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及带来的问题——关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的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调查报告论文,我国经济论文,现状论文,在华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初，1994年秋天和1995年秋天，作者对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行了三轮调查。作者一共访问了5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代表处或投资控股公司，还重点访问了德国和日本一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这些企业一共有60家，分布在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广东等地。在调查中，作者同260余名企业管理人员进行访问交谈，其中110余人为外国人。为全面探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经验与问题，近两年来，作者参加或组织过多次有关跨国公司投资问题的研讨会或小型座谈会，同国内有关部门或省市有关部门的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交换过意见。基于这些工作，笔者对著名跨国公司投资的现状，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及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跨国公司开始在华大规模系统化投资
1992年前，外商在华投资逐步增加，但是跨国公司投资不多。在30家作者调查过的德、日大公司中只有德国大众和日本三洋两家公司有较大规模投资。其他公司或者未投资，只是观察中国投资环境，或者只进行一二个项目投资，在中国进行投资试验。他们在华主要从事贸易活动，包括向中国出售技术、设备，转让生产技术和工艺。
1992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规模出现了飞跃式发展，无论投资项目或是单个项目的投资额度均有了急剧增加。1992年前已经进行投资试验的公司，1992年后迅速增加了投资项目和投资额度。80年代没有投资的公司，也纷纷加入投资中国的行列，形成了来势猛、规模大的跨国公司投资态势。
德国10家最大工业公司中，除大众以外，西门子公司1980年只有一个小投资项目，到1995年10月，已有了30家合资企业。80年代巴斯夫公司有3家合资企业，投资不过2000万美元，目前投资额已达2.5亿美元。拜耳公司在80年代也只有一定小合资企业，目前已建立了6家新企业。 其它6家80年代没有投资项目，现在只有一家尚未投资。 赫司特公司目前已有11家企业，博世公司5家，曼内斯曼6家，蒂森公司2家。
日本20家公司中，80年代有投资的一共有6家，它们是日立、 松下、佳能、日本钢管、三洋电机、五十铃汽车。其中除了三洋有7 家企业、松下1家企业规模较大外，其他投资规模都不大。目前， 松下公司在华投资项目已增至28家。日立、三洋、五十铃等公司也有了较大增加。其他14家在80年代没有投资的企业，除了3家，另外11 家目前均有了一定规模的投资。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1992年以来，跨国公司开始了在华大规模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下半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又出现了系统化趋势，这些公司司纷纷在华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到1995年11月，德国有4家公司、日本有12家公司设立了这种公司。 加上其他国家的公司，目前共有数十家投资控股公司在华建立。在此之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都是分散的、单个的。这些单个投资项目之间缺乏联系，没有形成为一个系统。
这种投资性控股公司，一般情况下，是这些跨国公司在华的最高层次公司。它除了负有投资和再投资功能，还可以负有其在华企业产品代销、人员培训、信息提供、资金支援等项功能。随着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些公司逐步按国际惯例运作，有可能将其在华分散的单个投资项目协调为一个统一的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资金、人员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优化组合，产生整体效益。至此，我们可以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系统化投资。
二、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
著名跨国公司在华开始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对我国经济带来了极大影响。由于其投资规模大，系统性强，其影响远非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所能比拟。这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给许多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一）投入资金，分担风险
跨国公司投资，为我国引进了相当大规模的资金。例如，到1995年12月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华已建立了28家企业，总投资达9亿多美元， 松下方面出资达5亿多美元，每个项目平均投入近2000万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参与，分担了投资风险，使一批我国急需的项目能够上马。如据有的合资企业反映，由于同跨国公司合资，一旦企业资金困难，不仅国内银行，而且国外银行都愿意贷款，并且无须担保。这样就保证了工程尽快完工，项目尽快投产。过去，由我国的企业单方面搞的一些技改项目即使上了马，资金缺口也很大。项目往往建建停停，拖来拖去成为胡子工程。等到工程完工，开始投产，其技术水平又远远落后于国外水平了。显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带来了资金，并不是简单地“弥补资金不足”，而是分担了项目风险，促成了我国一系列重要项目上马和尽快投产发挥效益。
（二）引进技术，滚动发展
