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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女权主义是西方最富活力的思潮之一。其影响涉及到诸多方面，包括哲学思想、社会理论、政治学、文学艺术、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当前正在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话语理论，更直接得益于女权主义。本文仅就女权主义批评的某些方面，简要地加以评述。
一、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演化
大体上讲，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抨击男性的性别歧视；第二个阶段重点研究妇女文学作品；第三个阶段集中于对文学、批评、心理社会学和文化的理论研究。
实际上，女权主义是由文学妇女和学术界的妇女创造的，包括编辑、作家、研究生、大学讲师和教授。这些人在六十年代后期参与了妇女解放运动，对妇女运动的种种主张、要求和社会努力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和共鸣。例如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女权主义批评著作凯特·米莱特的《性别政治》（1970），既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政治性论著 大多数女权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妇女解放运动，她们才开始注意她们的作品与她们自己生活间的联系，注意她们的心理认同与实际意图的差异，也才注意到她们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作为女作家或女学者的有限的、第二位的作用。她们强调妇女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以一种“转换的经验”唤醒妇女的意识。
因此，在女权主义批评的最初阶段，它集中揭示文学实践中对女性的歪曲和贬抑，例如文学中作为天使或恶魔的模式化的妇女形象，经典和流行著作中对妇女的文字凌辱，在文学史上对妇女作家的排斥，等等。女权主义批评家通过强调对妇女的文学虐待和社会虐待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她们的地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她们的努力改变了文学反应的氛围，使读者对种种反女权主义的特征产生了怀疑。到了八十年代，甚至男性批评家也已注意到，由于文学界对性别歧视和性别问题的高度敏感，他们再也不能忽视或原谅文学中对女性的歪曲和贬抑。因此劳伦斯·科普金认为，“最近，关于经典著作发生了一些奇特的情况。其中有些现在看来不再那么崇高，有些则不再那么有趣。”〔1〕而女权主义者则抱有更大的期望， 例如伊莱恩·肖华尔特指出，“今后十年，对我们的审美价值标准，会出现更有力的女权主义的质疑；对过去的文学大师，会出现更富戏剧性的重新评价。”〔2〕
在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阶段，女权主义者发现妇女作家有一种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这种文学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题材的一致性，在艺术上也有重要价值，但因男性价值对文化的支配而一直处于被淹没状态。于是女权主义批评看重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努力导致了对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妇女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阅读。结果，大批被淹没的妇女作家重见天日，她们的书信和日记获得发表，研究妇女个人天才与文学传统关系的评传性著作不断出版，妇女写作中的连续性第一次得到明确的承认。这些著作不仅描述了十九、二十世纪妇女文学的发展，而且还从理论上阐述了妇女作家的处境，她们的焦虑，她们的经验，以及她们作品中对男性神话的重写。这些著作所体现的方法、观念和洞察力，经过女权主义者的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到八十年代初形成了一种对妇女文学史的系统叙述，展现了二百多年妇女写作的演变，说明了在男性支配的文化中妇女的社会、心理和审美经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反复出现的形象、题材和情节。
这种发展导致了一种强调女性文学意识的女性审美观念的出现。这种审美观念从一种特殊的女性心理出发，审视一种过去被忽视而现在必须恢复的妇女文化，审视妇女的语言，审视妇女文学的风格和形式。不过，对女性审美观念的确切性质，一开始就存在争议。在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它常常被认同为女性同性爱的意识，或女性同性爱分离主义的政治。因此，希腊神话中亚马孙族女战士的形象常常被用作独立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女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曾这样写道：“每一个妇女都受到女性力量的驱使，为强有力的女人所吸引，寻求表达那种能量和力度的一种文学——这就是每个妇女身上的同性爱。正是我们身上的这种同性爱，促使我们以想象的方式感受、以语言表达并把握妇女与妇女之间的全部联系。正是我们身上的这种同性爱才是创造性的，因为父亲恭顺的女儿只不过是一匹供人骑的马而已。”〔3〕
