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资金用于公共消费领域的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分析论文,领域论文,国债资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调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的经济背景
自1998年开始，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深层矛盾影响，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情况。虽然当时中央银行陆续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发展公开市场操作等，但是这种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为此，中央政府自1998年下半年起开始实施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旨在利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1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5100亿元，已安排国债项目8600项，加上各种来源的配套资金，使投资总规模达到2.4万亿元。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局面，而且避免了它可能导致的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问题。
不过，2001年后，在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仍不稳固、通货紧缩阴影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国债投资已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经分析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债投资的实际规模在逐年减少，二是国债拉动的社会投资规模也逐年趋于减少。理论上，如果国债投资不能持续、有效带动社会投资，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持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就值得怀疑。事实上，在我国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国债资金大规模投向公共投资领域且明显带动经济复苏的同时，并未在相应程度上带动国内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按照有关经济学理论，导致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因素是：第一，支出预期与收入预期不对称，导致国内市场缺乏与之对应的消费需求。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诸如国企改革、医疗改革以及住房改革等，基本上是在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情况下进行的。这必然会使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变得越来越大，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减少当期消费并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可能面临的子女就学开支增加，医疗费用上涨，退休收入不足，失业救济金过低等诸多现实的经济困难。与对未来支出增长形成稳定预期相比，大多数城乡居民，主要是9亿农民，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时期，却不可能对未来收入增长也形成稳定预期。于是，在两类预期不对称情况下，国民消费支出增长就变得较为缓慢，进而恶化厂商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使其生产与投资行为变得更为谨慎。
第二，居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需求总量提高受到结构性矛盾限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规模不断扩大，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现象，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达到了0.434，1998年至2001年分别为0.456、0.457、0.458和0.459。基尼系数不断提高意味着社会收入两极分化问题日益严重，形成社会收入的断层，进而造成社会消费的断层：诸多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城镇普及率为82%，而农村普及率仅为13%；一些新开发的产品上市不久就出现滞销，也主要是因为相应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该产品过早地进入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阶段；人们经常把中国看做是一个13亿消费者的国家，但实际上其中只有10%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这些现象说明，社会有效需求的提高客观上受到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加大了经济供求的缺口。
第三，受一些复杂因素影响，公共投资增长对民间投资的拉动力在相当程度上被抵消。民间投资活跃与否主要取决于预期产品销量及物价走势的变化，在没有明显迹象说明消费市场真正走出疲软状态，或者在通货紧缩压力尚未明显消除情况下，投资者往往采取观望态度。尽管某些企业有时也会面临一些前景明朗的投资机会，却可能因为融资难度较大或实际融资成本较高而不得不放弃投资努力。所有这些最终制约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资本市场不均衡问题并没有因为国债投资的增加而得以彻底解决。
上述分析说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仅仅增加对公共投资领域或生产性领域的国债投资，短期内不足以刺激国民消费与投资信心的恢复。那么，从逻辑上讲，转换国债资金投向，增加对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济体系、社会援助体系以及科教文卫、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入，即增加对公共消费领域或非直接生产性领域的投入，不仅有助于稳定国家经济秩序，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而且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国民基本权利，加快人力资本开发并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所有这些最终会在国民方面形成良好、稳定预期，进而提升国民的消费倾向、投资倾向。只有公众的消费、投资信心得以恢复，市场经济自我纠偏机制、自我修复机制才能重新发挥作用，政府各种旨在刺激内需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奏效，国民经济才能形成长期、稳定增长的态势。