1.与一般外商投资者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不同，跨国公司投资项目多为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项目。这些项目带来了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工艺或设备。这一类技术、工艺或设备，往往是跨国公司的拳头产品。在我国或者不能生产，或者技术尚未过关。例如：松下公司与中国华录合资生产的录像机机芯、上海松下电子应用机器有限公司生产的微波炉用连续波磁控管、大连三洋制冷有限公司生产的使用溴化锂作冷媒的大型吸收式制冷机、上海欧姆龙自动化有限公司制造和销售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品（PLC）、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CT）。据作者1995年9月对6家著名跨国公司33家企业的调查，有17家企业的产品属于这种填补我国空白的技术。
2.通过合资，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使我国一批产品上了档次。近二三年，在这些我国已经有生产能力的行业也出现了一批与跨国公司合资的企业。松下、三洋、日立、夏普、西门子和飞利浦等公司在中国都建立了合资企业生产家用空调器、洗衣机、彩电等产品。这些合资企业对原有的我国同行业其他企业造成冲击。这一方面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然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正是这些企业使我国这些耐用消费品品质上了新的档次。因为通过这些合资企业，跨国公司将90年代最新设计、最新的工艺和技术转让到中国，给我国这些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推动。
通过合资引进跨国公司新技术新工艺，使我国一批家电企业产品升级换代，这些产品不仅在国内竞争力大为增强，而且也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深圳华强三洋生产的彩色电视机每年约有30万台销往日本，占三洋公司在日本市场彩电销量的三分之一，这便是一个实例。
3.通过合资，不间断地滚动地引进和开发先进技术。80年代，跨国公司多数通过许可证贸易转让技术，近两年来，它们多数通过合资转让技术。二者有如下三点区别。
一是转让技术的起点不同。通过许可证贸易转让的技术往往都是成熟期的饱合型的技术。该产品市场即将走向衰落，跨国公司保持对这种技术的控制已不太必要。通过合资企业转让的技术往往是新的或比较新的技术。尤其是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纷纷进军中国，同行业跨国公司在中国展开竞争，使国际竞争国内化，这个新形势迫使跨国公司向合资企业转让比较新的甚至是最新的技术。否则合资企业产品一问世便没有市场。
二是转让技术的时效不同。前者转让技术是一次性的，后者转让技术是不间断的滚动的。在合资企业中，外方的作用大大加强。为了合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股东的跨国公司不仅要提供较新的或最新的技术，而且要不间断地提供新技术。例如，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在中国相继推出21英寸、29英寸等四种彩管，目前又在上第四条生产线，生产计算机的显示管。如果不合资，不可能这样迅速不间断地推出新产品。
三是技术开发的深度不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当地化，不仅零部件当地化，而且技术开发当地化。一些合资较早的企业，技术开发当地化已有了长足发展。例如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经过10年消化吸收，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已达87%。中外科技人员经过几年努力，已成功地开发出新一代桑塔纳轿车。该车型刚起步，国产化率已达60%。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通过合资企业向我国转让了一批填补技术空白或使原有产品上档次的技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合资企业，跨国公司高起点不间断地向我国转让了技术。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国引进技术的广度和深度，并有可能形成开发新技术的后劲。打一个比方，通过许可证贸易提供、转让技术；如同一架滑翔机，它能够飞行，但本身没有发动机产生动力，需要别的飞机把它拉上天空，而且越飞越低。合资企业则是带有自身发动机的飞机，它可以依靠自身动力飞行。
（三）引进现代的管理结构，积极的企业精神
与一般小投资者不同，跨国公司在企业管理结构和企业文化方面有一整套制度和观念。这一套制度和观念通过其在华企业，对我国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结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项目进行三个层次的管理。
首先是企业层次，或者说微观层次。企业是这个结构的最低，也是最基础的部分。跨国公司十分重视对其投资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管理。在笔者访问过的60家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中，除两家小企业，全部派有外方管理人员。对其控股企业，全部派有总经理，并且外方往往负责企业的生产与质量管理。在这些企业中，引进了跨国公司企业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管理、销售管理、售后服务管理等一整套管理制度。
其次，是地区总部或投资性控股公司层次，即中观层次。这是整个结构的中间层次， 对于跨国公司实现在华战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以来，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投资控股公司。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些公司必将加强其协调管理职能，成为名副其实投资性、管理性和服务性公司，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经营业务的总指挥。这些公司最终将把在华分散、单个的投资项目纳入一个系统整体，从而大大加强公司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最后是跨国公司总部，这是整个结构的最高层次，宏观层次。公司总部负责宏观管理，制定全公司发展的长期战略。根据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根据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这些跨国公司相继把中国作为全公司开拓海外企业的重点，从而把在华经营的活动纳入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战略中去。
