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的多层分析-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
张兴慧1罗玉晗2 玄 新2 王 耘2
(1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海口 571158) (2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 要 采用日常生活事件问卷、日常情绪体验问卷以及神经质量表,连续14 天对234 名高中生进行调查,以考察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的关系以及神经质的调节作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1)在个体内和个体间两个水平上,日常积极生活事件仅可正向预测日常积极情绪体验,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可正向预测日常消极情绪体验,负向预测日常积极情绪体验;(2)神经质可加强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对日常消极情绪体验的正向预测作用,可减弱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对日常积极情绪体验的正向预测作用。由此得出结论,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在个体内与个体间存在着一致性,神经质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
关键词 日常生活事件,日常情绪体验,神经质,调节作用,高中生。
1 问题提出
日常情绪体验是个体主观感知并意识到的情绪状态(黄希庭, 杨治良, 林崇德, 2003),是个体心理状态的“晴雨表”,而日常生活事件是引发日常情绪体验发生变化的重要前提条件(Berkowitz,2003)。日常生活事件和日常情绪体验都可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Weiss 和Cropanzano(1996)提出的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指出,环境中的积极或消极事件会使个体的情绪体验发生一定的变化。Larson, Moneta, Richards 和Wilson(2002)的研究发现,压力生活事件和日常情绪体验(得分越高,情绪体验越积极)之间的关系无论在5-8 年级还是9-12 年级的被试中均保持一定的负相关;Mroczek 和Almeida(2004)对1012 名25-74 岁成人的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个体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消极情绪水平越高。以往研究对于日常积极生活事件的关注较少。一些研究发现,日常积极生活事件不仅可以提升个体感知到的生活质量,还有助于身体健康(Tugade, Fredrickson, & Feldman Barrett, 2004; 李志勇, 吴明证, 王大鹏, 2014),但关于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如何影响日常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日常生活事件发生时,个体会优先启动自身心理动力组织并调动习惯采用的策略去应对(Troy,Wilhelm, Shallcross, & Mauss, 2010; Zautra, Affleck,Tennen, Reich, & Davis, 2005)。人格是身心系统的动力组织,它影响着个体采用何种独特的方式适应环境(Allport, 1937)。以往研究者发现,神经质与日常消极情绪体验呈正相关(Miller, Vachon,& Lynam, 2009),与日常积极情绪体验呈负相关(Ng& Diener, 2009)。但未有研究探讨神经质在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日常情绪体验影响着个体心理健康的状态。经常体验积极情绪的个体有着较高水平的乐观倾向和较为平静的生活状态(Fredrickson, Tugade,Waugh, & Larkin, 2003),自我韧性较高(Cohn,Fredrickson, Brown, Mikels, & Conway, 2009);而经常体验消极情绪的个体容易产生焦虑、抑郁、问题行为等心理健康问题,生活满意度较低(Silk,Steinberg, & Morris, 2003)。高中阶段是一个人走向社会生活的准备时期,也是一个人开始严肃思考自己未来生活的时期。因而,处于青年初期的高中生,心理压力较大,是各种不良情绪的高发期(刘慧娟, 张璟, 2002)。因此探讨高中生日常生活事件与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以及神经质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Zautra 等(2005)提出的情感动态模型(The Dynamic Model of Affect, DMA)认为,所有的情绪体验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主张探讨日常生活事件与日常情绪体验的动态变化过程,做个体内和个体间两个水平的分析。
为了从个体内和个体间两个水平探讨日常生活事件与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法进行每日调查,该方法与传统回忆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1)能研究自然状态下的事件与情绪;(2)能多次对同一心理现象进行重复测量,比一般调查的数据更为可靠(张银普, 骆南峰, 石伟, 2016)。
那正是晚饭时间,许灵均的炉子上,煮了一小锅粥。许灵均知道四川逃出来的姑娘可能很久没有粮食下肚了,便决心把那一小锅粥让给女孩吃。秀芝却想,男人劳累了一天,不吃东西怎么行。两个人都坚决不肯吃。最后互相妥协,一人吃一半。可许灵均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女孩用筷子和碗。男人撅了两根柴火棍,就在锅里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选取河南省某高中,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高一和高二各两个班的学生,共发放问卷243 份,回收有效问卷234 份,有效率96.30%。其中高一和高二每个年级人数分别为118 人(50.43%)和116 人(49.57%),平均年龄为16.16±0.94 岁;男生109 名(46.58%),女生125 名(53.42%)。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日常生活事件问卷
第二层:β0j=r00+r01(日常积极生活事件)+r02(日常消极生活事件)+μ0j