不过，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反对这种女性同性爱的观念，反对只通过一种文学风格所表达的女性同一性的观念。因此，到八十年代，女性同性爱的审美观念便从女性审美观念中分化出来，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女性主义批评，而女权主义批评家则把注意力转向对母女关系的分析、以母亲的形象代替亚马孙族女战士的形象。有些批评家研究艺术创造活动里分娩的隐喻，有些则提出妇女写作是否以确定根源的女性诗学为特征，即依赖于女儿对母亲的关系。把焦点转向母亲的这种转变，与其他领域里关于母性的研究恰相一致，结果导致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人类学研究的相互影响。
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男权体制依然存在，女权主义批评必须与意义的双重始源进行调解。于是，将妇女写作的不同解释为一种女性审美表现的努力，导致了对精神分析和美学理论的兴趣。此外，研究妇女写作的过程，还使女权主义者对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设想提出了挑战，对文学史的分期断代提出了质疑。然而，如果她们企图创造自己的批评构想，她们就不得不考虑其他批评理论的构成，不得不考虑她们与其他理论的关系。因此，在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三个阶段，女权主义者不仅要求承认妇女的写作，而且要求从根本上反思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要求修正公认的关于写作和阅读的理论设想，因为她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以男性的文学经验为基础的。
当然，这种理论上的要求与六十年代以后各种理论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对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雅克·拉康的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甚至对某些女权主义者产生了指导性的作用。结果，由于多种理论的交互影响，到八十年代后期，女权主义批评呈现出分化和多样化的趋势。
二、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虽然由女权主义批评发展而来，但又不同于女权主义批评。伊莱恩·肖华尔特提出，应当把女权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区分开来；因为前者关心的是作为读者的妇女，而后者主要关注作为作家的妇女。她认为，虽然女权主义批评一般论述男性作者的作品，但在批评中仍然侧重于妇女，因为它一般要由妇女来实现，而妇女的观点一般都以妇女的经验为根据，能够使他们洞察男性作者歧视妇女的手法。显然，这种看法有助于区分早期以“妇女形象”为主的批评和后来“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集中于妇女的写作，更多地以妇女的经验为根据。肖华尔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应该说明妇女写作的每一个方面，如作品的历史、题材、风格、结构、以及妇女创作的心理原动力等，同时还应该提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在他看来，论述妇女作家本身就是一种女权主义行为，至少在男权统治制度下这是个基本的事实。不过，肖华尔特并不认为被研究的妇女作家一定是女权主义者；对她来说，认识妇女的创造性，比发现作品所反映的政治观点更为重要。
在《她们自己的一种文学》（1977）里，肖华尔特从妇女经验论的观点出发，考察了自勃朗特姐妹以来的英国妇女小说家。她在研究之后指出，虽然没有固定或固有的女性性征或女性想象，但在男女写作之间仍然有着深刻的区别。她认为男性作家不仅忽视这种区别，而且忽视整个女性写作的传统。肖华尔特把英国的妇女写作的传统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1840—1880年的女性阶段，包括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乔治·艾略特等人。在这个阶段，妇女作家模仿男性作家，并将居支配地位的男性审美标准内在化了，因此她们保持一种贵妇或淑女的姿态；她们的作品主要描写熟悉的家庭生活和身边的社会圈子，羞于承认“纯属自己的”写作活动，甚至不愿公开自己的作者身分，因此她们接受文学表现方面的种种限制，如极力避免粗俗和色情之类的描写。
第二，1880—1920年的“女权主义”阶段，包括伊丽莎白·罗宾斯和奥丽夫·史克林娜等作家。在这个阶段，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鼓吹希腊神话中亚马孙族的女勇士精神，或者说乌托邦精神，强调妇女参政和姐妹关系。这一时期妇女写作在文学上建树不大，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也没有太大影响。
