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儿诗》“或谑张飞胡”句“胡”字辨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骄儿诗论文,张飞论文,字辨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唐人诗歌中，李商隐的《骄儿诗》（或作《骄儿》）作为其晚期两大佳作之一，（注：吴调公《李商隐研究》论义山诗，称《骄儿诗》和《井泥四十韵》为其“晚期的两篇佳作”。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该书154页。）素以“描写孩子极生动”[1]著称。而其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之句，又因提供了一则极其珍贵的当时三国故事民间流传情况的具体材料，具有独特的史料学价值，（注：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72页；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80页；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244页；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764、953页；周振甫《李商隐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16页等。）受到多方面关注，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被征引频次最高的句子之一。但笔者发现，在这看似明白的诗句中，各家对“胡”字的训释理解却一直存有重大歧见和误解，并且还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三国演义》如何塑造张飞形象的评价以及张飞形象主要性格特征的把握这一重要问题。故此不揣谫陋而齗齗甄辨，略抒愚肊以就教于方家。
一、既往对“胡”字的种种训释及其不足
根据笔者普查清理的结果，对“或谑张飞胡”之“胡”字作出了明确或较为明确的意义解说的，主要有李商隐诗集（含全集和选本）的注解笺评本、历代诗歌或唐诗或“童趣诗”之类的名篇选注读本和评赏辞典、各式大型字典词典、内容涉及《三国演义》源流考述和艺术分析的专著论文等四类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三种讲法。
1.“胡”即胡须，指张飞多髯，为“大胡子”。例如，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卷1）：“胡，多髯也。”（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3页）；刘学锴《唐诗鉴赏辞典·李商隐〈骄儿诗〉》：“摹仿大胡子张飞的形象和邓艾口吃的神情”（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1233页）；周振甫《李商隐选集》注：“张飞胡：胡，颔下肉，指胡须。摹仿客人像张飞的胡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15页）。另外，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658页）、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867页）、吴庚舜等《唐诗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42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历代诗歌鉴赏辞典》（该社1988年版669页）、赵旭东等《中国古代童趣诗注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175页）、周北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77页）、[俄]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32页）、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册507页）、《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册1206页）等，均持此说。
