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中的民族主义：从钱玄同的晚节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节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境遇论文,钱玄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6-0102-06
一、引：一场笔墨官司
1998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有一场规模不大的笔墨官司。当年第1期发表了钱玄同1928年致晚辈民俗学者江绍原的一封信，这本是一封简短而平常的信①。但同时刊发的这封信的发现者谢村人的文章《“书斋生活及其危险”——从钱玄同的一封佚信所想到的》，却由这封信而节外生枝，得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结论。文章认为：钱玄同晚年思想上落伍，政治上也有走向深渊的可能。1928年正是钱玄同由“猛士”到“隐士”再到“贰臣”边缘的中间站。钱玄同死在52岁虽然可惜，但又是侥幸“死得其时”，因为“已被污水弄脏了鞋袜”的钱玄同在日寇的威胁利诱之下，未必不会成为周作人第二。作者从一封短信开始，“以小见大”，得出的钱玄同将失民族大节的结论确实令人刮目相待。
在新文化诸子中，钱玄同算不上一线人物，而且他的思想方法和个别学术结论都曾遭到过质疑，但是对他的民族气节的尊敬却是普遍的。在黎锦熙、魏建功等两三代学人以来，钱玄同在日据时期的守大义持晚节，已成为其一生中的重要亮点。谢村人的文章既向这样的定论挑战，更触动了“政治正确”这根敏感的神经，所以很快遭到了反驳和回击。当年第6期和第7期的《鲁迅研究月刊》分别发表了召南和姚力的《钱玄同的盖棺论定》、《对〈“书斋生活及其危险”〉的一点辩正——与谢村人先生商榷》两篇文章，对谢文进行批驳。前一文引钱玄同恢复钱夏的旧名，和1939年钱玄同去世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称其能“永保清操”，以证钱玄同的政治态度。后一文则大段引用了钱玄同的朋友和弟子黎锦熙、魏建功、徐炳昶等对钱玄同对日态度的记述。其中包括钱玄同对周作人偏重个人享受的私议，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做汉奸，拒绝日本人的文化拉拢工作等等。反驳者不光在资料和史实上有优势，而且似乎在道德上也占着优先的地位，谢村人没有进一步地回应。这场争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论的小小波澜很快被翻了过去。
应当说，从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生前的种种“蛛丝马迹”来预言他此后会如何如何，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人们往往难以抵制对历史进行假设的诱惑，其原因在于：历史固然是不能假设的，但对历史的假设却常可以获得出人意料的反思格局和审美冲击。这场关于钱玄同是否会投敌的争论的级别并不高，由于当时钱玄同的文集和日记还都没有整理出版，争论双方在资料的掌握上都有限，又由于钱玄同本身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表现，反驳者显得更具说服力也毫不奇怪。但其中争论双方所共同遵循的思想方法却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钱玄同作为新文化以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向，他的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本身就是复杂和富有歧义的，而这一点在当时的国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实际是一个普遍现象。而我们的讨论多半已经站在今天的民族国家意识之上来展开，这和当事人的认识是有错位的。事实上，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不言自明的思想体系，而民族气节也不是象水低于零度就结冰那样，有一个标准的测量点。那些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而得出的明确结论，其代价往往是流失了历史过程中丰富而多元的信息。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历史叙事，以一种强烈划一的给人以审美愉悦和道德满足感的陈述代替了真实历史境地中的复杂和矛盾。在这一点上，前述争论双方是相通的。
二、核心考证：一次灰色的宴会
