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模式的结构方式与社会发展的历时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形态论文,结构论文,模式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实践模式的角度阐释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主要出于三点考虑：(1)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社会发展方式在总体上也由“冲突模式”转换为“渐进模式”。(2)“渐进”社会发展方式的动力系统是一个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自然历史过程，这就需要从实践模式结构方式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诸要素的动态系统进行微观分析。(3)以知识经济形态为坐标，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历时形态，其目的是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渐进”发展提供新时期的理论依据。
一
根据教科书所陈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的。这一原理的实质是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阐释人类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原因。因此，它可以把地理环境与人口因素作为一个不变的常量，忽略不计，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逻辑演绎，揭示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变化的逻辑规律。在此意义上，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实质是生产关系制约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应该说，教科书对这一规律的阐释，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但传统的教科书对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研究和阐释的较少，以至于国内又衍生出生产力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揭示生产力内在要素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其历史唯物论的意义，就是阐释以生产力为基础的“渐进”的而不是“冲突”的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产力经济学，把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不是作为一个常量，而是作为一个变量因素纳入到生产力发展的系统中去，比较有效地解释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但从哲学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发展，还需要（生产关系）交往因素、制度因素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参与，构成整体的运作系统，才能形成一个有序的、可调控的、效益大于投入的社会发展过程。这就需要从实践模式的角度，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这三个要素进一步细化，分解为实践模式不同层次的结构要素，并通过实践模式结构方式使之整合起来，形成实践模式的动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把实践模式的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特殊矛盾，对称性地阐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发展历时形态的基本特点。
根据上述理解，笔者采取“结构——功能”的方法厘定实践模式的结构要素：把地理环境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形成资源变量；把人口因素与劳动者结合起来，形成劳力变量；把工具和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技术变量。这三个方面被概括为实践模式的生产层面。同时，把生产关系具体化为产权关系和管理关系（涵盖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分配方式）两个方面；把社会意识具体化为意识形态要素；这三个方面被概括为实践模式的交往层面。由此形成实践模式的结构概念。所谓实践模式的结构，即劳力、技术、资源的生产层面与产权、管理、意识形态的交往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构方式。在笔者看来，实践模式的结构系统，实质上就是从历史实践本体论的角度，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三层结构统括的现代陈述方式。这一陈述方式有利于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揭示人类社会以“工艺生产方式”（实践模式的原生形态）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注：关于“工艺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参见刘均泉《马克思论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
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需求与满足的矛盾是人类历史所以可能的逻辑前提，解决需求与满足矛盾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活动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从逻辑的角度看，需求与满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般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一个逻辑的范畴。把逻辑的概念和范畴纳入到历史过程的分析之中，就需要阐释实践模式结构变迁的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社会发展。这一发展可以通过“逻辑——历史”的层次结构加以描述：
（注：关于“生存方式”，笔者以为，是马克思描述人类社会发展逻辑起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考察资本主义以前——亚细亚、古代、日尔曼三种所有制形式——以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史时，强调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也是部落共同体的一种“生存方式”。在马克思看来，生存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是生产方式的原始形态，还谈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生产。）
在上述实践模式结构方式的理解构架中，把生存方式看作社会历史的逻辑前提，主要根据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观点，并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释的需求与满足矛盾动力说统一起来。所以称之为“逻辑前提”，是因为，需求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满足不是一个价格供给下的满足。而是在“（人）类”的意义上所使用的一个从哲学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抽象的规定。从辩证逻辑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矛盾，首先是人（个体）的生存意识与人（个体）的生理自然的矛盾，然后才是人类生存意识与外在自然的矛盾。二者同一的基础是人的生理自然与外在直观自然的物质统一性。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生存方式的逻辑前提所以能够“过渡”为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必须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具体化为人口（需求）与资源（供给）的矛盾，才能解释生产力的内在矛盾运动。这就是说，从解构马克思经济学经典文本的哲学语境上看，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同人口因素和资源因素的矛盾关系极为密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在现实性上”的一个经济社会发生的历史过程。
从经济社会发生史的角度看，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与生产力内在动力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人口因素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既是必要条件又不决定社会性质”的抽象问题，而是生产力所以可能的矛盾根据，即生产力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类社会解决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社会结果。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解释人口与资源的变化，对社会生产力所形成的压力和动力所导致的工具变革、技术创新及其对提高人类社会效率的意义——只有高效率的生产力才能解决人口的需求与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生产力解决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具体方式，就构成了“工艺生产方式”。工艺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创新，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方式都有着巨大影响，所以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历史辩证法的“狡计”在这里表现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作为生存方式的逻辑前提，一旦过渡到历史的前提之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就具体化为生产实践的具体要素，从属于以“工艺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实践模式的运动；或者说，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成为实践模式运动的一个“逻辑先在”的环节。
