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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半个世纪的路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加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朝气和活力。上海，它的过去曾经是近现代中国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奋起的斗争精神；它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个标志，折射出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历史进程。
50年上海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轨迹，表现为三次重大的转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转变，从过渡时期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对这一历史轨迹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主要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了解，进一步提高我们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觉性。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近代上海崛起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出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需要，利用商品和火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上海作为《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西方列强作为抢占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作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主要场所。
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强行进入，一方面冲击了上海和我国东南沿海的传统手工业和民族经济；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开拓和西方生产经营方式的进入，又为近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这样，就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的状态：现代部门（以现代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为基础的城市工业部门）与传统部门（基于传统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乡村农业部门）的同时并存。前者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利益和全球战略；后者仍然为本土的传统势力所控制，保留着原先的封建剥削关系。
上海在这个二元经济结构中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一方面较快地接收了西方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逐渐具备了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等等近现代城市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经济发展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操纵，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
上海，作为旧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现代一极，集中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和发展特点：
第一，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得到畸形发展。
旧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贸易是其中最主要的支柱产业，贸易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是最主要的城市功能。据历史资料显示，上海的批发商业曾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进出口总额占四分之三以上。
物流产生了对资金流的需求，上海在贸易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的基础上相应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当时，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大银行总行几乎都设在上海，就连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也占了全国的五分之四以上。此外，上海还拥有全国最大的黄金市场和股票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无论进出口贸易还是外汇资金融通，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操纵和控制。例如，外商洋行经营的贸易占了总额的五分之二，外商银行经营的进口和出口押汇都占总额的一半以上。
第二，产业资本相对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
甲午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直接开设工厂，外国资本在上海工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一度占到五分之三以上，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相继集中于上海，致使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发展。旧上海的产品产量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工厂总数、产业工人和工业产值都要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西方国家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抢占中国消费品市场，其二是就地加工原材料再出口。所以外资工厂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即使办了一些重工业，也主要投资于与外国商品倾销有关的轮船航运，以及船舶修造厂。官僚资本主要办了一些具有军事性质的重工业，民族资本则因重工业投资多、回收期长、技术要求高等原因而无法进入。因此，旧上海的工业门类虽然齐全，但内部结构很不平衡。纺织、面粉、卷烟、造纸、橡胶、皮革、肥皂、火柴等八大行业，占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以上。机械制造业却十分薄弱，根本无法为中国工业化提供成套设备。
第三，市场秩序十分混乱，经济基础非常脆弱。
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经济结构是一种畸形的结构，市场经济是一种畸形的形态。由政治强权和经济实力双重支撑着的外国资本，不仅操纵上海的金融、进出口贸易、航运、码头、仓库、房地产等业，而且对上海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外汇市场有着很大的影响。官僚资本依靠国家政权对国民经济进行垄断，肆意巧取豪夺。民族资本艰难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受压迫、受打击的命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开放外汇市场实行“盯住的低汇率政策”，导致外贸入超激增，国内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打击。后来出于内战需要大量增发了通货，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形成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积，囤积不如投机”的局面。接着又强制实行所谓的“币值改革”和“限价法”，把工商各业的金银外币和外贸商品掠夺一空。民族工商业元气大伤，无力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解放前夕，外商资本收缩转移，官僚资本大量卷逃，民族资本已经衰败，上海的经济陷入了严重困难的状态之中。
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革命的成功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国民党统治结束了，帝国主义逃跑了，政权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它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产业，它的发展必须服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和战略考虑。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果断地对上海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先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我们最初的国营经济；接着通过扶持民族工商业，使上海的工业生产走出了谷底；随后马上通过取缔金融投机，使得国家银行掌握了上海金融市场的主动权；当投机风潮骤起的时候，政府通过多方努力，坚决稳定“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的物价，国营经济最终取得了商品市场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阶段，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的首要经济任务是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等条件成熟和基础巩固以后，再对社会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3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既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当务之急，是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那么，就必须形成能适应和促进这一特殊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我国过渡时期所经历的时间尽管短暂，但却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特征和体制特征。这些特征归纳起来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保证共产党以及国营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地位；其二是允许保留私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发挥调节作用。这两个方面可以构成一个统一体，过渡时期经济就是这个统一体的表现形式。