2.“胡”即黑，指张飞面目坳黑。例如，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按，《南史》：‘刘胡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长，单名胡焉。’‘张飞胡’义同，俗称黑张飞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416页）；中科院文研所《唐诗选注》：“胡：指面目坳黑。……这两句说，或者嘲笑客人象张飞一样脸黑，或者打趣客人象邓艾一样口吃。”（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517页）。它如《大辞典》（台北市三民书局民国74〈1985〉年版3853页）、《汉语大字典》（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2057页）、《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1384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3945页）、孙寿玮《唐诗字词大词典》（北京华龄出版社1993年版244页）等亦同。
3.“胡”即后来小说《三国演义》中所谓“燕颔”，指张飞下巴颏肥硕。例如，董每戡《〈三国演义〉试论》认为，李诗中的“胡”，指张飞的大颔，也就是“燕颔”（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82页）；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也说：“‘胡’形容张飞下巴颏肥大，那垂肉将后脖子都包住了，上面再生上虎须，一副粗豪的面孔。”（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41页）
除上所列举外，还有力图兼顾二义者，例如陈伯海释为“黑面大胡子”，[2]实则仍旧包含于其中。这些讲法，虽各有其据，但不足之处亦为显见，难以让人满意：
其一，释“胡”为胡须、多髯、大胡子等，约当始于清人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笺注》。虽然李诗原本用字为“胡”而非“胡”，但若仅就字面看，释之为“髯”即“胡”（胡须）并无不妥。因为“胡须”之“胡”最早见于黄缚《闲中今古録摘抄》“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胖长”，（注：见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汉语大字典》1986年版4592页、中华书局《王力古汉语字典》2000年版1705页“胡”字条引证。）为明代后起字。即：在李商隐时代，尽管髦、髲、髭、须、鬆、鬓、鬣等系列字均已出现，（注：参见商务印书馆《辞源》（合订本）1988年版第1897～1900页“髟部”诸字引例。）但作为“胡何”之“胡”的分别字的“胡（胡）须”之“胡”尚未出现，“胡何”、“胡人”、“胡关”之“胡”与“胡须”之“胡”均统作“胡”。“张飞胡”既然作“胡”，就可以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意思，即释之为“胡须”具有潜在可能性。但是，仅有这一点显然不够，还需要别的理由来支持这种可能性而排除其它，方可成说。就诗歌本身而言，其所能提供的相关信息已经尽在个中，根本无法证明“胡”字应讲为“胡须”，也就只好于诗外索求。在缺乏当时其它旁证材料的情况下，求诸诗外惟一的途径就是作纵向历史考察，即把《骄儿诗》的描写视为张飞形象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考察其来龙去脉，看看能否在其前后可能与诗歌中的描写存在某种联系的各种记载中找到张飞“多髯”的蛛迹。可以肯定，在李商隐之前的正史传注如《三国志·张飞传》以及裴松之注中并没有张飞相貌如何的记载。据此推断张飞是“大胡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三国志》卷一二就写了崔琰“须长四尺”，卷三六又写了关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设若张飞相貌特异多髯，史传中照例应当有所反映。李商隐之后，倒是确有人说过在元刊《三国志平话》这一现存最早也比较完整的关于三国故事的专书中，“果有呼张飞为‘胡汉’的”。[3]但一粟认为：“这是一种误会。在《三国志平话》里，文丑骂关羽‘胡汉’，张飞在古城会时也骂关羽‘胡汉’。此外，有一处说：‘张飞又与韩国忠对阵，胡汉又出马，张飞交马约斗十合，不分胜败’，这个‘胡汉’照文义恐怕还指韩国忠。全书未发现称张飞为‘胡汉’的，似乎不便与《骄儿诗》比拟。”[4]到小说《三国演义》，写张飞貌相每曰“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第1回、第63回），又写他动辄“圆睁环眼，倒竖虎须”（第5回、第28回），似乎其胡须确实比较突出，惹人注目。