根据对一线教师和学生的调查,结合相关专家的意见自编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事件问卷,包括日常积极(8 题)和消极生活事件(17 题)两个维度。请被试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根据当天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问题包括当天是否发生过该事件,发生的话对自己的影响程度有多大,采用6 点计分,0 代表“从未发生”、1 代表“发生过,没影响”、2 代表“发生过,有些影响”、3 代表“发生过,中等影响”、4 代表“发生过,较大影响”、5 代表“发生过,极大影响”。在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范围分别为0.73~0.90 和0.82~0.95,25 个题目的标准化载荷在0.40~0.77 之间(χ2/df=26.45, RMSEA=0.07,CFI=0.91, TLI=0.90, SRMR=0.06),整个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在Laurent 等(1999)编制的《儿童青少年日常情绪体验问卷(PANAS-C)》以及潘婷婷等(2015)汉化修订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该问卷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最后包括积极情绪体验11 题(兴奋的、幸福的等),消极情绪体验15 题(难过的、害怕的等)。请被试在每天晚上睡觉前评价其当天是否体验到这种情绪,采用5 点计分,1 代表“几乎没有”,2 代表“有一点”,3 代表“中等程度”,4 代表“相当多”,5 代表“非常多”。在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范围分别为0.81~0.93 和0.79~0.92,26 个题目的标准化载荷在0.57~0.82 之间(χ2/df=26.00, RMSEA=0.06, CFI=0.91, TLI=0.90, SRMR=0.05),整个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2.2 儿童青少年日常情绪体验问卷
3.3.1 个体内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
采用Costa 和McCrae(1992)编制,张建新、张妙清和梁觉(2003)修订的大五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分量表,包括12 个题目,采用5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符合”,2 代表“不太符合”,3 代表“有些符合”,4 代表“比较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得分越高,神经质倾向越明显。在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
第一层:日常积极/消极情绪体验=β0j+β1j(日常积极生活事件)+β2j(日常消极生活事件)+rij
通过阅读和研究与文章背景相关的学习资源,学生可以对所学文本的时代背景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教师提供的这些学习资源本身也是经典文本,这些资源就与学生所要学的文本构成了一个文本链,以一篇带动多篇,为学生多角度地理解文本提供了可能。我一般是在此类情况下使用这种方式:时代背景复杂,学生似乎对该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了解是一种公式化的、带有偏见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学习文本非但没有帮助,而且还会形成障碍。为了帮助学生扫除障碍,这种通过教师提供相关学习资源,引领学生进入所学文本的方式,就成了一种不错的选择。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在班主任的支持下组织了家长会,在会上针对研究目的、研究程序以及需要家长协助的事项向家长做了详细的说明,征得同意后,请家长协助每天晚上提醒高中生填写相应的问卷。《神经质量表》在研究开始时请学生填写,之后班主任在每天放学时下发《日常生活事件问卷》和《日常情绪体验问卷》,请学生在睡觉前填写,并在第二天一早回收问卷,数据收集持续了两周,共14 天。
将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的影响放入第一层,将神经质放入第二层。模型的公式如下: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全部由问卷收集,故有必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推荐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有5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率为21.35%,小于40%的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 列出了本研究中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由此可知,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以积极为主;高中生日常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与日常积极和消极生活事件相关显著,日常消极情绪体验与神经质相关显著。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3.3 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多层分析
按照以往研究者的处理方法(Zautra et al.,2005),本研究将每天的积极和消极生活事件分数分别减去两周积极和消极生活事件的平均分作为个体内变量(每个被试有14 个积极生活事件变量和14 个消极生活事件变量),将两周积极和消极生活事件的平均分作为个体间变量(每个被试只有1 个积极生活事件变量和1 个消极生活事件变量)。
2.2.3 神经质量表
分别以每天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作为因变量,以个体内日常积极和消极生活事件作为自变量,建立个体内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的影响作用模型,模型的公式如下:
第一层:日常积极/消极情绪体验=β0j+β1j(日常积极生活事件)+β2j(日常消极生活事件)+rij
在表示日本将尽可能降低核能依赖性的同时,规划还指出,核电份额目标将通过重启核电机组并持续提升安全水平来实现。
第二层:β0j=r00+μ0j,β1j=r10+μ1j,β2j=r20+μ2j
近些年,瑞士钟表商追求个性化和独立化,机心设计也越来越趋于复杂化。许多钟表品牌开始更加注重机心的自产能力,机心结构和零件材质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机械机心的复杂精密程度越高,使用场合越复杂,对防震的要求也越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加多种多样的防震装置,我们拭目以待。
结果显示(见表2):在个体内水平;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可显著正向预测高中生日常积极情绪体验(p<0.001),对日常消极情绪体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0.05);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可显著负向预测日常积极情绪体验(p<0.001),正向预测日常消极情绪体验(p<0.001)。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积极和消极情绪个体内的解释率分别为23.50%和15.80%。
