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理想与理念型机构的现实难题
——关于钱穆在新亚书院实践的知行检验
胡志刚
摘要： 新亚书院是一个由学问家创办主持、带有强烈儒家理想色彩的理念型教育机构。新亚书院的主要创办人钱穆有着明确和一贯的理想，通过其作为和其理想相对照以及考察新亚书院的种种遭遇，可透视出理念型教育机构会遇到由文人理想和学者行政之间的张力而衍生出来的各种现实难题，包括经费问题、文化主权问题、分科设置与学生职业前途问题、理念型团队和人事问题、规模问题、学术研究问题和身份冲突、与行政当局的冲突等。这些矛盾具有典范性，体现出变革时代具有儒家理想的知识分子在变与不变中的知行持守。理念型机构的成败不能简单地以其自身兴衰为标准，蜕变为常态机构某种意义上也是理念型机构的成功。
关键词： 钱穆 理念型教育机构 新亚书院 文教
作为现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穆秉持了传统儒家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强调自己信奉的、向学生传授的理想，自己要在现实中去做到。这提供了知行“实证”检验的内在性，即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钱穆也关心自己知行是否相应，内省中可能经常如是追问。同时，近代以来儒家理想经常被嘲笑为不合时宜、落后、迂腐甚至伪善，那么对钱穆实际行为的检验就具有对于儒家理想检验的典范性意义。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实践是其中非常值得探讨的事例。它既是对儒家一般理想的检验，也是对儒家知行学说的检验。除此之外，由于文教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与儒家在传统文教中的核心作用，钱穆在新亚书院的作为及新亚书院的历程，对考察儒家文教思想的现代遭遇、进退、现代合法性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然，这里的“实证”研究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上的实证研究，它是对于个人学说与其实际作为是否符合、有何背离、有何矛盾冲突、有何苦衷等的验证与分析，是儒家修齐治平及文教等学说所关心的“实证”。
一、场域背景：理念型教育机构与新亚书院的性质
理念型教育机构是具有高度理想性、开一时风气之先、具有先锋色彩的教育机构。与一般教育机构相比，理念型教育机构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理念实践氛围浓厚的巨大反差；二是规模一般相对较小，多数并不为主流社会承认，甚至没有合法的身份；三是主要成员具有理念上的共识，怀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将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的实现看成所当奋斗的事业，而非将教育看成谋生的工具。其中，第三个特点是最为核心的标准。
就教育机构的创办者和主持者来说，一般常见有两类人：一是学问家，二是教育理论家。这两类人其杰出者都可被称为教育家，只不过相对来说，前者某专门学问胜于教育理论(包括教育行政理论)，后者教育理论胜于某专门学问。举例来说，前者可以蔡元培和竺可桢为代表，后者可以陶行知为代表。所以，相应地，理念型教育机构可分为学问家办学和教育理论家办学两种类型。
很多企业管理者对审计价格、经济合同的流程并不了解，使得要么审计者并不能自如的进行评估审核，要么使得经费滥用严重，造成重大损失。企业只是单方面的重视各类活动的事后经济审计，忽略了事前预算审计的重要性，许多经费使用者套用经费的现象依旧存在，并且依旧严峻。另外，一些人对于各类企划的预算编制没有节制[2]，使得最终使用的经费与当初的预算有着很大的偏差，导致出现很大的浪费。
我们来分析新亚书院的创办以及创办者钱穆。早在1919年秋，钱穆就抱着“一番雄心壮志”做了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实践杜威的自由教育，(1) 林谷：《说钱穆》，《书屋》2001年第11期。 这当是钱穆第一次除了单纯教书之外的功业——行政工作。1941年3月，钱穆曾在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讲学；1941年6月，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1946年，在于乃仁创办的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并任文史研究所所长；1947年，任私立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因此，在创办新亚书院之前，钱穆就已经做过行政工作，实践过书院教育形式，钱穆能创办新亚书院实在是有因可循。
1949年，由于政局变动，许多年轻人流落到香港，苦于没有学习机会。在此情况下，张其昀意欲办学。是年10月10日，亚洲文商学院成立，钱穆任院长，此时学校尚是夜校性质(专科学校)。1950年3月，在商人王岳峰的帮助下，钱穆另外注册学校，名为“新亚书院”，主要创办者为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唐君毅中西哲学修养极深，是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丕介是有名的经济学者，几人可谓是强强联合。由于特殊的环境、举办者的学养和抱负，新亚书院与一般的教育机构不同。按钱穆的说法，新亚书院的创办“是发动于一种理想的”，是典型的理念型教育机构。就钱穆在《新亚遗铎》所展现出来的新亚书院的理念，亦即钱穆的办学理念，主要有如下几点：
