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对象乃是理论思维中带普遍性的认知观念与认知规范。它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存在着旧观念、旧规范同新观念、新规范之间的竞争与演进。
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发生与发展，导源于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离开科学，逻辑科学方法论就失去生存的基地和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逻辑科学方法论又总是作为一种哲学工具，它的发展也同社会的某种哲学思潮的兴衰相关连。它既是科学的工具，又是哲学的工具。可以说，逻辑科学方法论乃是科学与哲学的中介；科学的发展为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料，哲学的发展则又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想武器，而这种新的思想武器就是逻辑科学方法论的新观念与新规范。
“分析性”与“整体性”
科学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而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又将促进科学现代化的发展。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
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
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
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
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
这是爱因斯坦对逻辑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的一个说明。他的“惊奇”，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有一个分析。李约瑟以大量资料说明，在明代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并从方法论上找了原因，并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2〕但是，阴差阳错，近代科学却并未产生于中国。 仅就方法论而言，其原因恐怕正在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习惯于直觉的辩证思维亦即笼统的整体思维，鄙视和排斥形式逻辑的分析性思维，而分析性思维的精确性正是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李约瑟所描述的是一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但是，无独有偶，历史是会惊人地重复的。近一个多世纪，西方一直在致力于现代逻辑科学的发展。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弗雷格和罗素建立了形式科学的数理逻辑。而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数理逻辑获得长足的兴旺发展。三十年代的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的形式语义学和图灵的图灵机理论，就是当时数理逻辑发展中的里程碑式的成果。而三十年代，中国的哲学战线正在进行一场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问题的论争。辩证哲学家们都热衷于哲学辩证法，而排斥形式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潘梓年在三十年AI写作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中，曾两次提到：“现在形式逻辑，自己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符号逻辑、数学逻辑等已创造出很严密、很广大的推演方法，以至要把原有的形式逻辑解脱下来，称之为古典逻辑或传统逻辑而遗置一旁。这，我们一点也用不着去反对。只要我们有本领去运用，它那谨严的技术，对于我们是很有用的。”“符号逻辑、数学逻辑的非常巨大的发展是形式逻辑演绎法的一个新的进步，应当予以充分的研究。”〔3〕但在当时，它不可能为多数人所接受。 五十年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三十年代的那场逻辑论争，人们的兴趣仍在辩证法（辩证逻辑）方面，根本没有接触到现代逻辑。1956年1月， 在那场论争的前夕，毛泽东曾对金岳霖先生说过：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4〕这显然是针对前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中反对现代逻辑的观点的，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根深蒂固，毛泽东的观点也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注意。
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现代化发展的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向，促使许多西方科学家由分析性思维转向整体性思维。西方科学思想界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而在六十年代盛行起一股批判分析性思维（或称“分析性理性”），倡导整体性思维（或称“辩证理性”）的热潮。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
“第二次浪潮文明特别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成各部分的能力，而对把各个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时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是这样的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而他后来在为普里戈金和斯唐热的《从混沌到有序》所写的《前言》中，一开头就又强化了这个思想：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李约瑟认为这种“拆零”的“原子论式”的机械观是一种“典型的欧洲痴呆病”，而美国的弗里乔夫·卡普拉对这种思维方法也认为是一种“阳盛阴衰”的“西方病”，应该转向东方整体性观念。〔5〕