过渡时期经济的主要特征
为了使上海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能够迅速地得以恢复和发展，上海解放初坚决地落实了中央的两个正确决定：
第一个是1950年2月中央财经会议作出的“统一财经”决定。 据此，上海采取了三个措施：其一是加强了整理税收的工作，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其二是在中央统一部署和指挥下，组织了空前规模的粮食、棉纱、棉布等物资大调运；其三是建立了贸易金库，实施现金管理和转帐制度，大量吸收存款，回笼货币，稳定通货。这样，不仅奠定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而且很快就使上海的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开始趋向正常。
第二个是1950年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调整工商业”决定。据此，上海通过扩大加工订货、调整价格和经营范围、调整税收、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等五个方面的措施，在不断壮大国营经济的同时，注意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因势利导地逐步将之引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经过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上海的过渡时期经济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它基本上由三个要素构成：
第一个要素是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上海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对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相结合的政策，使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可以增加生产和帮助流通，可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
第二个要素是实行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自由生产并存的经济管理体制。具体地讲，对国营企业和老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按隶属关系集中管理，生产统一安排，物资统购统销，财政统收统支；对私营工商业中的主要企业和主要产品，实行间接计划，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控制批发环节，使之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对小型企业和小商品随行就市，实行市场调节。
第三个要素是在管理工作中注意运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注意发挥价格、税收、利息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因而对上海整体经济活动既能灵活调节，又能有效控制。
二、从过渡时期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变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提出
恢复国民经济毕竟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任务，1952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后，立即需要考虑一个如何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问题。
那么，当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起来讲有两点：其一是经济基础十分落后，产业革命尚未完成，迫切需要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其二是新生政权需要巩固，尤其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我国边界以后，迅速奠定自己的国防工业以及迅速发展作为国防工业基础的重工业，成为关系到新生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这两条合起来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中国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经济起飞，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必要性。
重工业作为一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资源占用量和消耗量大，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长，对技术具有一定的要求。但当时中国所具的特征恰好最不利于重工业的发展：资金资源十分稀缺，外援非常有限，国内资源的动员能力又较弱，难以筹集重工业建设和经济起飞所需的初始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虽把重点放在建设新工业基地（如“一五”时期新建了156个重点项目）上，但它的规模和速度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条件的限制，因而转过来必须充分利用类似上海那样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原有老工业基地。
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直接引起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结构特征，又进一步要求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发生新的变化，以与之相适应。在“战略—结构—体制”三者的互动关系中，上海的经济地位、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了上海继过渡时期经济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以后，再度出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代过渡经济的历史性进化。
工业化背景下上海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的变化
为了服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历史重任，甚至需要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直接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1953年我国进入了“一五”建设时期，为了落实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国家要求上海在发展轻纺工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机电工业，以支援全国的工业化建设。于是，上海的机电工业率先发展了起来，钢铁工业随机电工业发展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建材工业由于基本建设的扩大而得到发展，化学工业出于为轻纺工业服务而得到发展。纺轻重在全市工业结构中的产值比重，分别从1949年的62.4%∶24 %∶13.6%，变化为1956年的38.4%∶31.8%∶29.8%。
三年“大跃进”时期，上海多次提高钢产量指标，实际增长速度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为了支持“元帅升帐”，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建筑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也都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半导体等新兴工业也开始起步，产业结构有所提升。结果，重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到56.3%，轻纺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43.7%。经过了60年代初期的“调整、充实、 巩固、 提高”， 经过了工业的第三次大改组， 直到1978年，上海重工业比重仍达50%以上。有统计资料说，70年代末上海一天的钢产量相当于解放前3年的总和，一年的造船量超过了解放前80年的总和。
上海还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有统计资料表明，上海的财政收入占了全国的六分之一以上，其中的87%上缴了国库，上缴税利总量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其他一些领域的贡献也很突出，例如，上海的商业部门调往全国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上海的工业部门向全国各地输送的技术人员和技术职工超过100多万人；上海的出口总值占全国的25%以上， 为国家换取了大量急需的外汇。
