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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香港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史学界至今没有进行系统全面地研究。本文从分析史实入手，认为香港在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表现在：（一）是中国内地与海外联系的桥头堡，一个重要的国际通道。（二）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阵地。（三）是革命志士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后方基地和活动据点。
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区，在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过特殊而又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史学界对此没有进行过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试罗列一些重要史实，论述香港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一 史事要览
1.香港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而香港则成为这个巨人迈向世界的门户和踏进社会的舞台，也成为他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和政治力量的活动基地。
1894年，孙中山在故乡损毁庙堂土偶，酿成轩然大波，被迫前往香港求学，在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期间，适逢中法战争，他目睹了香港工人拒修法舰和停止装卸法货的正义行动，依靠民众的力量和否定现有政权的思想潜滋暗长，他向挚友表示，学有所成后，“就要准备推翻满清”，“余自己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①]1887——1892年，他再次来到香港，入著名维新人士何启创办的西医书屋，在这里，他倡导革命，惊世骇俗，成为“四大寇”之首。1895年，孙中山又回香港，和当地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以此为基地，积极联络内地会党、绿林和防营，筹备广州起义，虽然起义流产，却为孙中山“战争事业”的发端。之后，孙中山经香港逃亡日本，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香港兴中会会员全体转入同盟会，从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孙中山、黄兴等以香港为指挥中心，同盟会在粤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此时的孙中山，被日本禁止入境，只好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1909年10月在香港设立南方支部，全力经营华南的革命发动，使香港成为革命军事的大本营。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曾在香港宣传过“社会革命”。但1913年“宋案”的发生，使他举起了“非去袁不可”的旗帜，又来到了香港。在这里，他调解了胡汉民与陈炯明的矛盾，领导了南方数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被迅速镇压后，孙中山和战友们在艰难顿挫中继续探索。1920年孙中山在广东重组军政府，但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避登军舰，转战香港、上海，并于1923年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国民革命运动高潮呼之欲出。
2.香港成为中国国民大革命的风暴中心之一
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香港海员大罢工，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它开始于香港，波及长江流域，前后经历四个月。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他们在苏兆征、林伟民、邓发等领导下，得到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支持，克服港英当局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将罢工坚持了56天，使香港的海上航运、市内交通和生产事业全部陷于瘫痪，“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②]。
1925年5月，中国工人阶级再次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在此期间发生的省港大罢工，更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6月19日，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香港，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的香港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工人达25万之多。沙基惨案发生后，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对香港实行封锁，香港一时成了“臭港”、“饿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明珠”黯然失色。迫于中国工人的强力，号称“铁血派”人物的英国驻香港总督史塔士也被撤职。直到1926年10月，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已深入到长江流域，前后坚持了16个月之久的罢工封锁斗争才被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完成了历史使命。
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香港成为国内革命者临时的栖息地
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了，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工农革命运动走向低沉。和内地革命息息相连的香港，也由革命的前沿阵地变为后方，成为革命者临时的栖息地，成为南北革命家通往的跳板。
“八一”南昌起义余部在潮汕失败后，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贺龙、刘伯承、林伯渠、李立三、恽代英、郭沫若、吴玉章、彭湃等许多领导人，都先后分批乘船或绕道到达香港，在这里重新组织革命斗争，或回上海党中央机关。11月，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举行，彭湃离开香港，赶回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2月，叶挺等从香港返回广州，发动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们又再度藏身香港。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北洋旧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在北方和中原实行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的联系，上海党中央和南方西南方革命力量的联系，都只有取道香港，象广州起义时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进出广州、中共部分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等。