中国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周易热”可能与西方的这种批判分析性理性的思潮相关连。但是，难道当代的理论思维会复归到古代的那种直觉的辩证思维或笼统的整体思维而注定要排斥分析性思维吗？看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分析性思维，乃是“东方”的一种顽症。
“逻各斯”与“隐喻思维”
西方的理论思维的“转向”，也与当代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变化相关连。西方哲学一直存在着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争，前者属科学主义学派，后者属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学派。分析哲学，强烈反对传统哲学的思辩形而上学，反对神学形而上学干扰科学。它一般不研究本体论的问题，而崇拜实证科学，主张用精确的科学模型来改造哲学。它的特征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它所重视的是建立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科学的方法论。人文主义也强烈反对传统的思辩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与科学主义是相同的，但人文主义重视本体论，它以人为本体，但不是以人的感性存在或理性存在为本体，而是以人的非理性意识，如意志、生命、情感、本能、欲望等为本体；把哲学的方向从外部世界引向内心世界，并由此出发去解释外部世界。在方法论上，它反对逻辑主义的方法而主张用直觉、内省等非理性来阐释人的内心世界。这种方法是以“隐喻思维”，或者说是以直觉思维为中心的。
本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同中国人一样，一直在反思他们的文化传统。当代西方出现一种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哲学转向”的新潮流。当代中国受传统哲学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人文主义思潮流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弱。国内外的这种哲学潮流的动向，必然对理论思维方法产生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分析哲学历来是把逻辑思维方式当作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至生存方式来看待的。西方文化的一般传统也正是以此为根基的。人文主义哲学则对此提出了挑战。德国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提出：神话，并不是按照逻辑思维方式行事的，而是“隐喻思维”的方式，这种神话的隐喻思维实际上乃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因为“语言”这一人类思维的“器官”就其本质而言首先就是隐喻的，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和抽象概念实际上是在神话的隐喻思维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发展。卡西尔认为“逻辑的（推演性的）和神话—语言的概念发展”各自所循的“方向”是不同的，逻辑思维“从某个个别的单一知觉开始，我们把这一知觉放入越来越多的关系中去观察它，……这里所牵涉的理智过程是一个综合性增补过程，亦即将单个的事例结合到整体之中，并使之在整体中完满的过程。”“它嵌入现象的整体，但却作为某种独立的单个的东西与其它现象保持着一定距离。”而隐喻思维则是“心灵的前景被‘蒸馏’到只剩下一点。而只有通过这一蒸馏过程才能找到特殊的本质，才能把它提取出来”。隐喻思维的基本原则就是“部分代替整体”，“整体的每一部分就是整体本身；每一个样本即等于整个的种。部分并不只是表象整体，样本也不只是反思思维的媒介辅助物，而实际上包含了整体的力量、意义和功效的真正的‘在场’”。〔6〕卡西尔批评形式逻辑思维使“个别”游离于“整体”，这种分析性思维不能把握“现象的整体”，这有其正确的一面；而他企图以“心灵”的直觉这种“隐喻思维”去把握“整体”却并非是唯物的科学的，但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人类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方法。
欧陆人文哲学的主张，就是要把哲学从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从逻辑方法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而其入手处就是“语言”。这就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语言的转向”。英美分析哲学是要不断地提高语言的逻辑功能，它们所要求的是概念的确定性、表达的明晰性、意义的可证实性；而欧陆人文哲学恰恰是要竭力地消解语言逻辑功能，它们所要求的是词语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要而言之，即是要把语言从逻辑法则的“压迫”下解脱出来。这一思潮冲击着英美分析哲学。但应注意，当代欧陆人文哲学并不认为存在什么“非文字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伽达默尔有一句名言：“可以被领悟的存在就是语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他们所主张的则是对语言的心灵的直觉思维的分析，即对语言文本分析。因此，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随意性。
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各自把一个侧面绝对化，但科学家终会在现代科学的思维的基础上，融合两者的合理因素。不管怎样，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最终只会建立在科学主义的合理的基础之上，而不会退回到神秘主义；而那些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的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合理内容也是不可能被否定的。
西方哲学向人文哲学的“转向”，使得有些西方哲学家对中国的古代的阴阳说、中国的方块字颇为赞赏。
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弗里乔·卡普拉的新著《转折点》在英美同时问世，颇受注意。这本书是讲方法论的旧观念与新观念、旧规范与新规范的斗争的。卡普拉用现代系统论来重新赋值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并用这个文化框架对“西方病”作出“阳盛阴衰”的诊断。他认为，西方文化历来偏重于阳、竞争重于合作，理性重于直觉，分析重于综合等等；而现在这种阳盛阴衰已经达到阳极而阴的转折点。而德里达在《论书写学》中，则以为中国的非拼音文字具有“超乎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优点，天生的富于隐喻性。
