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戏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演出及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论文,戏曲论文,演出论文,汤显祖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二十世纪前半叶汤显祖戏曲在西方的译介 最早对中国戏曲有过评价的西方人，当是出生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了，他在《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纪行》中说： 我认为中国人对戏剧演出是太感兴趣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是超出我们的。这里有异常众多的青年为此而献身。有的戏班子在巡回演出时到处旅行，无远弗届；有的则常住大城市，为公众或私人演出。无疑地它将为国家造成危害。很难发现还有另外的活动更容易诱人误入歧途。有时戏班子的主人收买幼儿。强迫他们从小学唱习艺参加演出。几乎他们所有的剧目都来源很早，以历史或传奇为蓝本，近来也有不少新作问世。每逢盛大的宴会都要雇佣戏班子。一般剧目他们都能演出。戏单呈送到宴会主人那里，由他挑选一个或几个剧目。客人们一面吃喝，一面高兴地看戏。宴会可以长达十小时，剧目也跟着不断轮换演出。台词一般都是唱出来的，难得采用自然声部。① 利玛窦根据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十六世纪中国戏曲演出的状况，最后以他所持西方戏剧的观念，指出了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存在的差异。 根据徐朔方先生考证，比利玛窦大两岁的汤显祖(1550-1616)于万历二十年(1592)春天，在广东肇庆遇见了利玛窦，为此还创作了《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的七绝诗。利玛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北京，此前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均已问世，但利玛窦生前是否看过或听说过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就不得而知了。 利玛窦是来到中国后看到中国戏曲的，那么，中国的戏曲又是什么时候真正传入西方世界的呢? 据文献记载，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戏曲是元杂剧《赵氏孤儿》，时间是十八世纪。法国传教士马若瑟(Fr.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节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被收入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刊行，并在随后的若干年里相继被译成英文、德文及俄文等主要欧洲语种。从此，西方译介和改编中国的戏曲风生水起。《赵氏孤儿》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五个改编本，如法国伏尔泰、英国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和阿瑟·谋飞(Arthur Murphy)各自的《中国孤儿》，意大利梅塔斯塔齐奥(Pietor Metastasio)的《中国英雄》。十九世纪以后，《老生儿》《汉宫秋》《合汗衫》《灰栏记》《西厢记》等一大批元杂剧又相继有了欧洲语种的译本。 与元杂剧在欧洲受到热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传奇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似乎悄无声响，无迹可寻。以明传奇中最著名的《牡丹亭》而言，它在中国本土是“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是戏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经典剧作，但从《牡丹亭》诞生到二十世纪初的三百多年时间里，西方世界没有任何片言只字的译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汤显祖的剧作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才有西方语言的译介。1929年，徐道邻(Hsti DauLing)撰写的德文《中国的爱情故事》(Chinesische Liebe)一文中，有关于《牡丹亭》的摘译和介绍，该文载《中国学》(Sinica)第四卷上。徐道邻的译介，标志着汤显祖剧作在西方的传播真正开始。1931年，德国的汉学杂志《中国学》(Sinica)第六卷刊出了Dschang Hing与德国汉学家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选译的《牡丹亭·劝农》德译本。此后，洪涛生又陆续译出《肃苑》《惊梦》《寻梦》《写真》等出，或单独出版，或在汉学杂志上发表。1937年，洪涛生完成了《牡丹亭》全本的翻译工作，书名题《还魂记：汤显祖浪漫戏剧》(Die Rückkehr der Seele：ein romantisches Drama)分别由苏黎世与莱比锡拉施尔出版社出版。洪涛生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还创办北平演剧剧团，经他翻译的《西厢记》、《琵琶记》和《牡丹亭》在北平以德文上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②。《牡丹亭》的法文选译略迟于德文。徐仲年(Hsu S N)译著的《中国诗文选》有《牡丹亭》第四出《腐叹》摘译文及评价文字，1933年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 《牡丹亭》最早的英译本是1939年哈罗德·阿克顿(H.Acton)选译的《牡丹亭·春香闹学》(Chun Hsiang Nao Hsueh)，载《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第八卷4月号③。 从上述情况来看，汤显祖剧作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比元杂剧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晚了近两个世纪。当然，如果从各自的产生时间算起到传入西方，汤显祖的戏剧则又比元杂剧少用了两个世纪。 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汤显祖戏曲在西方的演出 汤显祖剧作在欧美的舞台演出，较之文字译介来说，又晚了半个多世纪。虽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梅兰芳率团出访美国演出，但他出演的四个剧目《汾河湾》《青石山》《剑舞》(《红线盗盒》片断)《刺虎》均为京戏，而非昆曲。 昆曲在欧美的舞台演出则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1998年5月，美国先锋派导演彼得·谢勒斯(Peter Sellars)和昆曲演员华文漪以及作曲家谭盾合作，在维也纳首先演出《牡丹亭》。