基于对经济运行原理的这种认识，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决定，今后新增国债将集中使用于以下方面：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等建设的投入；继续向西部大开发倾斜，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继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上述政策安排标志着我国开始调整国债的使用方向，其使用重点正从拉动经济增长转移到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协调发展上来，也预示着未来国债资金的使用将大规模地由公共投资领域转移到公共消费领域，即由收益型项目投资转移到非收益型项目投资。
二、国债资金使用之一般经济效果分析
国债资金的使用，与其他财政资金的使用相比，没有本质的不同，无非都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达到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目的。鉴于国债收入不同于税收收入，前者必须要到期还本付息，所以国债资金的使用不仅要考虑社会经济效益问题，而且还必须考虑债务按期偿还问题。不过，这两个问题与国债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
按照普通经济学原理，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恒等式、国民的消费行为函数（注：这里，为简化分析，假设私人消费仅为税后收入的函数，忽略了转移支付等其他收入来源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和投资行为函数（注：在我国，目前难于具体计算私人资产规模，故该函数中的“I”表示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别如方程式(1)、(2)、(3)所示：（注：方程式(1)中：Y为国民收入，C为私人消费支出，I为社会投资支出，
为政府采购，C、I、加总即为经济社会总需求，以AD表示。方程式(2)中：
为私人消费中的自主性支出部分，c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政府税收收入，t为边际税率。方程式(3)中：
为私人投资中的自主性支出部分，i为边际投资倾向。）
方程式(5)右边一项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社会的乘数，表示不论何种原因导致的经济社会总需求变动，这种变动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
的拉动作用。同样道理，国债资金的使用，作为总需求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管流入任何领域肯定也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大体相同的拉动作用。
根据我国1991～2002年数据，运用E-view计量软件，对(2)、(3)方程式的两个重要参数(c、i)进行测算，得出边际消费倾向(c)为0.45，边际投资倾向(i)为0.43的结果。（注：
它们都通过置信度为0.1的t－检验，且模型拟合度比较合理。）只要将税率代入方程式(5)，就能够大致地计算出经济社会的乘数效应。
经济理论还证明，在经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边际税率不变，以及私人投资活动不受预期国民收入变化影响的情况下，政府财政开支与其财政盈余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政府增加预算支出不外会产生两种结果：或是减少财政盈余，或是增加财政赤字（负盈余）。尽管新增开支会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由此产生的额外税收收入肯定低于新增预算支出，其结果必然导致财政盈余下降或财政赤字增加。方程式(6)（注：式中：△、△T、△BS分别表示政府新增财政支出，由此产生的税收收入的增加，以及二者相互抵消后对财政盈余的影响。）说明了这种情况：
注意：方程式(6)右边最后一项前有负号，表示政府增加（减少）预算支出必然导致财政盈余的减少（增加）。进而说明，如果政府新增财政支出是通过国债使用形成的，那么国债偿还则只能通过提高现行税率的办法来实现。
方程式(6)所描述的内容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它忽视了政府以国债资金筹集的新增预算支出对引致私人投资的作用。如果以国债资金筹集的新增预算支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私人投资决策带来良好预期，那么私人投资就会增加——方程式(3)解释了这种情况，进而增加经济产出，提高国民收入。那么，在现行税率不变条件下，政府税收收入增加便足以补偿以国债资金筹集的新增预算支出，甚至有余。考虑到社会投资行为函数（方程式(3)）的特点，可以将方程式(6)改写为以下形式；
方程式(7)等号右边最后一项说明，△G的系数，
，其具体数值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有关，在边际税率不变的条件下，当二者较高时，以国债资金筹集的新增预算支出，即国债使用，对增加政府财政盈余，或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具有积极影响。将前面根据有关资料测算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分别为0.45和0.43），代入方程(7)，如果要满足△BS，则税率t必须要大于0.22。事实上，多年来我国宏观税率就在此数值上下波动，说明了在合适条件下国债投资不会造成政府财政盈余下降，或财政赤字增加。
对方程式(5)和(7)所做的分析表明，无论国债资金被如何使用，只要在使用过程中有效地带动了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就能实现事先设定的双重目标：维持国民经济长期增长和到期顺利偿还债务。这里关键在于提高私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有关国家的经验说明，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收入分配平等化有助于改善这两个重要经济参数的性质。
三、调整国债资金投向之具体经济效果分析