然而，如果进一步追查这种形象描写的基础，我们就会发现，张飞所谓“虎须”者，当来源于《三国志》卷三六陈寿对他与关羽“为世虎臣”的赞评和卷五四周瑜把他与关羽称为“熊虎之将”的疏文，与写华雄“虎体狼腰，豹头猿臂”（第2回）、写崔琰“虎目虬髯”（第68回），写王双“熊腰虎背”（第71回）一样，乃古代小说对“武士型英雄”（注：鲁尔曼《中国通俗小说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转引自王丽娜《国外研究〈三国演义〉综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三国演义〉论文集》，第465页。）的格套写法，状其威猛而已，非言其多。何况，据常识可知，一只成年大老虎也就五十根左右的胡须，以数量论，稀稀拉拉几根，绝非所谓的“大胡子”。比起关公的“髯长二尺”（第1回）、“约数百根”（第25回），简直不值一道。恐怕连曹操的“（细眼）长髯”（第1回）、崔琰的“（虎目）虬髯”（第68回）也不如。所以，就张飞的相貌特征而言，“虎须”的描写不具有“多”的实质性意义，把《骄儿诗》中“胡”字释为“多髯”，也就有空中腾踔之嫌。
其二，释“胡”为“黑”，谓“张飞胡”指张飞面色坳黑之说最早见于清代冯浩注，后出诸说概源于此。然冯注不断受到强烈质疑。叶葱奇先生认为：“冯注引《南史》所云‘（刘胡）坳黑而似胡’。按胡谓胡人，并无黑义，安能强事迂曲，以解此‘胡’字。”[5]刘学锴、余恕诚二先生亦曰：“按《南史》谓其面色坳黑似胡人，未谓‘胡’即‘坳黑’之义。[6]的确，“胡”本无“黑”义，冯注由《南史》谓刘胡名字得自其面色坳黑似胡人，得出“胡”含有面黑之义的结论，虽不可谓毫无道理，但这最多也只能是特殊语境中的临时意义，冯注在没有任何辅证的情况下，以为常义而移用于“张飞胡”，其“强事迂曲”自不待言。如此，后出之各种字词典如《汉语大字典》、《辞海》、《辞源》等在根源冯注释“胡”为“黑”时，也就只能例引出“张飞胡”这一孤证并以为确据，未免失于轻率。当然，也应该看到，这种失误是有一定原因的，即冯氏本人及冯注信从者的理解可能是牵合了清代及其以后戏曲表演方面的情况。众所周知，在戏曲舞台上，人物脸谱的色彩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并用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脸谱套语有云：黑脸刚直，绿脸凶残，白脸奸诈，红脸忠义。张飞性格刚直，故面色墨黑。而清代沈俦《交翠轩笔记》又云：“李义山《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似当时俳优已有以翼德为戏弄者。”[7]近世戏曲史名家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一书中更是引用了七个方面的例证，来证明“或谑张飞胡”是儿童模仿演戏的游戏，“为戏剧之表现”，其中“所谓‘胡’，乃面部化装”，即“装面”、“假面”或“大面”；所画面容“古谓‘胡面子’，犹今曰‘鬼脸子’，乃谓面具。”面具再演变就成了后来的脸谱。（注：详任半塘《唐戏弄》第三章《剧录》“张飞胡”、第五章《伎艺》“化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64—766、953—957页。）这样一来，戏曲舞台上张飞的黑脸与“张飞胡”之间似乎就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胡”即“黑”，“黑”即“胡”，冯注因此也就更加易于被人接受。但问题在于，沈俦的说法带着一个“似”字，表明连他自己也是没有把握的；而半塘先生用来证明“或谑张飞胡”为“戏剧之表现”的例证又无一直接证据，其结论只能让人信疑参半。再退一步，即使其结论成立，也仅谓“当时俳优已有以翼德为戏弄者”、“胡”是“面部化装”，至于当时到底怎样化装，张飞是画黑脸抑或白脸，也就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若以后来所形成的张飞黑脸的程式化脸谱去理解若干年前李商隐时代的“张飞胡”亦为当然，是绝对靠不住的。另外，李商隐之前的唐代诗人，诗中已常用“黑”字，如：“黑云压城城欲摧”（李贺《雁门太守行》）、“黑处巢幽鸟”（李频《夏日题盩至友人书斋》）、“侵黑飞行一两声”（王建《和门下武相公春晓闻莺》）等。《骄儿诗》乃五言古体，“张飞胡”之“胡”字，以所处位置论当无平仄格律要求；其义若为“黑”，则又不涉及隶事用典。在原本大可以直用“黑”字的情况下，李商隐偏偏用了一个与“黑”的意思几乎搭不上界的“胡”字，如果说不是释“胡”为“黑”存在着问题的话，始终叫人理解不好。还有，如果李商隐笔下的“张飞胡”就已经是后来俗称的“黑张飞”了，罗贯中的小说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言及。但在《三国演义》中，写到了关公的“赤面（长髯）”（第28回）、周仓的“黑面（长身）”（第28回）、庞统的“黑面（短髯）”（第57回）、王双的“面黑（睛黄）”（第97回），独独没有写到张飞！由此可以导出的结论是，迟至《三国演义》成书时，即便是在戏曲舞台上，黑脸张飞的形象也还没有形成。反倒极有可能的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行，其对关羽的忠义与“赤面”的描写所建立起来的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影响到元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三国戏，遂使戏曲舞台人物脸谱逐渐形成“红脸忠义”之类的定式，刚猛的张飞被赋予一张黑脸大约应该也在这一时期。故，冯注释“胡”作“黑”，还存在着以今例古的偏颇。
