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1]2013年在《《左传》鲁人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前贤研究《左传》人物，多局限在郑庄公、春秋五霸和少数女性等人身上，对鲁国的国君、卿大夫形象鲜有涉及，鲁国的女性形象更是从未有人关注。人是文化最细微的载体，鲁人共同的思想情感积淀为一个个的文化符号，深入到后人的血脉中，成为世代传承的文化精神。本文通过对《左传》的爬罗剔抉，深入探究《左传》中鲁人幽微复杂的内心世界，还原他们鲜活生动的形象，并期望能将鲁文化的研究推向细化和深化。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左传》中的鲁国内政和外交。鲁国的内政经历了公室日削、大夫日渐强盛并专权的过程。鲁国国君暗弱，缺乏卓厉奋发的英主，弑君、杀嫡、逐君等内乱更是加速了国力的衰落。鲁国由于世卿世禄制度，在列国争霸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与时俱进、不能尊贤尚功，宗族中的臣子多守成、维稳，没有锐意进取的精神，无法与强国抗衡。同时鲁国地理位置的优越，不需开疆拓土，逆境造成霸业，顺境则导致守成衰败。鲁国的外交可分为鲁交王室、鲁交列国两个方面。王室地位的陵夷和鲁国的日渐衰落，导致鲁国为求自保，无暇顾及衰微的王室。鲁国与列国的外交以齐桓公称霸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独立自主，后期依附霸强。第二章论述《左传》中崇礼重德的鲁文化精神。春秋乱世，王室衰微，礼坏乐崩，鲁国成了保存周礼最多的东方诸侯国。《左传》中记载了鲁国众多的礼仪，显现出鲁人对礼仪的通晓和维护；但鲁国亦经历了礼坏乐崩的过程，违礼僭越之举愈演愈烈。春秋时期鲁国的礼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尊卑等级的精神特质，而只是揖让周旋的细枝末节罢了。鲁人的重德思想体现在爱国爱民、恭敬谦让、忠孝信仁、崇尚俭朴方面。无论从自然环境、文化渊源还是治国理念上都决定了鲁文化属农耕文化的特征，制度层面的鲁文化从而具有静定、保守的特点，适合维护社会的稳定，但在春秋时期列国争霸的时代下却不合时宜，以至国势日销。深究下去，儒家思想也只适应于太平盛世，不适合乱世。但国家政治的衰败不能作为文化优劣的尺度，鲁国的衰败无妨伦理道德、礼仪礼乐层面的鲁文化仍是一种优秀文化的现实，它蕴育并滋养了孔子的儒家文化，沾溉后世，使中国成为着名的礼仪之邦。第叁章分析《左传》中的鲁国国君形象。《左传》共写到了鲁国十二位国君。其中隐公、桓公、庄公形象鲜明，而从僖公朝起，卿大夫逐渐崛起，季友、臧文仲、襄仲等卿大夫就逐渐在朝政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而国君的形象就渐次模糊，所以本文仅对隐公、桓公、庄公叁位国君展开论述。谦恭仁者鲁隐公：鲁隐公作为春秋鲁国史上第一位国君，其谦恭隐忍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谦恭仁厚，追成父志，甘心居摄。并且处处退守，谦恭守礼，在重要的场合始终刻意避嫌，不愿以国君的姿态示人。即便偶有过失，也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但同时隐公谦恭隐忍、不够刚毅果决的性格也正是其无辜被弑悲剧的重要原因。太平治世需要宽厚仁德的贤主仁君，而在礼乐崩坏的乱世，国君更需要杀伐果断、恩威并施，方能驾驭臣下。可以说，谦恭仁厚的隐公不幸生错了时代，他的悲剧正是其性格的悲剧。乱臣逆子鲁桓公：隐公处处尊奉桓公，并没有换来桓公的感激涕零，反而是被桓公与羽父合谋杀害。隐公被弑时，桓公虽只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已经显示出他残忍狠毒的本性。桓公之所以如此，追本溯源，是由于他幼年失怙的不幸遭际和十多年的对君位的漫长等待，使他的人性被扭曲。幼年父母双亡的惨痛经历使桓公格外的孤独脆弱，隐公摄政的局面使他对权利巅峰极度渴望、患得患失，为了攫取君位他残忍狠毒，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弑君弑兄，为了保住君位他只好一错再错，卑躬屈膝结交强援，甚至对违礼之举逐渐麻木；亲情的缺失使他对夫人文姜充满了依恋，但文姜的背叛让他出离愤怒，没有审时度势，而是逞一时痛快，斥责文姜结果召来杀身之祸。桓公既是弑君的罪人，同时最后也落得被弑的结局，是一个可恨又可悲的充满悖论的悲剧人物。勇武礼贤鲁庄公：庄公即位时年仅十叁岁，面对国仇家恨，他含垢忍辱、修德待时。综观鲁庄公一生，他虽非雄图大略的圣主，有时候他也固执己见，有如齐观社、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让同姓大夫的夫人用玉帛作为觐见哀姜的见面礼之类的非礼之举，并且由于心地仁厚、优柔寡断，在嗣君问题上没有早作打算，以致酿成了庆父之祸；但在大节上他却有许多可取之处：能取信于民、尽职尽责，勇于罪己、修德待时，礼贤下士、用人不疑，在战场上亲自参战、身先士卒，也算得上是一位贤德有为之主。第四章分析《左传》中的鲁国宗卿。鲁国宗卿中以臧氏、东门氏和叁桓最为着名。其中虽有东门襄仲、叔孙侨如这样的败类，但也出现了许多忠贞贤德的宗邦之彦。本文对《左传》中着力塑造的臧文仲、季文子、孟献子、叔孙穆子、臧武仲五位宗邦之彦进行了分析。嘉言懿行臧文仲：臧文仲历仕庄、闵、僖、文四朝，在鲁国政坛活跃了五十余年，是鲁国着名的贤臣。他爱国爱民、慷慨慕义、为修睦邻邦积极奔走，致力于为鲁国创造和平的外交环境；清醒理智、灵活务实、通达权变、从善如流、举贤尚功，可谓功业显赫。其蕴涵着理性光辉的嘉言，睿智警策、精辟隽永、沾溉后世。忠贞文雅季文子：季文子为国事鞠躬尽瘁、敬恭朝夕、崇俭废奢、谨慎戒惧，是鲁国的股肱重臣。在内政上忠直敢谏，杀伐果断，维护了国内的稳定；在外交上不惮劳苦，多次奔走周旋于强大的晋、齐，使日渐衰落的鲁国免于被侵伐之苦。