该演出之后还在伦敦(同年9月)、罗马(10月)、巴黎(12月)及美国加州柏克莱(1999年3月)巡演④。在几乎同一时期，1998年，上海昆剧团排演的《牡丹亭》本拟出访演出，由于剧中一些道具、情节的革新不被上海文化局认同，故未能成行。不过，该剧的录像于本年7月15日在纽约亚洲研究会举行的座谈会中播出⑤。1999年7月，由华裔导演陈士争编排的全本《牡丹亭》在美国林肯中心上演，标志着汤显祖的剧作在西方的舞台演出真正开始。陈版《牡丹亭》首次将汤显祖《牡丹亭》的五十五出剧情改编成昆曲演出剧本，且将昆曲、评弹、花鼓戏、川剧丑角、秧歌统统搬上舞台，在美国引起轰动，被认为是体现“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昆曲创新。不过，对于陈版《牡丹亭》，国内也多有批评之词，以为是迎合“西方猎奇”的产物，其演出形式的革新，“由于没有传统的戏曲美学精神贯穿，这些戏曲形式只能成为空洞的文化符号出现，生拉硬凑在一起，勉强‘讲述’完《牡丹亭》中的故事”⑥。 继彼得·谢勒斯版及陈士争版《牡丹亭》在欧美的上演之后，对西方观众产生震撼的当是白先勇执导、苏州昆剧院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2006年9月15日至10月8日，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尔湾、洛杉矶、圣塔芭芭拉分校分别进行了连台演出。剧组还赴当地的学校、小区开展了十多次宣传。柏克莱大学举办了“《牡丹亭》的欢迎会”及“汤显祖与《牡丹亭》人文研讨会”。柏克莱大学开设了昆曲的选修课程，并记入学分。美国洛杉矶市长向剧组颁发了“特别嘉奖证书”，圣塔芭芭拉市市长把10月3日至8日定为“牡丹亭”周，加州大学总校长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外交。“美国的主流媒体权威戏曲评论家对青春版《牡丹亭》也不吝版面和笔墨，予以热烈的报导与评论。”⑦ 2007年起，青春版《牡丹亭》开始在欧洲各地演出。2007年4月16日至20日，苏州昆剧团赴法国巴黎参加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苏昆演员们在艺术节上演出了《牡丹亭·惊梦》，受到教科文组织总部盛赞。2008年6月，青春版《牡丹亭》先后在英国伦敦、希腊雅典上演，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据媒体报道，青春版《牡丹亭》连续6天在伦敦著名的萨德勒斯韦尔斯剧院上演，上座率达到90％。《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等英国各大主流媒体均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2009年11月17日，苏州昆剧团再次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表演了昆曲《牡丹亭》的选段《惊梦》。2012年10月，苏州昆剧团又进军美国东部地区，在密歇根大学Lydia Mendelssohn剧场、纽约大学和纽约亚太文化艺术中心Kaye剧场等也上演了《牡丹亭》中的主要折子戏，以及《小宴》《活捉》《下山》等昆剧经典折子戏。 除了彼得·谢勒斯版、陈士争版、青春版《牡丹亭》在欧美的演出外，尚有浙昆版、皇家粮仓厅堂版《牡丹亭》、谭盾导演实景版《牡丹亭》在欧美的演出。2010年6月，汤显祖曾任县令的遂昌县人民政府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促成下，与英国斯特拉夫德镇建立了文化交流合作关系，两地领导及有关学术机构开始互相来往。2011年4月29日至5月4日，遂昌县人民政府代表团与浙江省昆剧团应邀参加了莎士比亚故里斯特拉夫德镇参加莎士比亚诞辰447周年庆典活动，浙昆在斯镇艾文学院演出了两场经典折子戏《游园》《惊梦》和《幽媾》。2012年4月19日至26日，遂昌县人民政府代表团与浙江省昆剧团应邀赴莎士比亚故里斯特拉夫德镇参加莎士比亚诞辰448周年庆典活动。这是在英国政府为了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及迎接2012年伦敦奥运会召开的背景下举办的一项文化盛典，因此有着特殊的意义。浙江昆剧团在斯特拉夫德镇上演了4场全本《牡丹亭》。观看了演出的斯特拉特福文学院副院长泰乐爱说，“中英两国人民很幸运能拥有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样的戏剧大师，他们留下了跨越时空的不朽名作”。 皇家粮仓厅堂版昆曲《牡丹亭》由林兆华和汪世瑜连袂指导改编，在国内也颇受观众的喜爱。2010年6月，厅堂版昆曲《牡丹亭》应意大利威尼斯、波罗尼亚、都灵三地孔子学院邀请，先后在意大利威尼斯、波罗尼亚、都灵等地进行了7场巡回演出，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由美中文化协会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同制作的大型园林实景版昆曲《牡丹亭》，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阿斯特庭院上演。该版《牡丹亭》由中国著名作曲家谭盾改编并导演，中国知名舞蹈家黄豆豆编舞，由“昆曲王子”张军担纲主演。演出实景呈现明代原版《牡丹亭》中《惊梦》《离魂》《幽媾》和《回生》四折经典曲目。 汤显祖的剧作在西方的演出可谓方兴未艾，相信走出国门的汤显祖剧作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观众。 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汤显祖戏曲在西方的研究 关于汤显祖及其剧作最早的英文论文，当以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C.T.Hsia)教授的论文《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为最早，该文收入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一书中，于1970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七十年代，还出现了两篇研究汤显祖戏剧的博士论文。一篇是Lily Tang Shang的《汤显祖的四梦》(1974)，另一篇是Catherine Wang Chen的《〈邯郸梦记〉的讽刺艺术》(1975)。 八十年代初，白之(Cyril Birch)教授翻译的《牡丹亭》全本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1980)，这是汤显祖剧作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一个重要事件。白之教授还撰写了《〈牡丹亭〉结构》(1980)一文，在Tamkang Review上发表。同年的Tamkang Review上，还发表了胡耀恒(John Y.H.Hu)的《从冥府到人间：〈牡丹亭〉的结构性阐释》一文。八十年代中期，芮效卫(David T.Roy)教授发表了《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1986)，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为汤显祖，引起轰动。这一时期有两篇博士论文，即郑培凯(Pei-kai Cheng)的《现实与想象：李贽与汤显祖之求真》(1980)和I-Chun Wang的《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中国、英国及西班牙剧场中的戏剧和梦》(1986)。 