其实，卡普拉所谓“阳极而阴”的转折，也绝不是要转到中国古代的阴阳逻辑中去，他是以现代的整体观念来阐释阴阳学说的。而语言文字的形成与其逻辑功能是同步的，非拼音文字并不例外，语言的逻辑功能是不可能也是不需要被排斥的。确实，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大优点是整体的综合性，而汉语易于张大词义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表现的多功能性，也非常适合于这种整体性思维的传导。但由此也带来一个严重缺陷，即忽视和轻视分析性的逻辑思维。而后者的精确性和明晰性正是现代的整体性综合思维得以发展的前提，在古希腊和东方传统思维的那种直觉的模糊的笼统的整体性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的。人文主义哲学所要求的直觉思维虽带有整体性，但也仍然是一种笼统的整体，它的发展，也不会再复归到古老的直觉思维了。
现代的“整体性”观念与“分析性”观念的统一
现代科学的“整体性”观念区别于古代的“整体性”观念的一个本质特征，除了整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整体的性质不能还原为部分的性质之外，还在于它是以分析性思维的精确性为基石的，而古代的和人文哲学的整体观念则是排斥分析性思维的。
本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的系统科学集中体现了现代的“整体性”观念的特征。系统方法、结构主义方法、耗散结构论、混沌理论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整体论方法的一种刻画，但是它们都同现代的逻辑科学与数学科学密切关连，并赋与整体性思维方法以现代的结构形态。
科学的传统分析程序是把客体分解成组成部分和确定线性因果关系；而整体论方法则要进一步研究带有多项变数的有组织的整体，研究相互作用、自我调节、自组织等等一些新范畴。这些新范畴同辩证哲学联系是不言而喻的，现代的一些倡导整体论方法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并不讳言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应注意的是：现代的整体论方法之所以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是因为它们成功地运用了现代的逻辑和数学的手段。建立在一般系统论基础上的系统方法就是采取了“综合分析”的双向模式。
结构主义方法也从不同角度阐发和强化了整体性思维方法。皮亚杰指出：整体性思维出现在科学思想史上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它同现代逻辑和实验结合起来却是晚近才形成的。何以要等待这么久才发现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首先是因为人类智慧的自然倾向是从简单到复杂地逐渐进步的，因而在分析工作遇到困难叫人不能不承认之前，是不知道有种种相互依存关系和各种整体系统的。其次，是因为结构之为结构是观察不到的，结构所处的水平不同，必须通过抽象出形式的形式或第 n次幂的体系才能达到的；这就要求作出特别的反映抽象的努力才行。”〔7〕
皮亚杰从人类认知的特征说明了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困难，同时也说明；它同现代逻辑与实验的结合是一种历史必然。
美国的心理学家C.F.里格尔，在1975年美国一次心理学会议上宣称：
“……我们应当学习新的逻辑形式，倒不如说，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最古代的逻辑形式，辩证逻辑。这样的逻辑，虽然受到大多数著名的‘哲学家们’的否认和嘲笑，却能使我们从时间的开始至终了来解释运动，而非仅只比较凝固于时间中的状态。我们宁可把发展当作相互交织着的事件序列的水平流动来研究，而不是把发展看作一系列垂直的时间切片；我们理解电影不是看作分别画面的结合。”
但是里格尔并非要复归到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以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而是要求建立一种现代化的辩证逻辑，它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由于考虑到这一工作，有很大好处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在探索非直线式的和自我反省的逻辑中已作出了重要的进展，终至试图将辩证逻辑系统化。然而这一工作只靠这样一种理论水平是不能完成的。它还需要将辩证逻辑所描述的时间结构转述为实际研究的操作。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探讨对话，因为它不仅作为分析语言变化的一种方法，而且还可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的范例。”〔8〕
里格尔的观点告诉人们，辩证逻辑无论是作为逻辑或整体论方法最终都不能离开现代逻辑和数学的手段；更不用说把二者对立起来了。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运用了辩证法，而且同时也成功地运用了他那个时代的逻辑手段和数学手段。毛泽东说，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那是确实的。
因此，在逻辑科学方法论上我们所应注意的不仅仅是“整体性”观念与“分析性”观念的统一，而应特别注重现代的逻辑和数学的手段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的历史教训吧！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版），第574页。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37页。
〔3〕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三联版），《弁言》及第68 页。
〔4〕《理有固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5年版），第298页。
〔5〕见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 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四川科技出版社）。
〔6〕见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版），第107页至109页。
〔7〕皮亚杰：《结构主义》，第84、3、97页。
〔8〕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0年第2期，第71至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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