5.规模问题。新亚书院创办后，在钱穆任校长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间迁址数次：1950年，新亚书院由原来的亚洲文商学院独立出来迁入深水埗桂林街；1956年，新亚书院迁入九龙农圃道的新校舍。与此同步的是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以注册人数作为统计口径，1949—1959年分年人数如下：1949年，42人；1950年，48人；1951年，35人；1952年，63人；1953年，缺；1954年，129人；1955年，135人；1956年春季，190人；1956年秋季，249人；1957年，299人；1958年，325人；1959年，456人，人数扩大了10倍。(29)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94页、第200页，第94页、第200页，第15页，第15页。 新亚书院最初的状况正如钱穆所起草的校歌“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钱穆在新亚书院状况好转和规模扩大后，经常向学生提起“手空空、无一物”的状况，不是仅仅忆苦思甜，实在是事出有因。钱穆经常对学生强调通人的理想，但如何成为通人呢？《荀子·劝学》说：“学莫便乎近其人”，就是学生、老师打成一片，在潜移默化、洒扫应对中体悟老师风骨，从而得为一通人，这是中国自古有之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新亚书院的办学宗旨按钱穆的说法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30)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94页、第200页，第94页、第200页，第15页，第15页。 。所谓导师制，乃是更近于英国，导师对学生高度负责，学生与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相互契合，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31)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94页、第200页，第94页、第200页，第15页，第15页。 。最初由于规模小，老师、同学接触非常方便，互相之间非常熟悉，确实便于实现通人的教育理想。自从规模扩大后，钱穆经常会听到教师、学生沟通不足的抱怨，而这是规模扩大的必然。钱穆以为最初的新亚书院由于人数少，将其比喻为小家庭；扩大之后的新亚书院为大家庭，分为各系是为“分家”。但扩大之后，各系之间的老师和同学日渐疏远，活动也按系别单独开展，这让钱穆很不适应。(32)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4页、第206页，第213页、第549页，第549-550页，第478页，第312-314页、第530-537页、第576页，第486页、第576页，第575页。 由此，单纯的感情治理或者说人治的管理方式变为制度化的管理方式就势在必行，用钱穆的话说是“大家庭要有家法”和“一切行政制度化”。(33)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4页、第206页，第213页、第549页，第549-550页，第478页，第312-314页、第530-537页、第576页，第486页、第576页，第575页。
2.教育学生做一个“通人”，学校是“成人”的机构。(2)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12页。 强调学习不仅仅是为一个职业，而首先要做一“人”。从知识看，不能画地为牢。从做人看，不能把职业、道德、人生分为别事。
3.教育学生做一个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进退失据，再加上香港是一个殖民地，钱穆等人强调中国文化的文化主权，决心把新亚书院办成中国文化的基地。
但作为新亚书院的创办者钱穆遇到了发生在自身身上的文化主权是否旁落的问题。第一种情况直接由经费问题引发。1954年，兼具西方和宗教背景的美国雅礼协会与新亚书院谈妥资助条件，决定给予资助；1955年，又有哈佛大学的帮助和随后的交流计划。在与雅礼协会的合作中，钱穆与之达成两项“默契”，其一为：“新亚之教育宗旨及学校行政，全由新亚自主，雅礼不作任何干涉”。(15)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87页，第86页、第90页、第146页、第398页。 钱穆在谈判中极力保护文化主权以及拒绝悬挂耶稣像等，(16) 钱行：《思亲补读录——走近亲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页。 可谓文化自觉，颇有骨气。但美国雅礼协会在新亚并非彻底无预：雅礼代表要进入新亚董事会，雅礼在新亚的第一任代表郎家恒是新亚董事会的执行秘书，又兼任课务，负责书院一、二年级的英文课程的整顿，并代理了一年外文系主任，用钱穆的话说，郎家恒“已切实成为新亚之一分子”(17)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87页，第86页、第90页、第146页、第398页。 ,可见介入新亚之深(在此绝非说郎家恒有恶意)。特别是雅礼代表作为新亚书院的当然董事，此事对讲求华夷之辨的钱穆来讲，总归是不能痛快。
4.做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就钱穆的个人理想，是做出对中国传统抱以敬意的高水平研究。
土墙日光温室主要是指以板打墙和机械碾压土墙为温室墙体的日光温室，我省目前数量为13万栋以上，其中，机械碾压土墙是现存量最大的日光温室类型，占土墙温室90%以上，占全省日光温室数量总量的55%以上，主要分布在湟水谷地的大通、湟中、湟源、互助、乐都、平安、民和等县，其次是黄河谷地贵德、共和、尖扎、同仁县。土墙日光温室(本文主要指机械碾压土墙温室)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冬季蔬菜生产状况，维护保养和升级改造土墙日光温室对高效利用该蔬菜生产设施具有重要作用。
在香港，主流是殖民主义和西学。如果把背景再放宽一些，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以及价值系统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新亚书院倡导中国的学问，弘扬中国的价值，在西学和西方价值居于压倒性优势的时代，无疑具有鲜明的理想性。其核心成员，无论是钱穆、唐君毅、张丕介，还是最初的赞助人王岳峰，都不计个人利益，具有非常明显的理念型教育机构成员的行为特点。钱穆在新亚时期的表现，按照当时访港的耶鲁大学教授瓦克尔的描述，“对教育比对赚钱有更高的兴趣”(3) 吴伦霓霞：《迈进中的大学——中文大学三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钱穆的学术思想定位，虽然不必是“新儒家”，但无疑以儒家为信仰，是个儒家。(4)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第53页。 钱穆的基本立场和文化要求是中国本位的，其弟子余英时对钱穆的评价——“一生为故国招魂”，可谓中的。钱穆作为学问大家，虽不乏对教育的精深思考，但相较来说，教育理论的储备尤其是对现代教育组织和性质的知识储备，远比不上其专门学问的精深和博赡。所以，大体上可以将新亚书院的性质界定为由学问家创办主持的、带有鲜明儒家理想色彩的理念型教育机构。
二、文人理想与学者行政：理念型教育机构中儒者遭遇的矛盾和冲突