季文子且以文雅博学而着称于世，谈笑间旁征博引、赋诗言志，温文尔雅、挥洒自如。虽然他也偶有擅立武宫和不敬小君的违礼之举，但瑕不掩瑜，仍不妨其作为春秋时鲁国杰出政治家的事实。国之柱石孟献子：《左传》中所塑造的孟献子是一个知礼守礼、急国家之难、不畏强权的国家柱石。他俭朴持家、以养贤为富；并且见识高卓、对列国形势了如指掌，高瞻远瞩，洞察世事，是鲁国杰出的政治家。社稷之卫叔孙穆子：叔孙穆子亦是鲁国杰出的政治家，危难之际，置一己生死于度外，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思想深邃、富有真知灼见；并且精通礼仪、擅长赋诗，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但可惜一世英名，最后却受小人蒙蔽，不得善终，实在令人惋惜。睿智博学臧武仲：臧武仲的圣人之誉，是特指臧武仲的聪明睿智、博学多识，鲁人都把臧武仲当成一个富有真知灼见的智者，把他的言论奉为圭臬。但可惜他有时也把聪明用错了地方，以至于自作聪明，招人怨恨，不恕不顺，聪明误身。第五章论述《左传》中的鲁国女性形象。《左传》中的鲁国女性包括君卿妻妾和鲁国出生的女性，其中君卿妻妾大多出自别国，其思想行事更加体现出受母国文化影响的痕迹；而鲁国出生的女性的言行则更能体现鲁文化的鲜明特色。《左传》所收录的鲁国出生的女子仅26位，无数的鲁女如云烟微尘般湮灭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但是细细寻绎这26位鲁女的些微事迹，却真切的感受到尊崇礼仪的鲁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感受到《左传》文字下潜藏流淌着的鲁女的绵绵哀伤和幽幽叹息。更可悲的是，与别国女性相比，鲁国女性已经对性别观念自我认同，把压抑人性的礼教内化为她们的精神信仰，极端者更是不惜以身殉礼。正是尊崇礼仪的鲁文化注定了生于斯的鲁女的不幸命运。鲁女的悲剧体现为压抑人性的鲁国女性观与个体人性自由的强烈冲突，在礼仪文化的沉重束缚下，鲁女的生命活力不得张扬，个性精神不得自由，其悲剧的结果是必然的痛苦甚或毁灭。第六章论述《左传》中的孔子。《左传》所记录的孔子言行和体现的孔子思想与《论语》有很大的相似性，是《论语》之外解读孔子的珍贵的史料，具有原质性的特色。孔子作为殷商后裔、圣人之后，身上流淌着家族的谦恭守礼的血脉，又受到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仪文化的濡染，而父亲叔梁纥的勇武也深深的影响了孔子，所以历史上才有了博通礼仪、温文尔雅又智勇双全的孔子。孔子具有强烈的救世热忱，但可惜却生不逢时，乱世被俘获的麒麟正是孔子不为世用的象征。孔子在春秋时代以睿智博学而着称。《左传》中体现的孔子的思想，可分为崇礼重德、重视文辞、重视事功叁方面，其崇礼重德、重视文辞的思想正是他作为鲁人受鲁文化濡染的结果，而崇尚事功则是他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对鲁文化的超越。
刘澍[2]2004年在《《左传》中家臣形象的分析及文学表现》文中研究指明《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历史着作，对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左传》又被称为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奠基之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为“文学的权威”(朱自清《经典常谈》)的《左传》，决定其文学品味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左传》全书出现的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至行人商贾、皂隶仆役，共有叁千多个。不少人物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面貌，活现在读者面前。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前人多有论述，笔者不揣冒昧，仅就其中前人涉猎较少的家臣人物群像，进行探悉。探询这类人物形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与审美意义。这类人物散见在《左传》全书的各个角落，按照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所分，属于“闪现型”人物。这些形象的出现虽然稍纵即逝，一闪而过，然而却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在叙述过程中蕴涵着《左传》作者鲜明的爱憎倾向。本文即探讨在春秋时代森严的等级关系下家臣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的矛盾冲突中展现的内在气质及价值观念。 综观《左传》全书，描绘家臣人物群像成为作者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的主要载体。同时，在刻画人物时采用的文学手法成为古代史传文学描写人物性格的传统手法，且对其后的集大成者《史记》产生深远的影响。