九十年代，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研究的学者和论文大大增加。主要学者和论文有：白之的《戏剧爱情故事比较：〈冬天的故事〉和〈牡丹亭〉》(1991)、华玮(Wei Hua)的《汤显祖剧中梦》(1993)、李惠仪(Wai-yee Li)的《晚明时刻》(1993)、史恺悌(Catherine Swatek)的《梅和画像：冯梦龙的改编本〈牡丹亭〉》(1993)、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异人同梦：〈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考释》(1994)。高彦颐(Dorothy Ko)在其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1994)的第二章《情教的阴阳面：从小青到〈牡丹亭〉》论述了《牡丹亭》一书在明清才女们中的阅读行为。这一时期还有五篇博士论文，即史恺悌的《冯梦龙的《风流梦》：其改编本〈牡丹亭〉的抑遏策略》(1990)、华玮的《追寻大和：汤显祖戏剧艺术研究》(1991)、容世诚(Sai-shing Yung)的《邯郸记批评研究》(1992)及Jingmei Chen的《害相思少女们的梦世界：1598至1795年间女性对〈牡丹亭〉之回应》(1994)、邱子修(Tzu-hsiu Beryl Chiu)的《二十世纪晚期：阅读汤显祖“玉茗堂四梦”》(1997)。 进入二十一世纪，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继续呈现多产的势头。这一时期重要的成果是出现了《牡丹亭》研究的专著，史恺悌的《舞台上的牡丹亭：中国戏曲四百年的发展历程》(2001)探讨了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牡丹亭》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中国戏曲文化的关系。其他的成果有：雷威安(André Lévy)《汤显祖和小说〈金瓶梅〉的作者身份——戏剧〈牡丹亭〉相关资料的启示》(2001)、蔡九迪《我眼中的牡丹亭》(2002)、陆大伟(David Rolston)的《陈士争版〈牡丹亭〉的传统与革新》(2002)、伊维德(Wilt L.Idema)《“睡情谁见?”——汤显祖对本事材料的转化》(2003)、邱子修的《汤显祖：一位尼采式的超人》(2003)、李惠仪《〈牡丹亭〉和〈红楼梦〉中爱的语言和文化的因素》(2004)、袁书菲(Sophie Volpp)《文本、塾师与父亲——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教学与迂儒》(2005)、华玮《〈牡丹〉能有多危险?——文本空间、〈才子牡丹亭〉与情色天然》(2006)、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的《皇家粮仓版〈牡丹亭〉》(2010)、袁书菲《十七世纪中国曲家和文学游戏：汤显祖、梅鼎祚、吴炳、李渔、孔尚任的剧作》(2012)、Anne Burkus-Chasson《似与非似：〈牡丹亭〉中的写真》(2015，Like Not Like：Writing Portraits in The Peony Pavilion)、陈靝沅(Tian Yuan Tan)《〈牡丹亭〉中的春情和文学传统》(2016，Springtime passion and literary tradition in Peony Pavilion)⑧。此外，吕立亭(Tina Lu)的专著《人、角色与心灵：〈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认同》(2001)、周祖炎(Zuyan Zhou)的专著《晚明清初文学中的双性混同》(2003)、蔡九迪的专著《魂旦：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2007)、沈静(Jing Shen)的专著《十七世纪中国的剧作家和文学游戏：汤显祖、梅鼎祚、吴炳、李渔、孔尚任的戏曲》(2010)、陈靝沅和史华罗教授(Paolo Santangelo)编著的三卷本《激情、浪漫、情——〈牡丹亭〉的情感世界和心灵状态》(Passion，Romance，and Qing：The World of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Peony Pavilion，2014)，都有或多或少的章节探讨汤显祖的剧作。 关于汤显祖剧作在西方的研究，这里有必要提及两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会议是由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与中国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戏剧系、台湾传统艺术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系于2004年4月27至28日在台湾“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汤显祖与牡丹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学者共有三十多位，其中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占了八位。由华玮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汤显祖与〈牡丹亭〉》上、下二册，后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于2005年12月出版。收入论文集的西方学者论文或直接用中文写成，或由英文译成了中文，分别为哈佛大学伊维德教授的《“睡情谁见?”——汤显祖对本事材料的转化》、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的《〈牡丹亭〉在〈桃花扇〉中的回归》、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的《“田”与“园”之间的张力——关于〈牡丹亭·劝农〉》、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两度“还魂”》、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才子牡丹亭〉的评注话语及其颠覆性》、芝加哥大学蔡九迪教授的《明末戏曲中的“魂旦”》、亚利桑那大学奚如谷教授的《论〈才子牡丹亭〉之〈西厢记〉评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史恺悌教授的《挑灯闲看冯小青——论两部冯小青戏曲对〈牡丹亭〉的“拈借”》等。 第二次重要的会议是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中国台湾中正大学等于2014年6月5日—6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联合举办的“美丽新剧场：1616年的中国戏剧与英国戏剧国际研讨会”(Brave New Theatres：1616 in China and England)。