跨国公司这种总部——地区总部——企业三级垂直结构以及其全球的横向联系的水平结构形成了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三层管理结构分别在宏观、中观、和微观水平上发挥各自职能，使跨国公司得以发挥系统整体的作用。几年来，中国企业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甚至进入内部观察和学习了这种现代管理结构和经营机制。这个学习和借鉴必将对中国企业管理改革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带来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通过合资企业，将其企业文化也带到中国。在这个方面，日本跨国公司尤为突出。在笔者访问过的松下、三洋、日立、欧姆龙等公司建立的企业中，深深感受到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的影响。这些公司倡导的企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企业精神。这种企业精神注重人的作用，强调企业不仅制造产品，而且造就敬业、创业的人才；这种企业精神注重企业活力，强调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大潮中自强不息，不断创新；这种企业精神还特别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强调企业为消费者、为社会作贡献。
（四）以人为本，培育人才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当地化。当地化包括生产当地化、技术开发当地化、零部件当地化等等。而当地化最关键的就是人才当地化。为实现人才当地化，跨国公司建立了大规模的培训体制。
1.在在华企业中对各级各类人员全面培训。如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十分重视员工培训，公司投资1500万元建立了有各种现代化设备的培训中心，不仅培训本公司员工，还培训全国维修网络人员。1994年，公司举办114期包括管理、语言、生产技术、计算机在内的各种培训班， 共有2649人次接受培训。从1985到1994年，参加各种培训班的员工达到19940人次。
2.由投资性控股公司组织所有在华企业的培训。例如，松下（中国）有限公司一个重要的职能是“为企业培训经营管理人才及有关的技术人才”。1995年7月， 成立了旨在为松下公司在华企业提供人才培训支援的人才培训中心。该中心开办的第一个培训班是“经营理念研修”班，由在华合资企业中方董事（副总经理）参加。后又办了二期，分别由企业部长和科长参加。两期共有100人参加学习。 培训中心还举办了“人事负责人研修”班，“质量管理基础研修”班，“计测计量基础研修”等专业研修班，共计96人。
3.“送出去，请进来”，大规模跨国培训。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往往不惜巨资，派遣大批员工赴国外培训，同时也从国外请专家来公司协助工作，传授知识与技能。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先后有600人次赴日本培训。 中国华录松下录像机有限公司也派赴日本400人次。据统计，10几年来，松下公司一共接纳全国5000 人次学习培训。与此同时，又有数以千计的外国技术专家、企业管理人员来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协助设备安装，调试生产线，质量检验与认定。例如，上海大众开业10年，来公司长期工作的德国专家107人，短期专家每年200人次。显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带来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人员大规模培训。正是在这种大规模正规化的培训体制中，也是在企业生产和经营实践中，成长起一批新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产业工人。在作者访问过的60家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中，人们欣喜地看到了这一代新企业管理人员的成长。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能够熟练地用外语与外国专家、经理自由地交换意见。他们具有开阔的眼界，既了解世界，也了解中国。他们不卑不亢，既虚心向国外大公司学习现代管理经验，但又不盲从；坚持本民族的优点，但又不僵化。他们学会了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如何逐步按国际惯例来经营企业。他们的才干和勤奋赢得了外国跨国公司的尊重与信任。在他们与外国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办好了一批跨国公司投资企业。
实际上，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企业，也包括独资企业已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摇篮。这支数十万计甚至数百万计的大军对我国21世纪工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现代化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五）增强我国企业实力，促进新兴工业崛起，带动地区经济振兴
1.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实力。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便是一个实例。这个集团公司的前身华强电子工业公司成立于1979年。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来料加工厂。1984年7月， 华强公司与三洋合资兴办了华强三洋电子有限公司。这家合资企业的中方员工积极学习外方先进技术和工艺，三洋方面则不间断地将新技术转让给合资企业，并将企业产品通过三洋的渠道销往国外。华强三洋的销售额逐年上升，到1994年，达到18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额达到1.6亿美元。1993 年华强集团又与三洋公司共同建立了第二家合资企业，即深圳三洋华强激光电子有限公司。三洋公司向合资企业提供了其在世界领先的生产激光拾音头高技术。企业产品占世界同类产品的10%，1994年销售额达1.57亿美元。二家企业的销售额共计31亿元人民币，集团成为全国500家最大企业中排名81 位的大公司。两家骨干企业的产品都具有国际竞争力。其生产的彩电每年有30万台销往日本，激光拾音头100%出口。最近， 华强集团又同三洋公司共同出资建立了一家技术设计公司。这家技术设计公司计划开发数字式电视机等高科技产品，最终目的是“能够让中国国内新产品的开发、设计，直至组装的一贯工序均能自己完成”。届时，华强电子集团不仅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而且有自己的开发设计能力。华强正在成为一个具世界水平的综合性的大电子工业集团。
