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势大天下从”到“执柄以处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158—05
老子说：势大就能使天下归从。这是楚简《老子》出土前闻所未闻的事。就是楚简《老子》问世，也并未为人们所承认，所以这里首先考证老子是否有上述思想。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先秦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就更需要重新探讨了。尤其是韩非如何将兵家的“任势”、“造势”移植于为政的。
一、“非威不立，非势不行”
今本《老子》有个论断：“执大象，天下往。”两千多年来它被理解为：“执守大道，天下人都来归往”，并且从没有人怀疑过它。但是首先为《老子》定编分章的刘向就不这样理解，他曾发过感叹：“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亡)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战国策·刘向书录》)孔子可谓执守大道了吧，但因为“匹夫无势”，哪里有什么“天下往”？果然楚简《老子》不是“執大象”，而是“埶(势)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坪大”。“埶”是什么呢？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说文》无势字，盖古用埶为之。”即埶乃势之古字。那么“势”又是什么？《说文新附》：“势，盛力，权也，从力，埶声”，势即权力、威力也。这一来，文义大变：“权势威力盛大的形态，能使天下人归往，归往之后不会受伤害，于是大地和平安泰。”岂不也是一种“非威不立，非势不行”的思想？真是差之一字，失之千里。
认“埶”为“势”，而不是“執”证据何在？裘锡圭先生说：“考释古文字的根据主要是字形和文例。”(《郭店简与儒学研究》第18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先看字形。楚简《老子》不是“執”，而是“埶”。它与同书的“执之者失之”、“无执故无失”之執，只差左下方出头不出头。如下表：
这是从《战国文字编》187与690页(福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以及《郭店楚简文字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编》《银雀山汉墓文字编》选出复印出来的字表(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2001年6月与7月出版，第48、99、113页)，这一来可以看清战国、秦、汉的“埶”与“執”并不是一个字。楚简《老子》之句应该为“埶大象”，而绝非“执大象”。以上几部字书，竟找不出一个“势”字来，也证明了上述各点。同时简本不是“平”而是“坪”，虽可通假，但是否是平，值得推敲。看来是本字：“坪”。
下面再从文例上看“埶”为“势”。此类字例数不胜数。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如上引。此外：(1)竹简《孙子兵法》、竹简《孙膑兵法》共有二十几个“势”字都写成“埶”。(2)《荀子·解蔽》：“申子蔽于埶”此也以“埶”为“势”。(3)至《史记》《汉书》，仍多以“埶”为“势”。因此从字形、字例看，无疑“埶”为“势”之古体字。
但是考释古文字，除了裘先生说的两条外，还需要再加上一条：校勘以史实，或谓之“以史证文”。看看是否符合事实、史实，于义理是否通顺。有此三条，方能做到确凿无疑。比如郭店楚简《老子释文》注“埶”为“设”，这就成了“设大道，天下往”。《说文》“埶，种也”，这样“埶大象”，就成了种下了大象，似乎比“设”好一点，但也不通。这些就像“执大道，天下往”一样，是不可能的。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执守大道”的人，如果无权无势，归从之徒寥寥可数，哪里有什么“天下往”？象孔孟那样倡道守道，一生何曾得志？到刘邦时，仍然运交华盖，儒冠被撒尿。后来之所以能享配太庙，无比尊荣，还不是由于权势中心的承认与吹捧？所以，只有权重势大、实力雄厚、威慑四方、天下归从，归从之后，如果能不伤害归从的人民，才能真正国泰民安，大地平定。可见“埶”字乃古之“势”字，已无可置疑。