早在1914年钱穆于无锡第四高等小学任教，见课文中有《劝戒烟》，为了教育学生，自己便戒了烟。(5) 汪学群：《钱穆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页。 但社会之事和主持一个教育机构远比戒烟这类私习复杂，不仅知行相合更难，更涉及理想和实现理想的矛盾。作为新亚书院校长，钱穆在极小的范围内可以实现文人理想而无碍，比如把孔子诞辰立为校庆纪念日，立校训为“诚明”，在讲台上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等，这许多都是校长的直接职权或文人分内之事，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就遇到许多问题。
1.经费问题。中国文人素来羞于言财，但这对办学来说不可回避。新亚书院创办之初，教学条件简陋，学生很多是贫困生。钱穆并没有因为交不起学费的原因就将学生拒之门外。在最初五年，免费学额最高占到全体学生的80%，最低也有70%，缴费的也往往只缴纳一部分，此外还积极创造助工助教的机会或奖学金帮助同学。(6)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62页、第45页、第81-82页，第19页。 为了学生的生活，作为总务长的张丕介甚至把夫人仅存的一些首饰都当掉了。(7) 杨祖汉：《香港新亚书院的成立对台港二地新儒学发展的影响》，《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这当然体现出仁慈教育家的本色，但一个学校长久如此肯定不行。按钱穆在《新亚遗铎》展示的财务情况，当时学校靠学生的学费无法自给。同时，许多教师本身就身兼多门课程，或兼任好几所学校的教职，最初教授“皆无固定之专任薪水，而只支上课之钟点费，每小时七元五角。院长及系主任等职务，皆不另支薪”，教授在新亚书院的收入“与香港的生活需要比较，实仅及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数。”(8)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62页、第45页、第81-82页，第19页。 而钱穆、唐君毅靠稿费，张丕介靠在《民主评论》的薪水才有了最初的新亚书院。(9)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569页。 换句话说，很多教师都在免费劳动，如唐君毅就身兼数职，一个人干几个人的事情，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钱穆对此状况也总是深表歉意。
这里单说钱穆对钱的态度。随着学校经济状况的好转，迁新校舍、买新设备等，钱穆都要做个通报，当然每次钱穆都兴高采烈，不住地给大家打气，描述新亚书院美好的前途。这是人之常情，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的常情，但不是一个儒家的常情。儒家对天下大利当然看得很重，但对小团体、个人的“利”，特别是物质享受看得很淡，对搬进新校舍这种“区区小事”是不能挂怀的，更不会“兴高采烈”。钱穆自己对此也多有警惕，在他内心深处对学校的物质条件进步是不以为然的，他常常把学风、精神的进步摆在学校物质条件进步的前面。钱穆实为一传统书生，生活上其实不能自我料理，(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完全可以推测轻视器物层面为钱氏真实心声。钱穆经常教导学生不要看重物质享受，但作为校长又情不自禁地为彼，此可谓由经费问题引发的一大冲突。
这与古代书院的情况有许多相同处，也有许多相异处。古代书院经费来源有官府赐拨、百官资助、民众捐输、书院经营四种，(11) 陈谷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66页。 虽然筹措也颇不易，但由于古代的经济社会状况，特别是农业经济的特点和社会对读书与读书人的期许，书院在有学田后，师生可以把这个问题抛在一边，“淡泊明志”，从容坐而论道。但在现代，无论是何种教育机构，都需要不停地面对募款的问题，就连所谓公立机构也会碰到经费问题。这里举一个当代的例子。铁凝在任河北省作协主席时为筹建文学馆向上“要钱”时被人家“轰”了出来。铁凝回忆说：“他轰我出来我没丧失尊严，因为我不是为个人的事求他，我是为作家的文学馆求他，他只要答应，让我跪下来都行，我就是跪了，也不会丢掉我的尊严。”(12) 夏榆：《铁凝的“坛经”》，《南方周末》2006年11月30日。 此语可为钱穆心声注脚。作为私立理念型教育机构的校长，钱穆在四处筹款过程中更会甘苦尝尽，不能为外人道。但中国传统讲“士可杀不可辱”，钱穆也强调作一“通人”，不能把工作和生活并立为二，作为校长的钱穆和作为学者的钱穆当是统一的，可是，在风雨飘零中四处要钱的钱穆与斗室中从容论道教人淡泊名利的钱穆如何统一呢？其彷徨挣扎可以想见。
2.文化主权问题。钱穆对待中国文化和文化主权的态度一向鲜明。早在少年时期钱穆就在小学体操教师钱伯圭的启发下为中国文化的命运而忧心。他回忆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这个问题围困了近一百年来的中国人，我这一生也被困在这个问题中……从此这一生来，脑中所疑，全是这问题。”(13) 朱传誉：《钱穆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第2页。 钱穆在作于抗战期间的《国史大纲》序言中说，中国人当了解中国史，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不能抱一种偏激的态度，而要具有一种“温情与敬意”。(14)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 从钱穆最初求学到生命终点，一直在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问题，一直在为中国文化辩护，为其生存的权利而到处奔走呼吁。
4.理念型团队和人事问题。理念型团队尽管富有理想性，但也并非能吸风饮露、不食人间五谷。前面提到经费问题时说到钱穆虽然力不从心，但也一心要改善教师待遇。新亚书院董事会在《雅礼和新亚双方合作三年来之回顾与展望》中以这样的口气描述教师的住宿情况：“全是逼窄烦嚣，实与担任高等教育及从事学术研究者之生活要求，太不相称”，又说增加教师工资，“最低限度，凡专任教授，当求与香港一般官立中学之薪给相等。兼任教授，亦当依此标准而调整。”(23)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页，第584页，第88页。 这里的问题又分为两层：一是对高度认同本理念的成员的待遇问题；二是对教育机构本身的理念虽淡漠，但对实现理念必不可少的人的待遇问题。这些都使经费问题更复杂化。钱穆提到教员要有体面的生活，这些都是在理念本身之外的，理念本身是无关实施者个人名利的。
除镉沸腾层稳定的第一要素在于控制反应器内适宜的渣量，当沸腾层较“稀薄”时，可以通过补加锌粉及调整底流加入来实现，但是锌粉的过量加入增加了生产成本，并导致产出镉渣品位不高，使下一步镉渣处理流程加长。按初始设计理念，单槽锌粉加入量按收镉量的1.0～1.25倍进行调整，可保障沸腾层形成所需的渣量。