来自英国、美国、荷兰、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余位莎士比亚专家和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之所以定格1616年中英两国的戏剧，这是因为1616年在中英两国文学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23日，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离开了人世。三个月多后，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汤显祖(1550-1616)也飘然仙逝。而2016年，将是这两位同时闪耀在东西方文学舞台上的巨星逝世400周年。为了迎接这一重要纪念日，加强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学者的相互交流和对汤公莎翁那一时代中英戏剧的理解，推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研究的不断深入，主办方精心策划和组织了本次会议。研讨会为期两天，分成十个小组(Panel)进行，每个小组分担一个话题，设中英戏剧专家两名，报告各自领域相近话题的论文，并对对方的论文展开评论和质询，最后大家一同参与讨论。十个小组的话题分别为：一、风靡一时与大众化的故事；二、制造历史；三、国家和戏剧；四、戏剧文本的流传和印刷；五、观众、批评家和接受；六、音乐和表演；七、戏剧概念和表演空间；八、戏剧的作者身份和合作；九、地方性；十、戏剧、诗歌及其他文类。 本次会议的论文，主要围绕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及其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进行了对话式的探讨。其中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学者代表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陈靝沅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雷伊娜(Regina Llamas)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夏颂教授(Patricia Sieber)，亚利桑那大学的奚如谷教授，亚利桑那大学凌筱峤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的华玮教授，台湾孙中山大学的王瑷玲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孙玫教授，台湾中正大学的汪诗珮副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等。会议的论文集《1616莎士比亚和汤显祖》(1616 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s China)，已于2016年2月由英国Bloomsbury Publishing出版社结集出版。 四 英语世界关于《牡丹亭》研究的主要观点 汤显祖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莫过于《牡丹亭》，故西方学界关于汤显祖戏曲的研究，以《牡丹亭》的研究成果所占比重最大，其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对《牡丹亭》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舞台演出、后世影响等诸方面的分析和探讨上。 众所周知，《牡丹亭》主要塑造了一位热爱自然，热爱自由，为爱情出生入死的青年女子杜丽娘的形象，从而批判了虚伪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已故的著名汤学研究专家徐朔方先生指出：“她(指杜丽娘)是那么美丽动人的一个女性形象，那么不同于平庸的闺秀淑女，她富有个性，爱好自由，当她的愿望受到遏制时，她宁愿为自己理想而殉身。……在三百六十多年前她却不愧为出现于黑暗的封建王国中的一线光明。”⑨与中国学者略有不同的是，西方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汤显祖对“情”的表达和《牡丹亭》所体现的“情”的力量，较少提及该作品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譬如，由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和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就专门设置了“《牡丹亭》与情教”一节来探讨《牡丹亭》与“情”的关系。书中说道： 这部戏曲提出了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适当角色以及情感在社会中的位置的问题。甚至还可以将《牡丹亭》视为这一时期盛行“情教”的中心。对浪漫爱情的迷恋，与十六世纪末李贽、公安三袁对真情、真实的兴趣密切相关，但这种爱情迷恋处于围绕传奇而生的文化之中，尤其是《牡丹亭》，激情、爱情、真情，都是其关注的重心。⑩ 对于《牡丹亭》这部作品的感人力量，《剑桥中国文学史》也给予了肯定：“我们从数百位读者的评论可知，《牡丹亭》的巨大影响，并不在于这类理论层面；这部作品的崇拜者——男性、女性，精英、非精英，全都发自内心地深受感动。众多剧作家重写它，不仅仅是为了纠正那些明显的犯律之处，而是因为他们深受原作的启发。无论男性读者还是女性读者，动手重抄作品，还在朋友之间相互传阅。……年轻书生柳梦梅与佳人杜丽娘，二人都有文学才华，且都容貌出众，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几乎在后世戏曲小说中的每一对情侣身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11) 正因为《牡丹亭》在情感上的感人力量，西方学者对《牡丹亭》情感用语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由伦敦亚非学院陈蘸沅教授和罗马智德大学史华罗教授编著的《激情、浪漫、情——〈牡丹亭〉的情感世界和心灵状态》，收了两位编者合编的长达千余页的《牡丹亭》情感语汇表，共5451个情感词汇及其注释，还有两位编者以及另外两位作者Isabella Falaschi和Rossella Ferrari(费莱丽)撰写的几篇论文，细致分析了“情”在《牡丹亭》中所展示的生命力以及相关衍生词和特定习语在情感表达和心理描写中的具体用法，从而展示了剧中情感用语的演变轨迹以及所含信息的持久性。本书认为，《牡丹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新潮流，即对“情”的尊崇和追求。陈靝沅教授在情感语汇著作的基础上，又撰文探讨了《牡丹亭》中“爱”这一复杂的概念，认为《牡丹亭》中的“爱情”与“春”有着密切的关系。汤显祖借春天的景物和前人关于春的诗词，来描写杜丽娘爱情的自我觉醒和情感欲求，展示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及转折，与整个中国文学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牡丹亭〉中的春情和文学传统》)。 对于《牡丹亭》的主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在《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12)一文中，则从人与时间关系的角度加以探讨。他说：“我研究汤显祖的戏曲，系着重在其对人在时间之摧残下的情况这一主题的探讨。”