第三，1920年以后的“妇女”阶段。这一阶段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提出了妇女写作和妇女经验感受的观念。按照肖华尔特的看法，这个阶段的重要妇女小说家有丽贝卡·韦斯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多萝茜·理查森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弗吉尼亚·吴尔芙。理查森的《天路历程》写妇女意识的主题，预示了晚近的女性主义批评；她主张多样化的感受，并将“无形的感情发泄”理性化，认为那是女性移情作用的自然表现；她刻意创造一些不完整的省略句，表达她认为纯属女性精神的形态和结构。
吴尔芙写了大量论妇女著作的文章，分析妇女作家面临的问题。她认为妇女的文学抱负受社会和经济的制约；她赞同雌雄同体的性伦理，希望达到男性自我实现和女性自我泯灭间的平衡。吴尔芙在她最有影响的论文《妇女的职业》中指出，她自己的职业受到双重影响，一方面她受女性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按照“屋里的安琪儿”的理想，要求妇女楚楚迷人，毫不自私，纯洁无瑕，富于同情心——妇女要得到写作的时间和空间，不得不运用女性的欺骗和娇媚；另一方面，关于表达女性情感的忌讳，妨碍她如实倾诉作为一个血肉之躯的亲身经验。吴尔芙认为妇女写作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妇女在心理上与男人不同，而是因为她们的社会经验不同。她自己写妇女的经验是有意识的，其目的是找出某些语言方式，表现受限制的妇女生活。吴尔芙相信，如果妇女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与男人平等，她们就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
在论女性主义批评的著作中， 玛丽·艾尔曼的《想想妇女》（1968）也曾颇受重视。虽然这部著作发表较早， 属于女权主义早期的政治阶段，但它对男性性征的批判，却预示了许多微妙的发展。艾尔曼与肖华尔特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不是把妇女写作与妇女经验统一起来，而是把它与某些文学风格联系起来。艾尔曼认为，妇女作家常常树立一种不同的、具有破坏性的观点，暗中破坏肯定的判断和稳定的中心。例如英国女作家爱维·康普顿—勃奈特的小说，完全按照她自己的风格来写，故事情节主要通过人物的长篇对话来实现，“肯定的观点”常常变成边缘性的题外话，从而暗中否定了男性判断的权威性。这种作品具有一种喜剧性的停滞效果，因为其中的判断常常受到阻止而无法达致结论。
女性主义批评微妙地破坏一切男性的价值和模式，以启示的方法展现出“女性的差异”。
三 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
一般说，美英的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妇女的经验和历史，而法国的女性主义则注重语言、哲学、心理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女性的构成，注重妇女和语言的关系。由于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拉康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法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将“女性写作”理论化了，从而打破了西方语言学和形而上学的传统。由于“女性写作”与女性心理的特殊力量相关，所以它还打破了由男性性征体系造成的沉默，以一种激进的“差异”形式表现出来。“女性写作”并不一定是女权的写作，它是一种先锋式的写作风格，与乔伊斯和马拉美等人的风格相似。因此法国一些女性主义者的风格，常常带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不过，大部分激进的法国女性主义者相信，女性写作与女人身体的节奏和性的快感相关，因此妇女具有写出分裂和破坏性作品的优势。她们鼓励妇女作家把自己与文化中一切沉默的或未表现的事物联系起来，例如与妇女在语言和权力中的沉默联系起来，以此破坏压制女性差异的现存的体系。朱丽亚·克里斯蒂娃认为，打破传统的女性话语是一种表示异议的政治行为，是一种女权主义的形式；埃莱娜·西苏则称妇女写作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力量，“当她们在文化和社会中被压制的东西得到恢复时，那是一种爆炸性的、彻底破坏性的、令人惊愕的恢复，具有一种从未释放过的力量。”〔4〕
伊莱恩·肖华尔特认为，“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质上是心理分析式的，强调压抑；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是文本式的，强调表达。”〔5〕艾丽丝·贾迪恩则明确指出美国和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有三大区别：1.美国女性主义批评重视作者的性别和经验；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写作”，追随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自我消亡”论，认为以经验为根据的作者只是一种探索的轨迹，因而不予重视。2.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注重研究妇女的形象、性别原型、以及小说的人物——亦即注重文学模仿中的一切因素；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是分析型的，它公开放弃模仿论，认为形象、原型 人物只不过是语言的转义或效果。