就文章本身来看，谢村人的文章确实有故立高论的嫌疑。文章对钱玄同这一人物本身了解有限，批判钱玄同多以鲁迅当年之判断为准，许多论点不堪推敲。比如其中提到的钱玄同在书信末自己的署名后用了“再拜”这样的格式，这实际上更多的是钱玄同的性情习惯使然，和政治思想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文中有力的论据只有一条，即1933年4月15日钱玄同在辞谢江绍原招饮的信里说：“自承德失陷之报传来之日起，弟中心震悼，即自誓从那天起至辽、吉、黑、热四省光复之日止，在此金瓯不完之时期内，凡饮食酬酢一概不参与，故只好方命了。”而到了1938年，不仅四省尚未光复，且平、津也已沦陷之时，他却于3月29日接受了“亲日分子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右翼分子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作者认为钱玄同是“信誓旦旦”在前，而又自食前言在后。作者举的这两件事情事实俱在，前后逻辑看起来似乎也是板上钉钉，前面举的两篇反驳文章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均是绕着走，未作正面回应。对这一问题深入清理，有助于我们恢复钱玄同晚节问题的本来面目，也可促使我们对不少习以为常的认知历史的路径和方法进行反思。
钱玄同参加那次宴会的事情出自周作人的记述。张菊香著《周作人年谱》在1938年3月29日下记：“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克之）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孙蜀丞、方宗鳌、夏明家、钱玄同、沈兼士。”[1](p547)年谱所据为周氏日记。周作人此时间段的日记尚未公开出版，无法核实是否记有其他细节。但综合已有的有关钱玄同的史料，所谓的自食其言问题却并不难疏解。
承德失陷后，钱玄同因为国难深重、忧心不安而一度谢绝宴饮是事实。这一点还有多处证明。1933年初，钱氏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辞谢符定一的吃饭邀请，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2](p117)5月7日，师大研究院毕业生宴请导师，钱玄同“照例谢绝”，只参加了饭后的摄影。②可见此期间中不宴饮已成惯例。但不宴饮只是钱玄同受时局刺激而做出的一个自我承诺，随着外界环境和本人心态的变化，承诺人也是有权对其进行更改的。在(塘沽协定》以后，局势稍稍平稳下来，钱玄同的心绪已经不是那么恶劣了。生性好动、喜好交往的钱玄同，实际上是不可能长期执行谢绝宴饮的主张的。1933年6月6日，他写信给胡适，要为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饯行，信中说：“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③由此可知，钱玄同的不宴饮，在本年六月即由胡适始开禁了，实际只坚持了1933年的几个月。钱玄同本是爱走极端的性情中人，不宴饮只是他忧心国难的一时主张。正如钱玄同自己所认为的，国难不吃饭并不表明自己比别人更高尚更爱国，那么恢复宴饮也不表明钱氏比那些唱高调的人不爱国，当然也就不足以作为钱玄同变节的证据。
在解决“自食其言”的问题后，那次宴会本身则是我们要继续考虑的。谢村人的文章用了“亲日分子”、“日本右翼分子”、“文化汉奸”三个修饰词，将那次宴会完全描述成亲日性质。表面上看，谢氏这样的论定似乎也有一定依据。宴会有日本人在座，宴会主人何克之刚刚和周作人参加过2月9日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次座谈会虽然内容空洞，但当时即被认为是北平文人落水的先声。宴会宾客中方宗鳌原是中国大学教务长，北平沦陷后任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后来周作人的教育督办职位就是从这位代理督办手中接过来的。不过，若论定史实不是仅着眼于一时一事，就会发现对于人物的身份和事件的性质绝对不是轻易地用一个定语就可以打发的。而是要通过前因后果，在复杂关系中去分梳、界定和把握。比如，那次宴会的主人何克之，就完全不是“亲日分子”四字的简单判断可以解决问题的。何其巩，字克之，原是冯玉祥的智囊，1928年北平特别市成立，他是首任市长，1936年起任私立中国大学校长十年。何氏在沦陷期间对于中国大学及北平教育界的贡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得到普遍的肯定和赞誉，他在复杂的环境下保持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日据时期中国大学从未悬挂过日伪旗帜，没有接受过日伪一分钱的援助，校内没有一位日伪官员，在当时局势下实属难能可贵[3]。不过，如果根据何氏的这些表现就模式化地想象其日据时期的作为的英雄主义色彩则肯定是要失望的。事实上，日据状态下，众多的人和事的色彩并不是那么鲜明的，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何其巩的多年从军从政生涯，使他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在当时的北平是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他不仅与国共两党均有长期联系，和当时的日伪官员也是不即不离。既参加过日伪的一些活动，也曾因被日本宪兵队拘传而绝食。对于如此复杂的人物，着眼于一时一事，而轻轻判断为“亲日分子”，显然是一叶障目、失之偏颇。实际上，与给参加者发帽子相比，宴会本身的内容应当是更加重要的。那么，那次何克之做东的宴会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宴会的时间在1938年3月29日，钱玄同1938年的日记恰只记到3月28日，3月29日至4月30日均未记。