作者认为《紫箫记》和《紫钗记》专注于写爱情，“在爱的狂喜中忘却时间”；《牡丹亭》则是汤显祖“向时间挑战的唯一作品”。汤显祖把“超时间、超生命和超死亡的热爱，注入杜丽娘的形体。但是爱情只有在未能获得时才像似永恒。一旦爱情正常化了，或是因有了实体的性的拥抱，而减少了相思，那份永恒的感觉便无法继续”。汤显祖利用戏中女主角的死和复活，来证明爱情打败时间，“只是她(杜丽娘)被自己的收获所诱，终究沦为时间的俘虏”。 《牡丹亭》中存在着两个“杜丽娘”，一个是大胆追求爱情，乃至不顾礼法在梦中与柳梦梅灵肉交欢的杜丽娘，一个是死而复生后，由皇帝主婚而与柳生结为合法夫妻的杜丽娘。杜丽娘自己也说：“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对此，徐朔方先生指出：“不可否认，《牡丹亭》夫荣妻贵的收场带有很大的封建性，但是有关爱情的古代小说戏曲，十之八九以男中状元、女封夫人作结束，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就是千篇一律。各种不同的大团圆，理应得到相应的不同评价。”(13)徐先生认为，在《牡丹亭》中状元并不是杜丽娘、柳梦梅结合的条件，在此以前他们早就有了梦中幽会，还魂以后他们就自己作主结婚了。因此，徐先生分析后认为“它总的倾向还是强烈地指出，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有像杜丽娘那样视死如归的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性”(14)。对于前后不同的杜丽娘，西方学者对此表现了较浓厚的兴趣，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写道： 就《牡丹亭》后半部分的文本而言，它并未过分推崇“情”。对爱情忠贞专一的杜丽娘，后来变为举止合宜的儒家贤妻，否定了自己从前的孟浪行为。这对年轻的爱侣，并未以悲剧性的私奔结束自己的故事，而是由皇帝亲自赐婚而结为合法夫妻。作品的结局是保守的，因为它再次肯定了君臣、父子之间伦理规范的首要地位，特别是让这种伦理最终能够融合个人的情感。(15) 可见，与徐朔方先生不同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对还生后的杜丽娘否定较多。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之前，夏志清教授也论及《牡丹亭》大团圆的喜剧结尾问题： 假如丽娘和梦梅两人恋爱的成功后仍继续不顾世俗的成功和道德，他们是会成为悲剧性爱侣的。但是汤显祖却不会采用悲剧形式的，因为明代的传奇，着重悲欢离合的情节，到底是喜剧形式。再者，柳梦梅原是个穷秀才，他所想的一直都是仕途显扬。照杜丽娘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看来，她若一辈子与一介穷书生过活也不会高兴的。因此《牡丹亭》遂写成终于协调的喜剧：就女主角而论，爱的冲动带给她以世俗的尊荣和成功，假如她没有主动地去经历生死以求爱情，她是无法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和尊贵的。她虽然有一阵反抗时间，但很快就和时间欣然谋得妥协。时间将使她逐渐成为信守名教的母亲，关心着孩子的正当教育了。(16) 哈佛大学的李惠仪教授在其专著《引幻与警幻：中国文学的情爱与梦幻》的第二章《晚明时刻》中，对《牡丹亭》中梦中的杜丽娘和现实中的杜丽娘进行了分析。李教授将汤显祖剧作放置在晚明文化思潮的背景中进行思考，梳理了明清文学对情这一丰富复杂议题的不同处理，并提出汤显祖剧作对后世著作如《长生殿》《桃花扇》及《红楼梦》的影响。作者认为，《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中之情，更具绝对性和超越性，能凌驾肉体与感官世界之上，具有自怜的因素。但是，戏曲的喜剧模式与梦幻中对情的强烈程度和无限性的颂扬之间存在着矛盾。杜丽娘穿行于不同存在的世界，一方面她因情之强烈而死生，另一方面，一旦实现与柳梦梅现世的结合，便接受传统道德作为婚姻幸福的必然附属。《牡丹亭》是以喜剧的圆融来完成对杜丽娘的性格塑造。(17) 耶鲁大学吕立亭教授则从西方语境中的梦的主体性问题、身份识别问题、感性认识和司法裁决问题、隐私和犯罪问题等角度分析了梦中杜丽娘和现实中杜丽娘的差异。吕教授在其专著《人、角色与心灵：〈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认同》的第二章《情人的梦》(18)中说：“我对概括一个普遍的十六世纪的中国人主体或二十世纪的美国人主体不感兴趣；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我更关心特质，比如是否能在笛卡尔和汤显祖之间建立对话。在研究和编写这本书时，我引用了大量西方哲学的资料。”譬如，作者谈到身份问题，就有以下的论说：“杜丽娘获得缓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逾矩行为都是在梦中进行的；从这样的论辩可否推断出，至少在提供法庭证据时，梦中的杜丽娘与杜丽娘的鬼魂有着不同的身份。”“梦中人犯下通奸罪，与清醒时发生非法性行为，其后果完全不同。梦不会让杜丽娘有怀孕之虞，她的名声与贞洁也毫无损伤。”“我们无法确认柳梦梅的梦中的女郎与他后来遇到的午夜情人是否是同一个人。” 戏曲作品和舞台上，常有亡灵的形象出现，死后的杜丽娘即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蔡九迪《魂旦：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一书对十七世纪的戏曲作品中的亡灵现象作了全面的探讨。作者称戏曲舞台上表演亡灵的演员为“魂旦”(phantom heroine)。作者认为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对杜丽娘的完美塑造，是建立在他所熟悉的、存在于早期戏曲文本中“魂旦”模式的基础之上；同时毫无疑问地受到与他同时期戏曲表演实践的影响。承旧纳新，他开启了一种新型的、流行的魂旦表现模式。作者认为沈璟的《坠钗记》、傅一臣的《人鬼夫妻》、吴炳的《西园记》、冯梦龙改编的《洒雪堂》、范文若的《梦花酣》在魂旦的概念和表现上，都深深受到了《牡丹亭》的影响。但不同于其他包含魂旦角色的戏曲，这些剧中的女主角不但分身成为正旦和魂旦，由同一个演员扮演，而且化身出更多的角色，以至剧中出现由另一演员扮演的第二女主角。剧情的发展以两个女主角的对抗为主线，不仅因为第一女主角的鬼魂在死后和男主角的幽会中，经常冒充第二女主角，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中一位女性的生存和婚姻，必须以另一位的死亡为前提。在这类情节中，《牡丹亭》中让“死者复生”的简单解决方式，或《倩女离魂》让身体和离魂重新结合的办法，都不再能圆满解决魂旦所提出的身体和灵魂的分离问题——因为多出一个鬼魂。(19) 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副教授周祖炎在《晚明清初文学中的双性混同》一书中，试图用“双性混同”的概念和荣格分析心理学来解读《牡丹亭》《桃花扇》《红楼梦》等明清戏曲小说作品。作者认为，阴阳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易经》所言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普遍存在于天、地、人，即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阴阳相争”或“阴阳相谐”，是阴阳运动中最常见的形态。