傅希亮[3]2004年在《道德史观与《左传》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左传》一书具有经学、史学和文学叁种质素，其中经学质素在作品中居于核心地位。本文试图从《左传》的经学性质出发，研究左丘明的主观倾向与《左传》文学质素与的关系。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绪言简要介绍了二十世纪以来《左传》的研究状况、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及主要观点等。 第一章列举大量证据对前人“《左传》非《春秋》之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论述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左传》的材料来源及《左传》的性质四个问题，从多方面论证了《左传》的传经性质。 第二章按照春秋社会—孔子—左丘明的逻辑顺序分析了左丘明的道德史观产生的社会基础。春秋中期，由于铁器的使用，我国古代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周代贵族政治制度迅速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春秋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就道德观念而言，其总体发展趋势是“德→礼→仁”，即由他律性道德发展为自律性道德。春秋时代哲学观大体可以分为两类：(1)卿大夫哲学，这是一种道德哲学，卿大夫们认为决定国家和家族兴衰的不是神的意志，而是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行为；(2)方术哲学，史官、星象家等方术之士的哲学观一般与宗教方术有关，他们一般用自然来解释天道和人事。与此相应，春秋时代存在着两种历史观：(1)道德史观，即用统治者的道德兴衰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2)方术史观，即用自然之物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孔子的哲学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哲学，他的历史观是道德史观。孔子通过对《春秋》的修订和宣讲表现其“《春秋》大义”、维护周代贵族政治制度。左丘明继承了孔子的政治观、哲学观和历史观，创作《左传》以宣传孔子的“《春秋》大义”。从《左传》看，左丘明的哲学总体上属于道德哲学，但由于受职业影响，他的哲学观带有一定的方术哲学的色彩。《左传》记载大量预言和方术活动，与左丘明的职业和哲学观有一定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左丘明与孔子有一定的差别。不过，左丘明所记载的大多数预言和方术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宣传道德史观，这与孔子的历史观并不矛盾。片答斑歹 第叁章论述左丘明的道德史观与《左传》叙事的关系。左丘明出于道德教育目的进行叙事，所以道德史观是他选择史料和历史叙述的中心。在史料选择上，左丘明对《春秋》所记载的部分历史事件拒绝予以叙述和解释，同时又补充了大量《春秋》所没有记载的史料，清楚地再现了齐、宋、晋、楚等国争霸的历史，表达了有德者兴、无德者衰的道德史观思维逻辑。在叙事顺序上，笔者着重对《左传》中的预叙(道德预言)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道德预言的“叙事一议论和预言一结果”的叙事模式，是春秋人对社会秩序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道德解释模式，《左传》中的道德预言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映，是左丘明道德史观的重要表现形式。 第四章论述了左丘明道德史观与《左传》人物形象刻画的关系。左丘明的道德史观对于《左传》人物形象刻画具有决定作用。左丘明选择的历史人物多是大忠大贤和大奸大恶两方面的典型，他大量使用道德预言，揭示出历史人物的道德行为其国、家兴衰及其个人祸福之间的因果联系。左丘明通过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地对受众进行了道德教育，为维护周代贵族政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从道德史观在《史记》中的表现、我国后代叙事作品中的大团圆的叙事模式及道德预言的使用叁方面，论述了《左传》的道德史观思维模式对我国后代叙事作品产生的重要影响。
李明丽[4]2018年在《《左传》国野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左传》是一部在叙事艺术方面有着卓越成就的史学典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国野制作为周代的基本制度,在以变革与转折为特色的春秋时期,也呈现出与此前时期不同的面貌。从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来讲,国野制对《左传》的叙事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拟从空间叙事角度对此进行探讨。绪论首先对本文的两个基本概念——春秋与叙事做出界定。对国野制与《左传》叙事的研究概况做以介绍,说明本文在选题上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本文是以制度与文学的视角对《左传》进行空间叙事的探讨,将《左传》视为一个封闭的文本,以其为核心,借助学科交叉、归纳分类、对比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第一章重点分析春秋时期国野制的存在面貌,以及国野制的发展特点及原因。春秋时期,国野制维持着原有的国、野两大政治区域之分,国即国都,广义的国包括郊,狭义的国仅指城郭之内。有时国名即指国都。国另有一义指封域。野指国都以外的区域,有时包括郊,有时亦可称郊外为野。野中有都、县等。鄙主要指边鄙,释为野时可与都、县联用为都鄙、县鄙。郊为国、野中间地段,有远、近之分。国人主要指国都中的士、农、工、商,国人中的士是一国军队主力,国人对国家政治有重要的影响力,包含在“国名+人”的范畴中。