不过3月23日的日记中却给出了关于那次宴会的一些直接信息。当天钱玄同电约周作人，与其商量“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3月29日的宴会应当正是“在何家见”的最终结果。可见，这次宴会何其巩做东尚是表象，实际上是钱玄同、周作人借何氏的招牌而举行的，其目的则是为了孔德学校的事情。孔德学校是当年蔡元培等借中法庚款而创建的实验新教育思想的学校，众多北大子弟在此就读，俨然北大子弟学校。钱玄同和孔德学校渊源颇深，除在孔德兼课外，他在孔德学校有自己的办公室，曾有数年时间就住在孔德。1937年以后，更是少数在北平为维持孔德学校尽力的上一辈学人。钱玄同的长子，后来任孔德校长的钱秉雄在回忆中说：“沦陷时期，学校当局为维持学校正常教学，千方百计地同敌伪势力作斗争。当时伪教育局要学校添设日语课，孔德学校请了曾在本校念书，后在北大日语系毕业的学生来教课，以抵制日本教官进校。日语教师常‘请假’，学校就用这一时间来补其他课程。”在沦陷的状态下，所谓的“斗争”不可能是面对面的针锋相对，只能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力争、通融而实现的。宴会参加者所具有的某种亲日色彩，正是欲实现通融所必须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孔德学校这次具体要办的是什么事，但对当时已是重病缠身，日记中反复出现“头晕目胀”、“精神不振”、“不能工作”字样的钱玄同来说，这种办事的方法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真的要在“性质”二字上推敲，这次宴会算作抗日的当然勉强，但算作亲日的则差得更远了，只能算作是沦陷时期，所大量存在的灰色地带的一个事例。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北平沦陷的情况下，若要生活中全无日本人的影子也不太可能。黎锦熙在给钱玄同作传时，对钱玄同的晚节的表彰中有这样两句：“他虽在日本留学，但向来不喜欢日本人。‘九一八’以前，有时朋友介绍日本人来访问国语和音韵学之类，他还勉强敷衍，以后就拒绝往来，凡宴会有日本人就不出席。”[5](p60)这段有关钱玄同拒斥日本人的话，为后来大部分述及钱玄同晚节的著述所征引。若论钱玄同的对日态度，这段话应是靠得住的，不过要字字落实，就有问题。钱玄同对日人躲避有之，拒斥亦有之。但在占领状态下，绝无往来也不可能。1938年1月4日，钱玄同就会晤了时在官立大连工业学校任教谕的“日本林盛达君”，并接受了他赠送的糖果④。如果说林盛达尚只是台湾人，那么3月29日宴会的山崎宇佐则是血统纯正的日本人了。和日本人接触、参加有日本人的宴会，对于日据下的北平的文人教授来说，虽然主观上多数是抵制和拒斥的，但在客观上正如钱玄同一样，又是一种不可能完全拒绝的生存状态。1938年3月29日那一天，同赴宴会的钱玄同的北大旧友沈兼士，光复以后成了国民政府文教部门的接受大员，也没因和有汉奸嫌疑的人周旋影响了仕途前程。所以以参加一次有日本人出席的宴会，就臆测以后会附逆，纯粹从技术上来说是论证不够严密，而从方法和意识上来说，则是今天的思维逻辑超越历史地去审判前人的具体作为，看起来义正辞严，实际上是既缺乏了解更缺乏同情地强暴历史。
三、关联辨析：“周作人第二”
谢文对钱玄同将晚节不保的大胆设想，还有一条未曾明说的理由，即周作人的比对效应。所谓的“第二个周作人”，即指周作人最后成了汉奸，好朋友钱玄同恐怕也难幸免。在1937年北平沦陷初期，周作人也曾放言不当汉奸，表示自己要和留在北平的人一起当苏武。后来也确实曾经多次拒绝过伪职，但终于在全国人民和文化界的关注中一步步落水，成为汉奸文人的典型。在新文化诸子中，以私人关系论，钱玄同和周作人的关系和交往是最深的，新文化运动以后，钱玄同的不少思想变化确实都有周作人的影响在其中。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更是钱玄同少数的维持交往的同辈朋友。但周、钱二人在私人关系和思想上的联系都不能推导出他们将会做出相同的政治选择。事实是，钱玄同对于周作人在对日问题上的悲观消极是有过不少的劝诫的。1939年4月，钱玄同去世百日，周作人正在一步步滑向深渊，在《玄同纪念》他这样说：“老朋友中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6](P333)如果以民族大义的主题来对照这段话，既能想象出畏友钱玄同对周作人的反复规劝，也会对周作人附逆过程中的精神世界有更多领会。实际上，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使两位曾经无话不谈的密友在精神上产生隔膜，戴君仁回忆当年与钱玄同谈起周作人事时说：“钱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岂明是明白人，难道不知道不应该出来，但他竟要出来，别人是劝不住的，自然我们谈话里，都对周先生不满云云。”[7](p249)这一点从钱玄同生命最后一些天的日记中也可以有个大致的印象：1939年1月1日，周作人被刺，傍晚钱玄同知道消息，在日记中记了此事，没有评论。3日，遣儿子秉雄去周府拜访慰问，钱玄同带信称自己听到消息“骇异之至，竟夕不宁”，但由于雪冻路滑，惮于出门，打算过几天再拜访，请周作人“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8](p90)。4日，一天大风，钱玄同枯坐在家中，感慨“无友可访，无人可谈”。10日下午，钱玄同去拜访周作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周作人送钱玄同一卷影印古写本的《文选》。那时周作人家中可能常来往伪政权的新权贵，周作人所记那次拜访“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6](p331)钱玄同虽言论爱走极端，为人却重感情和私谊，在周没完全落水的情况下，也不会有和周作人翻脸的事情。虽然不能和当年相比，但至去世前，钱周的几十年的交谊没有什么根本改变。