就《牡丹亭》来说，周祖炎认为杜丽娘因情生梦、因梦而亡是程朱理学从生理和心理双方面压抑青年女性正常需求，打破其身体的阴阳平衡而导致早天的极端案例。因此，杜丽娘的还魂，即丽娘为追寻爱情而出入生死的历险，也是追寻一种阴阳和谐共存的个体存在模式的精神历程。书中还探讨了《牡丹亭》里出现的“花”“园”意向、花木兰、红拂女等“女中丈夫”与“双性混同”的关系(20)。 研究中国的文学，免不了要将中国的文学与西方的文学进行比较。哈佛大学伊维德教授的《“睡情谁见?”——汤显祖对本事材料的转化》一文，比较了杜丽娘死后所葬的墓地荒园与德国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玫瑰公主》中那座为荆棘所包围的城堡，认为两者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丽娘和玫瑰公主都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她们都进入到一个禁止进入的区域并在那里初次体验了性的亲密；玫瑰公主进入了百年沉睡之中，丽娘不久便憔悴至死；最后二者都因一个年轻男子的爱而得到复生。”作者考察《牡丹亭》的本事主要来自话本故事《杜丽娘慕色还魂》后，将其与戏曲《牡丹亭》和欧洲诸多睡美人的故事加以比较。作者认为欧洲童话故事和中国话本故事对女主人公之死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欧洲童话故事把女主人公因伤而死表现为命运所致：源于某个女神或神祗的无可逃脱的预言，中国话本故事则用心理写实的手法呈现出导致女主人公之死的事件发展。作者最后还探讨了《牡丹亭》中杜太守对女儿的父爱和女儿私情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以为这是《牡丹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杜太守对女儿的父爱过于自私，以至不能容忍“纯洁无邪的女儿一步一步与自己远离”，最后心甘情愿地成为别人的妻子。因此，作者认为杜太守拒绝把女儿适时地嫁出去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家庭情结”在暗地作怪，而他对女儿之纯洁的坚持则是他想把女儿据为己有这一潜意识扭曲的表达。(21) 除了对杜丽娘的形象进行研究外，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汤显祖利用《牡丹亭》的创作表达了他的反复古主义倾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袁书菲副教授的《文本、塾师与父亲——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教学与迂儒》即是这样一篇探讨汤显祖《牡丹亭》反复古派倾向的论文。作者认为汤显祖对杜丽娘“真”的强调，是通过对比受到复古主义影响的社会话语之不真来实现。复古主义者的语言，较之“白话”，显得滑稽可笑而不真。杜宝的引经据典、柳梦梅的卖弄才华、陈最良的迂腐与学究气、石道姑利用《千字文》的放浪道白都在戏曲中受到汤显祖戏剧化的嘲讽。即便是杜丽娘，“全身心投入的激情反衬出复古主义引经据典的戏剧性”，其“自身也未能免俗地自怜自赏或进行复古主义的效仿”。作者还将《牡丹亭》中的教学与迂儒的现象置于晚明的整个时代背景中进行观照，指出“秀才荒谬的高雅化措辞，是晚明笑话的标准特色”。(22) 关于《牡丹亭》的舞台演出，当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史恺悌教授的研究为最著。其专著《舞台上的牡丹亭：中国戏曲四百年的发展历程》，考察了《牡丹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演变情况，指出《牡丹亭》文本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体现了汤显祖、改订者、演员等不同的思想旨趣和曲学主张。如作者这样评价冯梦龙的改本：“冯梦龙非常注意汤显祖的文本，表面上看来他所做的好像只是修改汤显祖曲词的音律，但实际上也是在淡化语言中明显的色情或粗鄙成分。”(23)作者十分关注《牡丹亭》的表演文本和舞台演出情况，在分析了《牡丹亭》历史上的演出状况和影响后，作者说：“《牡丹亭》的出版和舞台历史，也是昆曲从晚明的全盛时期走向近百年的急剧衰落的历史的缩影。”对于陈士争和彼得·谢勒斯(Peter Sellars)各自导演的《牡丹亭》在当代美国的公演，作者也给予了介绍和评价。在谈到《牡丹亭》中的“性”的问题时，作者说“性”在《牡丹亭》中既有纯洁美好的情色描写，又有粗俗黄色的插科打诨，这无论在折子戏还是几出折子戏串成的“完整”演出中，都是困扰演员的难题，“为此我将多次引用汤显祖创造的一个较为吸引人的角色石道姑，以此来检验作者对俗的审美意趣。石道姑很少能以汤显祖当初所构想的那个形式在剧本改编和修订的过程中幸存，因此陈士争对她的舞台重现招致强烈的批判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牡丹亭》的形式和意义、雅和俗、表演美学、角色行当等问题，作者也都有简要的分析。 关于《牡丹亭》在当代的美国演出，有陆大伟教授的《陈士争版〈牡丹亭〉的传统与革新》一文(24)。该文对陈士争1999年在美国林肯中心导演的全本五十五出《牡丹亭》的成败得失作了评价。陈士争版的《牡丹亭》被观众认为是体现“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典范之作，作者认为，所谓“完整性”要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陈版《牡丹亭》尝试把该剧五十五出统统按顺序在一个场地里连续演出，因为从来没有关于类似演出的记录，“这当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比之前的任何有记录的演出版本都要更加完整”。另一方面，陈版《牡丹亭》与汤显祖原作仍然存在差异，如第十七出的开场部分改动很大，删减很多；第二十三出的开场甚至被完全的省略掉了等等。所谓“真实”，在作者看来也易引起争议。不过，作者肯定了陈士争版《牡丹亭》在乐队设置、舞台布景、场务安排等方面所作的改革和创新，对某些不足之处，也给予了批评。 关于汤显祖剧作的英译问题，有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姹紫嫣红”——〈牡丹亭·惊梦〉三家英译评点》一文。王教授探讨了《牡丹亭》中最为经典的《惊梦》一出三个译本的英译。作者将张心沧(H.C.Chang)、白之(Cyril Birch)、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英译的《惊梦》曲辞按曲牌先后，逐曲罗列比较，指出三家英译的得失优劣。 五 英语世界关于《紫箫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的研究及其他 除了对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进行研究外，英语世界的学者对汤显祖的其他戏曲作品如《紫箫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也有所论及。之前我们已提到夏志清教授用时间和人生的关系来考察汤显祖的戏曲作品。《牡丹亭》已引之如上，对于其余几部作品，夏志清也有其独到的论述。他认为《紫箫记》和《紫钗记》专注于写爱情，“在爱的狂喜中忘却时间”；《紫箫记》《紫钗记》和《牡丹亭》确定了情的价值，而情在时间的范畴内是至高无上的。《南柯记》和《邯郸记》，是汤显祖把情爱的价值在人生短暂的大前提下去考验它，“以梦来缩短时间，把生命之短促戏剧化”，“他们只是警觉到时间的诡诈，而采用了传统的宗教方式去逃避时间而已”。