但是，为了更万无一失，还必须验之简帛佚籍。郭店简《性自命出》：“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一则此“势”与楚简《老子》之势一样。二则是说性，有善有不善，但发展为善或不善，是由“势”决定的。“黜性者，势也。”对人的改变、人性的改造来说，势是决定性的东西。这使人想起了《韩非子·五蠹》中的一段话：“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不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不为改，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其结论是“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这就是势之于人性。
所以楚简《老子》的“势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坪大”，即“具有威力与权势的盛大形象，天下就会归附他。归附后不会受到伤害，国家与大地就会安宁、致太平”。在“安坪大”之后，老聃似乎马上改变了话题。谈起“乐与铒”来了，这是为什么？道尊于势，圣在势上，有人说这是儒家的理想。老聃又何尝不如此想呢？可以说，他在大力疾呼：“唯道是从”、“尊道贵德”。又如“四大”，道大于天、地、王。但他很清楚：普通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听得到的，而且无时不感觉到的是“势”与“权”，权势决定着他们的归从，而“古道”说出来，淡而无味，不仅老百姓，就是侯王圣人也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它的吸引力，连音乐、连食物都不如。所谓“乐与铒过客止，古道之出言也，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就是说这个的。所以还是实际些吧！承认“势”能使天下归附。这正是老子辩证思想之伟大处。而那些“重道义、骄富贵、贱王公”之辈认为道与圣应在势上的人，并不那么辩证，有的也不那么甘心情愿地仰仗于势，于是在文字上做了修改：将“埶”改为執，何况这个字的改动并不明显(也许误传)。于是今本三十五章文义成了千古之谜。一直模糊了两千多年！
二、由《孙子兵法》的“任势”、“造势”到《韩非子》的“执柄以处势”
楚简《老子》下葬年代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它与帛书《老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楚简《老子》是春秋末期老聃的作品，那么，关于“势大”的思想，也有可能影响到孙武等兵家。但又因为老子语焉不详，仅仅几个字，而且关键的“势”字是否早就被模糊了，也说不清，所以它恐怕不可能影响到兵家。看来为政方面的“势”治思想，是兵家任势、造势的移植，此种可能性大得多。
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美籍华人何炳棣先生以大量和确凿的史料，证明“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十三篇兵法见于吴王阖庐”的记载(《史记·孙子列传》)完全属实。“现存的《孙子兵法》撰成于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公元前512年”(何炳棣院士《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著述》，《历史研究》1995年第五期)，也就是说：《孙子兵法》要早于《论语》《墨子》《列子》《孟子》……。今天世界各国将《孙子兵法》用于经营管理，市场竞争，企业管理，所以战国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岂有不反复研读《孙子》之理？他们的言势，很可能是从兵家那里学来的。《孙子兵法》专门有《势篇》：“善战者，求之于势”，至于兼及论势之篇还有不少。按《吕氏春秋·不二》的说法，“孙膑贵势”。可惜的是上个世纪出土的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已残缺不堪，无法看出是怎样贵势的，好在还保留《势备》篇的一部分。什么叫“势”？孙武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如“转园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势》)。汹涌的激流能把大石头漂起来，高山之上可以将园石头翻滚下去，这时有种迅猛、锐不可当的推动力、即所谓“势”。这势，既有自然因素，亦有人为因素，前者是基本的。人为因素是顺应，推动的作用。孙膑则进一步，他把势喻为引满之弓：“弓弩，势也”(《孙膑兵法·势备》)，取势在必发之意。所以他又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威王问》)这里人为因素增大了。这种“必斗”、“必胜之势”，一则靠充分利用地形、地貌、气候诸自然之势，二则靠人心背向、饥荒、灾疫诸社会因素之势，三即是兵家所重视的从战略、战术、法令制度上造就和利用强大的势，有时还可从外交、后勤、宣传、舆论上促成一种势。至于小的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也能造成必斗之势，即有意识设置人自为战、拼命取胜之势。