野人主要指庶人,属于自由人。国野制的建立与周代的分封制密切相关,分封制对国野制的建立起到了推广作用。农业生产则从经济原因推动了国野制的发展、消亡。第二章重点对《左传》国中叙事进行分析。首先明确国中的空间建构:国由城、郭两部分组成,《左传》中所说的“某门”主要指郭门。所谓的“郊门”即郊关,是设置在郊中类似关卡一类的小城堡式建筑。市、墓之外,城中主要建筑为宫城,宫城内重要的建筑为宗庙、社、朝、寝。乡、里是国中基本的行政规划,里为最基层的单位,里有城垣,形制类似小邑。里在城中、城外皆有分布。同样,国中、郊中皆设乡。其次,以空间作为叙事分类的基础,《左传》国中叙事可以分为宗庙叙事、社与公宫叙事,以及郊、乡里叙事。宗庙叙事包括禘祭、烝尝等常祭。因灾、因疾、因政治危机、因出行或即位告庙等临时祭祖活动。婚礼、冠礼、丧礼(殡庙、反哭、虞祭、祔祭、特祀、吊、临、吉禘)、锡命礼、卜筮、聘礼(致馆、飨食)、军礼(授命治兵、献捷、大赏)、告朔、考宫、盟誓,等等礼仪皆在宗庙举行。在社举行的礼仪活动有军礼祭社(出行、得胜)、因灾祭社、盟誓祭社等。发生在公宫的事件主要有政变和礼仪活动,其中礼仪主要指丧礼中的殡前之礼(薨、含、敛),燕礼。在郊中发生的事件包括郊劳礼、郊祭(祈榖郊、望祭、雩祭、祭星辰风火之神)。乡里生活主要内容有卿族间的倾轧事件、乡饮酒、乡里婚礼、丧礼、诅祝,等等。国中叙事的特点是事件主要以政治性事件以及各类仪礼活动为主,国是一个政治与礼仪的空间,是《左传》最重要的叙事空间。第叁章以野中叙事为重点探讨内容。野中的主要空间构建为遂。野中的活动多以群体活动为主,包括筑城、会盟(盟誓)、田猎及蒐礼、战争、农事。这里我们采用了广、狭二义之野的概念,以上活动均有两种活动空间。野中叙事的特点是基本以与军事有关的事件为主,野地的记叙与贵族行迹密切相关,呈现零散化、不均衡的面貌。野中人物形象以模糊性描述为主。在叙事中,与国中以人文景观为主不同,野中主要涉及到诸如山川、水泽、丘陵等自然景观。以野中空间的辽阔属性为基础,野中叙事呈现一种宏大化的特点,尤以战争叙事为代表。第四章为专题研究,对国野制与《左传》书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左传》中常以出、入来描述人物行动,主要涉及叁类事件:战争、出奔、礼仪。战争中“入+国名”、“围+国名”即指进入该国国都,贵族出奔行迹的出发点和终点也是国都,无论入国之战还是出奔活动,人物的情绪都受到其与国都关系变化的影响。诸侯间相互往来的礼仪活动也是一个发生在两国国都之间的行走过程。随着领土国家意识的萌芽,春秋时期人们对出、入所指向的空间有时也会包含国境。其他表示出、入活动的用语,诸如,如、过、至自、反、还、复等,也指国都而言。国以国的叁种含义为基础,《左传》叙事有“内外之辨”:以城郭中为内,如馆舍于外。以国及郊为内,如,回到国都称来、归,诸侯大夫卒于国都中则不书地。以封域内为内,兵事于内称乱,于外称寇。君主之被杀于国内称弑,于外称杀。
王崇任[5]2012年在《《左传》文学专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左传》这部集经学、史学和文学于一身的重要典籍,深受后世学者推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魏晋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左传》的文学特点作出分析研究,直至现当代,相关研究论着数量甚多。近30年来,《左传》文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在一些热点问题如叙事、人物、战争和外交辞令、外交赋诗等诸方面上研究较为深入。但是,从目前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大多数论着所关注的问题范围较为狭窄,真正深入把握文本、从文本中发现新问题的着作还为数不多,继续对《左传》文学作一些新的探究,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对于一些已经研究得较为充分的课题,如战争篇章、外交辞令等,笔者不拟再做过多分析,本文中主要选择一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研究尚不充分的问题,作一些探讨研究。绪论部分主要对明清以来《左传》文学研究现状作简要的分析,指出以往研究的疏漏和不足,并对本文研究方向略作说明。第一章探讨《左传》与春秋时代贵族文化的关系。《左传》是春秋时代两百多年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只有抓住了贵族政治与文化这一要点,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煌煌巨着。第一节分析春秋贵族阶层的特征,并对春秋时代贵族政治的变迁作简要的描述。第二节对春秋时代的贵族礼仪、贵族精神文化作一粗略评说。第叁节则对《左传》文学特色与春秋贵族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略作分析,认为《左传》优雅从容的文风、它对贵族社会情态的细腻记叙,均与春秋贵族文化有关。第二章在冯李骅“《左传》文分四时说”的基础上,对《左传》全书风格差异这一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冯李骅在《左绣·读左卮言》中提出了“《左传》文分四时说”,他将《左传》全书文字切分隐、桓、庄、闵之文、僖、文、宣、成之文、襄、昭之文和定、哀之文四个部分,对不同部分文字的风格特点作了系统的探讨。笔者对冯李骅观点略作介绍、评说之后,重新以“《左传》文分四时”的观点,对《左传》全书风格的差异问题稍作分析。第叁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左传》的叙事艺术作一些新的探讨。笔者对《左传》的叙事篇章从主题、技法和风格叁方面分析,认为《左传》叙事篇章的主题已经开始向复杂化、深入化发展,其典型叙事技法主要有对叙、类叙、琐叙和言事相兼等四种类型。