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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四大国有银行又产生了700亿的坏账。在经历了此次经济波动后，2003年以来投放的4万多亿的信贷中，如果有3％的不良比率（这已经是商业银行贷款发放质量的相当高水平了），那么，在银行体系至少会积累1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风险显然是在加剧，而银行上市搞得不好甚至可能加快危机的爆发。解决银行危机，一要“拖”，二要加快改革。
中国银行业危机的导火索似乎在燃烧
2003年以来，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此轮经济波动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激增问题，更让许多人忧心忡忡。上海富豪引发的中国银行大案，国家审计署对两家国有银行的审计揭露出许多触目惊心的问题，已经让一些敏感人士感觉到中国的金融业，尤其是其核心——银行业似乎正在酝酿一场地震，金融危机正步步逼近……
事实真是这样吗？
让我们先来研判一下2002年金融危机是在加深还是减小，这一年中国内外部环境都相当好。
据官方的数据，到2002年底，工行、中行、建行的不良资产率分别为25.52％、22.37％、15.36％，分别下降了3～4个百分点，成绩似乎相当不错。但实际上，如果不良贷款不增反降，既然这年分母也就是贷款余额增长到13万亿，因此不良资产比例应该是16％才对。
估算一下，2001年底国有银行贷款总额7.23万亿，按照官方的口径计算，不良贷款净值为1.8万亿。再往下一算，原来的不良贷款净值是2.8万亿，也就是说，整个2000年到2001年，不良贷款的净值才下降了460亿。再来对比一下各个银行的利润情况。根据各银行的报表，中国银行2002年实际经营利润473亿，账面利润112亿，消化历史包袱用了361亿，即用了361亿的利润来冲销坏账。工行用了380亿，农行用了84亿，建行用了301亿。建行的发言人说，他们把90％的利润都用来冲销坏账，以改善银行资产质量。而这700亿的坏账是在利率达到历史最低点，也就是国有企业的财务负担最轻，外汇跟随美元贬值、出口非常旺盛并且实行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这么好的条件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势必要增加几千亿坏账。
国有银行有1126亿的利润注入到坏账冲销，其利润则达到1300多亿。但这1300多亿是靠垄断获得的。我们的存贷年利率差是3.5％，而在国际上，通常标准不到2％。银行业就要对外开放了，届时垄断利润没有了，国有企业的坏账更只会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会非常可怕。
再从不良资产的成因来看，中国是典型的间接融资型的金融结构，仅以2003年为例，全年的信贷投放是2.99万亿，而证券市场的筹资是800多亿元。这种金融结构意味着，银行体系在事实上最终承担着经济波动的大部分风险。不良资产的形成密集时期，实际上往往是经济的大起大落时期。此轮经济波动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激增。
如果说以往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转轨的成本，所以形成了大量不良资产；那么随着外部体制性（例如国有企业破产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不良资产的影响在增强。
从近期不良资产与经济周期的历史波动轨迹看，通常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经济景气迅速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经济出现较大起伏，高速扩张的信贷必然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
2003年，中国的银行体系投放了2.99万亿的信贷；2004年1～6月份，人民币信贷新增1.43万亿。这4万多亿的信贷投放，在经历经济的周期起伏之后、在经历如此快速的信贷紧缩和投资下滑之后，究竟会形成多少不良资产？如果有3％的不良比率（这已经是商业银行贷款发放质量的相当高的水平了），那么，在银行体系至少会积累1000亿元的不良资产。
值得关注的是，世界著名的标准普尔信用评级2004年5月24日发表了其对中国内地银行业不良资产比率的最新估算。标准普尔估计，中国内地银行2003年底的不良资产约占其银行体系总贷款的40％；在2003年中，标准普尔对内地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所作出的估算为45％。标准普尔还指出，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将可能导致较多的不良贷款出现。
考虑到此次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有相当比率是投放到投资迂回程度提高的重化工行业，有相当比率是投放到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行业，较之1992年、1997年的两次经济波动给银行体系带来的两个不良资产高峰，这次不良资产比率可能更高。
显然，中国银行业危机的导火索似乎在嗞嗞燃烧，危机正向我们一步一步逼近。
“国家信用幻觉”加深银行业危机