表 2 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的个体内预测结果
3.3.2 个体间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
分别以每天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作为因变量,以个体间日常积极和消极生活事件作为自变量,建立个体间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的影响作用模型,模型的公式如下:
二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市补助资金,充分发挥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吃透上级政策,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提报水利重点项目,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用优良的投入收益率和先进的项目理念,争取国家的项目投资和上级的政策支持。
第一层:日常积极/消极情绪体验=β0j+rij
从处理结果看,测量的反射光强度分布与用高斯分布拟合的结果较好,并与几何光学近似的计算结果吻合较好,说明所设计的测量装置的探测阵列一致性较好,对散射光强的测量结果误差较小,验证了该实验装置用于粗糙表面BRDF特性研究的可靠性。同时,所选材料表面工艺处理及测量装置信号采集都可能对测量结果带来一定误差。
运筹优化、信息处理、数据统计、模糊识别是当前高等数学应用最前沿的方向,而在未来世界,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最大的竞争者,一切编程都离不开算法,人类必须要深刻理解数学,才能够在人工智能爆炸时代掌控未来。而数学研究者都会发现,实际上,计算机的思维和人类的思维究其本质都要追溯到数学思维和逻辑算法,可以说数学的应用性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未来发展方向的掌控以及应对未来不确定的挑战都有根本性的作用。正如当年西方超越东方,未来人类捍卫自身地位仍然需要依靠数学的力量[1]。
结果显示(见表3):在个体间水平,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可显著正向预测高中生日常积极情绪体验(p<0.001),对日常消极情绪体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0.05);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可显著负向预测日常积极情绪体验(p<0.001),正向预测日常消极情绪体验(p<0.001)。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积极和消极情绪个体间的解释率分别为30.80%和24.80%。
(1)自动焊具有较小的焊接热输入,焊接过程相对稳定,焊接变形控制易于手工焊,焊缝轴向收缩量小于手工焊,在50%焊缝厚度前,焊接热循环对焊接变形影响较大,随着焊缝厚度的增加,焊接热循环对焊接变形的影响减弱。
表 3 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的个体间预测结果
3.4 神经质在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预测中的调节作用
使用SPSS20.0 进行Harman 单因素检验分析共同方法偏差,并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使用HLM6.02 分析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以及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按照IHC染色结果,将122例PHC患者分为低表达组45例和高表达组77例,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指标。结果表明,Pim-1蛋白与术前Child-Pugh分级、肿瘤数目、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率及TNM分期有关(P>0.05)。与Pim-1低表达组的患者比较,高表达组患者的术前Child-Pugh分级较差、肿瘤数目较多、肿瘤直径较大、淋巴结转移发生率较高,且TNM分期较高,病情总体处于进展期;而性别、年龄、肿瘤分化程度、门脉侵犯发生率和术前血清AFP含量在两组患者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2)。
第二层:β0j=r00+r01(神经质)+μ0j;β1j=r10+r11(神经质)+μ1j;β2j=r20+r21(神经质)+μ2j
欧瑞康巴尔查斯已是第五次参加Automechanika Shanghai这一汽车行业的盛会。在汽车制造业不断发展、排放标准日益严格的当下,汽车制造领域的涂层需求也在增加,这无疑为先进的涂层技术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巴尔查斯的参展创建了良好的供应商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平台,在展示自身的同时也加深了其与多级供应商及用户之间的联系。
结果显示(见表4):神经质负向调节高中生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对日常积极情绪体验的预测作用(p<0.05),即神经质减弱了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对日常积极情绪体验的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两者关系4.25%的变异;同时,神经质正向调节高中生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对日常消极情绪体验的预测作用(p<0.05),即神经质加强了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对日常消极情绪体验的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两者关系5.24%的变异。
采用Aiken 和West (1991)提出的简单斜率法分析神经质在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预测中的调节作用,以平均数为标准,将神经质分
表 4 神经质在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预测中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从个体内和个体间两个角度探讨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动态关系,其中个体内反映日常生活事件和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即时关系,而个体间则反映一段时间内日常生活事件和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