理论上，国债资金不管投向公共投资领域，还是投向公共消费领域，都会通过乘数效应对社会经济产出发生相当于的拉动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通过政府采购形式，政府投资形式，还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运用国债资金，这些资金都会刺激实际经济需求的扩大，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当然，转移支付中会有部分资金变成国民储蓄，从而给乘数效应带来不利影响。不过，这种不利影响会因为国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遍提高而被抵消。
根据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政府调整国债资金投向，加大其在公共消费领域的使用规模，除了直接刺激总需求增长外，还会从其他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对劳动就业、国民福利、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第一，通过国债使用加快社会保障、社会援助体系的建立，有助于稳定、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我国，建设社会保障、社会援助体系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及时为对那些已经面临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经济援助，具体形式主要包括对城镇居民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施的基本生活保障；二是对所有符合条件要求的工薪劳动者提供经济风险防范和风险补偿，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不存在社会保障情况下，个人需要在工作期内进行储蓄以备退休期的消费开支；此外，还出于应付各类意外事件冲击考虑，不得不增加额外的防御性储蓄，即在既定货币收入情况下，增加防御性货币需求并相应减少了交易性货币需求。由于这些储蓄均与个人预期性质有关，很难在数量上做出合理性与否的判断，因此随商业周期变动并加剧商业周期变动，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但是，如果国家建立并健全其社会保障、社会援助体系，就能够稳定国民的经济预期，进而改善支出预期，最后形成某种长期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从而改善居民消费支出状况。例如，当人们确切知道按照当前规定的付款额度，该体系能够在未来给他们提供特定数额的个人养老金，那么他们就会按照更合理的比例安排现在的消费支出。又如，制度化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有助于降低国民在这两方面安排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把新增收入迅速转化为储蓄的盲目性，进而缓解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与国民需求缓慢增长的矛盾。再如，完善的、运作优良的社会保障、社会援助体系对所有社会成员基本人权、基本自由的保护具有绝对性质，使之免受金钱或其他市场经济权利的侵害。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保障、社会援助体系也是防止社会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总之，通过国债资金的使用加快社保、社援体系的建设，使之迅速发挥实质性的保障作用，对于改善国民经济预期，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减少不合理收支安排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的制约，进而稳定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在注重社会保障、社会援助体系建设的同时，利用国债资金增加对国民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对于提高全民族的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长期战略性意义。对此，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又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二者对经济增长机制有不同理解。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投资收益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如果不存在外生的技术变化，则经济增长就会收敛于人均收入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即零增长。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社会资本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资本，而且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社会储蓄也不仅仅形成物质资本，而且对人力资本形成同样做出贡献。那么，假定资本是惟一生产要素，资本边际产出不变（为常数a），产出(Y)与资本存量(K)成某种比例，如Y=aK；再假定经济社会储蓄率不变，人口不变，资本没有折旧，社会储蓄均用于增加资本存量，则有如下关系存在：△K=s·Y=s·a·K；整理后为，△K/K=s·a；最后，假设产出增长率与与资本存量增长率相同，则可以得出经济增长率决定于经济社会的储蓄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的结论，即△Y/Y=s·a。这说明：(1)经济社会储蓄率越高，产出越高，没有极限，这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储蓄率与增长率无关的结论不同。(2)由于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不是递减的，相反具有递增性质，那么在人力资本作用下，社会经济资本（物质资本加人力资本）在性质上也具有了不变或递增趋势，即a不再是常数，于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增长率可以长期递增。