在论及《南柯记》时，夏志清还比较了卢生和歌德笔下浮士德的异同，他认为卢生和浮士德除了各自的职责和使命不同外，他们还有根本的的不同： 卢生和浮士德还有更根本的不同。浮士德本是一位厌倦了人生的学者；一被魔鬼梅非斯特引诱，便立刻跟随他去找寻快乐。一直要到度过了心灵消沮这个阶段，梅非斯特才无法挟持他。对歌德来说，浮士德的最后人道善举，可认为是对他年轻时所追求的个人浪漫主义之答复。汤显祖笔下的主角虽被奸相恶意驱迫，做了许多好事，他都认为是应该做的，并没有被浪漫的虚无主义所苦。只有在过度获得权势时，才开始在配偶之外，找寻肉欲方面的快乐。然而他之所以荒唐，主要还是为了要藉此求得长生。再如我们所见，卢生屡次声明，他对人生感觉满足。……对浮士德来说，满足等于是生命的尽头，所以那刹那是永不能来临的，他把生命看作一项在永无休止的自觉过程中的冒险。虽然在他生命将尽的最后一刻，他确曾要求在无穷尽的未来中，那假定的刹那，“稍作逗留”，但那只是表示，他对于新垦地之能成立理想小区感到极端满足而已。这种理想社区从不曾存在过，或许永不会有。……在汤显祖的戏曲里，这种至高无上的一刹，是迟早会来到的。 美国爱科德大学沈静教授《〈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改写》一文比较了汤显祖《紫钗记》传奇与唐代文言小说《霍小玉传》的差异，指出《紫钗记》在故事主题、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对《霍小玉传》进行了改写(25)。作者认为，《霍小玉传》反映的是处于不同阶层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受挫，主要是由于门第观念。《紫钗记》则基本剔除了封建家长制对男女婚姻的干涉，加重政务给个人生活带来的波折，反映的是上流士绅阶层内部的联姻，“如果说唐传奇体现了唐人对浪漫主义的狂热追求，那么《紫钗记》立场鲜明地惩恶扬善，则体现了一种追求个人行为理性化的思想倾向。”谈到李益的形象，作者认为《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一个负心汉形象，“为了攀附门第更显赫的甲族而出卖了人格、背弃了真情”，而《紫钗记》中的李益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正面形象。“《紫钗记》中的李益则是社会现实的牺牲品。剧本不遗余力为李益洗刷负心之名，而让卢太尉承担制造悲剧的所有罪责。”至于霍小玉，作者认为唐传奇中的霍小玉是一个倡门妓女，而《紫钗记》中霍小玉“是青楼女子与上层妇女的混合体，似可反映出妓女文化对士人阶层的理想妻子形象的影响”。至于黄衫客，作者认为在唐传奇中所显示的任侠仗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紫钗记》中被削弱，汤显祖“将他塑造成皇权的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 容世诚教授《〈邯郸记〉的表演场合》一文为其博士论文第二部分的第一章，主要考察了《邯郸记》在明清时期不同场合的演出情况，展示了该剧在当时的演出风貌及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26)。作者根据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戏剧理论，主要从“演出的场合”“表演的具体环境”及“参加者和他们的关系”三个方面探讨《邯郸记》在明清时期的演出状况。作者以为，《邯郸记》的演出主要有以下几种场合：(1)汤显祖时期的私人演出场合。这一场合的演出是不公开的，观众严格地局限于相互熟悉的文人之间，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2)宜黄剧团的公开商业表演场合。宜黄剧团曾到江西的文人圈中进行私人室内表演，后来又在公共场合和商业场合演出，并逐步从江西省向其他省份扩展；(3)明清文人私人演出。文献显示明清文人宴集时曾有《邯郸记》的演出；(4)《邯郸记》在宗教场合的演出。“在宗教场合演出，从而进行和完成斋醮超度等祭祀礼仪”。作者认为在不同的场合下演出时，戏剧的接受阶层，观众的审美期待都会随着改变。例如，在葬礼上，戏剧的功能、意义和场景的选择受观众挑选的局限，与在商业剧场演出时是不一样的。从地域上看，该剧到清初时，已经传播到中国大部分地区。 明清时期，评点之风盛行。《牡丹亭》作为戏曲中的名作，自然受到评点家们的青睐。关于《牡丹亭》的评点，主要有清人的《才子牡丹亭》和清人《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前者的研究论文有华玮教授《〈牡丹〉能有多危险?——文本空间、〈才子牡丹亭〉与情色天然》，后者有蔡九迪教授《异人同梦：〈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考释》一文。华玮教授的文章对清代一部罕见而特殊的戏曲评本《才子牡丹亭》作了考证和解读(27)。作者考证《才子牡丹亭》出自于清乾隆间的吴震生和程琼夫妇。之所以称《才子牡丹亭》为“罕见而特殊的戏曲评本”，是因为这部书将《牡丹亭》解读为一部“色情书”，评点中充斥了大量的情色语汇和“性隐喻”。这些情色方面的批语，非常直露、大胆、粗鄙，不少直接指涉性行为及身体部位，譬如“‘惊春谁似我’，喻男根也。‘蒲桃褐’，喻二根色”之类，比比皆是。作者以为，评点者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为“读者打开了未曾有的、不可想象的世界，并引导读者的想象脱离理性与道德‘正轨’的束缚”，如同《金瓶梅》的作者一样，“意欲借打破情欲的禁忌以娱读者，提供抒发情感上压力的管道”。作者认为，《才子牡丹亭》情色语汇显示出的情色观，“具有惊人的现代感”。最后，作者对《才子牡丹亭》的社会意义作了评价，指出晚明思想并未在十八世纪的清朝断裂分离，清代的文化钳制既未影响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亦无法压制反对声浪的表达与传播。 蔡九迪教授的论文是一篇关于《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简称《三妇合评》)的考证文章。所谓三妇，即为清人吴吴山的前后三个女子陈同、谈则和钱宜，她们各有评点《牡丹亭》的文字，汇编合刊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28)。作者对《三妇合评》的成书过程、评点的内容、署名的真伪等问题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考证和揭示。作者指出，《三妇合评》初创于陈同，陈为吴吴山的未婚妻，未婚而殁，留下《牡丹亭还魂记》上卷及其评语。后娶谈则，补写下卷评语，如出一辙。谈不幸早逝，继室钱宜续写评语，怂恿丈夫合而刊之。作者以为，“《三妇合评》之功，主要在于注明了《牡丹亭》中所用‘集(句)唐诗中每句的作者’”。《三妇合评》受到了金圣叹批点《西厢记》的影响，但“未对戏曲所涉及的道德问题表现出多大兴趣”。认为《牡丹亭》实际上是以情阐理之作。“比较重视分析人物心理，以及语言艺术与各种意象在情、痴、梦等主题里的象征功能”。作者最后对钱宜和吴吴山的夫妻同梦现象作了理论的阐释。 芮效卫教授的《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探讨了汤显祖与小说《金瓶梅》的关系，作者罗列了《金瓶梅》与汤显祖生平、思想、作品等种种关联的例证，考证汤显祖是《金瓶梅》最有可能的作者(29)。《金瓶梅》的作者人选迄今有数十个之多，无一种说法能得到学界的公认。芮效卫教授的考证受到了徐朔方先生的质疑，其质疑的文章发表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上。虽然《金瓶梅》作者汤显祖说不可能成为定论，但汤显祖与《金瓶梅》有关系是毫无疑问的。