因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多以现实主义作家为例 而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则没有这种限制。3.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从文学作品本身或其背景中寻求她们的“真理”；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无法确定人文主义的真理追求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在《法国新女权主义》一书里，编者伊莱恩 马克斯和伊斯贝尔·德·古尔蒂翁认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是经验主义的，归纳性的，反思辩性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是对“上帝的死亡、人的死亡和独特艺术作品的死亡”的一种精神分析的延伸。她们指出，法国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的体系、价值和厌女症的抨击，比美国女性主义者更有力量。不过，她们没有指出而又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承认男性文学传统的标准，而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则极力修订那种标准。
对于妇女和语言的关系，法国女性主义者曾用拉康的一个图示来说明，图上画的是一棵树和两扇完全一样的门，门上分别标明男和女。这里第一图的符号“树”是“肖像式”的，说明词与物之间的“自然”对应，它概括了索绪尔之前旧的语言概念，即词与物似乎以一种普遍适用的意思统一起来。第二图破坏了旧的一致性：能指符号“女”和“男”附加在完全相同的门上。“同样的”门必须进入语言的区分系统，人们才觉得它们“不同”。按照同样的方式，“妇女”也是一个能指符号，而不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女人。在女人具体的“躯体”和能指符号“妇女”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这就是说，人们永远不可能走出表示意义的过程，站到某个中立的地方。任何反对“阴茎中心论”（阴茎作为一个能指符号的支配性，或男性特征的统治性）的女性主义，都必须在表意过程之内产生。由于妇女一向在男性统治的话语范围内写作，所以她们必须为自己发明一种语言，而一种女性语言本身就是对男性语言专制的政治行动。（妇女与语言的关系涉及到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拟评述。）
四 美国的黑人女权主义批评
美国黑人女权主义始于七十年代初期，是黑人民权运动和黑人妇女争取权利斗争的产物。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由于黑人妇女的社会地位，她们必须进行多方面的斗争；她们必须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包括白人女权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她们必须反对经济上的统治，包括黑人对她们的剥削；她们还必须反对黑人和白人的性别歧视，包括异性爱中的暴力。简言之，她们必须同时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异性暴力和阶级压迫。因此黑人女权主义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政治性。
一般说，黑人女权主义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黑人妇女的具体社会处境，黑人妇女文学的历史，种族和阶级压迫的罪恶，黑人和白人男权主义的弊端，其他第三世界妇女的困境，未来社会改革的可能性，以及女权主义者团结的意义。就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而言，她们主要批判文学中对黑人妇女的歪曲和忽视，并对黑人妇女的美学和文学传统进行女性主义的探讨；她们大多采取文化批评的方式，关注黑人妇女的生活、语言和性别政治中的社会和历史现实，因此她们注重传记研究和社会政治分析，强调接受理论式的探索。她们认为，从定义上讲，文学是以有节奏的语言和形式，组织作者个人的感情和观察，反映共同性的现实，并以此使读者达致理解。由于西方传统的美学评价标准不适合黑人妇女文学，所以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一般都回避以传统标准为根据的评判性批评，而倾向于以女性同性爱的标准观察黑人妇女的文学作品。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明确指出，“在黑人妇女作家的作品中，不仅种族和阶级政治，而且还有性别政治，都是关键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黑人女权主义对文学的研究，必须体现这种关联，这是绝对必要的。”〔6〕
按照史密斯的观点，由于黑人妇女文学的特殊性，黑人女权主义决不能依赖白人男性的批评观念和方法，而应创造一种个人的黑人女权主义分析方式。她认为，“在题材、风格、审美方式和思想观念上，黑人妇女作家都对文学创作行为表现出共同的态度。”也就是说，“黑人妇女作家构成一种可分辨的文学传统。”〔7〕