其三，董每戡等谓“胡”指燕颔、下巴颏肥大的讲法，其来有自，在词源学意义上没有丝毫问题。《说文·肉部》云：“胡，牛顄垂也。”或谓指“颔下垂皮”，或谓指“颔下垂肉”、“颈下垂肉”。（注：见王力《同源字典》“胡”字条下引“朱注”、“徐注”、“师古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44页。）段注云：“顄以包颈也。顄，颐也。牛自颐至颈下垂肥者也。引申之凡物皆曰胡。”[8]又：顄、颐即腮，俗称下巴颏。由此谓“张飞胡”指其“下巴颏肥大”，为“燕颔”，确似颇为贴切。然而，联系起句中之“谑”字来，却是不能贯通。《说文·言部》曰：“谑，戏也。从言，虚声。”《说文新附·口部》：“嘲，谑也。”《玉篇·口部》：“嘲，言相调也。”《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五年》胡注：“调，戏也”。“谑”拓展为双音节词即戏谑、嘲戏，指用言语相戏以取笑。句义当谓骄儿兖师以声口之技直观效学模拟张飞之“胡”以调戏嘲弄。若是“胡”即“燕颔”，“谑”则需直接以声赋形，其断断乎不可能，已足见此讲法过于生硬强直。同理，“胡”字的前两种释义也存在一样的问题：因为直观地以声赋形、以声见色的不可能而导致“谑”字与之不能串合一气。
二、对“胡”字的新阐释及其依据
如前所述，由于已有的讲法每有不通，给人未中鹄的之感，这就为重新释说“张飞胡”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的空间。笔者认为，释此“胡”字为“呼（喝）”，即指张飞的大嗓门咋呼，较之以往似乎更加允当。这种想法，得意于王悠然先生一九五五年二月为任半塘《唐戏弄》所作书序。王《序》在引用了“张飞胡”、“邓艾吃”句之后说：“公元七○○年时，宫内儿童既早已摹仿演出花脸戏的《兰陵王》了，经过了一百四五十年之久的进展，到达李商隐时，我们能说民间儿童，还不够条件去学扮张飞，摆个‘喝断灞陵桥’的工架，甚至吼几声‘二花’的调门吗？”先生此论，本在说明“唐代宫廷与民间的戏剧活动已很进展”，“飞胡”、“艾吃”等“乃写儿童从当时社会上演出三国戏的戏台上学来的，并不是从说‘三分’的书场上学来的”，[9]不意却透露了解读“胡”字的重要信息——“摆个‘喝断灞陵桥’的工架，吼几声‘二花’的调门”。按：“二花”即二花脸，一名架子花脸，属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中的净行，在舞台上大多扮演张飞这种勇猛刚烈豪爽粗犷的正面人物，表演注重身段架式，唱念中时而夹用炸音（突如其来、声如响雷）点染人物的性格威势，使之更加生动传神。甭管儿童学扮张飞究竟源自戏台还是书场，其所学扮的内容却是明确肯定的：学张飞拒水断桥的大喝，学张飞的大嗓门咋呼！窃以为这便是“张飞胡”的涵义。那么，释“胡”作“喝”义，于文字训诂、诗法句法、人物特征等方方面面能否讲得过去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一）训诂学依据
《太玄经》（卷8）“四为要（腰）五为腹六为肩七为暇喖”范望注：暇（该字左部“日”字旁该作“口”旁。均改。）喖“谓唐湖（胡）也”；叶子奇释：“唐湖（胡）即颏颐之垂处”[10]即咽喉。《考工记·冶氏》“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孙诒让《周礼正义》：“胡之言喉也”。[11]《正字通·肉部》：“胡，喉也。”[12]顾炎武《日知录》（卷32）：“古人读侯（喉）为胡。……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13]章炳麟《新方言·释形体》：“谓喉为胡乃近本义”。[14]故：“胡”即胡咙（亦称咙胡，如《后汉书·五行志》“童谣曰：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唐胡的节缩形式，与喉音转取近，为暇喖、喉咙（或谓咙喉，如《晋书·五行志》“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咙喉。”）、嗓子之俗称。又，由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45）“山胡”条云“山胡，一名山呼……巧声之鸟。”[15]可见，“胡”字能引申指咙喉的动作状态即“呼”亦即“喝”。喉、呼、喝等字实乃一韵之转，“张飞胡”之“胡”自然也就可以释作呼、喝。
（二）诗歌本身的语言环境对“胡”字含义的多重限定