论文所举的例证及考证方法，依然有给人启发的地方。雷威安教授是《金瓶梅》和《牡丹亭》的法文译者，他的《汤显祖和小说〈金瓶梅〉的作者身份》一文，为芮效卫的《金瓶梅》作者汤显祖说提供了一些佐证材料。 从上述汤显祖及其剧作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演出和研究来看，汤显祖的戏曲越来越受到西方观众的喜爱，越来越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汤显祖戏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演出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有华裔学者所做的努力，也有欧美本土学者所做的贡献；不仅有中国政府、民间艺术团体、高校所做的贡献，也有西方政府、艺术机构及高校所做的努力。从学者研究的方法来看，既有类似中国传统实证的研究方法，也有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汤显祖戏曲的方法(如吕立亭、周祖炎等)。中国的学者，也许不一定会赞同西方学者(包括华裔学者)的某些观点，但他们的研究无疑扩大了我们的视野，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一些比较研究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中西方文学既存在一些共通的现象(如伊维德的文章中关于《牡丹亭》墓地荒园与德国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玫瑰公主》中那座为荆棘所包围的城堡的比较)，也有相异之处(如夏志清关于卢生与浮士德的比较)。《牡丹亭》英文版的出版，青春版《牡丹亭》等多种昆曲版本在西方舞台的演出，遂昌政府与莎士比亚故里斯特拉夫德镇关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文化交流合作关系的建立，2014年在伦敦亚非学院举办的1616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研究的对话会议等等，都是汤显祖剧作在海外传播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提高了汤显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地位。2016年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访问英国时，提议2016年中英两国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可以相信，汤显祖戏曲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将会兴起新的热潮，揭开新的篇章。 注释： ①转引自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②吴晓樵《中德文学因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③以上中国古典戏曲在西方的传播参考了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 ④史恺悌《舞台上的牡丹亭：中国戏曲四百年的发展历程》，第203页。该书第六章对彼得·谢勒斯版《牡丹亭》做了详细讨论(篇名和书名的英文名称及出版项未注者，均见徐永明、陈靝沅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附录《英语世界的汤显祖论著目录》，下同)。 ⑤陆大伟《陈士争版〈牡丹亭〉的传统与革新》注释2，《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281页。 ⑥李智《独立东风看牡丹——陈士争版〈牡丹亭〉与传统戏曲的挖掘视角》，《电影评介》2009年第20期。 ⑦《青春版〈牡丹亭〉访美演出》，《苏州年鉴》，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页。 ⑧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2015.11,DOI 10.1007/s40636-015-0038-6. ⑨徐朔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徐朔方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 ⑩(11)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3页。 (12)夏志清《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1-27页。 (13)徐朔方《论牡丹亭》，《徐朔方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 (14)《论牡丹亭》，《徐朔方集》第一卷，第392页。 (15)《剑桥中国文学史》，第166页。 (16)《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21页。 (17)李惠仪《晚明时刻》，《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28-64页。 (18)吕立亭《情人的梦》，《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157-185页。 (19)参见中译本蔡九迪《明末戏曲中的“魂旦”》(李雨航译)一文，收入华玮主编的《汤显祖与〈牡丹亭〉》，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5年版。 (20)参见武汉大学何博的博士论文《北美明清传奇的文化细读模式》，2012年。 (21)《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107-127页。 (22)《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128-156页。 (23)史恺悌《〈牡丹亭〉与昆曲戏剧文化》，《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287-313页。 (24)《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275-286页。 (25)《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314-329页。 (26)《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330-349页。 (27)《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225-246页。 (28)《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186-224页。 (29)《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第65-99页。标签：汤显祖论文; 戏剧论文; 牡丹亭论文; 杜丽娘论文; 昆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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