对于中国银行业危机的警告，许多人一直不以为然，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中国的国有银行本来就不靠银行信用支撑，而靠国家信用支撑，就算国有银行颗粒无收，坏账满仓，也不会爆发危机。这是一种很幼稚、很危险的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信用幻觉”——以为国家信用是无限的、无需成本的，而不是有条件、有代价、有限的。
国家信用并非一个严密的经济学的概念。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韩国、马来西亚、印尼，难道他们就没有国家信用吗？但是金融危机一来，就什么信用都没有了，因为国家信用是有限的。国家信用的有限性至少表现在：国家信用资源流失到一定时候譬如在危机爆发的时候会突然蒸发干净，因此并不能指望国家信用的永恒支撑；国家信用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国家信用有时可以靠垄断来维持，但这同样是有机会成本的。这表明，国家信用只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对国家信用无限依赖的思想必须打破，否则很有可能加深中国银行业的危机。
说到底，老百姓之所以相信国有银行是稳定的，从而产生国家信用，不过是认为政府可以印钞票，印钞票意味着国家信用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政府手中的其他资源耗尽的时候，就不能不动用货币发行权。
我们的财经资源年年大量流失，其数额高达3400～3500亿，这已经是在不断耗尽国家信用资源。更何况仍有大量的隐性债务压在我们头上，有两大笔：
第一大笔是银行坏账。剥离四大资产公司1.4万亿不良资产，到现在为止回收的不到2000亿，剩下的据权威报道，可能15％都拿不回来。
这1.4万亿实际是四大银行收到四大资产公司发的债券。从来没有一个企业，可以把坏账以百分之百的价格卖给别人。但我们却是100％地买。这笔债券有没有意义呢？这涉及到四大资产公司作为企业能不能发债券。如果不能发，四大资产公司又没有资产抵押，四大资产公司就是空的，各自仅有100亿的资产是来自于财政部。它们要能发债券，是因为是财政部的。但把这1.4万亿的债务往财政部头上一扣，看看中国的财政是什么状况！
第二大笔是养老金欠债，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徐滇庆教授和世界银行所做的关于中国养老金缺口的模拟，发现缺了7.3万亿。这还算比较中间的估计。预计缺口会越来越大，到2020年进入顶峰。那时，如按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度来实施，就必须向上班的人征收38％的税，这样才能维持养老金的供给。
尚须指出的是，凭借现有的金融、财经资源，中国可以应付任何一个单一的危机，比如说SARS。但是SARS跟金融危机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所以，我们决不能迷信“国家信用”，必须要准备多种危机重叠出现。要准备资源，应付最危险的时刻。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中国再有十年以上的稳定时间。中国只要按照现在的状况稳定十年，什么问题都好说，台湾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从三大稳定因素看中国银行业危机
银行的稳定涉及流动性、赢利性、清偿性，如果这三方面没问题，银行就稳定，就不会发生危机；反之就是危机。
流动性。在这方面国有银行现在没有问题，因为有存差，每年存进来的钱比贷出去的钱要多出来差不多1万亿，银行有的是钱。但是，流动性到2005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外资银行如花旗银行只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城市设点，大客户就会被吸走，1万亿存差也就被卷走了。除外资银行可能分散存款外，其他融资的发展如股市、房地产市场等也会导致存款分流。存差消失，流动性危机就产生了。那时就只能印钞票，这就是金融危机。
盈利性。在目前如此垄断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还只有一点点，等到垄断一打破，如果存贷差不到2％，恐怕就只有亏损。最后是优质客户被吸走。现在优质客户被迫留在国有银行里，因为他没有选择，外资银行不能经营人民币。
有人说，我们有10万个网点，都是亏本的，赚钱的主要就是沿海几个大城市，跨国公司、大企业都在这些地区，只要这些客户一走，国有银行的盈利就没了。
人才危机也会导致赢利危机。2005年后，人才危机是必定的。根据香港经验，金融业的人才危机是最严峻的危机。只要有20％的人才跳槽，原来的银行就完了。因为银行界的关键人物不到2％，无非是信贷部主任、信息中心主任等。这些人一走，客户就跟着走。有人说，已经加入WTO了，没有看到有人跳槽，外资银行的挑战不可怕。这是糊涂的眼光，因为外资银行目前还没有经营人民币业务，他不会白养活一帮人；等经营人民币业务了，再挖人也来得及。所以，不是不会出现人才流失的危机，而是还没到时候。
清偿性。也就是有多少钱能赔得起。国有银行自有资本逐年下降，从5.7％下降到了4.6％，因为这两年里资本佥每年最多只补充了22亿。资本冲销率下降，坏帐数字上升，清偿性实际一年一年恶化。
中国银行业危机的两个版本
现在的主流看法是国有银行上市，但正如许多国企上市后反而问题迭出，危机突显一样，银行上市也非万应灵药，而是潜伏着许多陷阱。上市的风险是信息披露。中国银行周正毅贷款一事披露，就是因为上市了，被香港股东发现盯住不放了。这是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时不可不注意的。