仍需补充的是，在钱玄同的理念中，政治选择和学术思想是分途而论的。1934年钱玄同在为编《刘师培文集》而给郑裕孚的信中说，“且如梁任公之保皇、刘申叔之变节，此在二十年前（民国初元），因时代较近，故诋毁者甚众。今则又阅二十年矣，彼二人昔日之所为，早已成为历史上之陈迹，今则知之者甚少，即真知之亦甚隔膜，即不隔膜而怨恨之念亦不复萌生，但见其学问之渊深而敬之矣。盖行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8](p193)钱氏最后几句话显示的其实是他一贯的知人论事的标准，即以学问思想为首位。虽说梁启超和刘师培的行为尚和周作人附逆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假设的是，若钱氏多寿，可以看到老友周作人落水的一幕，钱氏当时可能会和他翻脸，但时过境迁之后仍会以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周作人和他的作品。
当时，除了周作人以外，在钱玄同的较为紧密的人际圈子中，还有一个出任伪职的，就是钱稻孙。钱稻孙是钱玄同的侄子，但两人同年出生，从幼时在苏州的玩伴开始，到留学日本期间的“无日不接谈”的挚友，再到北京时的同事，二人是亲戚、朋友加同志。钱稻孙落水，较周作人还早，周作人初期时，不少日本人和伪政权的意见都是钱稻孙转达的。1938年2月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钱稻孙和周作人一同出席，后来不少南方声讨文化汉奸的通电，也常将钱稻孙和周作人并列。从钱玄同的日记来看，他最后几年和钱稻孙的交往频率，远不及周作人，以事务性、礼节性的交往居多。魏建功曾说过钱玄同对钱稻孙的私议，“他曾经对我发过牢骚，批评他侄儿的不信任中华民族可以抵抗日本；这种谈话是不断地表示，后来有时几于愤慨从词色上自然显露出来。”[9]应当说，这样的说法是有可信度的。不过同周作人一样，观点的歧异尚未从根本上影响钱玄同和钱稻孙的感情。1939年1月17日下午六时，钱玄同脑溢血发病，被送进医院，九时三刻去世。到医院的除家人和孔德中学的晚辈外，同辈人中就只有钱稻孙和周作人。
曾经的密友在面对民族国家危亡时，有不同的选择，其中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十分醒目：从个人经历和情感来说，钱玄同对日本的感情和周作人、钱稻孙有重大区别。后二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和情感。周作人娶了日本太太，钱稻孙从小学开始就在日本接受教育，他们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在今天还少有人能够企及⑤。这都在心理上不自觉地增强了他们对日本的认同，而减少了排斥。钱玄同则相反，他虽然在日本留学四五年，但交往圈子尽在中国人当中，钱玄同后来就几次说过自己的日本语学得别扭，半生不熟，他一生也几乎没什么日本朋友。仅从他留学时期的日记来看，钱玄同对日本的情感也以负面为多。黎锦熙说他一向不喜欢日本人，也不为过。人的选择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不同个体在面对大是大非时殊途异路的抉择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到各自此前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忽视可比性，背向诸多复杂的关系和因素，热衷于“周作人第二”这样吸引眼球的提法，是无助于历史本相的真实呈现的。
四、方法反思：境遇中的民族主义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钱玄同晚节应当是经得起历史的一再检验的。不过，还应当明了的是，类似“钱玄同守住晚节了吗？”这样的提问，本身就可能包含着一些我们认识历史和人物的方法论上的陷阱，而这样的陷阱和误区在对钱玄同晚节的质疑和反驳声音中同样存在。关于钱玄晚节的争论应当为我们面对类似问题提供一个反思的路径。
从前面所引用的钱玄同给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钱玄同的谢绝宴饮，一则出于对国土沦丧、百姓遭殃的伤感，二则是对空唱高调，造成无谓的牺牲的反感，而其重心似乎更在于后者。仅这一点在当时甚至今天就有可能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场景和语境，就会明白，钱玄同此议论是有感而发的，其针对的即是当时喧嚣一时鼓吹牺牲的“气节论”。对于极力推崇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⑥的唯道德论的新国粹主义，当年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均曾在文章中驳斥。而胡适的进一步的观点因其在学界中的地位更引起普遍关注。钱玄同向胡适写信说自己不宴饮的原因，表明他是引胡适为同道和知音的。