2.促进了新兴工业的崛起。以上海轿车工业为例。1985年，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上海大众利用上海汽车厂原厂房和部分设备，边生产边改造，消化吸收大众汽车公司的技术，先后建成总装车间和发动机工厂。1992年，公司兼并原上海汽车厂，开展二期改造工程。到1994年底，上海大众形成了年产20万辆轿车的能力。中外合资双方还齐心协力，扎扎实实地从零部件国产化做起。他们带动了一大批国内厂家通过合资和引进技术实现了一大批零部件国产化。1995年，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率达到87%。从1992年起，上海大众的技术人员同德国大众和巴西大众技术人员一起开发新一代轿车——桑塔纳2000。1994年4月， 新车型顺利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目前新车型已批量生产。至此，通过合资（不仅同大众合资生产整车，而且还同数十家外国公司合资生产零部件），上海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基本国产化而且具有一定开发能力的真正的轿车工业。事实上，通过合资形成和崛起的不仅是上海轿车工业，而是中国轿车工业。
3.带动了地区经济的振兴。以天津开发区为例。天津开发区是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区，工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整体规模。而在天津开发区的工业发展中，跨国公司的投资企业起了决定性作用。据开发区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从1992年以来，随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投产项目增加，跨国公司投产企业的产值在全区工业产值的比重急剧上升。1992年，已投产跨国公司15个项目，到1994年增加到46个，这些项目的工业产值从9.41亿元增到102.22亿元，在全区工业产值的比重从29.33%增加到68.57%。到1995年上半年，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区工业产值80.3%。跨国公司投资使天津开发区形成了三个支柱产业。它们是以美国摩托罗拉、AST、AT&T、澳大利亚邓 禄普、韩国三星集团大规模投资形成的电子通讯和计算机工业；以可口可乐、卡夫通用、雀巢等集团投资形成的食品工业；以丹麦诺和诺德、美国德普公司投资形成的生物化学工业。如果从更大范围看，凡是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比较多的省市，这里的经济发展往往受到很大的推动。例如跨国公司较集中的上海、江苏等地就是如此。
事实证明，跨国公司不仅在世界范围，而且在我国，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是因为，通过利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我国有关单位一揽子引进了跨国公司拥有的资金、技术、管理、营销技能、人才开发等生产要素，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所遇到或引起的问题
根据作者对50家跨国公司驻华机构和60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查，跨国公司在华遇到或引起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与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问题
上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积极影响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然而，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跨国公司投资也给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新问题。
1.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目标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有不小的差距，我们面临着把二者协调起来的任务。不少跨国公司能够尊重我国的产业政策，愿意同我国政府合作，协调其在华投资的目标。然而，跨国公司毕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华投资的目标要服从其全球战略的目标，而且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在华投资的动力。出于这个考虑，它们当然要找投资条件好、投资效益高的地区和项目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必然与我国引进外资的产业和地区导向发生某种偏离。
上述德、日30家大跨国公司在华已有231个投资项目， 虽然大多数项目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要，而且是填补空白的项目，但是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发展的基础产业、基础工业项目则不多。例如没有同农业直接有关项目，基本原材料工业项目也不多。跨国公司投资与我国的地区导向偏离更为明显。231个项目中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仅10%左右。 而我国中西部地区需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以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2.不少跨国公司项目技术开发能力差，如果不加以改进，有的项目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其全球经营网络中的一个简单的加工厂。从有的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安排来看，已显示出把技术开发留在母公司，不准备加大在华企业研究与开发工作的迹象。
3.跨国公司通过合资，增强了中方合作者的实力及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也压抑了同行业一批中国企业的发展。这批中国企业受到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面临萎缩直至关停并转的前景。那些同外国跨国公司合资的企业，由于不注意保护中国企业原有成功的著名品牌，也不注意创造中外合资企业的新品牌（他们从目前便于销售和占领市场出发，只使用外国著名品牌），从长远看，将会给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带来困难。