春秋战国时期，君王同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卿相大夫也常带兵征战，而带兵之将又常成为某个地区临时地方长官。既然用兵讲求势，为政御臣制民又何尝不求之于势呢？目前看，在政治上比较系统地提出“势”治的是慎到。但是比慎到还要早的是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的孔门弟子子夏，他提出过“持势”、“恃势”。他说：“《春秋》记臣杀君、子杀父数十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因此，“善持势者绝奸于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里所谓的“势”是指势位、权力，即要善于利用国君的至高无上地位，控制调动国家机器的专制权力，在事故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把它掐死。这与老聃之“势大”似乎关系不大，但与老子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相通。为政言势的理论发源地在齐国。这既与孙武、孙膑是齐国人分不开，而且也与法家有名之“势”派慎到有关。慎到虽是赵人，但齐宣王时在稷下讲学，到齐湣王末年才离开，居齐约二、三十年。除慎到外，《管子》里言势的部分也相当多，而《管子》乃“齐国法家汇集书”(胡家聪先生语，载《中国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二期)。而韩非言势，除了继承兵家与齐法家外，再就是从秦法家——商鞅那里师承而来。
我们就先看慎到怎样谈“势”：
飞龙乘雲，腾蛇游雾，雲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之不足慕也。(引自《韩非子·难势》)
慎到“势位”并提，这很深刻。位，如同“千仞之山”的陡峭险峻一样，其地位越高，那居高临下之势就越令人生畏。势与位成正比。慎到所强调的就是在这个高位基础上的“权重位尊”。“重”者，大权独揽也，“尊”者，君王唯我独尊也。如此方能吞雲吐雾，呼风唤雨，也才能产生出一种不可捉摸之神秘性。
再看《管子》言势：
《明法》曰：“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任法》曰：“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也，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
没有什么神意天命，也不是什么忠孝仁义，维系君臣关系的实质是利害——“计”，是“权势”。那么“势”是什么？“为其生杀，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换句话说，势就是权柄的运用，就是行使生、死、富、贵、贫、贱“六柄”之权。慎到将“势位”并提，势乃是高高在上之“位”的派生物；《管子》则是“权势”并提，“势”乃是权力运用之派生物。正如同虎生风，龙生雲，势者，由权力和地位而产生出来的一股巨大的、人人都能察觉到的潜在力量。这力量使令行禁止，影响和左右人们之意向、情绪和心理。
而韩非所谓的“势”，较之慎到、《管子》又更进了一步，它是一种威慑臣民，使人必须俯首就命的力量。它意味着君权的唯我独尊，严森可怖。这些正是韩非对齐、秦法家“势”的理论的升华与发展。虽然韩非总是“处势”与“抱法”、“挟术”兼讲，但单独对“势”作番粗浅地分析，还是可以的。
韩非一方面简明地描画了势的作用、目的，不仅“制臣”，而且“胜众”：“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民以制畏上，上以势卑下”(《八经》)。千钧虽重，有船就能升浮于上；锱铢虽轻，无船则沉：势就是人君升浮之船，胜众制臣之资。文字短明，说理透彻。另方面，也是韩非关于“势”的重大贡献：他不仅区分了政治上的“人为之势”与“自然之势”，而且强调在自然之势基础上的“人设之势”。韩非说：“势治者，则不可乱；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而设也。”比如，已有的经济、政治条件所形成的“治世”或“乱世”。或社会安定，或社会动乱，或风调雨顺，或大灾大疫……这些条件所形成的社会态势，就算尧舜之类再伟大人物也得受此自然之势的制约，“势治则治，势乱则乱。”而韩非说：“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势而已矣。”(《难势》)无论尧舜，或桀纣，以及其他什么庸碌之君，一旦身居九尊，宰制天下，都可以设制出某种势，并被“人设之势”所捧托，腾雲驾雾，叱咤风云。