1929年至1931年，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去广西主持党的工作，发动百色、龙江起义，创建红七、八军期间，就曾经四度旅港（加上1920年他16岁赴法勤工俭学，他五次滞港时间累计近3个月）。香港本地，由于大革命的基础，革命的火种犹存，他们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不畏严重的白色恐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邓发到香港后，先后建立了太古船坞支部，恢复了香港市委的领导工作，营救、组织和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的内战、卖国、独裁“三位一体”，香港同时也成为国民党左派进步势力和国民党反对派的活动中心和落脚点。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1934年1月失败后，其头面人物都流亡香港，1935年蒋光鼐等在香港联合十九路军将领发表通电，主张反蒋、联共、抗日；11月，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彭泽民、章伯钧等和黄琪翔发起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要求民主、团结、抗日；1936年，陈铭枢、蔡廷锴、冯玉祥、徐谦、方振武等在香港组织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一致，抗日反蒋。香港一时成为了一块政治的“特区”。
4.抗日战争前期，香港成为中国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阵地
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香港沦陷于日本，香港成为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阵地：成为华东、华北重要战略物质、工业设备、军政人员向西南后方迁徙转移的重要中转站；成为反法西斯盟国加强对中国战场联系、了解与支援的窗口；成为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支援、帮助中国抗战的一个通道；成为中国共产党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1937年冬，党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新四军和八路军筹集资金和物质，组织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6月，宋庆龄联络中外知名人士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出版《保卫中国同盟简讯》，向全世界控诉了日本法西斯暴行，报道了中国军人英勇抗战的事迹。同盟还募集了大批款项、医疗器械和药物到抗日战场，介绍了白求恩等著名国际友人到抗日前线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联名通电，斥责国民党的反共内战罪行。此间，邹韬奋、杨东纯、范长江、张友渔等在香港组织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英军只是进行了一些装点门面的抵抗，圣诞节过后，就向日军竖起了白旗，香港的“米”字旗换成了“膏药”旗。本来，在12月初，日军在距深圳河边境仅4公里的地方集结重兵，准备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活跃在广东一带的共产党东江抗日游击队，立即通知了港英当局，并提出由中方出人，英方出武器，装备一个团，与英方合作保卫香港的建议，但被港督杨慕琦拒绝了。香港从英国人手里再沦陷到日本人手里后，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工委的一件头等大事，就是紧急援救流亡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这批忧国忧民，仗义执言，同情和参加中国革命的作家、艺术家和进步学者们，无法在国统区立脚，纷纷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流亡到香港，其中有邹韬奋、茅盾、夏衍、乔冠华、胡绳、千家驹、柳亚子、戈宝权、于伶、胡风、丁聪、田汉及何香凝等。从1942年1月初到2月底，在香港开展工作的中共南方工委廖承志、张文彬，粤南省委的梁广、连贯及滞留九龙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等，组织领导了这场虎口逃脱斗争，300多人顺利偷渡成功，先被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转移到大后方。
1945年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抢先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蒋介石在民族利益上的妥协退让，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大错，香港又回复到战前的状态。
5.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力量在香港大汇合，并最终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继续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方针，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要“严加取缔”这些“非法团体”，甚至以暴力手段对他们施行迫害，在血的教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民主人士和中间阶级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或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在这一特殊背景下，香港成为国内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避难所和政治活动中心。正是在香港，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政治上陷入更彻底的孤立；也正是在香港，各民主革命力量从此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从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请看具体的史实：1946年秋，何香凝等从广州迁居香港；1947年春，章乃器到达香港，建立港九地产公司，7月，他和孙起孟等人在港成立民主建国会港九分会，继续从事民主运动；8月，郭沫若转移香港；10月，柳亚子由上海迁居香港；年底，杨杰派人到香港同蔡廷锴联系，商讨在云南组织武装反蒋的问题，后亲自赴香港；年底，国民党强行解散民盟后，沈钧儒等秘密从上海来到香港；在这之前，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李济深等早已来到了香港；冯玉祥，谭平山等已经在香港；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一些领导人如谢雪红、杨克煌等也到了香港，他们在陈嘉庚的资助下，创办了揭露批判美蒋反动派的“新台湾出版社”，并于11月在香港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之后，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南京，于1948年抵达香港，黄琪翔从广州转赴香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约而同，来到了香港这个特殊的地区，中国民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发生质的变化就顺理成章了。