（二）跨国公司系统化投资与我国尚不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近年来已开始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它们从在华投资的长远目标出发，从投资项目选择、合作伙伴选择到投资地点选择都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考虑。对于它们来说，哪里有利于事业发展，哪个项目有利于总体经营目标的实现，就到哪里投资。在他们眼中，没有国界，当然更没有省界、行业界限了。以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德国西门子公司为例，其已投资的30个项目中，分布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济南、宝鸡等十几个城市，涉及我国邮电、电力、机械、卫生、轻工等多个工业部门。公司内部在华进行投资时也会有矛盾，但毕竟同属一个公司，容易协调一致。
我国与之合作的部门和地区则受“条块分割”影响，缺乏沟通，缺乏交流。跨国公司系统化投资面对一个受“条块分割”影响，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的中国市场，带来了两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使中国投资者处于同大跨国公司合作的不利地位。由于中方是相互分割的，往往出现一个跨国公司先后同十几个二十几个中方合作者打交道的局面。经过同几个合作者打交道，在合资企业管理人员安排、人员待遇、土地使用、厂房折价、技术转让条件等等问题上中方的要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外方都清楚了。这是因为，在跨国公司与中方合作者谈判时，法律顾问、财务专家一般是不变的。中方投资者往往都是第一次同这个跨国公司打交道，没有经验。如果谈判成功，取得了经验，由于不再进行新项目，也就把经验束之高阁。其他中方投资又重新开始与外方谈判。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某个项目，为确保成功，往往同时选择若干候选人进行谈判。中国的这些可能的合作者分散在不同地区或不同部门，出于各自经济利益，往往展开内部竞争，竞相压价，损害了中国合作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这种状况给外国投资者也带来困难。有的部门或地方为保护本部门本地区利益，或者搞部门、地方封锁，或者竞相给优惠政策。不少优惠政策违背了中央的统一规定。这种状况往往造成跨国公司无所适从。有的部门拉外商投资搞“拉郎配”，如果外商认为这个部门推荐的合作伙伴不合适，想到部门外找合作伙伴，那么，这个部门就规定与其他单位合资的产品不得进入本部门使用。有的地方拉外商投资未成，就在原材料、零部件方面卡这家公司在其他地方投资的企业。有的地方要求为本地区某产品配套的零部件必须在本地方生产。
这样一些完全违背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做法增加了跨国公司投资的困难，加大了其投资成本。作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这些事例，心情常常十分沉重。为什么跨国公司能够按照现代化经济规律在中国跨行业跨地区进行投资，而我们中国人却从极其落后的带有封建割据烙印的自我保护主义出发给他们设置障碍？
（三）跨国公司长期性投资与我方投资者短期投资行为的问题
跨国公司从其长远战略出发对在华投资项目一般不要求立即赢利分红，有的即使赢利了，它们也要求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从长远讲，他们在华投资是必须赚钱的，但是为了长远地赚钱，暂时可以亏损。
一位德国合资企业经理对作者说，我们的企业在中国现在不赚钱，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在中国投资。我们要给我们的后代在中国市场上留下一个份额。这位德国企业家的谈话给作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应当看到，我国不少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者也有很长远的打算。例如上海大众的中方合作者，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的中方合作者等等。然而，与德国人这种长远打算相比，我国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者中有不少短期投资行为。有的中方投资者与跨国公司合资主要目标是使企业尽早赢利，投资者尽早尽多地分红。往往出现外方要求暂不分红，将赢利再投入合资企业以扩大再生产，增加企业发展后劲，而中方则要求分红，不乐意再投入的情况。
跨国公司长期性投资行为同我国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结合在一个合资企业中，往往造成企业经营目标的背离，进而导致种种矛盾，形成“合资不合作”的局面。在一些投产较早的合资企业中，这样的矛盾已相当普遍。这种矛盾，往往以改变股权，由一方掌握企业决定权的方式来解决。
随着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普遍投产，合资企业中这种矛盾将会越来越多。我们对此应当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相应的对策。不要简单地指责中方投资者，而应当帮助他们。因为造成其短期行为的并不完全是其个人原因。
（四）中外双方管理人员的素质问题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遇到或引发了种种困难和问题，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中外双方管理人员的素质问题。说到底，高素质的人才是办好跨国公司独资或合资企业的关键。在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中，常常出现“人存事兴，人废事亡”的事例。作者调查过一家大型中外合资企业。由于中外双方高层领导互不信任，导致企业管理松懈，出现“合资不合作”现象。后来，中外双方领导进行调整。新任外方总经理学习中文，努力了解中国国情，接触中国员工，积极搞好与中方的合作。中方总经理自己懂外文，而且在国外合资企业工作过，懂得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他既有原则，又懂策略，从而赢得外方管理人员的信任。新班子建立后，双方采取一系列措施，使企业从“合资不合作”转变为“合资又合作”。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办得好的中外合资企业往往是中外双方管理人员合作得好，而且特别关键的是中方管理人员素质高。