神秘威严之“势”如何“人设”？总的来说无非是权柄的运用：“君执柄以处势。”“处”，既是设置，也是控制，还是运用。《管子》只是提到使用赏罚(生，杀、富，贵、贫、贱)。韩非看到单凭赏罚还不行，除了厚赏重罚外，还必须扩充到宣传舆论上。总的是用七种办法“执柄以处势”。
第一，“美誉”与“恶毁”。“赏莫如厚”，“誉莫若美”，另方面则是“诛莫若重”，“毁莫若恶”(《八经》)。这是《管子·禁藏》提到的“德莫若博厚，使人民死之；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的改造。要想使它行于天下，就重赏美誉，尽其可能地赞誉与美化它，使臣民看到确实是有利和光荣的；想禁止什么，就恶毁重罚，尽可能地诋毁丑化，使它一无是处，让臣民感到可耻和害怕。不断地用厚赏美誉与重诛恶毁作为推动，这种“势”就可炮制出来。但主要炮制法是严惩恶毁。
第二，“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错)而不议。”(《八经》)作为“势”来说，令行于下，严其法教，哪怕它暂时违逆人们的愿望，天下也不能违；毁誉的决定一旦作出，哪怕人们一时不能接受它，人们也不敢议论，更不敢批评、指责它。虽然韩非主张“必因人情”，不能逆人心违众愿，但是作为“势”，就需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使那些不满，或者是痛恨的人也不能违不敢议。否则就不成其为“势”了。
第三，“诛莫若重”。即严刑重罚，这有它的历史渊源。我国严刑峻法由来已久。西周时就有了墨、劓、膑、宫、大辟，刑法三千条。据说商纣施“炮烙之法”，将三公这样的重臣，一个剁成肉酱，一个烤成肉干，一个囚禁(《史记》)。李悝制法经，对周之刑法，当然有所发展。而商鞅“受之以相秦”增加了“相坐之法”、“参夷之诛”及“凿颠(头顶)、抽胁、镬烹、车裂之制”(《汉书·刑法志》)。单看这些名称，就足见其何等之野蛮。但是，从出土之云梦秦律看，战国后期之刑罚又趋多样化，全面化。比如“盗窃桑叶不值一钱，赀徭三旬”。宫奴损坏器物值一钱者鞭笞十下。极小的过失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死刑则朝“花色繁多”方向发展，“戮、磔、弃市……”西周不过肉刑与死刑，战国时发展了徒刑(司冠、鬼薪、城旦……)、流刑(迁之)、罚款(赀)、赎刑(赀赎、役赎)。这样一来，岂不获得大量的劳动力与钱财！各级地方官吏，虽是统治阶级与政权的强大支柱，但秦律同样不放过他们。经济管理不善、为政和司法不力、战勤供应疏忽……都会受“渎职罪”有关条款的惩罚。人们动辄遭刑。这正是制造令人毛骨悚然，鸦雀无声，唯命是从之势的好法宝。法家竭力鼓吹严刑峻法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威慑作用。
第四，用一国之人的耳目。韩非曰：“吾所谓言势者，言人之所设……非一人之所得设也。”(《难势》)当然非少数人就可以成“势”的，它需要一种“群众性”的保证。“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不得不为己听”，借一国人之耳目组成一个大罗网(《奸劫弑臣》)。(商、管亦有此主张。如《管子·九守》曰：“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甚至还有用密探的办法：“一日长目，二日飞耳……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其具体办法就是“什伍连坐”——五家为一五，十家为一什，进行户籍编制，“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这个办法最初产生于军队。因为战国不仅战争频繁，而且杀伤太剧，逃亡现象十分严重。为了减少逃亡，在军队编制基础上，实行了五保连坐法。“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尉缭子·伍制令》)军队中这样办，自然也就逐渐推行到百姓，甚至宫廷和官府。有违令犯禁知情不揭者，同罪连坐。在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史记·商君列传》)，并且照“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加一倍(《韩非子·定法》)。告奸，与斩敌首享有同样的赏赐。被统治阶级要这么办，统治阶级内部也这么办。“贱得议贵，下坐上”，“臣无贵贱，皆听于君”(《内储说上》)。虽贫贱，对于权贵的奸行，可议、可揭、可告，“小官尊主行主法，其权可达于卿相”，而且“大臣不能尊主行主法，其势可屈于民萌”(《难一》)。只要尊主行主法，小官可以告发卿相，百姓可以管大臣。依此种制度，人为之势是不难形成的。无怪商、韩等法家是如此不遗余力鼓吹“什伍连坐”、“相窥其情”之制！