还有课程设置上关涉的文化权问题。新亚书院当时所有专业英文为必修，所谓中国人学外语。再看其他科目，除了传统国学外，大都是西洋学问，包括西方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其最初设立的系和专业为文史学系中文组(按：此“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专业”或“专业方向”，下同)、文史学系外文组、文史学系历史组、哲学教育系哲学组、哲学教育系教育组、经济学系和商学系；由于经济原因停开的有社会学及新闻学系(分社会学和新闻学两组)、农学系(分园艺、畜牧两组)；经筹办而后成功设立的有艺术专修科(后升格为艺术系)和生物系、理学院等。整个学科门类实际上是西方的。钱穆在为能新建化学物理实验室提前预告、建成后又欢欣鼓舞，其中情形可见一斑。如果说国外教会的资助和理化等系的设立出自雅礼代表建议，(18) 陈勇：《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具有很大偶然性的话(可从政府、商人处获得资助或出自他人建议)，那么学科设置问题就几乎不可避免了，这是弱势文化不得不走的一步，包含中西古今之争。自从中国竞图强、废科举以来，课程体系就不得不变为投向西方，这远非“文化殖民主义”一词所能概括了的。钱穆对学生一再强调做中国人、敬重中国文化，但最后也只能引进西方的课程体系，加些小小的调整。
3.分科设置与学生职业前途问题。由于时代变迁，此问题在钱穆本人那里也非一贯。钱穆初到燕京大学教书时，由于大学规模大，使他“意识到职业与私人生活大不相同，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念在大学任教，惟当一意努力学业，传之诸生，不宜过问他事，遂决意此后不担负任何行政责任，庶能使职业与生活不相冲突。”(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后来钱穆更多地讲会通。钱穆在对新亚学生的多次演讲中提出，要做一通人，不要做一分割的人；上学首先是为要做一“人”，然后才是职业人。对于职业前途，“不必太计较”，不仅要做一“职业人”，也要做一“事业人”。新亚书院的氛围、课程多少体现了这一点，希望“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严格分院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20)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页，第584页，第88页。 但总体上，如前所述，课程体系背后的基础已经是西方的。学生上学，首先要有一“专业”，无专业在现代社会意味着无职业。这与古代社会情况非常不同。中国古代士人有“专业”实际上是可耻的事情，研究天文地理、财赋名物、琴棋书画等都是抱着如列文森所说的“业余精神”去研究的，若有所偏，那是偏执、“小器”。在北宋时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的教学改革，分设“经义”、“治事”两科，强调经义与实践并重，可谓是分科教学，但最后失败。(21) 郭齐家：《中国古代的学校和书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其失败原因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但中国传统社会并不迫切需要和大力支持这种分科专业的教育理想是根本原因，而现代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现代社会，为了招到学生，从学生角度考虑，钱穆不得不自毁理念，分科设教；在言谈中教育学生不要太过重视职业问题，但又不得不考虑到学生的职业前途。(22)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页，第584页，第88页。 这里另有一个教育者的理想与教育对象理想的差异和冲突问题。其实，在新亚书院，总有一些旁听生，年龄都很大了，听课不为职业所虑，正是传统式的业余精神。
挑选出存在的啄癖鸡和被啄鸡，将鸡群隔离。使用有异味的药物涂抹啄伤的伤口，如使用碘酊、紫药水等，以免再次被啄。为避免鸡受到伤害，将存在外伤的鸡挑选出来。另外，加强鸡白痢的净化工作，给予IBD免疫接种。如果发现鸡的体外存在寄生虫，可以使用敌百虫进行驱虫，其中的药物含量为1%。为有效预防鸡球虫病，使用抗球虫药十分必要。产蛋鸡也需要给予严格的饲料管理，避免因生理性和病理性引起脱肛，要将其及时隔离，加强对脱肛鸡的处理[3]。
比个人待遇问题更突出的是战略、策略、处事方式问题。在《新亚遗铎》中有关新亚书院内部的路线斗争展现得很少，这可能与钱穆作为学校最高领导人对内要保持超脱的态度有关，但不是说没有路线斗争。特别是新亚书院草创时，课程设置、校舍搬迁、制度建设等免不了许多争议，关于是否接受雅礼资助和是否加入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都有不同的声音。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护理干预,主要为患者入院后,协助其进行常规检查,并对临床治疗方式进行讲解,同时对病情进行观察。研究组患者采用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进行干预,主要包括改善护理理念、打造人性化护理环境、加大临床服务意识、人性化心理干预等。
与此相关的是人事问题。首先是队伍的不稳定，最初创办亚洲文商学院的谢幼伟未及学校成立便转赴印度尼西亚(很长时间后才返回新亚书院)，新亚书院成立四年后始终坚持的只有钱穆、唐君毅、张丕介三人。从学生而言，第一届前后总计80名学生，只有十分之一坚持到毕业。
理念型团队并不因为具有共同的理念就没有人事纠纷，相反可能会更激烈，正如现在许多志愿者学校由于路线斗争和人事斗争过于激烈而导致队伍不稳定甚至解体。唐君毅回忆说：“在桂林街时期(按：新亚书院初成时期)，新亚有三、四位先生住在那里，大家的脾气都很大，钱宾四先生尝说笑谓：这几个人住在一起算很不容易了。”(24)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605页。 钱穆夫人胡美琦也回忆当时钱穆人事上的烦恼“层出不穷”。(25) 朱传誉：《钱穆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成员之间的意气冲突可见一斑。另外，还有一般工作人员或者非理念型成员的管理问题，这些都涉及如何贯彻理念的问题。