通过上述历史“逻辑前提”——生存方式——的阐释，为“历史前提”中的工具（技术）创新与人化自然的关系、实践交往与产权结构的关系、以及“历史现象”中意识形态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笔者结合实践模式结构要素的创新与社会发展加以具体说明，即通过实践模式的逻辑矛盾具体化为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特殊矛盾——劳（动）力与土地（占有、使用与分配）的矛盾；劳（动）力与资源（占有、使用与分配）的矛盾；劳（动）力与知识（占有、使用与分配）的矛盾——以阐释与其不同阶段的特殊矛盾相适应的社会发展的历时形态。
三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人类认识到“火”与自然直观形式以及自我生存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火”的使用不仅丰富了人的生存方式，如照明、取暖、驱兽和熟食等，而且也丰富了人的生产方式，如制陶、冶炼等，进而推动人类由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金属农具的出现，使人类从迁徙的畜牧生活演变为定居的农业生活，进入了农业文明阶段。农业文明的社会生产方式主要依赖手工工具，驱动手工工具的动力主要是人的劳力以及劳力替代物的直接自然力，如畜力、风力等。农业生产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力的数量、规模以及劳力组织的交往结构。在生产技术的使用与创新还没有达到把人的劳力彻底解放出来之前，劳力的占有和使用对提高经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劳力经济（以劳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具有了典型性。与此相适应，社会管理体制就出现了如何占有、支配、分配劳力资源的制度构建的要求。（注：“制度构建”一词取“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的定义，参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3页。）由于劳力的来源除了某一社会共同体内部贫富分化之外，还来源于战争的掠夺，结果社会共同体就把对劳力的占有和使用纳入到产权制度的结构中，并残暴地使之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奴隶制。
把奴隶作为生产工具，与部落血缘共同体的占有制相比，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又发展相对不足的条件下，人口的增殖所形成的需求压力仍然存在。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手段是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从而人口需求与土地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结果，土地的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管理体制又出现了如何占有、支配、分配土地资源的制度构建的要求。土地所有的产权制度的构建对提高生产效率是至关重要的。（注：参见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6-100页。）因为，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人口的增殖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劳力的增加，一个是需求的增加。劳力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对象（土地）；需求的增加要求更多的生产剩余（土地生产率）。这两个结果都超出了土地本身的供给。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也有两个：要么，降低人口的出生率；要么开垦土地，扩大面积。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人类控制出生率的知识和手段滞后；另一方面土地面积的扩大有限。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土地产出，就有必要构建土地使用的产权制度（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对土地的重新配置是土地产权配置的另一方面）。一方面，在一定的土地上，有效地分配劳力资源的投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力与土地分离开来，沦为赤民（两极分化严重会导致农民战争）。土地使用的私有制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土地私有的制度构建使劳力的管理效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委托农民生产，地主收租的管理方式降低了农业生产的管理成本，激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土地封建制替代奴隶所有制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实践模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实践模式结构中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矛盾，凸现了劳力（而不是机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由此形成的“劳力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产权构建，其社会管理方式，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意识形态为社会的权力机构的形成提供理论根据。这种论证或者是神权的、或者是世俗的、或者是伦理文化的，但在其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上没有超出对劳力的占有、管理以及控制的价值倾向。
四
人类“劳力经济”的生产方式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到了18世纪，随着蒸汽机的出现，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动力工具出现了新的形式，它把人类从以劳力作为动力工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类实践模式的结构也出现新的变化，即劳力与土地的矛盾在蒸汽机动力的条件下演化为劳力与物质资源的矛盾。“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9页。）由于蒸汽机所产生的动力结构形成了大机器生产和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同时带动了运输业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形成了对棉花、羊毛、铁矿石、煤等资源的巨大需求，结果是人与机器结合所构成的生产力与物质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占有的多寡以及资源有效利用成本的高低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在此条件下，“资源经济”的生产方式替代“劳力经济”的生产方式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方式：或者借助于战争扩大殖民地以增加资源的占有，或者借助于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与开发能力。正如靠战争掠夺奴隶不能解决“劳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一样，靠战争同样不能解决“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人类历史的发展选择了技术创新。到了19世纪70年代，电磁学的发展引发了电力技术的创新，“资源经济”的生产方式由蒸汽机的时代跨越到电气时代。石油廉价资源的使用以及内燃机的发明，电机、电话、电灯以及各种电讯技术的创新，人类有效地利用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在这一历史阶段，人类对资源利用的产权构建，不仅表现为土地（农耕）、自然资源（加工）等占有的私有制，而且还表现为技术产权（发明、发现、创新）所属关系的制度构建，甚至劳力也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并隶属于购买这类特殊商品的资本家。整个社会共同体表现为以资本为轴心从事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对于激励技术创新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有效率的，并推动经济社会有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资源经济”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解决人力（人—机）与资源矛盾的一种私人占有的制度构建，而且这种制度构建是以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为代价的。从“工艺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这一矛盾在管理行为上表现为：技术创新与管理组织（合伙制组织）的矛盾；人力资本（经理阶层）与非人力资本（货币资本家）的矛盾；个人资本（私人占有）的分散性与社会资本的集中性（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矛盾；（注：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12页。）资本家利润最大化与无产者福利相对最小化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与实践模式的结构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的要求冲突。