4.1 个体内日常生活事件和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日常积极生活事件仅可提高日常积极情绪体验,对日常消极情绪体验没有改善作用。Fredrickson 等(2003)指出经历积极事件越多的个体,其信息加工能力得到拓展的越多,这样便使得个体可以同时关注到客体或事情积极和消极部分,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之间越发趋于独立,不会出现非此即彼的情况。另外,高中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业,其日常消极情绪体验可能多来源于学业表现,日常琐碎的积极生活事件对改善日常消极情绪体验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则不仅可以提高日常消极情绪体验,甚至还可以降低日常积极情绪体验。高中生学业压力相对较大,学习生活较为单调,目标较为单一,在原本压力的基础上,压力生活事件的再次增加会导致个体的注意力变得狭窄,对于事物的判断变得简单,同时个体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采取一定的行为反应去应对压力情境,为高低两组。在神经质高分组和低分组,高中生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对日常积极情绪体验的预测系数分别为0.39 和0.48(ps<0.001),两者存在显著差异(Z=1.68, p<0.05);在神经质高分组和低分组,高中生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对日常消极情绪体验的预测系数分别为0.40 和0.31(ps<0.001),两者存在显著差异(Z=1.65, p<0.05)(见图1)。在认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消极生活事件的加工消耗了对环境中积极生活事件进行加工的资源,使得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之间呈现较高的负相关(Zautra et al., 2005)。可见,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对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的影响更大,需要引起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关注。
图1 神经质在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预测中的调节作用
4.2 个体间日常生活事件和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日常积极生活事件仅可提高日常积极情绪体验,日常消极生活事件不仅可以提高日常消极情绪体验,还可以降低日常积极情绪体验。对于个体来说,日常消极生活事件一般都是不受欢迎的,并且其作用在被试长期生活中可不断累积,针对危险因素的研究发现随着危险因素数量的增加,个体内外化问题等不良发展结果呈上升趋势(Burger, Posel, & von Fintel, 2017)。基于此,日常消极生活事件不仅可以引发高中生产生消极情绪,甚至还可以降低原有的日常积极情绪体验。同时,个体对日常积极生活事件的满意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体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可能对自己产生危害的日常消极生活事件上,对日常积极生活事件的关注度不够。
这些结果提示,对于处于特殊阶段的高中生而言,日常生活事件与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在日常和特质两种水平上存在着一致性。
4.3 神经质在日常生活事件对日常情绪体验预测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神经质可以加强高中生日常消极生活事件对日常消极情绪体验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调节效应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高神经质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压力生活事件显著高于低神经质的个体(Bolger & Zuckerman,1995);第二,高神经质的个体更有可能将压力事件看作是威胁性事件而不是将其看作是证明自己能力的挑战性事件,由此增加了个体体验到更高水平消极情绪的可能性(Suls, 2001),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与低神经质的个体相比,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多地关注压力事件消极的一面(Vinkers et al., 2014);第三,高神经质的个体在应对压力事件时往往较少使用富有成效的应对策略(陈亮, 刘文, 车翰博, 2015),或者使用的策略对于神经质个体来说是不适用的(Bolger & Zuckerman, 1995)。同时,神经质可以减弱高中生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对日常积极情绪体验的正向预测作用。高中生学业压力相对较大,神经质的个体可能更加专注于成绩的好坏及对自己的影响,对身边积极生活事件的关注度降低,甚至会对积极生活事件的性质产生怀疑,进而对日常积极生活事件和日常积极情绪体验之间的正向预测关系起到减弱作用。这些结果提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要多关注具有神经质倾向的高中生。
5 结论
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在个体内与个体间存在着一致性,日常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较大。同时,神经质可减弱日常积极生活事件与日常积极情绪体验之间的正向关系,加强日常消极生活事件与日常消极情绪体验之间的负向关系。
参 考 文 献
陈亮, 刘文, 车翰博. (2015). 小学生神经质与抑郁情绪的关系: 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1), 47-54.
黄希庭, 杨治良, 林崇德. (2003). 心理学大辞典.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志勇, 吴明证, 王大鹏. (2014). 积极事件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序列中介效应分析. 中国特殊教育, (12), 92-96.
刘慧娟, 张璟. (2002). 高中生不良情绪状态的特点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18(2), 60-63.
潘婷婷, 丁雪辰, 桑标, 刘影, 谢诗韵, 冯星熠. (2015). 正负性情感量表儿童版(PANAS-C)的信效度初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3),397-400.