其次是主导权及“争夺”学生的问题。中国文人很重视传承，视学生为子弟。从现实性来说，某学问理想的影响与学生的影响高度相关，所以孟子三乐中就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间极乐之一。这里且从1953年新亚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学生所选论文题目来看同为核心成员的唐君毅和钱穆的学术话语权分配。自1957年第一届毕业生起，主题为哲学类的论文数统计如下：1957年，1篇；1958年，1篇；1959年，1篇；1960年，0篇；1961年，1篇；1962年，1篇；1963年，2篇；1964年，0篇；1965年，0篇；1966年，4篇。(26) 新亚研究所：《新亚研究所概况》，新亚研究所印制，1989年，第118-124页。 其余皆为纯粹史学论文。大抵哲学类每届一篇，当以唐君毅为主要导师。1954年新亚书院文史学系学生人数为52人，哲学教育系只有22人，不到文史学系的二分之一。唐君毅虽然也是新亚书院重要的负责人，但毕竟钱穆是一把手，钱穆被新亚学生尊为“圣人”，唐君毅只能是“亚圣”，学术话语权不如钱穆。作为佐证的是钱穆于1966年给学生的一封信：“新亚研究所×、×两君竞欲做大师，竞相拉拢研究生，必欲出其门下为快。”(27)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94页、第200页，第94页、第200页，第15页，第15页。 这个某君，其一便是指唐君毅。当然，这里不是意在论述唐君毅和钱穆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据此分析学术主导权的一般情态。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社会生态效益高、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因此，要解决秸秆焚烧的难题，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必不可少。一方面，各级政府加强对秸秆禁烧工作的宣传，在财政预算方面优先安排资金支持秸秆禁烧，尤其是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争取省级、益阳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按照国家确定的粮食补贴面积，经县、镇、村和受益户4方确认无露天焚烧后，设置奖励资金直达农民账户，由“不得不烧”变为“不想烧”。另一方面，农户购买农机补贴方面，要优先补贴秸秆综合利用机具，对加装粉碎装置给予适当补贴。在产业发展方面，优先扶持建立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秸秆加工企业，发挥好示范作用。
除了学术传承这类“私人”话语权问题之外，还有路线问题。学生做什么论文，除了学生志向外，还跟负责人(在1964年之前是钱穆，此后钱穆退出新亚书院)引进哪一方面的教授、招哪一类的学生、把资源投入哪一方面直接相关。上述资料说明学校有一发展的方向，在钱穆时代是以史学为重、哲学为辅(这里并无质疑两位先生人品的意思)。1955年，唐君毅发表在《自由人》的文章指出，华侨社会的教育“并少着眼于政府，而多着眼于当地的社会”，强调走本地路线，与钱穆明显不同。在唐君毅主持新亚研究所后，提出“另一发展方向”，“即一种中国文化之整全的研究，来帮助未来中国建设”，(28)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587页。 可谓是自觉地与钱穆时代划清界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路线之争在理念型教育机构的广泛存在。
1963年9月，经港英当局批准，新亚书院与主要由港英当局支持的联合书院、教会办的崇基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实行联合制，即新亚书院争取保留了较大的自主权，说明钱穆等人对合并可能导致的对办学理念的冲击有着相当清楚的认识。1964年，由于与新的学校当局在人事安排上的冲突，钱穆黯然辞职，但保留了新亚董事的身份。其实，这次人事纠纷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罢了。钱穆退出新亚书院，其实既关乎与香港中文大学行政当局的冲突，又是新亚书院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1)内部逻辑。如前述所谓规模问题，新亚书院内部师生之间的关系已不同从前，要靠制度化而非一理想、情感来维持；从教师角度，越来越多的部分认为不过是在新亚书院从事自己的职业，从学生角度，越来越多的部分认为不过是为了职业前途在新亚书院就读。可以预见，即使不加入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将随着发展而变化，不复是从前单纯的理念型教育机构，加入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不过是以特殊的、偶然的方式宣布了这一进程的到来。(2)合并进程的逻辑。总体上，校方将香港中文大学定位为“英联邦制的大学”，并视新亚书院等代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是需要改革的对象；在办学目标上特别强调服务本地社会和国际化，与钱穆注重弘扬中国文化的目标有不小的差距。在加入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的讨论中，所谓新亚精神是否能被保持的问题一再被提出来。合并启动后，证明了原来的质疑不是没有理由的。在筹备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时，新亚书院和校方就渐生抵牾。首先是校名和校长人选，新亚书院提出的校名是“华夏大学”或“南海大学”，但未被采用，后来的“中文大学”是“社会人士喊出来的”。(44)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603页。 由于认为香港是殖民地，但又是中国社会，新亚书院最后也认同要办一个“中文大学”。(45)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40-441页。 在校长人选上，当局原来想让一名英国人担任，但在钱穆的坚决抵制下作罢。新成立的大学在作风上与新亚相差甚大。以招聘教师为例，香港中文大学是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广告，是为“征聘”，而新亚书院是文质彬彬的“礼聘”。(46)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608页，第620页。 总而言之，新亚书院是理念型教育机构，香港中文大学是大众的、现代式的、普通的大学。随着钱穆由于人事问题退出新亚书院之后，剩下的唐君毅等人晚上做学术“斗争”，“白天与李卓敏(时任中文大学校长)斗争”。(47) 杨祖汉：《香港新亚书院的成立对台港二地新儒学发展的影响》，《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975年，唐君毅等为抗争香港中文大学的“削藩集权”政策率新亚研究所出走香港中文大学。1976年，所有抗争失败，钱穆等退出新亚书院理事会，唐君毅等只能无奈地指斥当局“背信食言”。(48)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608页，第620页。 但对香港中文大学来说则是合并的真正完成：“中大从此可以集中精力，以其新的面貌，继续发展。”(49) 吴伦霓霞：《迈进中的大学——中文大学三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现在，新亚书院只是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学院存在。
