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对象、特征与分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征论文,对象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门正在开拓的崭新学科，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依其性质而言，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把握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基本特征与历史分期，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与完善至关重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十分重要。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研究并阐释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追求并建设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理念、理论与学说、学派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和规律性的科学。简言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与学说，属于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学说史领域。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依其目的、性质、特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中国人民富民强国的实践总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其发端应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治国新方略等方面的经济理论；其二是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思想及其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是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既非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体系，也非中国国民党经济思想体系的经济思想，诸如“实业救国论”、“科技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等，亦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尚属新开拓的学术领域，对这一学术领域一系列课题的研究刚刚起步，全面、系统地研究亟待加强。如何把中国古代、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向现代延伸与持续，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进行。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创新获得了坚实的依托和广阔的前景，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经济理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和深入逐步扩展为以中国国情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工业化道路理论、经济改革开放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以及科学发展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的经济理论体系。因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研究并阐释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现代化的一系列理念、思想、理论及其产生、发展与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和规律性的科学。它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概括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逻辑地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证明，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经济建设实际结合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经验总结，是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
必须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创新，是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确立这一具体发展过程中，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历史条件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各种相关经济理论是如何演变的，相互之间历史联系和内在动因与逻辑如何，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及规律，等等。这些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所面临的关键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所要解决的基本课题。
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曾精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科学内容及深远意义。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499-500回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人们深刻认识到：
第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现代化事业无往不胜的保证。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及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会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 500。
第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认识并理解、实现并把握这一过程，不仅是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于揭示并说明这种规律性。无疑，这一任务也包含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之中。
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其一是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内容特征；其二是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征。二者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分期密切相关。相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内容而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内容特征在于：
第一，革命性。革命是一种实践，是一种批判，既是过程更是发展。不能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无革命性可言，如中国近代第一个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第一个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资政新篇》等，具有明确的革命指向，但所有这些包含着中国近代进步经济思想的愿望、理想或方案，无不同时也都明显地具有空想性、妥协性或者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而通观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与主流，变革旧中国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买办、官僚、垄断的生产关系，建立、巩固和发展能够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广阔前景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使中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不远的将来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则是其基本点。由此出发，这一思想体系始终以繁荣经济、振兴中华为目的，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发展与完善为归宿，以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运行机制、基本特征、发展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种种特点为主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革命性直接表现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政治结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种革命性表现为以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目的的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化的理论；在其后的初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革命性又表现为丰富、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创新与贡献；在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种革命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理论，直接就是为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改革、开放、搞活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与经济领域内的深刻革命。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革命性的特点，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映，是中华民族通过现代化进程实现伟大复兴的政治目的和历史使命的理论反映。
第二，实践性。实践是理论的归属，也是理论的源泉与标准。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空想性及不彻底性截然相反，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富有实践性。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把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作为分析和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为宗旨，这是一；其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前者，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也或多或少有所反映。至于后者，却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所独有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践性特点，还包含这样一层涵义，即从理论原则和具体实践出发的批判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不断排除“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和影响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同时也是在中外经济思想互相交融渗透和开放度提高的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理论成分和思想材料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主体上看，它总是把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和振兴中国视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且特别注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重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实现。这正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已经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所在！因为实践是批判的，因而理论由创新获得发展。