令人遗憾的是，还有相当一批企业中方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缺乏对现代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的了解。人在合资企业，许多思想观念还是原来在国有企业时形成的。他们尤其缺乏自主负责的责任心和开创性的思维。不少外方总经理批评中方管理人员推一推，动一动，有了问题上推下卸，而不是想办法解决。他们中不少人不懂外文，与外国管理人员沟通须经过翻译。更糟糕的是有的中方母公司把一些亲友安插进合资企业，他们把合资企业工作当作一个“肥缺”。当然谈不上如何办好合资企业。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派驻的合资企业管理人员有时也出现问题。他们或者缺乏管理经验，或者自视高傲，难于同中国员工合作。
显然，为了办好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中外双方都应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择和培养。尤其要选择那些善于学习，有极强学习能力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来从事合资企业的工作。这是因为，与跨国公司合作办企业是一崭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人们在干中学。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遇到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既有人们的观念问题，对跨国公司投资双方冲击民族工业的担心，也有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跨国公司投资的消极影响。既有企业的问题，短期投资行为难以适应跨国公司长期性战略投资，也有人才问题，管理人员素质不够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实现不了与跨国公司长期的战略合作。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观念、体制、企业和人员四个层次的问题。要实现同跨国公司长远战略合作，就不能回避这些困难和问题，就必须正确分析和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
四、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实现同跨国公司的长远战略合作
（一）统一思想，进一步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应当说，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很多人是清楚的。然而，跨国公司真的开始在华大规模系统化地投资了，人们的担心和非议却突然增多。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跨国公司投资的发展状况、利弊关系、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统一思想。
首先，应当看到，著名跨国公司在华开始大规模系统化投资是我国改革开动的巨大成果，来之不易，应当珍惜。80年代，我们也希望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但是，投资比贸易的难度和风险要大得多。多数跨国公司在观望，只有少数跨国公司进行了投资试验。经过10几年努力，我国投资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我国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市场的容量急剧扩大，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市场正在成为现实。外国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是我们当初所希望的，也是10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应当加以珍惜。
其次，应当看到，著名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刚刚开始。如前所述，多数跨国公司从90年代起开始在华投资，1993年以来才开始大规模投资。1994年下半年以来，才纷纷建立投资性控股公司。多数跨国公司企业建立于1994和1995年。以30家日、德跨国公司的231 家企业为例，这两年建立的企业共143家，占全部项目的62%。 由于这些项目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因此许多项目到 1995 年底刚投产和尚未投产。1995年9月，作者访问了30家日本跨国公司企业，其中6家厂房尚未建好，还有7家投产不到1年，处在试运行阶段，另有8家投产不到2年。因此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状况的正确估计是，它们的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刚刚开始，切不可过高地估计其发展程度，切不可过早地限制其发展。当前，东亚许多国家都在调整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前去投资。我们切不可“为渊驱鱼”。
第三，也应当看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带来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消极影响。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其投资与我产业导向有偏离，在一些行业对原有工业企业造成冲击，有的甚至压抑了民族工业发展等等。但是，与之相比，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积极影响要大得多。跨国公司投资给我们一揽子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生产要素，它推动着与其合作的中国企业的振兴，它带动着新兴工业的崛起和地区经济的繁荣，它推动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尤其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把中国企业推向国际经济体系，逼近了国际竞争的舞台，把一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带进中国。总之，推动了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即参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就是把中国推向世界，推向21世纪。如果因为其带来的消极影响而限制、阻碍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就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机遇。中国已经错过了不少机会，目前千万不要再因某些不同看法而丧失机会了。