第二,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中央环保督察是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历时三年的中央环保督察经过多轮和全国范围全覆盖的环保检查和执法,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倒逼地方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而在中央环保督查取得如此显著成效的情况下,如何在已有实践基础上,建立、维持常态化、长效的环境保护督查、巡查是保障我国已有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措施,也必然是未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1.为有志求学者提供学习机会，此为一般教育机构具有，算不上特殊的理念。而为贫苦者免费提供上学机会，一些慈善组织做得好得多，且新亚书院志不在此，因而这算不上新亚书院之为理念型教育机构的核心因素。
规模扩大的另一考验是教师团队的扩大。1958年，新亚书院光专任教授就已达18人，兼职教授40人，与创办之初不可同日而语。就如同通俗所谓“掺沙子”一样，理念型成员的比例相对越来越小，整个团体的性质可能会发生改变。事实上，后来新亚书院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6.学术研究问题和身份冲突。作为高水平的学者，钱穆当然重视学术研究。作为儒生，钱穆不仅强调做人，也强调学术，强调二者的统一。在学校的学术建设上，钱穆提出要“课程学术化”(34)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4页、第206页，第213页、第549页，第549-550页，第478页，第312-314页、第530-537页、第576页，第486页、第576页，第575页。 ，提出衡量学校当有一个学术的标准，并且认为“一位教授只要在学术上真有成就、有地位，则其成就与地位不仅限于今天，至少该有十年二十年以上的继续价值。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成就不单是今天的，而还是明天的。”(35)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4页、第206页，第213页、第549页，第549-550页，第478页，第312-314页、第530-537页、第576页，第486页、第576页，第575页。 从学校层面看，新亚书院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功，有良好的研究氛围。刚开始条件虽然简陋，但学生的学术活动很多，档次有的很高，许多高水平学者或学界名流如张君劢等人都被请到新亚书院做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同时，钱穆也非常注重学校图书馆的建设，还争取到英国文化协会的赠书。在钱穆等人的努力下，图书数量大幅度增长。主办了学术刊物《新亚学报》，编印了许多研究丛书。1953年，新亚研究所成立，聘有余英时等四名研究生；后来获得经济资助，于1955年开始公开招考研究生，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但从几个核心成员看，行政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很大。牟宗三认为唐君毅的学术在举事新亚后就无实质性的进展，此论是否确实可再论，但影响是可见的。就钱穆来说，构思《论语新解》已有多时，进展迅速的只能是在访美期间，因为那时杂事较少。(36)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4页、第206页，第213页、第549页，第549-550页，第478页，第312-314页、第530-537页、第576页，第486页、第576页，第575页。 钱穆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在新亚的生活：“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才有时间用功。”(37) 朱传誉：《钱穆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钱穆对自己在新亚主政期间学术研究的评价是“久已荒废”，“学问退步了”(38)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4页、第206页，第213页、第549页，第549-550页，第478页，第312-314页、第530-537页、第576页，第486页、第576页，第575页。 ，并非仅是谦词。1964年7月从新亚书院辞职之后，钱穆始撰《朱子新学案》，成书于1969年，这是钱穆晚年的代表作。如果钱穆长期在新亚书院做行政工作，可能此书永远不会面世，真不知辞职对钱穆而言是幸还是不幸。
这里提示出学问家办学的身份冲突。作为教育家，需要同时是社会活动家，能和社会方方面面打交道，特别是获得经费和让社会承认自己的毕业生；也要是教育行政专才，以协调老师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要是学术团队组织者，以集合众人之力，就某个领域做出高水平的研究。相形之下，作为学问家，自己“板凳甘坐十年冷”就可以了。钱穆非常善于学术交往，是杰出的学术领袖，也是公认的学问大家；但作为社会活动家，特别是作为教育行政专才来说，勉为其难，正如他自己说，只能怀着理想，用曾国藩的“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来经营新亚书院。(39)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4页、第206页，第213页、第549页，第549-550页，第478页，第312-314页、第530-537页、第576页，第486页、第576页，第575页。