遵循史密斯的观点，厄丽恩·斯台特森编选了诗集《黑人姊妹：美国黑人妇女写的诗，1746—1980》（1981），以大量的资料证明存在一种美国黑人妇女文学的传统。该书收入了许多被遗忘的黑人妇女诗人，提供了所收诗人的作品年表，列出了五十部黑人诗歌选集，并附有四十部评论黑人文学的论著目录。斯台特森通过这些资料指出，美国黑人妇女诗歌有一种连续的传统，它们在题材、风格、意象和结构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它们有反复出现的形象，如花、面具和房子；它们有传统的题材，如追求自我同一、战略性地逃避和对现实暗中破坏的观念。斯台特森还以“房子”为例说明这种传统的意义，她说：在黑人妇女的诗里，“房子”“代表黑人妇女对自己的家的历史性渴求——不是奴隶之家，不是普通的束缚她们的房子，也不是男权制的房子。这房子体现妇女对地位和归属的追求，对完整的自我同一性的追求，它也代表极难得到的历史上的房子。”〔8〕
在确认黑人妇女具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之后，黑人女权主义者便要求重新审视并修改美国文学标准和美国文学史。例如，她们认为在谈到“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排斥或贬低黑人妇女作家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那是白人男人和黑人男人性别歧视的结果。
由于黑人妇女既是妇女又是少数种族，随着少数话语理论的出现和发展，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也日渐重视黑人妇女文学中独特的语言现象。黑人妇女的语言必然与非洲第三世界的文化发生联系，因此有人预见，黑人女权主义的发展将导致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批评。
五 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化，随着某些妇女权利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女权主义越来越带有学院派的色彩，脱离了妇女的实际生活和斗争，失去了最初的战斗性。于是，一些女权主义者对过分偏执于女性表现的女性主义批评提出了质疑，根据历史和文化分析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她们要求改变学院化的倾向，通过对“解放”的女权主义叙述，打破以妇女群体为名而保持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目的，从而改变男权制的历史观念，使妇女介入政治和社会现实。
不过，究竟什么是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至今尚无明确的定义。正如特丽尔·莫伊所说，“‘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并非是个无争议的术语。”〔9〕但詹妮弗·韦克认为， “一种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可以暂时界定为这样一种女权主义：它坚持考究物质条件，探讨在这种物质条件下，社会的安排——包括那些性别等级——如何得到发展。”〔10〕虽然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仍然承认性别等级制度普遍坚持“男人至上”，但它不再把这种情况视作只是男权制长期存在的结果；它认为这是由社会和心理构成的关系网造成的，因为在一个特定的物质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妇女所处的地位多种多样，她们必然有不同的心理和文化态度。例如弗吉尼亚·吴尔芙与乔治·桑不同，与今日西方的女作家更不相同，她们不可能有相同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态度，因而对妇女的看法也必然有巨大差异。
应该说，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与政治的女权主义（亦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并不相同，后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物质条件，而前者则从心理学的深层意识（或无意识）出发强调物质条件。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着妇女的想象，决定着她们的乌托邦幻境；但这种想象至关重要，若无这种想象，女权主义者便没有自己的政治，至多是为获得某种实际利益而陷入庸俗的实用主义。朱丽叶·米歇尔指出，“平等主义不是一种政治目的。如果你对它具体地思考，它不会说明为什么你认为会出现那种变化。在平等主义当中，没有那种改变的战略或计划；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衡量的尺度，而不是一种政治目的。……我们谈论妇女和男人时，问题非常复杂。从平等转换到需要——如当前的女权主义那样——是把‘区别’用作政治目的。但‘区别’对我只是平等的另一面——仍然是不可转换的。”〔11〕在米歇尔看来，要求男女平等的愿望并不是一种政治计划，而是一种唯意志论，是启蒙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如果平等主义的目的不能改变社会关系，那么要求平等同样也不能改变社会关系。如果平等是女权主义追求的东西，它就使政治运动变成了唯一追求的东西；它只是构成女权主义运动，而不是妇女斗争主要争取的东西。当运动变成所追求的事物本身时，女权主义就变成了它自己的目标。而女权主义的真正目的是首先消除男权统治，然后消除女权主义本身。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当前女权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之所以学院化或脱离实际，恰恰是因为它变成了自己的目的——唯女权主义而女权主义。