如此贡献，对于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来说，是应该的，同时又是困难的。上海一无能源，二无原料，原本无发展重工业的条件。再加上由于上海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前线”，因而国家长期不考虑对上海进行大量的投资。据统计，在建国后的30年时间内，国家对上海的基本建设投资仅占全国总量的3.6%。那么， 上海的发展资金和上缴税利只能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挖潜革新，提高效率和效益；其二是挤压消费，提高积累率。据统计，1976年上海的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到了26.6%。生产设备也严重老化，属于50、60年代的占50—60%，属于70年代的只有5%。而要维护这两点， 则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支撑和制度保证，那就是严格的计划控制和计划管理。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特征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提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述，当时的重工业发展任务十分紧迫，但我们又受到经济资源非常有限和极为稀缺的限制。要在较短的时期里，以较快的速度实现这一非常紧迫的任务，确实具有很大的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某种机制（包括采取一系列政策）来达到两重目的：其一是压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成本，其中包括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资本品价格、生活必需品价格和劳动者工资；其二是将极为有限的同时相对价格又被扭曲的资源要素，在较短的时期里迅速投入到被政府置于优先发展目标的少数关键性生产部门（如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动力工业和采矿业等）中。
显然，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原始积累还得借助于超经济强制）。那么，谁能行使这个职责呢？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机构”尚未形成，于是只能通过现有的国家机器，使其身兼两职：除了作为专政工具外，还必须行使其经济职能，用行政手段抑制市场作用，通过计划手段强制统一分配资源要素和集中管理经济活动。与此相应，国家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集体化，以此构筑重工业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以保证经济剩余能够集中到重工业部门。
由于上海在实施我国发展战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所处的重要地位，它必然成为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和调节的重要地区。计划经济体制对上海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央政府始终奉行着“全国保上海”的方针。为什么要“保”？主要是因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从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财政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强）、出口总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还是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值1.5倍以上）、 工业百元固定产值实现利润（为全国平均数的4倍）等，都位于全国前茅。 其中无论那一块的下降，都会给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在“文革”动乱期间，稳定上海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方针之一。那么，如何“保”上海呢？尽管国家直接投资很少，但在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在能源、动力、消费品都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仍保证对上海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和农副产品供应。从这个角度讲，上海在改革开放前30年内所得到的发展以及所作出的贡献，都是全国支持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对上海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在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的经济运行出现了四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目标和指标的单一性，无论地方还是企业都以迅速增加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为经济目标，第三产业不仅未能发展，而且迅速萎缩；第二是决策和管理的集中性，除消费选择以外的一切经济活动，几乎全部受制于上级部门或听命于中央；第三是调节手段的直接性和强制性，经济活动必须无选择地服从于计划指令和管理指令，企业丧失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四是组织机构的等级性和垂直性，全面实施了多层计划控制和部门计划管理。
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保证上海经济正常运行的同时，也使上海经济丧失了活力和创新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控制，在上海的企业和个人中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那就是循规蹈矩，安于现状。这种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对于上海的改革开放是不利的。
三、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矛盾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长期累积的社会经济矛盾呈现出越来越尖锐的状态。其中最根本的矛盾表现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
第一个矛盾是，整个社会的投入增长率呈现出迅速提高的趋势，而产出增长却相对缓慢。
据统计，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一五”时期的19亿元、“二五”时期的56亿元，发展到“四五”时期的96亿元和“五五”时期的151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占有比重最大，增长速度最快。
然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产出增长率却出现了相对缓慢的趋势。经济增长率低于投资增长率，净产值增长率低于总产值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低于产值增长率。到了70年代末，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50—60年代下降了一半以上。除了政治原因和技术原因以外，导致这一趋势的制度原因大致上是：第一，企业过度占有和无偿占有大量固定资产，必然会影响这些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第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不仅是由于新增生产能力的形成，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陈旧机器的继续使用；第三，集权管理的指令性质以及物质利益的普遍忽视，限制、压抑和挫伤了劳动者和生产集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四，企业之间没有竞争，企业内部又没有能够有力促进革新改造的物质刺激；第五，部门所有制的垂直管理，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影响了横向协作、分工和联合。
第二个矛盾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并未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提高，相反，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一直得不到明显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恶化。
从理论上讲，社会为达到一定增长速度所需要投入的生产基金、物质资料和劳动力越多，用于满足社会非物质生产需要的手段就越少。在生产资源投入增长率高于社会产品增长率的情况下，群众的消费需求就必然会受到某种相对的（甚至在一定期间可能是绝对的）限制。上海的情况就是如此， 据统计， 70 年代末， 上海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590美元，但城市住房紧张，人均居住面积仅4.3平方米（包括棚户、 简房、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91.8万户， 占全市总户数的60%左右；交通日益拥挤， “城市病”日趋严重， 市区建筑密度高达56%，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仅1.57平方米；三废污染严重，人均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这不仅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违背，而且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