首先，在句式上，《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句与杜甫《北征》“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白居易《首夏病间》“或饮一欧（瓯）茗，或吟两句诗”、韩愈《南山》“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凑”等同，都用了“或……或……”这样的表示并列对称关系的固定格式。在这种格式中，复式虚词“或”（不定代词）用在谓语动词或形容词之前时，其指代作用虚化，相当于时间副词，作状语，可译为“又（有时、时而、忽而、一会儿）……又（有时、时而、忽而、一会儿）……”，表示行为或状态的交替发生或同时存在，而且暗示所分嵌的两件事是对立相反的尽性交替关系或对举并列的不尽性交替关系。（注：参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46、218页；曹永安《文言复式虚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53页。）那么，“谑”与“笑”，“张飞胡”与“邓艾吃”均应分别对应相称，能够对仗。其次，就动词“谑”、“笑”而言，谑即戏谑（前已述及）；笑为嗤、哂义，即讥笑、嘲笑、调笑。李白《陌上桑》有“不知谁家子，调笑来相谑”句可证二者在词义上具有一致性，均指用言语模仿嘲戏以取笑。相应地，谑、笑的对象“张飞胡”与“邓艾吃”也就应该同为对人物言动状态的描写。“吃”（《说文·口部》：“言蹇难也。从口，气声。”；《玉篇·口部》：“语难也”。）既然是指口吃，则“胡”字也就应该从言语动态方面取义，释为呼、喝之类。再说，“张飞胡”、“邓艾吃”这样的表达，在唐诗中亦不鲜见，且通常为事典的浓缩。如李白《赠崔侍御》：“笑为张仪舌，愁为庄舄吟。”其中的“张仪舌”、“庄舄吟”均含故实，有明确的事典出处（《史记·张仪列传》），且属同一内容范畴（写人物言动），形成对仗。按此，“张飞胡”与“邓艾吃”亦应有所典据，并在同一范畴。“邓艾吃”写邓艾言语特征，出自《三国志·魏书（卷28）·邓艾传》“艾……为都尉学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和《世说新语·言语》“邓艾口吃，语称艾艾”的记载；“张飞胡”也应是写张飞言语特征，而于此有据可查的，恐怕就应该是《三国志·蜀书（卷6）·张飞传》所记其据水断桥时“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的一声大喝了。若再参以李商隐诗布局精微，属对严密，使事深僻，左右鳞次的特点且用典屡涉《三国志》、《后汉书》、《晋书》等（注：例如，《览古》“欲举黄旗竟未成”：“黄旗”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陈化、曹丕“紫盖黄旗”事；《有感二首》（其二）：“苍黄五色棒”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曹操事；《无题》（万里风波一叶）：“益德冤魂终报生”用《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典；《行次西郊一百韵》：“节使杀亭吏”典出《后汉书·百官志》；《柳枝五首》（其三）“嘉瓜引蔓长”：“嘉瓜”典出《后汉书·五行志》；《一片》“天泉水暖龙吟细”：“天泉”典出《晋书·礼志》。）以及程梦星“《骄儿诗》按以史事得之”（注：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凡例》，转引自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附录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2036页。）的看法，则几乎可以断定“张飞胡”必当谓此。
（三）史传、小说提供的有力旁证
三国人物故事的流传，始见于正史《三国志》，盛极于小说《三国演义》。而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所反映的，则为居于其间的中晚唐时期三国人物故事布于人口、童稚皆知的情况和当时人心目中的张飞、邓艾形象。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它既当根源于史传记载，又必然会成为再度创作的素材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小说的描写。因而，梳理史传、小说中有关张飞的记述，找出这一人物形象独特的个性特征，于我们准确把握“胡”字的含义必将大有裨益。