不言而喻，国债资金对教育、科学、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纯粹的公共消费，其基本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都属于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说明，这种投入，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和技术发展水平，既增加了社会资本存量(△K)，也改善了社会资本的边际产出(a)，这无疑可以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换一种说法，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大，一方面可以使劳动在更大程度上替代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高国民的就业选择能力并降低失业率，在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最终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三，国债资金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有助于实现经济过程中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发展。生态环境，是指和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所有经济活动的、在自然资源或人类作用下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及相互作用的总和。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的双重作用；(2)环境破坏具有传导性，从城市到农村，从一国到别国，最后形成全球性环境问题；(3)生态环境具有不可逆性，即一旦遭到破坏便难以完全恢复；(4)环境质量改善与人类生活质量提高具有一致性；(5)“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往往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危机和国际争端。
考虑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因长期未注意环境保护而饱受各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之苦的沉痛教训，使人们越发感到经济发展再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生态环境，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得到广泛的重视和保护。由于我国历年对生态环境欠债太多，需要持续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恢复、治理等方面的投资，而且有关资金筹集和使用还必须在统一的公共政策指导下进行。为此，将巨额国债资金投入到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一是生态环境“提供的服务”，无论优劣，都具有极强的外在性，理应由政府负责；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活动涉及到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需要政府出面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安排；三是投入数额巨大，资金来源的稳定和资金使用的安全性也要政府实行预算管理。此外，将巨额国债资金投入到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也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经济发展的各类成果应该为所有人公平享受。这里的“公平性”是指人类在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方面的“时空公平”，即在国家范围内同代人之间的公平与代际间的公平。那么，加强这方面投入本身，既是政府对当代国民福利改善承担责任的表现，也是政府对未来各代国民生存发展承担义务的表现。就此意义来看，虽然把国债资金引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领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投资收益，但却是值得的，其巨大的间接收益、无形收益无论怎样估价也不过分，而且这些收益会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里长期得以体现。
上述分析在重要方面解释了国债资金投向公共消费领域的社会经济合理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国债被用于公共消费领域，既有助于在发展过程中迅速培植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又符合那些本质上以推动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促进个人自由参与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公共政策的内在要求。
四、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改变后的债务偿还问题
尽管国债资金投向公共消费领域是必要的，也有其合理性，并且在理论上证明不会出现资金空耗和无法偿还的后果，但是，鉴于这种使用方式下，国债资金的经济效益、财务效益形成会变得更缓慢、更间接，政府对其偿还问题依然要做慎重考虑和周密研究。
国债资金投向公共消费领域的必要性、合理性，已做如上解释，并且在理论上还证明只要不出现资金周转停滞，（注：所谓资金周转停滞是指，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国债使用项目设计滞后，或者地方政府应拨配套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导致中央政府下拨的国债资金长期停留在地方财政资金账户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偿还困难、债务危机等问题。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债务管理水平和以往国债资金使用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各级政府依然不能对债务偿还问题掉以轻心。
第一，在任何情况下，对国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的分析都要保持客观性。虽然国际上公认的国债负担率（累计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之安全警戒线标准为60%，但是在某些发达国家也曾有超过该比率而债务形势依旧安全的情况，如1999年的日本(130%)和意大利(118.5%)。相比之下，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低得多：1998年、1999年、2001年、2002年分别为10.7%、13.3%、16.3%和18.4%，客观上证明我国国债发行尚有一些空间。即使如此也不能过分乐观，这是因为我国总体的财政形势、债务形势并不令人满意。例如，发达国家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明显高于我国，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为30～40%，有的甚至超过50%，而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在10～15%之间徘徊，直到2002年才上升为18.5%。