当年的胡适公开表态：“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战的都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⑦钱玄同的有“奖恤烈士、避免牺牲”意思的信，使得当时因为不谨慎言论受到舆论攻击的胡适感到“实获我心”，在随后他为大青山烈士碑撰碑文时，两个已经有些疏阔的故人再度合作，“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们的祖国。我们与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⑧在此一历史节点上，钱玄同和胡适的观点类同，而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之点。就钱玄同而论，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复杂和歧义、内部的相反和相承，魏建功的一句概括可能深得钱玄同真义，“他自己，我觉得‘夷夏之防’最严，但又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9]
所谓的“夷夏之防”，在近代是指从清末的排满革命开始处理民族国家问题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在章太炎一系国粹主义主张中表达得尤为集中。钱玄同追随章太炎，服膺国粹主张，深得此中真味。“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和满廷同样之仇视。”[10](p115)后来钱玄同虽然将早年的国粹主张抛弃得可以，但其中的夷夏观念却已深入到其思维深处，成为他处理关于民族国家问题时的一个基本思想模式。从20年代的谈反抗帝国主义起，钱玄同就爱和清末的排满相类比。1934年，在编辑刘师培的文集《刘申叔遗书》的过程中，钱玄同曾经反复坚持要将刘师培的《攘书》编入，并说：“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时代，皆不失其价值。即以今日而论，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国主义非攘夷乎。4万年后，或者有打破国界之大同世界，至彼时则攘夷之义始失其价值耳。国界存在之日，无不忠已国而排他国者，即彼号世界主义之苏俄，又何独不然。孙总理于革命后，反扩大民族主义之范围，即此意也。”[8](p192)为了编遗书，钱玄同重检当年的《国粹学报》，感慨“我们的处境真类明季”，“明末忠臣义士实堪敬佩”⑨。1937年底，他将自己的名字恢复成钱夏，正是对他的夷夏观的再次确认。以夷夏观为背景来处理日本侵华问题，就会和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民族国家视角有着明显不同的视野和景观。因为当年反满的思想路径，在近代不少有过辛亥经历的读书人那里，长城抗战和东三省沦陷在他们的精神深处的刺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关内和关外的区别，既在地理上，更在心理上。长城叩关才真正地触动了他们心理上的民族核心利益。钱玄同对日本占领东北的反应初期就比较消极。查其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日记，9月21日：“上午十时半，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午八时师大有教职员全体大会，均为讨论日本占领东省事件，均未往。”9月28日：“上午在太和门开市民大会，为抗日救国事大游行，师大叫我参加，我走不动，只好恕不。”1933年钱氏自己反思这一问题说，“因二十余年来陷溺之深，神经麻木久矣，对于国事蜩螗，外寇侵陵，熟视若无睹，虽辽宁之‘九一八’与上海之‘一二八’，尚不足以掣我顽钝之神经。乃自本年献岁发春，榆关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镇日价‘魂忽忽若有亡，出不知其所往’……”[11](p455)钱玄同的神经麻木的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其中东北是满洲故地，而非中原旧土的观念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在近代表现出多个层次，义和团式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是一个层次，文化至上、道高于国、舍己从人的世界主义倾向也是一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倡导西化欧化、批判本国文化最厉害的人物原来都多少有过坚持“夷夏之防”的思想经历。钱玄同从辛亥时期的极端复古到新文化时期的极端反复古⑩，看似乾坤倒转，实际其中不变的是民族主义的关怀。而这样的关怀落到现实中，常常是以批判狭隘民族主义的面貌出现的。1922年3月间，北京学界发起非基督教同盟运动，钱玄同表示反对，他和周作人、沈兼士、马裕藻等人在《晨报》上刊登《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宁可作“汉奸”，蒙“卫耶道”之名，也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他们对反基督教同盟运动的富有争议的抵制，其出发点正是防止义和团式的盲目的民族主义。