第四，还应当看到，与跨国公司合作中产生的问题是缺乏经验所致，我们完全可以在总结经验中加以克服。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与跨国公司合作是史无前例的，即使是那些经营上百年的大公司，也没有这种经验。我国引进外资已有10多年的经验，但是，跨国公司只是在近两三年才开始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原有的同一般外国投资者合作的经验已不完全够用。在一些地方或一些企业中出现问题，例如无形资产低估了，往往是缺乏经验所致，我们应当以平常心态对待之。重要的是有关单位，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总结经验，及时调整与跨国公司合作的方式，学会同跨国公司合作。
总之，如果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系统化投资刚刚开始，其对我们的影响利大于弊，出现的问题是缺乏经验所致，并且有了与其合作的充分信心，那么，我们就会从思想到行动都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趋利避害，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是进一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关键。
为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笔者建议目前对跨国公司投资还应该尽可能地加以鼓励。例如，跨国公司从系统投资出发，要求开放服务业。我们是否可以在试点基础上，加快开放金融、外贸等服务业，以利于跨国公司全面开展在华业务。
（二）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和竞争发展壮大民族工业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虽然还不多，但由于其雄厚的实力，人们感到它们对民族工业的威胁。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更广阔的视角，即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来看待民族工业发展问题。
首先，应当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民族工业”。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过去人们所理解的纯粹的民族工业已不复存在。各国的工业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工业的概念应当根据这一新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事实上，我们讲民族工业，是指以民族资本为基础的工业。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资本流动加速，资金相互渗透的情况下，如果讲民族工业，显然不能只包括100%民族资本的工业。 起码应当把由民族资本控股或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包括在内。那些有民族资本但不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工业，也是具有民族工业成分的工业。按照这样一种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讲民族工业不应当排斥外来工业。保护民族工业与发展同跨国公司的合资企业并不矛盾。不要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把同跨国公司合资的企业统统看成是外来工业，也不要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把合资企业与我国非外资企业的竞争统统看成是外来工业与民族工业的竞争。
第二，从其他公司的经验看与跨国公司合作壮大民族工业的可能性。跨国公司拥有资金、技术、销售渠道和管理经验等稀缺资源，与其合资，争取这些资源，显然可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若干著名跨国公司就是通过与其他跨国公司合资而发展起来的。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占领军以财阀为由一度加以解散，50年代重新起步时在世界上还是默默无闻的企业。1951年，松下幸之助两次出访欧美，了解市场，寻找合作伙伴。1953年，松下公司与飞利浦公司合资，成立松下电子工业公司，双方投资6.8 亿日元，资本额超过了当时松下母公司。通过与飞利浦合资，松下从飞利浦引进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电子、电器技术，缩短了与世界技术水平的差距。后来，松下开发新技术，有些方面又转让给飞利浦。在平等合作中，双方都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日本富士通公司、韩国三星公司、大宇公司等也都有过通过与其他跨国公司合资而发展壮大的经验。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发展壮大的实例也已不鲜见。
我国深圳华强电子集团从一家小来料加工厂发展为年销售额达33亿元的大电子集团，其决定性的因素，是与三洋公司合资，引进了三洋的技术，从而使自己的产品走向世界，成为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
显然，无论外国企业还是中国企业，都可以通过与其他跨国公司合资来发展壮大自己。换言之，民族工业可以通过与外来工业合资得到发展壮大。我们不要把与跨国公司合资同发展民族工业对立起来，而要学会同跨国公司又竞争又合作，在竞争和合作中发展自己。
第三，在与跨国公司合作中维护我方权益。针对目前与跨国公司合作中已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当总结经验，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我方利益。例如：在合资谈判中，低估我方无形资产，如商标、销售网的价值；合资企业只使用外国公司品牌，而不创造合资企业的新品牌；合资企业不设立或不加强技术开发部，将设计开发工作都集中在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等。这样一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中方投资者没有经验所致，有的是因为中方意识到了而没有同外方据理力争。政府部门在审批项目时，对这些方面也应加以把关。对有损我方利益的合同条款要求加以删改或补充新条款，保障我方利益。
（三）统一协调，积极引导，实现同跨国公司的长期战略合作
从笔者调查的情况看，引导跨国公司与我国经济部门实现长期战略性合作，关键在于统一协调，积极引导。