不过，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并不完全否认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但认为对女性反思的价值必须纳入当前的意识形态范畴，将男性和女性视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对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来说，女性是一种妇女认同的方式，而不是男性的客体选择；社会中统治的原动力是女性/ 男性的关系，而不是女性/女性的关系；虽然女性/女性的关系也是一种力量，但统治的原动力量仍然是女性/男性的异性爱。这就是说， 在意识形态层次上，女性与男性相联系，而不是与其他女性相联系。女权主义政治的重点是女性与男性关系的原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阶级中如何变化。这并不是不去理解女性与女性的关系，如母亲、女儿、妇女和妇女的关系，但就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动力而言，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女性与男性、阴性与阳性、妇女与男人的关系，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性的权力关系。
从精神分析出发，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既然社会组织是异性爱的方式，那么人们就会有一种以异性爱方式形成的心理。男女两性永远存在，历史上改变的只是男女关系的性质，而不是男女两性本身。她们认为，男女关系是社会地决定的，自然本性并不一定坚持男女两性的区分。她们以新生儿为例指出，大约百分之三的新生儿初生时难以区分是男是女，甚至要做手术来确定他们的男女性别，医生要求他们的父母作出选择，而父母也必须根据社会心理作出男女的选择。由于除了男、女别无选择，因此只能比较两性的特征，包括认同行为和客体的关系，而不能改变两性和性别存在。所以历史上真正改变的是男女关系的性质。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指出，一切社会都规定某些关系而禁止另一些关系，而这种规定和禁止则是权力结构的体现。在妇女运动早期，女权主义者曾想象多种关系会相互平等地共存，而今天她们对现实的认识已经粉碎了这样的幻想。
在强调男女两性关系而不是女性/女性关系的基础上， 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女权主义不只是关于妇女的问题，而是要恢复妇女本来的地位，参与整个政治斗争；换言之，妇女不应只关心妇女本身狭隘的利益，而应关心波黑战争、中东和平、乃至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她们认为，妇女之所以受压迫，是因为她们被排斥在其他政治之外，局限于妇女本身的问题。
由于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从强调女性转变到强调男女两性的关系，它在道德伦理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偏执的看法，不再坚持女胜于男的激进观点，而是要求调整并正视男女的各自作用。它认为，妇女的接受性、实用性和非暴力性，正以母爱和关心他人的道德精神，对世界发生着男人从未有过的巨大影响。
总之，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女权主义运动不是目的，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理想的一种替代，它应该正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中特有的作用，形成新的男性/女性的关系， 促进社会的发展。
注释：
〔1〕 劳伦斯·利普金：《亚里士多德的妹妹：一种遗弃的诗学》，载《批评探索》杂志第10期（1983年9月），第79页。
〔2〕 伊莱恩·肖华尔特：《新女权主义批评》（纽约，1985），第6页。
〔3〕 摘自1976年里奇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上的论文。
〔4〕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微笑》， 载《法国新女权主义》（马萨诸塞，1980），第238页。
〔5〕 伊莱恩·肖华尔特：《新女权主义批评》，第249页。
〔6〕〔7〕 芭芭拉·史密斯：《走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载伊莱恩·肖华尔特编《新女权主义批评》（1985，纽约），170、174页。
〔8〕 斯台特森编《黑人姊妹：美国黑人妇女写的诗，1749—1980》（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1）。
〔9〕〔10〕〔11〕 特丽尔·莫伊和詹尼丝·拉德威合编《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南大西洋季刊》，1994年秋冬专号，杜克大学出版社），749、751、937—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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