1925年钱玄同在发表于《语丝》上的一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和他的同道们的开放向西的民族国家观。该文中钱玄同特别提出要“打破国家的迷信”，“我的谬见：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是绝对应该抗拒的，但同时更绝对应该‘要针砭民族（咱们的）卑怯的瘫痪，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这是启明的话）”，“我也很爱国，但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至于有些人要‘歌诵’要‘夸’的那个中国，我不但不爱它，老实说，我结于它极想做一个‘卖国贼’。”[12](p128)这样的思想路数，使新文化群体在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入侵开始时不免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这些书斋中的知识分子初期多如胡适、钱玄同一样倾向于以妥协求和平，而当局势的发展不断地显示出“和比战难百倍”之后，他们的民族主义观也都很快地转变为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中心。后来者的误解，多半源于未能洞悉他们当年复杂变化的思想历程。
对于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的具体历史人物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先验的理念。而更多的是具体历史场景中，对涉及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的一个个解决策略。这些策略和其后的思想路径构成了只在那个场景下才能得以说明的境遇中的民族主义。应该说，脱离历史场景以钱玄同个别行为来联想臆测他以后会落水当汉奸，自然是厚诬前人。而另一方面，在时过境迁之后，对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的多重向度，对于钱玄同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观念上的复杂、歧义和矛盾，也只有进行全面地分析和把握才能真正领会前人的本意和历史的真相。
注释：
①信中说了江的著作《发须爪》中的一个小问题、为江的另一本著作《血与天癸》题写书名的事情、还有钱玄同对书信末应该用“鞠躬”还是“拜”的意见。（《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55页）
②《钱玄同日记》，1933年5月21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
③致胡适信，见《钱玄同文集》第六卷，124-125页。“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一句文集作“惨现象”，查所引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应是“怪现象”。另，文集中《胡适来往书信选》均误作《胡适往来书信选》。
④《钱玄同日记》，1938年1月4日。林盛达实际是台湾人。今天我们可能因在钱玄同的日记中看到他一再将一个台湾人称作日本人而感到刺目，这实际上是历史的后来者和当事人的一种典型的视角错位。试想，我们如何能够要求钱玄同未卜先知地推想出当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已是40多年日本领土的台湾，数年后会因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因缘际会地重新成为中国的土地。
⑤文洁若在《读书》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对二人这方面的贡献有详细记述。分别为《晚年的周作人》，《读书》，1990年第6期；《我所知道的钱稻孙》，《读书》，1991年第1期。
⑥周作人：《颜氏学记》，《夜读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鲁迅的相关观点参其《且介亭杂文二集·寻开心》。
⑦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33年4月，《独立评论》第46号。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148页。
⑧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184-1185页。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胡适也最终抛弃了和平避战的梦想，而“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363页。）
⑨《钱玄同日记》，1934年2月11日。
⑩钱玄同的复古到反复古的思想经历是后来周作人的概括（见《钱玄同的复古和反复古》，载《钱玄同印象》），这一概括后来在钱玄同的相关传记和叙述中被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