第三，科学性。理论的生命在于其科学性，科学的内涵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勇于实践与创新，正确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并指导实践。如果理论不是着眼于事物的内在联系，而是去迁就某种主观愿望或人为需要，那么，这种理论的归宿不是神学，就是辩护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也不死盯着某种“样板”或“模式”，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正确分析基本国情并科学地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历史定位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在总结贯彻基本路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从而在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胜利进军中，日益显示出其真理的光辉，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历史和实践都一再证明：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就有最基本的保证。当然，科学性也正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生命线。
第四，创新性。创新是理论的生命所系，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在向西方国家寻求富民强国的真理过程中，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虽然也有一系列的创新，如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玕的“内修国政，外示信义”；郑观应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康有为的“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谭嗣同的“人我通”和“中外通”，等等，都是向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挑战，然而这些进步的经济思想，并不能抵挡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联合进攻，“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这一“反动同盟所打退了”[1] 657。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不然，由于其性质以及具有革命性、实践性等特点，因而决定了它只有不断创新才有历史活力和理论生机。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既然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具体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实际问题而展开的，因而面对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只有创新，才能前进；只有创新，才能发展。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特征，是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正是这些特征，体现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精神与实质。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征，不同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内容特征，是指该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这些基本特征是由学科对象、任务与方法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些基本特征又直接关系着学科内容、结构、体系等诸方面的深度与质量。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征，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相联系，主要是：
第一，过程性。在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时间的顺序与空间的位置很重要。时间顺序，既是观点、理论、学说的历史顺序，也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顺序，因而表现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空间位置，既体现理论的性质与作用，也表现理论的地位与意义，因而关乎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与走势。正是这种理论的时空性，展现了经济思想与理论的过程性。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过程性特点，主要是由对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素材的介绍和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观点、思想及内容的具有时空性的概括表现出来，从而展现经济思想、观点的源流关系、交融关系、互补关系与对立关系等。
第二，综合性。在归纳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思想庞杂纷纭，各种学术观点聚分交错，人物与流派也盘根错节，因而不能完全采取客观主义的办法将之全部、原本复制或描绘出来，只能历史地遵循其发展轨迹，客观地理出大致线条，抓住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经济观点、思想，实事求是地介绍与评论，有脉络，有重点，分层次，讲意义，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这就是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过程中的综合性特点。从整个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观点，从全程中把握主要线条与阶段、有重点有分析地介绍与评论有关观点与思想，本身就是综合。没有综合性，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就索然寡味了。
第三，概括性。由研究对象所决定，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在于介绍该学科自产生以来具有代表性人物的关键性经济思想，以及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与创新，如首次提出的、具有新意的、很有启发的观点、思想及理论。当然，这种介绍既不是原封不动，也不是随意取舍，而是依据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客观历史过程，进行综合性的归纳与概括，有一道“重新制作”并“忠实再现”的工序。这正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者的“功夫”所在。离开了概括性的特点，或者“重新制作”与“忠实再现”的功夫不够，这种研究可能就是空洞或歪曲的。
第四，评论性。如同文学评论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一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现实的经济思想，不仅要对其进行认真、客观的综合与概括，而且对经济思想进行评论是其重要任务。单纯地描述或简单地再现已经存在着的若干经济观点或思想，机械地按时间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而对于这些经济观点或思想的背景、条件、内容、特点、意义等既不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与比较，也不从实际出发给以科学评论，这样的研究只是一种“白描”，应当说是不及格的。反思比反映更深刻，评论比叙述更重要，没有评论的理论研究是暗淡无光和毫无生气的。
第五，预测性。经济理论的研究与评论不只是“回头看”，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揭示未来。既然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把揭示各自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列为本学科的基本任务，那么，这些研究也就应该努力通过科学的、历史的、客观的对各自研究对象的分析、比较和探讨，明确指出并说明其内在联系及发展趋势，为现实服务，为发展服务。因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不能没有预测性的特点。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征也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些特征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内容特征相互交融，将使得一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史有血有肉，生机勃勃。
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历史分期问题，实际上是确定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的上限问题。具体地说，就是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究竟可否作为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分水岭”？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1] 284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辛亥革命后虽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其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都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学界有人据此认定，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应当划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这样认识问题，似乎不无道理。然而，必须指明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并不是中国经济史，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它是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演进过程和必然归宿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同结构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限一般划在1840年，下限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划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学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条件、特点及状况，探求并说明中国经济思想、理论、学说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限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但下限不是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应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理由如下：