第五，变化无穷。韩非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难势》)其“变无数”的人为之势，在《韩非子》各种《储说》中，有大量实例的说明，没有提到的还不少。又如从国君到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的封建等级，爵服节仪，国君之前朝与后宫的建筑，百官朝见的礼仪、威仪，以及君王所用的玺印，颁发的符节，诏书……等，都能够提高封建国君的威势。时至今日，一当人们进入故宫，步入太和殿，就能感到这种人为之势。从战国和秦起，哪一代皇帝都热衷于此种人为之势的。
第六，从大多数平庸之君出发。“吾所以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不及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也就是说，韩非关于“势”的理论是为那些平庸的君王设计的，他知道，历代国君，好的少，庸碌和坏的极多，“贤者寡，不肖者众”。而“人为之势”就能把这些“不肖者众”的帝王稳坐大位。哪怕是襁褓小儿，臣民们亦得匍伏在地，三跪而九拜。在“盛云浓雾之势”下，统治着天下。这是人们时刻都能感到的“势”，它是法家理论指导下君主专制制度使然的“势”。
第七，不能随心所欲、违法违道制势。当然，“君执柄以处势”，离不开“抱法”，即根据法来“处势”。如若随心所欲，违法背道地“处势”，就很难，甚至不能达到胜众制臣之目的，反而造成亡己之势。因而韩非总是“抱法处势”相并提，同时“处势”与“挟术”兼讲。“国者，君之舆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于乱。”(《外储说右下》)用术潜御群臣，了解真情，驾驭势态，严防夺柄失位。离开法与术，也不能成其为势。可见，韩非强调“人为之势”。就是用种种手段来强化君主的唯我独尊的势位，使令能行，禁必止，推动整个封建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行，并加强对全社会的统治。在当时是为了增强经济实力(耕)和军事实力(战)，以便在兼并战争中“争于力”，而在以后，就成了巩固封建统治，压榨广大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历史证明那诚惶诚恐，唯唯诺诺，人们总是忍受最大的痛苦，作出最大的牺牲，是与摸不着但却感觉到的“势”分不开的。它既能创造令世界震惊的人间奇迹，也能经常成为“为虎傅翼”、变成天下之大患。
韩非对“势”写得如此斩钉截铁，它不过是反映了当时之法律和刑制，当时的君主专制主义。而更重要的是战国后期，战争极度频繁，战争规模之大超乎想象，生死存亡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面临的头等大事。严刑与实行极权，是客观形势的紧迫需要。
老子说：“势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坪泰”，这里势大是真理；不伤害归附的人民，也是真理，只有如此，才能国泰民安。势虽尊于道，但违道之势，是不可能长命的。所以老子不能不感叹“道”的吸引力太差了，哪里像美妙的音乐与美味的食物呢！《孙子》根据战争的需要与战争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任势”“造势”“求之于势”，子夏、慎到把它们移植之于为政：“恃势”。势治思想尚未完备。《管子》权势并提则前进了一大步，而韩非之“执柄处势”，则使之完备、完善，这一来为政的“求之于势”的理论与操作方法的设计，大功告成。并且它与“法”、“术”相结合，因此，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出于兵家的“求之于势”胜于兵家，制控着兵家。它的可操作性，为历代帝王、统治阶级提供了方便。
标签：韩非论文; 历史论文; 孙子兵法论文; 文化论文; 管子论文; 读书论文; 老子论文; 法家论文; 法家思想论文; 史记论文; 战国时期论文; 汉书论文; 春秋战国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 周朝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