《左传》叙事篇章的风格已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沉雄厚重、冷峻奇谲和诙诡闲适等叁种风格较有代表性。第四章主要探讨《左传》中的家族叙事这一问题。《左传》中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春秋时代大批贵族世家崛起、变迁和衰亡的过程,它实质就是一种“家族叙事”,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左传》在记叙春秋世家大族的兴衰起伏时,往往是选择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两个人物,以这一二个中心人物的命运,表现家族在一定时期内的状况。当一代又一代的家族人物的事迹连贯在一起时,家族兴衰起伏的总体命运走向也就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左传》记叙贵族家族兴衰的篇章十分细腻委曲,处处显露着作者对人情世态的深刻体察,值得关注。另外,笔者还选取了鲁国的臧氏家族为对象,对春秋贵族世家的变迁进行个案分析。第五章分析了《左传》中的各种文体和“语”类。《左传》中收录当时所保存下来的大量春秋历史文献,其中有比较正式的文体,也有详尽记录贵族君臣交谈的各种“语”类。《左传》中正式的文体主要有诏令、书信、盟誓、祝祷和檄文等,“语”类则主要有问答和劝谏等类型,这些文体与“语”类各有各的特点,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尤其是“劝谏文”,在春秋时代的政治活动当中占据着突出位置,随着时代的推移,其文体特点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第六章主要讨论《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左传》中收录了大量的贵族人物的琐闻趣事,这些贵族轶事一般篇幅短小、文字简洁,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可以暂且称之为“志人小品”。本章中第一节先讨论了《左传》中“志人小品”与六朝“志人小说”的关系,认为它们是与六朝的志人小说有不少相似之处,是志人小说真正的源头。第二节中对《左传》中的“志人小品”的内容及其艺术特色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探讨,认为《左传》中的这些“志人小品”内容涉及到春秋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常常不加修饰,自有一种天然朴拙之美,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第七章主要研究《左传》中的志怪篇章。《左传》中大量谈论鬼怪的文字,招来了后世儒家学者的一片非议之声。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文本就会发现,《左传》的写鬼志怪,并非是“惑于巫”或者“好奇”那么简单。《左传》志怪的目的,一言以蔽之,是“借神以说教”。《左传》的这种“借神以说教”的观念,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文化环境中,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不少误解。本章中探究了“借神以说教”观念的来源,并仔细分析了这一观念在《左传》志怪篇章中的具体运用。《左传》中的志怪篇章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主要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奇特的想象力和奇幻的意境等叁方面表现。
汤太祥[6]2005年在《《易林》援引《左传》典语考》文中提出《左传》自春秋末年问世后,便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易林》乃西汉易学家焦延寿所着,本为占筮之作,但因焦延寿采用四言韵语写就,琅琅上口,且大量援引先秦两汉典籍入林,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本文从《易林》援引《左传》典故和辞语的角度切入,详细考述《易林》援引《左传》典语的一些问题。 引论部分,介绍了焦延寿其人其书,接着概括介绍了古今学者研究《易林》的情况,最后指出了本文的选题角度、研究方法和选题意义。第一章从考述《左传》的起源及其在先秦两汉的传承入手,论述了《易林》援引《左传》典语的可能性。接着论述了《左传》与《易林》在某些思想倾向上及易学思维上的众多契合之处。第二章,详细考述《易林》援引《左传》的典语。在考述之前,先说明本文引用林辞所采用的版本及各种典故的分类原则。紧接着分成四个部分具体展开考述:人物类典故、盟战类典故、灾异类典故、辞语及存疑典语。在考述完典语的出处后,还论述了作者援引这些典语的目的和用意。第叁章,论述了《易林》援引《左传》典语的特点和原因。结语部分,指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及由本文所引发的一些深思。