现实是理想的坟墓还是理想的表现场所？如果前者作为答案是普遍性的，那么，儒者强调知行合一、反身而诚，岂非无意义的吗？或者陷入普遍的自欺与伪善？对此，钱穆及新亚书院的经历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
关于外行领导内行、文理思维方式不同等导致的冲突，由于文献限制，无法详述。但可以确定两点事实：一是钱穆作为负责人大力延揽各科人才；二是文史研究成果和影响突出，相形之下其他专业要沉寂许多——这对任何一所大学都是正常的，不可能“全面发展”，但其中的人事摩擦则需要引起关注。
美是一种感悟、一种心态、一种追求，作为一个画家，我热爱美，并祈求不断通过自我积极向上的创作和健康的生活态度去欣赏美、感知美、塑造美。黄宾虹曾言：“画学有民族性，为遗传法；有时代性，为变易法。”中国传统绘画的规律和实质应当“屡变者面貌，不变者精神”。 伫立于西域大地，我不断问自己：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既有浓郁的西域地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个性？江南文化的温润精致是不是可以让写意中的西域打上灵秀的标识？又如何在传统的技法中凸显心中别样的西域图式？作为个体的画家，上述的不断自问就是自我对个体与自然、艺术与艺术、本我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三、启示：“现实之殇”抑或“现实之场”？
7.与行政当局的冲突。港英当局对新亚书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港英当局经济上的支持逐渐成为新亚书院重要的经济来源，如新亚书院第三期校舍就由港英当局全额资助。(2)对新亚理想和学校性质的承认。学校需要注册，学生因而获得社会承认的文凭，学生藉此文凭到社会上就业，这与西方的行会制度有历史渊源，但本质上是现代事物，是教育、国家、社会、职业各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在中国，1912年《大学令》以及1913年《私立大学规程》等法令中都已经明确开设大学需呈教育总长认可。但那些条令总的倾向是赞赏兴学之举，认为那是对社会的贡献。而西方认为教育是有可能“牟利”的，这对钱穆等人来说，是陌生和心生抵触的观念。当时香港依从英国的法律，私立学校先按公司法登记，然后由港英当局特免“有限公司”字样，即成为“法人”，以表明不是“商人”，而是非营利的纯正的教育事业；否则，就要缴纳营业税，被视为一个营利机构。新亚书院自认为有一理想，对中国人来说“为牟利而办教育，是原则上要不得的”(唐君毅语)，如果未被承认为纯正的教育机构，要缴纳营业税，“就是为社会所非笑的‘学店’”(新亚书院时任董事长赵冰语)。应该说，此事对新亚书院兹事体大，远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自1950年新亚书院成立，直到1952年由于港英当局要征收工商登记税而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经过努力，1953年7月新亚书院获准成为“法人”，代表了港英当局的承认。(40)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418-420页；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4页、第34页。 (3)大学主办权问题。按英联邦法律，殖民地只能有一所大学。当时香港就只有香港大学，其他只能是专科性质，新亚书院的前身亚洲文商学院就是按此办理的专科学校。后来新亚书院虽获法人地位，对港英当局来说仍是“专上”(专科)性质，但新亚书院自始就认为自己是大学性质，“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只好挂在室内(41) 刘悠扬：《钱穆和新亚的“桂林街时代”》，《深圳商报》2014年4月28日。 。此争执直到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为止。(4)对学校行政管理和日常事务等的干预。最初钱穆之所以要从亚洲文商学院分离出来，就是因为按港英当局的要求，必要有一督学，而此督学又不同意将夜校改为日校。这是由于制度化的干预导致的争执。其余如干预聘任吴俊升为副校长等大事小事(4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 ，不一而足。(5)对学校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的承认，简言之就是是否承认新亚书院的学历，这对任何一个大学包括新亚书院都是“生命线”的问题。钱穆和唐君毅都一再表示加入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不是为了教师待遇问题，而是为了学生文凭能获得当局承认，为了学生的前途所做的战略决策。(43)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25页、第584页；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591页。 正是这一行动，成为新亚书院由理念型教育机构走向正常、普通的教育机构的转折点。此后，新亚书院与港英当局的冲突转而主要表现为新亚书院(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与香港中文大学学校行政当局的冲突。
首先，现实中一些问题(如学费难筹、规模扩大导致疏离等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不会因为个人有所理想，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但反过来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并不能否认理想的存在及意义。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反倒体现出理想的意义。譬如，愈加细分的专业化的现实，与其说证伪了钱穆等人的通人理想，毋宁说倒彰显出该理想的现实意义。
故而当时和后来的评论者对理念型机构及其核心成员要施以宽容和同情，不能随意给以虚伪、伪善、软弱、奴颜媚骨、“被招安”、“被收编”、无能、迂腐等恶评，因为在著作和课堂中坚持宣扬某种理想，与带领一群相干和不太相干的人一起实现某种理想，是相关但又有重大不同的两件事。