张建新, 张妙清, 梁觉. (2003). 大六人格因素的临床价值——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大五人格问卷(NEOPI)与MMPI-2 临床量表的关系模式.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四届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北京.
张银普, 骆南峰, 石伟. (2016). 经验取样法——一种收集“真实”数据的新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4(2), 305-316.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Aiken, L. S., & West, S. G.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Allport, G. W. (1937).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olt.
Berkowitz, L. (2003). Affect,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pp. 804-82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lger, N., & Zuckerman, A. (1995).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personality in the stress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9(5), 890-902.
Burger, R., Posel, D., & von Fintel, M.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household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n longitudinal dat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18,170-175.
Cohn, M. A., Fredrickson, B. L., Brown, S. L., Mikels, J. A., & Conway, A.M. (2009). Happiness unpacked: Positive emotions increase life satisfaction by building resilience. Emotion, 9(3), 361-368.
Costa, P., & McCrae, R. R. (1992).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NEO-PI-R) and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Professional manual.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Fredrickson, B. L., Tugade, M. M., Waugh, C. E., & Larkin, G. R. (2003).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 in crisis? A prospective study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s follow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on September 11th, 200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2), 365-376.
Larson, R. W., Moneta, G., Richards, M. H., & Wilson, S. (2002).Continuity,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daily emotional experience across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73(4), 1151-1165.
Laurent, J., Catanzaro, S. J., Joiner, T. E., Jr., Rudolph, K. D., Potter, K. I.,Lambert, S., …Gathright, T. (1999). A measur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for children: Scale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1(3), 326-338.
Miller, D. J., Vachon, D. D., & Lynam, D. R. (2009). Neuroticism, nega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instability: Establishing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using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8), 873-877.
Mroczek, D. K., & Almeida, D. M. (2004). The effect of daily stress,personality, and age on daily negative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72(2), 355-378.
Ng, W., & Diener, E. (2009).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in emotions: Does emotion regulation play a role?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30(2), 100-106.
Silk, J. S., Steinberg, L., & Morris, A. S. (2003). Adolescents' emotion regulation in daily life: Links to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problem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74(6), 1869-1880.
Suls, J. (2001). Affect, stress, and personality. In Handbook of affect and social cognition (pp. 392-409).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Troy, A. S., Wilhelm, F. H., Shallcross, A. J., & Mauss, I. B. (2010). Seeing the silver lin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abil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Emotion, 10(6),783-795.
Tugade, M. M., Fredrickson, B. L., & Feldman, B. L. (2004).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Examining the benefits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coping and heal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6),1161-1190.
Vinkers, C. H., Joëls, M., Milaneschi, Y., Kahn, R. S., Penninx, B. W. J. H.,& Boks, M. P. M. (2014). Stress exposure across the life span cumulatively increases depression risk and is moderated by neuroticism.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1(9), 737-745.
Weiss, H. M., & Cropanzano, R. (1996).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I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n annual series of analytical essays and critical reviews. US: Elsevier Science/JAI Press.
Zautra, A. J., Affleck, G. G., Tennen, H., Reich, J. W., & Davis, M. C.(2005). Dynamic approaches to emotions and stress in everyday life:Bolger and Zuckerman reloaded with positive as well as negative a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3(6), 1511-1538.
The Multilevel Analysis of Daily Life Events 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aily Emotion Experience: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Nervousness
ZHANG Xinghui 1, LUO Yuhan 2, XUAN Xin 2, WANG Yun 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2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Learn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Scales of daily life events, daily emotion experience and nervousness were used in the sample of 234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 continuous 14 day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life ev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aily emotion experience,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nervousness. The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indicated: 1) At the within-person level and the between-person level, daily negative life events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aily negative emotion experience and negatively predict daily positive emotion experience, but daily positive life events could only positively predict daily positive emotion experience. 2) Nervousness could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daily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aily negative emotion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weaken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daily positive life events and daily positive emotion experienc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aily life ev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aily emotion experience at the within-person level and the between-person level have consistency. Nervousness c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life ev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aily emotion experience.
Key words daily life events, daily emotion experience, nervousness, moderati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分类号 B842.6
收稿日期: 2017-8-30
*基金项目: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YB)18-43)。
通讯作者: 王 耘,E-mail: wangyun@bnu.edu.cn。
标签:日常生活事件论文; 日常情绪体验论文; 神经质论文; 调节作用论文; 高中生论文;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