高方[7]2011年在《《左传》文学论》文中提出作为先秦时代的一部珍贵典籍,《左传》依傍《春秋》而生却没有囿于《春秋》藩篱,而是以自由舒展的姿态成为它自己,并凭借完整的叙事框架、生动的人物群像、鲜明的思想倾向、优美的言说技法博得了永久出入各类权威文学史的特权。我们在追溯《左传》文学渊源的路上还原了它成熟的文学思想,发掘了它饱满的文学体式,检讨了它特异的文学修辞,也领略了左氏以圆熟之笔为我们再现的春秋时期那些个性迥异、形态驳杂的男人和女人,目睹了春秋战场上旌旗飘摇刀光剑影背后层出不穷的机巧与权谋。在《左传》叙写的春秋时代,延续了几百年的世家大族正在袅袅飘散的青铜乐歌中慢慢凋零,因文化教育广泛流布而新生的士族却在选贤任能的社会思想中渐渐兴起,使《左传》作者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以《周易》、《尚书》、《诗经》为代表的文化典籍正在滴沥和哺育着前行的人们,占卜、赋诗和巧言应对成为春秋时期深入到各个生活角落的重要的文学活动,见于庙堂之会、大夫之家,也见于衢间陌上。春秋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和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为《左传》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左传》的文学表现有了现实的依据。《左传》的文字紧紧追随着春秋的脚步,试图以“立言”寻求“不朽”。左氏崇礼重道、以诗言志,忠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需要,为必须展开的《春秋》经文渐次作传,也将那些未被《春秋》收录却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文字一一补录进去,“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所传达的是一个写作者睿智的取舍和独立的文学思想。在文学体式的选择上,《左传》将线性时间与非线性叙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尊重国人对时间的看重继承了春秋的编年体制,却用新异的锁链式结构和优良的多维叙述将读者带进了一个从未被“编年”割裂的世界,为我们梳理了事的脉络、树立了人的形象。以“君子曰”为标志的议论性表述是《左传》最突出的形式特征之一,每一句君子之言都站在礼乐立场上表达着左氏最真实的思想,显而不隐,怨而不怒。虽然左氏怀抱良史之才以秉笔直书的胆略落墨成文,但历代学者早已证明《左传》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史书,史之“实”与文之“虚”被恰到好处地结合,不是镶嵌,更不是焊接,而是最巧妙最自然天衣无缝的融会。文学离不开修辞,由《左传》张扬开去的“春秋笔法”对后世各个领域的文字表达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其骈句与散句间杂运用的手法则体现了文学表达最朴素的审美追求。《左传》对辞令的述录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一部典籍,并显露了相对成熟也相对丰富的文体感。这些辞令出于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之口,却无不优美典雅、契合情境,无论是否被言语对象采信都极好地展示了春秋时代空前绝后的文化风习,也流露出左氏掩藏不住的钦羡之意。《左传》战争描写历来为人称道,左氏在战争叙事中通过“民本思想”和“崇霸意识”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立场,并将战争前后和战争过程中的计谋与机变尽展于读者面前,“避犯”手法的运用使战争描写给人“篇篇换局,各各争新”的感受,“闲笔”手法的运用则成就了笔意上的跳荡、节奏上的舒缓和表意上的悠长韵味。《左传》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是其文学叙事的必然,那些支撑起男权天空的天子、诸侯、权臣、贵胄以及文武之士无疑是作者记述的要点,而和男性一样在时间上游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女性们也以女、妹、妻、母的身份展示着她们特有的委曲与舒展。《左传》对人物的描写虽是夹缠在事件之中并非刻意而为,并且几乎没有包括肖像、衣着、神态在内的外貌描写和细腻真切的心理描写,但那些极富个性的动作和声口毕肖的语言已足够让他们鲜活生动地卓立于读者面前,成为文学形象中的“这一个”。总之,《左传》以其独到之笔树立了自己不朽的文学地位,它是史传文学之源、是散文义法之范、是古典小说之本,哪怕轻轻触碰也会使人生出绵长的神往与回味。
黄鸣[8]2006年在《春秋时代的文学与文学活动》文中研究表明《左传》是中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是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探索春秋时代文学演进状况的基本文献。本论文在前人与时贤论述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对《左传》的研究，来探讨春秋时代文学与文学活动的基本面貌。本论文首先讨论了春秋时代文学与文学活动形成的几个基本要素。从语言上看，先秦汉语经过了从甲骨文、金文到《尚书》、《诗经》的语言演变，已经能够胜任文学语言的功能。从创作者来看，虽然王公贵族还是作家的主体，但是下层士人和民间的歌手也以他们的创作成绩而成为重要的文学作者群体。从文学理性和文学情感来看，历史理性在春秋时代有强化的趋势，而世俗的情感也在春秋时人的情感世界中起着重要作用，关于这两点，本论文分别用对史官演变的历史考察与对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来加以论证。在这之后，本论文对春秋时代的文学与文学活动进行了分期。春秋十二公，每四公一期，可分为叁期。即沉潜期、发展期和繁荣期。本文依次讨论了每期的政治与时代背景、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以及体现在赋诗与辞令中的文学活动的面貌，以及各期的基本特征。本论文最后进行的是对春秋时代的文学与文学活动进行分域研究的工作。按照地理、风俗、历史渊源、文学特征等标准，春秋时代的文学可分为叁大流派：齐鲁派、晋郑派、秦楚派。本文分别研究了各派文学与文学活动的性质与特点。由此，从产生到发展，从时间到空间，本论文完成了对春秋时代文学与文学活动基本面貌的描写。