由于上海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必须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承担其他地方难以承担的历史重任，发挥常态情况下难以发挥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支撑了上海这种类型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再生产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不断地破坏着进一步增长的基础。换句话说，它一方面再生产出越来越高的投资需求、劳动力需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却同时造成了逐渐下降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不断加剧的生产结构失衡状况。结果导致资金积累与资金浪费并存，物质需要与物质短缺同步增长。在传统计划体制内部不仅无法根治这些矛盾，而且随着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上述矛盾和冲突就越来越尖锐和激化。
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再获新生
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新的增长方式和新的管理体制的内在需要已经非常强烈，传统体制造成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实行变革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已经同时具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顺应历史的潮流，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改革开放就不仅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实际现实进程。
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确定以后，转型路径选择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安徽农民闯出一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道路，广东人民依靠对外开放迅速改变了发展面貌，财政包干后形成的区域竞争格局给上海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1984年9月， 上海召开了2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集中探讨了事关上海进一步发展的六个重大问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最优战略目标、城市功能定位、管理体制改革、特殊经济政策、战略步骤部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个方针（对国内外都开放，广泛引进先进技术，采取逆向发展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和为全国服务，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次年2 月，国务院批转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要求上海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开路先锋的作用，力争在本世纪末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然而，在整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上海始终处于后卫位置，尽管取得了不少进步，仍未能摆脱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的局面。直到1990年4月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又提出希望上海建成“一龙头、三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战略目标，上海才开始担当起前锋的脚色；走出了改造振兴的新步伐。
上海经济发展的四个要点
我们在本文前面已经强调，战略、结构、体制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关系。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和战略目标选择，服从于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城市功能定位和战略目标确定以后，就产生了对经济结构进行新调整以及对经济体制进行新设计的客观要求。
上海80年代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包括金融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于以加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发展；在第二产业内部，除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以外，还存在着新兴产业发展落后于传统产业发展。而传统产业（如纺织工业、机电工业等）的发展，则由于国家放弃了统购包销政策，而陷于原材料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之中。这一结构若不改变，则不仅不利于上海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协调发展。再进一步，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呢？答案是改革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改变过去那种由政府充当资源配置主体的状况，让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和积极性，同时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体制。也就是说，上海只有在两个根本性转变结合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上海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
上海在近20年的改革、改造和振兴的过程中，概括地讲，主要是抓住了结构调整、企业改革、市场完善和浦东开发四个要点。
第一，产业结构通过调整趋向合理。
上海在80年代就开始感受到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到了90年代，抓住时机加快了调整步伐，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不仅仅表现为主动地实施了对传统产业的转移和改造，大力发展了第三产业，从而相当程度上减缓了再就业的压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注重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现产业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上海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发展方针。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功能转换、社会事业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具体做法上采取“退二进三”（通过调整和搬迁，逐步减少第二产业的用地，腾出工业用地发展第三产业）的方式，从而使第三产业、六大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电话成套设备制造业、钢铁工业、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工业、家用电器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为上海经济新的增长点。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直接感受到来自大洋彼岸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从而加快了高科技产业化的进程，产值从1992年的120 亿元发展到1997年的853亿元。 作为中国目前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最为雄厚的地区之一，上海理所当然地应该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作出较大贡献。更何况1998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8 万元，根据当年汇率计算，已突破3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分类标准判断，上海已经从下中等收入阶段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与此相应，增长方式应该从以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为发展重心的重化工前期阶段，转向以机械电子等加工组装工业为发展重心的重化工后期阶段，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为上海下世纪初进入以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为发展重心的后工业化阶段打下基础。
第二，国有企业不断探索改革新路。
产业升级离不开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因为企业既是投资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如何才能具有活力，唯一的途径是进行改革。上海是我国国有企业最集中、过去计划体制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因而企业改革的难度也就最大。反过来讲，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成功，那么，对于上海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乃至对全国的带动作用）也就更大。