中国银行业危机可能的两个版本：
——2005年版本。按照现有的战略部署，2006年应该是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的日子。但上市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可能是一剂无法下咽的苦药。不上市是等死，上市可能是找死。现在明知是地雷，还要踩上一脚。因为为了保证清偿率，把坏账比例降到15％，需要3927亿；为了保证资本充足率，需要补充一万多亿。二者加起来大概是1.6万亿。这钱从哪来？如果印钞票，这等于拿国家的信用资本孤注一掷。一下印1.6万亿元钞票，通货膨胀也跟着来了。如果为了让不良贷款率下去而再制造新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资产剥离，表面上这些坏钱都拿出去了，但国际审计公司一审计，发现剥离出去的还是你的，丑闻一旦暴露，全线崩溃。其实，我们整个的逻辑是颠倒的。好的银行才能上市，绝不能说因为上市才打造好的银行。目前的上市基本上相当于圈钱。
——日本式版本。金融危机并不必然表现为银行倒闭、汇率贬值，还有一种特别类型的金融危机，就是日本式的金融危机。日本的银行危机最终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活力丧失，10年挣扎在泥潭里。银行危机的“日本模式”的关键，是银行在缺乏外部竞争的条件下，虽然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贷款，经营效率低下，但依然能够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这种没有竞争力的银行不断地将宝贵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并不能有效支持经济增长的领域，其中的相当部分进而成为不良贷款。这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消退，反过来增大不良贷款，制约银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一个积累巨额不良贷款、并且在继续形成不良贷款的银行体系，一个市场化竞争远远没有展开的银行体系，一个不能高效率运用金融资源的银行体系，一个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来维持稳定的银行体系，即使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稳定，却可然遭遇日本式银行危机。中国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而陷入日本式银行危机。
中国也许不会出现单纯的银行危机，因为银行与政府财政密切相关；但是，一旦出现银行危机，必然是银行危机、财政危机并发的更为严重的危机。
“拖”与“改”：银行业防范危机的两大策略
首先是稳住。中国金融体制的弊病，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革过来的。面对WTO的压力，面对2005年以后可能出现危机的情形，一个“拖”字甚为关键。对内要拖，对外也得拖。只有“拖”下去，才能赢得宝贵的改的时间。
对外拖，就是外国银行进来，一定要有约束。这有很多办法。比如，在加拿大，花旗银行只在多伦多有一个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都还没有办法在加拿大开展业务。因为加拿大有一整套的制度约束和技术约束，程序的复杂使得外国银行进去丧失了竞争优势，它就不去了。
最妙的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指责加拿大违背了WTO原则，它连比WTO还厉害的北美自由贸易规定都符合。所以，我们只要建立一系列规则，完全可以做到让外国人没话说。即使有WTO承诺，至少在细则方面可以再谈。现在要修改《商业银行法》来作准备。
其次是改革，包括发展民营银行。改变银行体制的根本在于改革产权制度。纵观世界，自从1970年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2001年，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在经济发达国家，国有银行所占的比例都低于10％，而且其比重还在持续下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穷国和转型国家的国有银行还占主导地位。民营经济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加入WTO之后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开放民营银行是迟早要办的事情。
发展民营银行并不能指望它们马上能够替代国有银行，挑起大梁，但可以起到“鲶鱼效应”，初步创造竞争环境，激发国有银行活力。
与此同时，要稳步推进国有银行改革。目前的金融体制经不起大的外部冲击和内部冲击，为保证10年的稳定，一定要有一套成熟的思路。
只有迅速提高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才有可能讨论如何逐步对外开放金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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