汤太祥[9]2014年在《《易林》与经学典籍关系及文史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焦延寿所着《易林》，是用《诗经》的四言诗形式，大量援引《诗经》中的典故，模仿并创新《周易》体例而成，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易林》广引先秦经学典籍，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但至今未见综合考察、详加论述、一一考证先秦最重要的经典如《周易》《左传》与《易林》之间关系的论着问世。在这种研究背景下，考察《易林》与《周易》《左传》等经典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进而探究《易林》的文史价值，就变得意义非凡了。《易林》大量援引《周易》，和焦延寿的易学渊源有关。焦延寿易学源于孟喜，又为京房所继承并创新，从焦延寿易学内涵和《易林》思想中，完全可以得出焦延寿和孟喜、京房是一脉相承的。《易林》援引《周易》时或直接引用，或化用《周易》文辞，或借用《周易》义理。《易林》的占筮方法、用象方式乃至易学思想都对《周易》有所继承和新变。《左传》在西汉未列学官，但在民间较受重视，焦延寿研习并援引《左传》不足致疑，因为《易林》流露出的思想倾向、展现出的易学思维，与《左传》完全契合。《易林》对《左传》典语的援引，和焦延寿所处的时代紧密切合，还和《易林》的变卦丝丝入扣。《易林》之所以大量援引《左传》典语，是因为两者思想倾向上是合拍的，在时代特征上是共鸣的。大量经典的援引，使《易林》具有了较高的文学价值。自唐朝王俞始，经宋朝黄伯思、晁公武、陈振孙、薛季宣等，至明朝杨慎、钟惺、谭元春等，《易林》文学价值的发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易林》受文人重视，因其确有独到的文学价值，如其在林辞中熔“立象”与“比兴”为一炉，很好地继承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对诗歌题材的多方开拓，诗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且能将抽象情感具象化。《易林》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开始征引化用《易林》林辞，还用《易林》来给古诗文做注解，后世诗人还对《易林》加以模仿。《易林》还对小说、对联等俗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易林》的文学色彩还影响到了后世的易类着作。《易林》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其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如“春秋笔法”、“书法不隐”、“通变”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上，体现在其对西汉史实的实录上。《易林》继承了见存于《左传》中的《周易》逸象，开拓了《周易》的用象方式和途径，能够很好地注解《周易》经传文辞、用象乃至义理，有助于后人正确读解《周易》，且在易学史上还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具有重要的易学价值。
姚晓娟[10]2011年在《周代家臣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家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构成卿大夫家族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代家臣制度是和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及采邑制度密切相关,共同构筑周代鲜明政治特色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将分六章对该制度进行全面的考察。第一章周代家臣制度产生的原因。家臣制度作为周代等级结构中,对各级贵族尤其是卿大夫之家族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项政治制度,是宗法、分封制实行的必然结果。宗法制、分封制对家臣来源、家臣制的核心内容与本质特征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家臣制度的成熟与完善与卿大夫势力的增长密切相关,采邑的世袭制无疑对大夫专国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采邑不仅是卿大夫的私家领地,更是采邑内家臣组织发挥效用、参与国家政治的前沿阵地,采邑制度则是家臣制度得以完善的有力依托。由此,考察家臣制本身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侧面窥见宗法制、分封制及采邑制度在周代社会实施与破坏的整体情况。第二章周代卿大夫私家家臣的设置、职责及特点。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私家家臣在设置和职能上,既有传承性又有新变化。西周建立初期,王权强大,卿权相对弱小,故西周时期的家臣设置多集中于直接受命于王室的卿大夫家族和采邑中,设置情况也较为简单,主要是以家宰为首的兼及叁有事、史官、宗、卜、祝、乐工及其他职官在内的家臣系统。此时家臣设置种类少,分工不明确,表现了家臣制产生初期的不完善特点。春秋时期随着卿权的强大,家臣设置和完善的中心,由原来的王室公卿大夫之家及其采邑转变为各国诸侯国的卿大夫之家及其采邑。