上海的企业改革曾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0年）主要是通过放权让利，相应改善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同时，实行优化劳动组合，推行厂长负责制，进行股份制、产权有偿转让等方面的探索。第二阶段（1991—1994年）主要是开展以转换企业机制为目标的多种形式改革尝试，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先后提出放开经营、大办三资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完善承包制等四种途径，以及仿“三资”企业机制、利税分流、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全员劳动合同制等四个层次改革的设想。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主要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要求，立足于整体搞活国有经济，推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改革。
现在，上海已经逐步探索出了一整套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方法。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增资减债“六个一块”的措施；企业形成“五大机制”和实现“五个加强”的改革思路；将政府主管局改制为控股公司或集团公司，从而使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机构改革；确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投资主体，形成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的框架；对大企业进行跨行业的资本重组联合，为壮大支柱产业和发展规模经济打下了基础；将小企业下放到区县，为小企业改革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多兼并，少破产”的原则，在政府推动下，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国有资产存量流动。
第三，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上海抓紧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不仅出于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重塑上海中心城市功能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先行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思路。上海90年代的经济迅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据测算，1992年以来上海金融业增加值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金融工具和金融品种层出不穷，金融服务功能趋于完善。目前上海已有外资金融机构200多家， 全国性和地方性股份制银行纷纷驻足上海，光大、民生、华夏、福建兴业、广东发展等银行纷至沓来。目前上海已有中资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30多家金融机构和2700多家营业网点，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以及代表处300多家，一个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形成。 除了金融市场外，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市场中介组织也都得到了较快的发育和完善。初步形成沟通国内外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成为两个市场的连接点，现代大市场体系，发挥了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功能。
第四，开发浦东新区。
90年代初中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但同时直接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9年以来， 上海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的指示，借鉴国内外开发区的成功经验，推进新区建设。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20%左右，大大高于上海全市的平均水平，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的总量达上海全市的三分之一左右。上海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使之成为21世纪上海的象征。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将形成联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枢纽，为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奠定基础，并将充分发挥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
改革开放使上海这座老城市重新焕发了青春和活力，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46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格计算， 比解放初期增长了53.3倍。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将在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的水平；形成由“主城—辅城—效区城市—集镇”组成的“多心、多层、组团式”的城市形态网络，并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共同组成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基本形成国内外广泛经济联系的开放格局，成为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连接点；完成“企业—市场—社会—政府”四位一体的整体配套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上海市场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基本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成三港（以浦东国际机场为主体的国际航空港、以集装箱运输为主体的深水港、以信息资源网络化为主体的国际信息港），建成现代化的城市综合交通、公用设施、环境保护、抗灾防灾等基础设施系统；基本形成促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以及人与自然较为和谐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进步。
四、面对新形势，构建新高地，增创新优势
今天，在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中国发展的内外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出现了历史性变革，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一方面，它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向发展中国家，促成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另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市场破坏力量的膨胀，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巨大的压力。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为今后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任务还很艰巨，世界形势新变化造成的挑战十分严峻。中国必须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现代化的步伐，才能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世纪之交，也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呢？对此，上海市委市府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设想是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从产业发展角度讲，战略制高点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进一步充分发展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早日奠定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其二是加紧促进高科技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构建工业新高地，增创上海新优势”。新优势基于新高地之上，新高地取决于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归根到底，还是必须坚持推进以两个根本性转变为核心的双重转型。
新形势下的上海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将具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经过了50年的艰苦努力，上海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还是从产业结构来看，上海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相似系数已达到0.95左右，大致上相当于韩国1990年和日本1970年水平。在这样的重要转折期，我们要认真总结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上海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励精图治，埋头苦干，让上海这颗社会主义的东方明珠，在中国的崛起中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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