1947年11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铭枢、李章达、柳亚子等为发起组织人，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宣布“民革”“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几乎与此同时，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表示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③]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人士纷纷致电毛泽东，毅然北上，陆续进入解放区。从香港到东北到北京，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人民一道，终于迎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 史事述评
通过以上重要史事的概述，可见，香港在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确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概括起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香港成为中国内地与海外联系的桥头堡，一个重要的国际通道。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联系，以及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援，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程度上利用过这个通道。第二是香港一直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阵地。前期，香港人民和大陆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899年，港英第四任总督包令曾发出哀叹：“我们现在正吃着战争的恶果”。到本世纪20年代，“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港岛，港英当局在香港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冲击与威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香港期间，中国人民又以香港为前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的斗争，直至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第三，香港在中国民主革命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成为革命志士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后方基地和活动据点，成为国内各重要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舞台。经过这个落脚点、避风港和中转站，孙中山多次往返广州、上海、南洋、东京与欧美，即是一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发生的中国革命，艰辛异常，危险性极大，革命志士们很好地利用了香港这个特殊的区域来与敌人周旋，保存自己，坚持和开展革命斗争。据笔者不完全检索，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王永吉等学者编写的《中国现代史人物传》中，总共介绍了中国现代史各界名人240位，其中一次或数次出入过香港的至少有131位，占传主总数的54%强，这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对于这种作用，香港本地学者曾有过一些很好的结论，但可惜未曾展开讨论：“中国近代史上不少的正面人物以及推动历史向积极面发展的史迹，都曾在港澳活动，在港澳发生。因此港澳的历史和经验，有其正反两面，并不纯是代表了外国策略可悲痛的一面的”[④]。这就是一个很有见解的结论，是和上述史实相吻合的。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香港在中国新旧民主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的这种作用，发生的种种关系，和国内外其他与中国民主革命密切相关的城市与地区相比，它带有自己的特征：第一，香港和中国新旧民主革命关系持久，贯穿始终。从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活动开始，一直到民主力量汇聚香港，北上解放区，迎接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香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完整侧面，如果说中国民主革命是一支雄浑的交响曲，那么香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则是这支交响曲中的一种悦耳的伴音。第二，香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高潮迭起，而又集中凸现于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同盟会和南方武装起义时期、国民大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潮时期、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的前期、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解放战争后期。第三，关系独特。这表现为，香港没有成为过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据地，香港本地区的革命发动是很不充分的，香港本土的职业革命家几乎没有产生过，香港是作为客体与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关系的。
香港能对中国民主革命发生这种巨大而又特殊的历史作用，推究起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是英国武装侵略的产物，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香港仍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同胞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同文同种，有共同的救国救民责任，所以，中国内地的革命志士能很自然地利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而香港的爱国同胞也能积极地参与和支援内地的革命。第二，由于香港所具有的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拱卫在珠江口东侧的香港，成为南部中国极具战略价值的进出据点，是南中国的门户。香港北面的新界以深圳河与大陆接壤，西北距广州只有150公里，有水陆路相通，西面隔珠江口分别是佛山、中山、珠海和澳门，水路不到40海里，往来进出香港十分便利。同时，香港也处于亚洲航运和国际贸易的有利中心位置，是往来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美洲、欧洲的一个枢纽。第三，也由于香港独特的政治环境。与屈辱的过程相伴生，香港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和中西文化交汇点之一的同时，也迅速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兼有殖民主义之“短”与资本主义之“长”的双重特性“自由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等，相对于内地的封建法西斯高压和严重的白色恐怖，无疑要宽松，便利于政治家的活动。所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都能始终和香港有密切而又独特的关系。
注释：
①《国父全集》，第2册，第281页。
②《邓中夏文集》，第485页。
③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④彭琪瑞等编：《香港与澳门》，商务印书馆（港），1985年版，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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