很多卿大夫在模拟王室、公室官制的基础上,设置了两套完善的家臣体统:一套以家宰为首,负责管理卿大夫之家族内部事务;另一套则以邑宰为首,负责管理卿大夫之采地事务。家臣制度有赖于各诸侯国的卿权不断强大,而逐渐成熟和完善。第叁章周代家臣来源及社会地位。周代家臣的来源从总体上可分为宗法性家臣和非宗法性家臣两大类,在周代早期的卿大夫家臣设置中,同族人担当的情况比较多,体现了鲜明的宗法特征,如鲁国宗法性家臣的设置情况就较为普遍。此外,西周时期卿大夫家族中也有非宗法性家臣的存在,他们甚至同家主形成类似宗族成员之间才有的亲密关系,也称“假血缘关系”。春秋时期宗法性家臣依然存在,同时非宗法性家臣的设置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渐次蔓延开来,使家臣的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周代家臣的社会地位,一方面继承殷商时期身份为奴的特征,另一方面伴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不断完备而呈现出与时代相结合的动态变化的特征。西周时期,传统家臣的社会地位较低,对家主的人身依附性很强,春秋中后期,随着各主要诸侯国强宗大族的出现,依附于卿大夫家族的家臣因为主人势力的增强而地位得到提升,公、私易位的现象经常出现。就家臣内部来讲,也有“贵臣”与“众臣”、“世臣”与“新臣”的等级差别,同时有大夫爵位的家臣作为家臣组织中的特权阶层,身份自然非一般家臣可比。第四章周代家臣制度之主臣关系的变迁。周代家主与家臣的关系也同样是一个对家臣制度产生重要影响的变化性因素。周代传统家臣“为主尽忠”的意识很强,奉行“只知其家,不知其国”和“不知贰命”的原则,甚至生事其主,死事其魂,生死以之,反映了家臣对家主牢固的人身依附特征。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权力的不断下移,家臣对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削弱,家臣自身的流动性在不断增强,自我意识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有独立的行事准则和评判标准。同时“不事贰君”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促进了平等的君臣观念的诞生,在家主与家臣的关系上,家臣不再是一味的处于被动地位,双方之间往往呈现出双向选择的特征。第五章春秋时期家臣势力的壮大。春秋时期,家臣势力壮大的前提是卿大夫势力的迅猛发展。由于各主要诸侯国卿大夫的崛起,家臣的地位得到提升,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不断增多,家臣作为卿大夫的私家臣属,是卿大夫在应付兼并战争和对抗公室中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因此,家臣在卿大夫私家斗争与公室对抗中作用的提升是家臣势力壮大的集中体现。由于家臣兼具卿大夫私家家臣和国君陪臣的双重角色,因此他们在“公”、“私”斗争中往往呈现出两面性的特征。他们或为国君的离心因素,或利用国君与卿大夫的矛盾而成为国君的声援者。第六章家臣叛乱与周代家臣制的衰亡。家臣的叛乱和“陪臣执国命”局面的形成标志着家臣制已然走到了穷途末路,鲁国的家臣问题最为严重,叛乱最为频繁,文献记载也最为丰富。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原因。鲁国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对采邑制度的固守是家臣叛乱的历史因素,宗法性家主和新型家主自身素质的差别和齐鲁之间的对抗则构成鲁国家臣叛乱的现实原因。鲁国的家臣叛乱既标志着家臣势力达到了顶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传统家臣制的衰落和灭亡。家臣制的灭亡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在春秋时期日趋瓦解,最终崩溃的鲜明写照。周代家臣职禄变迁所体现的家臣流动性的增强则缩短了传统家臣制走向崩溃的过程。此外“陪臣执国命”的戒惧作用及“养士之风”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周代家臣制衰亡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
[1]. 《左传》鲁人形象研究[D]. 王玲.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2]. 《左传》中家臣形象的分析及文学表现[D]. 刘澍.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3]. 道德史观与《左传》文学研究[D]. 傅希亮. 首都师范大学. 2004
[4]. 《左传》国野叙事研究[D]. 李明丽. 吉林大学. 2018
[5]. 《左传》文学专题研究[D]. 王崇任.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6]. 《易林》援引《左传》典语考[D]. 汤太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7]. 《左传》文学论[D]. 高方.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8]. 春秋时代的文学与文学活动[D]. 黄鸣. 复旦大学. 2006
[9]. 《易林》与经学典籍关系及文史价值研究[D]. 汤太祥. 安徽师范大学. 2014
[10]. 周代家臣制度研究[D]. 姚晓娟. 吉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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