它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进行内部的“改良”，向“后资本主义时代（区别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模式）”过渡。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人类在“资源经济”生产方式的阶段，又开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创新（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实践。然而，在“资源经济”生产方式的阶段，“资源有限的瓶颈”必然使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带有先天不足的特点。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创造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然而，这一点，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更多地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理解社会发展。而对“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方面，由于知识存量的不足，并没有被认识到，且由于民族矛盾以及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的限制，更来不及反思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发生的知识根源，结果，社会主义在其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管理体制，并没有达到实践模式结构优化的效率要求。不过从创新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调整了其原有“本土环境下”各种社会关系资源的存量，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收益率。但当这种解放生产力的创新实践所形成的投入与产出达到平衡的时候，如何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提高其投入产出效率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主义也必然要靠改革向“后传统社会主义（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过渡。
五
“资源经济”的生产方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特征。它解决劳力与资源矛盾的思维理念是资源使用和消耗的边界是无限的。在这一思维理念张力的作用下，人类凭借其掌握的生产力无限制地掠夺资源、积累财富。微观的生产组织很难意识到，大机器的使用和技术创新的物化结果所产生的恶性循环效应：人口的增长需要粮食增长，粮食产量的增加需要资本的增长，资本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资源，废弃的资源变成污染，污染的环境影响人口和粮食的增长。其结果，微观的生产组织利用技术创新的成果，一方面创造财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又制造了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激增、可持续发展受到遏制，（注：范家骧、高天虹：《西方经济学》（下），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以至于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极限”的警告。就在人类处于“或者——或者”两难选择之际，历史的辩证法悄然拉开了“知识经济或知识社会”（注：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页。）的序幕。“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解决人力与资源矛盾的特点，是选取实践模式结构中的知识要素，使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获得了新形式，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以及上世纪中叶以来的高新技术的产业群。（注：尼达尔—尼夫：《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页。）“知识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不仅强化了实践模式结构中的知识要素以及创造出一系列的高新技术产业，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人类解决劳力与资源矛盾方式的全新理念。当一个社会共同体进入“知识经济”体系的时候，运用知识的创造力解决劳力与资源的矛盾，无论对人力和资源都会形成新的认识。人力已不仅仅局限于劳动力（体力支出）的观念，而是形成了人力资本（人的才能成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观念，扩大了资本的外延和内涵。资源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资源，而且还包括着智力资源，从而使劳力与物质资源的矛盾过渡为人力与智力资源的矛盾。如果说，与人类生产力的无限发展相比较，物质资源的利用是有限的，人力智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却是无限的，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如此，知识要素的凸显，使得激励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变得日益重要，社会的发展方式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例如，社会财富创造的多寡取决于人的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就社会而言，取决于教育投入的多少；就个人而言，取决于个人可以还原于货币量投入的大小。全社会的教育水平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按劳分配、按货币资本分配；按知识分配等分配形式虽然仍会同时并存，但按知识分配日益会取得支配地位。虚拟企业、虚拟国家、知识管理、网络化生存由微而显；（注：萨维奇：《第五代管理——通过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团队协作和知识网络共同创造财富》，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跨文化社区、价值观念效益化的兼容、境遇人格心理塑造等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微观基础；权力管理机构的经济职能日益强化；“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在工人的福利、财富的社会化、以经济机制所实现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上“中间路线”等方向，日益向着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要求改进。“后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在利用市场经济方面，以市场经济机制的方式管理经济、以效率为根据界定社会公平、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意识形态上与市场经济积极的价值观念兼容等方面，日益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规律相适应。在“知识经济”生产方式的起步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仍未结束，暂时还处于以效率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的选择上，但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对矛盾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都是吸收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积极因素（矛盾双方互相吸取对方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发展自己）。如果社会主义在利用市场经济的同时能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的局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成功，日益符合实践模式结构优化和效率的要求；如果资本主义“货币资本家”日益削弱其经济决策的支配地位（经理阶层的支配地位日益增强），或“非人力资本”（货币资本）对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日益减少，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才能）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日益增加，社会占有财富的形式日益民主化（股份制）。那么，“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就为（在“知识经济”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财富占有民主化、生产力社会化、意识形态的第三条道路），“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必然是（人的全面——体力与智力合一的能力——发展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的（全社会占有社会财富、每个人自由发展成为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看书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如果说“资源经济”的生产方式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那么“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将会为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提供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毫无疑问，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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