一般而言，国家财政的集中程度越高，对债务的承受能力越强。又如，我国从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规模膨胀速度过快，目前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很多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也将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发达国家较高债务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存近百年的结果。再如，发达国家证券市场比较成熟，有关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特别是其国债管理制度更科学、更有效，而这些基础条件在我国目前尚处于形成状态。由于上述缺陷，导致我国在国债管理方面，短期内还难以使决定债务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诸如债务持有者结构、期限结构等）达到高度合理化水平。于是，处理国家债务安全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精力做好总体上控制债务规模的工作。
第二，削弱国债资金使用对银行信贷扩张效应，减少商业银行资金对国债资金使用的配套比例。很长时期里，我国政府主持的公共投资活动都能够有效地带动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行为，即持久地保持商业银行主动为国债项目增加用于配套资金的贷款的积极性。但是，鉴于更多的国债资金转而投向公共消费领域，国债资金的经济效益、财务效益形成会变得更缓慢、更间接，注定今后一段时期，适宜商业银行增发贷款的国债项目会相对减少。这就要求银行本身须对国债项目贷款规模进行调整，有关政策的制定也要慎重考虑；另外，有关政府部门也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限制银行资金大量流入国债资金使用项目，以免给银行信贷带来潜在的、可能是巨大的经济风险。实际上，控制好银行风险，也有助于降低政府财政风险，减少政府债务要求与债务偿还的压力。
第三，加强国债资金的项目管理，提高国债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率。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既定的国债资金规模下优化项目安排，即应该尽可能地投资于更多的项目；二是应该尽可能地提高单个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为此，除了做好项目论证、公开项目招投标以及资金严格管理工作外，不妨引进美国联邦政府对政府支出项目实行的“项目评估绩效等级确认方法”(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PART)。（注：该方法由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局于2002年7月12日制定，2004财年开始用于联邦政府所有项目的绩效评估和绩效等级确认活动。管理与预算局在其PART文件中的“总指导原则”一节里指出，PART是一个对与众多绩效影响因素有关的项目进行评估、评级，并倚赖客观数据披露有事实依据的判断的诊断工具。可以从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integration/index.html上下载OMB的：《项目评估绩效等级确认方法》。）PART从四个方面考核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程度：(1)项目目标与设计，包括5个具体考核对象，主要用于评估项目的设计与目标是否明确，是否经得起推敲。(2)战略性规划，包括7个具体考核对象，主要评估项目执行机构是否对项目的实施制定了合理的年度目标与长期目标。(3)项目管理，包括4个具体考核对象，主要是对项目的机构管理水平做出评级，其考核对象包括是否存在着财务疏漏和对项目管理的改善做出何等努力。(4)项目效果／会计责任，包括5个具体考核对象，根据战略性规划和通过其他评估，结合项目目标对项目实施绩效进行评级。PART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评估采取了高度事实依据方式，不能仅仅满足于考察项目是否具有合法性这种低标准，而是特别注意考察既定项目是否正在取得它的预期效果，并且在管理上是否有效率和令人满意。由于美国的管理与预算局每个季度要对政府各部门、机构主持实施的几乎所有的开支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一次常规性评估，这便能够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从而保证了各类项目的绩效不断得以改善。肯定地讲，美国政府对财政开支项目的绩效评估技术，对我国改进国债支出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该技术不仅对各种国债使用项目发挥着动态监控作用，而且能够对单个项目与全部国债支出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判断。如果这项管理技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机制，它对于单个项目或国债资金支出整体偏离预计目标、绩效目标产生了及时的纠正功能。简言之，对于国债资金偿还而言，重要的环节在于有效使用，而该项技术恰恰适应于此。
第四，加强法制建设，严格依法行政，杜绝政府官员腐败与利益集团寻租行为。就以往揭露出来的关于政府官员腐败的案件看，国债资金的使用上存在着巨大漏洞，导致巨额资金被浪费、被挪用、被贪污。可以说，这些问题不解决，持续提高、改善政府资金使用效果就是空话，再科学、再严谨的政府支出管理技术也无济于事。某些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既然政府资金不论怎样使用、由谁使用都能够产生需求扩张作用，那么被挪用、被贪污的国债资金同样有助于刺激国内需求，于是出现“腐败有利”、“寻租有助于帕累托改进”等奇谈怪论。但是，这些观点忽视了政府腐败、权利寻租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一是政府腐败、权利寻租在给少数人带来福利改善的同时，如果从社会总收益和总成本角度算账，是失远远大于得；二是“一旦贿赂行为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方式，人们将无法进行等价交换，从而对自由市场制度形成极大的损害。”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没有高度净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债资金无论投向何种经济领域，其必然无法充分发挥本文上面阐释过的那些经济作用，更无法取得理想的经济效果，国债资金的偿还就没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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