《三国志·张飞传》载：“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从曹公破吕布，随还许。曹公拜飞为中郎将。先主背曹公，依袁绍、刘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16]通观史传全文，记张飞一生行状极为简约，更无一字相貌描写，却在寥寥百余字中用了近乎一半的篇幅备道其据水断桥时瞋目横矛的一声大喝，以突现其威武勇猛之核心性格。一详一略之际，张飞其人最富于个性特征和传奇色彩、最足以感动人心传诸久远者不言自明。正如一提起邓艾，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内藏机智的口吃一样，与张飞的名字首先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他那神勇毕现的一声巨喝。这种联系，由于较早地被以史传的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其在民间的流传形态也就不可能再有根本性的变化。因而，李商隐诗中的“张飞胡”、“邓艾吃”等等，应该也就是对这种来自史传的差不多一成不变的固定联系在唐代的民间流传形态的一种真实写照。
而通过检查《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的描写，上面的观点又会得到进一步的有力证明。在小说里，张飞的活动贯穿前81个章回。据笔者粗略统计，其中涉及到张飞的约20回，共计49处（正面描写33处，侧面描写16处）都着力描写到了他粗壮有力的大嗓门（大喝、大叫、大叱、怒曰、声如巨雷等），而且以声起以声结，略貌取神，离形得似，自始自终抓住其快人快语的大声叱喝反复烘托渲染，来展现其威武勇猛、豪放爽直的性格。小说第一回写张飞出场，便是未睹其人，先闻其声：“（刘玄德）当时见了榜文，慨然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可谓先声夺人。其后草蛇灰线，千里伏笔，至第八十一回写张飞遇害，仍是“大叫一声而亡”。不惟如此，小说中作者要着意突出、写得最精彩传神的也是他的“声”势——第五回“三英战吕布”中张飞的“虎牢关上声先震”；（注：“声先震”句出自小说第八十一回“后人有诗叹曰”（中华书局1995年刘世德、郑铭点校本904页），其具体描写见于小说第五回：“……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同上，54页））第四十二回“大闹长坂桥”中张飞的“一声好似轰雷震”。特别是第四十二回，通过精心描绘张飞“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的一连三声大喝及其反响，把张飞威猛豪爽的主要性格刻画得活脱动人，堪称雄奇壮美。显然，比之于“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描写，“声如巨雷”才是罗贯中表现张飞的着力点；比之于对关羽“声如巨钟”（第5回）、黄忠“大喝一声，犹如雷吼”（第71回）的填充性质的简单描写，对张飞“声若巨雷”的生动细致处理才真正具有揭示人物性格核心要素的意义。毛宗岗在小说第42回的回评中曾说：“……写张飞只一声叱喝。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如果说这里毛氏已经看出了《三国演义》写张飞之叱喝的合理性、一贯性以及对于塑造张飞形象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他在小说第八十一回“（张）飞大叫一声而亡”处“读书至此，亦为之拍案大叫”[17]的一语夹批，则反映出其对小说紧拽“一声叱喝”而完成张飞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的激赏。这种激赏，不仅是在追验前文之后对其草蛇灰线手法的最终肯定，也是对小说把“一声叱喝”确定为张飞形象最重要的性格表征加以重笔展现的高度认同。而小说之所以会把“一声叱喝”确立为张飞形象的表现核心，自然应该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18]广泛吸收史传记载和包含了《骄儿诗》“张飞胡”的描写在内的戏曲、话本等民间艺术以及民间传说中的有关内容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在理解《骄儿诗》“张飞胡”时，如果能横向地紧密联系其下文“或笑邓艾吃”之句和义山诗之总体特点，同时又纵向结合史传、小说中所写张飞之事以为辅证，是可以求得对“胡”字的准确把握的。相对于旧注而言，释“胡”为呼、喝、咋呼之义，当更切合于诗中的具体语境，亦更能尽致淋漓地揭示张飞性格的核心内容。“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所描写的，即衮师小儿不时模仿粗嗓门的张飞遇事动辄大呼小叫和口吃患者邓艾自称时不断重复“艾”字音节以取笑娱乐的状况。正如前几年一首名叫《说唱脸谱》的流行京歌里所唱：“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这“叫喳喳”即咋呼，才是张飞其人最大的特点之所在，才是“张飞胡”之“胡”字的真正含义，而非“黑脸”、“多髯”、“燕颔”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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