首先，加强部门、行业协调。化工部与十几家世界著名化工公司订立合作协议，由化工部按照本部门的产业发展规划协助跨国公司选择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这样的经验值得提倡。事实证明，行业或部门主管机关与跨国公司合作，为其在华投资工作进行协调和引导，往往能够得到跨国公司的回应。
第二，加强地区协调。各省市制订本地区长远发展规划，也可以同跨国公司进行密切合作。江苏省同富士通公司订立合作协议，组成合作委员会，协助和促进富士通公司在江苏投资便是成功的经验。
第三，加强跨行业跨地区协调。西门子公司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与中国机械、电子和电气工业长期系统全面合作的备忘录。双方组成了一个协调委员会，中方有国家计委、电子、邮电等部委以及北京、上海两市领导参加。委员会从1985年成立以来基本上每年一次例会，推进和实施共同项目与合作。为此，建议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总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时应加强沟通，互相协作。各省区之间也应当加强联系，共同规划本区域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切忌“条块分割”。
第四，加强信息的统一协调。目前，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均有关于外商投资的信息咨询和研究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缺乏沟通。建议在全国外资领导小组指导下设立一个非官方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信息服务中心。这个中心组织力量，跟踪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发展，建立跨国公司信息档案，不断总结经验，为政府和企业，包括外国企业提供与跨国公司合作信息和咨询。
第五，抓典型，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对一些跨国公司的好做法好经验加以总结、推广。例如，日本松下公司尊重中方意见，成立了与中国有关企业合资的投资性控股公司。这个做法，有利于我方人员在控股公司内部学习跨国公司的现代管理。这样的经验加以推广，就会对其他公司起到引导作用。这样做有助于跨国公司不断调整在华投资方式，与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目标协调起来，从而实现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
（四）创造条件，使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平等合作，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在实际工作中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主要是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既合作又竞争，对我国企业来说是既是宝贵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管理条件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一个企业经理几乎是单枪匹马同一个全球性的大公司打交道。
首先，应当为同跨国公司合作的企业家创造更宽松的经营环境，让他们能够自我发展，自主经营。不少与外商合作的企业家们常有被束缚的感觉。不少企业主管要求企业与外商合资后要尽快地赢利分红。这使同跨国公司合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处于极其困难地位。从企业发展长远利益出发，他们也赞成将合资企业赢利投入企业扩大再生产，增强企业后劲。但是其主管部门与外方经营目标不同。我们对这些企业家应多一点理解。不要对一些正常的经营行为和企业行为横加指责。应当允许中国企业家在同跨国公司合作中有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
第二，为中方企业家提供信息、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使其具有能力与跨国公司平等合作。跨国公司是市场经济中的巨人，它们拥有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现代和信息灵通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与之相比，我们的企业有着很大差距。我们应当承认这个差距，帮助和支持我们的企业同跨国公司平等合作。这些帮助和支持包括如下一些措施：（1 ）信息支持。当中国企业同某跨国公司谈判合资项目时，有关部门或研究机构为其提供这个跨国公司的资料，提供与这个公司合作的其他中国企业的经验、教训。使这家中国企业不是从头探索，而是能够借鉴现有经验。（2）培训支持。 有关部门可以为同跨国公司合作的中国企业管理人员组织培训。（3）人才支持。 为与跨国公司合资企业培养和调派得力干部。特别要培养一批中青年企业家，使其在与外商合作中增长才干，成为跨世纪的企业管理人才。（4）资金支持。中方企业往往缺乏资金，因而在同跨国公司合作时处于不利地位。金融部门最好能区别对待，对一些重要项目的中方投资者给予支持，使中方投资者在企业扩大规模时，能够保有自己的股权份额。
第三，在同跨国公司合作中，注意发展壮大中国的企业集团。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往往寻找中国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作伙伴。目前，不少中国企业集团已开始同跨国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有的已经建立了若干企业，开始了同跨国公司全面合作。这些企业集团应当抓住这一时机，以我为主，及时地发展壮大。我国有关部门和地方，有的也制订了大公司大集团战略。争取到2000年，在中国出现一批大企业集团，我们同跨国公司的合作就能够上升到一个新阶段，真正实现平等合作，共同发展。
总之，通过统一认识，进一步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通过统一协调，实现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将跨国公司的投资纳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规划，通过创造条件，使我国企业同跨国公司平等合作共同发展，我们一定能够抓住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系统化投资的机会，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走向世界，走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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