第一，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虽然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相应社会经济条件，即对当时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会表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归纳或概括出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观念、范畴和原理，但是这些构成经济思想的基本材料却因为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处境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可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即在同一社会生产方式下，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经济思想；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也可能有同一经济思想具有空间上的并存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进一步来说，经济史面对的是经济实在，而经济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观念。研究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经济史，但经济史的研究却绝对不能替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照搬照套是要出毛病的。如果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套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第二，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并未因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经济思想史不同阶段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自此，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因辛亥革命本身的局限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无疑却发生了巨大变革，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情况又有了必须引起注意的新内容：前一阶段的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主体经济思想是在当时起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以及某些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经济思想；而后一阶段，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主体的经济思想已由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所替代，革命的基本依靠、战略策略、阵线构成、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等主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运动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1] 290。既然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辛亥革命为界的两个不同发展时期中，经济思想的性质和内容有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那么，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就应该而且必须对之加以相应的区分。这就是说，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辛亥革命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经济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思想都应该纳入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
第三，从中国实际考虑，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显然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范畴，当然也就属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范畴。因为自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并以中国的实际为依托获得广泛发展。它以自己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自然包括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新)和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经济理论。很明显，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与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但就总的情况来看，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同时也背离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目的、原则及基本内容。所以，把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经济思想划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范畴加以阐述，是不妥的。
此外，由于理论对于实践的独立性，包括其所具有的超前性与滞后性，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出现理论与现实的某些差异也是正常的。
不仅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主体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各自形成的条件和特点也不相同。
首先，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来源和材料看，虽然都不同程度地与中国经济思想的“土特产”及西方经济思想的“洋玩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但是周密分析，却又有着颇大的区别。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一方面大量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主要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其中批判的、要求改革的和富有理想的部分，为近代进步经济思想所保留；而停滞僵化、保守复古、为既得利益辩护的所谓“正统”部分，则被近代保守经济思想所沿袭。另一方面，又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代进步经济思想来说，后者又是主要的。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部分，则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五四运动”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思想，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经济思想中的某些社会主义成分，不能说对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产生与发展没有影响。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就不难发现：他们不同程度地都表示过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例如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都极为认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谭嗣同、梁启超乃至郑观应也都或多或少地谈论过中国的“大同”问题；严复甚至还涉及过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至治极盛”理想国。这些“样板”虽然多为东方乌托邦，但与后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特别是“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此时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他从“主观社会主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带有根本性的转变[2]！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看，虽然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各自具体的客观条件却相去甚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无论是早期阶段以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还是晚期阶段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以及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得中国原来封建社会的性质、矛盾、特点及前途都出现了扭曲，已经不同于原本意义的封建社会。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却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体制”及1917年十月革命与1919年“五四运动”所预示的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当然，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及其以后所日趋体现的中国特色，就更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很难想像在一个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前途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却能够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或者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依托该国具体实际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竟能够成为这一国家经济思想的主体[3]。
客观地回顾历史，虽然辛亥革命以及其后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但在中国首先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内的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这种情况，同当时中国的客观历史条件及时代特点密切相关。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潮却正在孕育。此时站在时代前列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些人，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赞同中国的封建制度必须革除，都把寻找真理的基本方向定在西方，并且都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在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把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基本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而来。因为中国产业工人的生成时间虽然在资产阶级之前，但数量较少，力量单薄，文化水平也低，本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就自不待言了。这种历史局面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当时无力肩负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重任，确切地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部分的真正发展与丰富是伴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伟大实践开始的。
再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各自的特点看，虽然对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往往都同有关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论述交织在一起，经济思想也常常体现在政治纲领或经济政策之中；同时，对于有关经济理论的探讨，又总是从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很少存在学究气和教条式。但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一般具有变化颇大，更替迅速、内容和形式都很不稳定的特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不仅目标坚定、任务明确、观点独到、内容丰富，而且明显地具有革命性、实践性、真理性、创新性的特点，这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不及的。
综上，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的上限是客观的，符合其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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