本问卷选取合肥三所理工类院校共283名大一和大二学生为调查对象。为了使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选取的三所院校分别为一所985高校、一所211高校和一所省属普通高校，基本涵盖了普通高校的各个层次；调查的学生分布于理学、工学和农学等10个专业，为典型的理工专业学生；选取的学生为确定具体专业后随机抽取的大一新生和大二学生，因为他们是该课程改革的主要涉及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答卷283份，按学校不同分为A(985高校，95份)、B(211高校，92份)、C(省属普通高校，96份)三组，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的学生。
对于企业发展而言，一个优势的企业人力资源整体必须具备一个科学合理的薪酬设计，促进企业内部薪酬制度的公平、透明。其中，企业薪酬制度的透明程度越高，员工对于薪酬公平性感知也就越具体。
尤其要注意到儒家精神、个人的“知”是发展的，因而“行”也是发展的。孔子的理想是将周礼的精神贯注到礼崩乐坏的时代中，钱穆的理想则是将仁义及会通的精神贯注到冷漠和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去，其中当然有所损益。
其次，合理看待理念型教育机构的终结和延续、失败和成功。新亚书院的发展典型地展现出理念型教育机构的发展轨迹：初期边缘化，处境艰难，随时可能解体死亡；随后逐渐扩大影响，为主流社会接受，但主流社会如此强大，最后将理念型教育机构和理念本身吞没，原来的理念型成员也只好黯然出局。从理念型成员方面讲，其关怀由“我们不得不举办如此(理想)大学”，逐步走向“我们要把学办下去”，由“为何做事”走向“做事”，由明了于精神和宏观走向迷失于细节和琐屑，由聚焦理想发动走向关注实体生命的延续。整个过程构成了理念型教育机构的发展悖论：一方面是希望扩大影响，影响越大越好，这是理想；另一方面是对影响扩大的担忧，怕由影响扩大而来的日益扩大的干扰，怕失去话语权、背离理想。
但新亚书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最后失去独立性及早期元老的退出，并不一定意味着理念型机构和成员的失败。新亚书院到今天为止仍有《新亚精神与新亚先贤的文化教育理想》 《传统儒学与现代世界》等传统文化课程，有以钱穆命名的“钱穆图书馆”，1978年开始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等。特别是教育出的学生“有感于他们师长的无私的奉献，也办了一所新亚夜校，专门为不能在白天正常上学的学生，作补救教育。在经费困乏的情况下，也延续了数年之久”。(50) 杨祖汉：《香港新亚书院的成立对台港二地新儒学发展的影响》，《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这些都说明钱穆等退出新亚书院，固然令人叹息，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新亚书院自身的独立性虽然丧失，但新亚书院的理念被部分带入了香港中文大学，因而更广地渗透社会，这其实也是每个理念型教育机构梦寐以求的。
新亚书院独立性的消失，如前所述，乃是事之必至——由于规模扩大等原因而无法维持其原有模式，简言之，是因为其“成功”导致了其“终结”。(51) 胡志刚：《价值相对主义探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182页。 但中国文化的传承——这是新亚书院的核心理念，却在其“终结”后进入了香港中文大学。随着台湾、大陆的崛起，传统文化日益以正面形象进入主流的思想研究中，各方面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对此新亚书院也有不小的贡献。从这个意义讲，它的事业又没有终结。所以，理念型教育机构最大的成功不在于自身万古长青，而在于变成普通、庸常的教育机构，以及造就一大批吸收其理念的普通教育机构，即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而激起下一代理念型教育机构的挑战和最终超越。这就是理念型教育机构主持者的宿命、应有心态和最大的意义。所以，钱穆等人退出新亚书院，固然令人叹息，但这是事至必然，可以说理念型教育机构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扩大了影响，把理想的火种播撒出去了。对此，所有的理念型教育团体成员应有“为而不有”(王西德先生对钱穆评价语)的豁达心态。
最后，如果理想本身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需要对理想本身及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各理想之间的关系要引起注意，它们并非完全同质。钱穆在美国访学期间，见许多中国人在美国状况不佳也不愿离去，“宁忍心神上之苦痛，不甘放弃物质安乐之追求，此亦无可奈何者”，因而大发感慨，“此后教育，如何培植青年对祖国文化之自尊自信，如何提倡简单朴素之生活，如何能在此基础上接受世界潮流，能成一有体有用之才，此实大堪注意。”(52) 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0页。 钱穆的话里实质上包含了许多可能相互冲突的理想。
(1)Cpv是指施工项目在考核期内，基于拟投入的安全成本，在确保计划安全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安全成本的计划费用值。
特别是从新亚书院的实践看，恐怕我们要增改一些理念，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上加上“如何为”，包括(但远不止于)程序、议事规则等方面的设定。增加、更新与实体相对的程序理念，并作为我们文化理念的重要部分，可能会让理念型教育机构的践行者们少遭遇些尴尬。在古代，对于如何做事、如何评价做事的得体与否，由“礼”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有些是很具体的程序规定。一位士人是不是在恰当地行事，与礼进行对照，一目了然。但是，在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得体、优雅、适当地做事，的确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谢幼伟孝道思想及相关文化论争研究” (编号：18YJA72000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7-06
[作者简介] 胡志刚，哲学博士，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学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价值论与伦理学。 江苏常州 213161
(责任编辑：赵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