保证大学精神家园的不失守，使学术既俯身为民，造福于民，又守望天职，启蒙心灵。因为，“大学的核心是公共利益。我们越多地考虑到公共利益，大学的世界就会越美好，整个国家就会越美好。”[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