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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是刘向（公元前79—前8年）《说苑》①载录的一首越人唱给楚人的情歌，世称《越人歌》。楚王子鄂君子皙泛舟新波之中，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
滥兮抃草滥予？
昌枑泽予？
昌州州，
州焉乎。
秦胥胥，缦予乎。
昭澶秦逾，
渗惿隋河湖。
鄂君子皙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将越歌翻译成楚歌。鄂君子皙听了，“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与越人“交欢尽意焉”。《越人歌》便这样问世了。
歌外：别有特色
张正明先生说得好，这首《越人歌》“是一首优美的民间恋歌”②。夏野先生以之为古代越人民歌中的船歌③，当然也无不可。《越人歌》是先秦楚、越两个民族之间相互交往融合的结晶，是春秋战国之世诸侯相伐、民族相兼、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楚越两族之间的特有关系、特定情境、特殊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这点讲，在先秦民歌中，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这首民间恋歌，有越语的汉语音译，亦有楚民歌体的汉语译文；既是一首越歌原作，又是一首楚译越歌。这种两种歌体、两种文本并存传世的情况，在先秦传世民歌中，恐亦是独一无二的。
将越语歌翻译成楚歌的可能是越人，这表明当时越人很注意学习楚语，对楚文化包括楚歌，有深入研究，并已有了自己的专家和翻译人才；其所翻译的楚歌体《越人歌》，“几乎与其后的一些楚辞作品无有二致”④。早在两千数百年前我国就出现翻译活动，达到这样高的翻译水平，而且在两千多年前便由刘向以明确的翻译概念载入史籍，这在我国翻译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这些富有特色的歌外细节，表明了《越人歌》含有丰富的科学信息，且具有文献品格，可供多门学科研究利用，对文学、史学的研究，尤有重要价值。
风致：领先于《湘夫人》
《越人歌》是生活本身的陈示，并非专门的艺术创作和表演。但是既以歌曲艺术形态问世，便自然以其独特的艺术品格而进入艺术之林。
作为一首歌曲艺术作品，由于曲调失载，我们已无法窥见其歌曲艺术全貌，因而不无遗憾。但是就其歌词而言，则可称是一件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其艺术之无整，品位之高超，足使我们惊叹。
歌词虽仅由数句缀成，体制较小，然章法结构却不乏讲究；其情感及艺术容量亦堪称大而充实，且富有层次感。这种短小精巧的歌词体制，不应简单地以原始形态目之，而应深入看到，这恰好是抒情歌曲反复咏唱的内在要求的体现，亦是我国古代歌诗或声诗的一大特点所在。我们今天所创作的抒情歌曲，凡成功之作，亦莫不是遵循了这一规律的结果。
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在这首歌中，运用得灵活而有度。起兴抒情，托物言志，铺陈胸臆，有节有度，意趣盎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情景交融，语意双关，温馨蕴含，风致犹领先于《九歌·湘夫人》，自是千古妙句。
语言亦洗炼、清新、隽永；句式随意取势，变化多样；韵律自由，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没有北方四字为句那种方正格式的呆滞感。楚辞所特有的“兮”字，亦随情势而设，灵活自然，音婉旨远，妙绝咏叹，并多所创新。
这些艺术表现的结果，便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一榜枻越人”所独具的性格率真而执着、情感激切而委婉的“这一个”艺术形象。将其置于古典珍品、艺苑奇葩之林，亦当毫无逊色。
古今学者对其艺术成就都很重视，向有很高评价。清沈德潜即视以为中国诗歌之源的精品，将之收入其《古诗源》中，并注评其“与‘思君子兮未敢言’，同一婉至。”⑤宋朱喜则认为《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一章，“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⑥。张正明先生则说，这首楚译越歌，“风格自然清新，委婉深沉”，“最能体现出成熟的楚歌风貌”⑦。游国恩先生甚至说：“他的文学艺术的确可以代表楚辞进步很高的时期，虽然寥寥短章，在《九歌》中，除了《少司命》、《山鬼》等篇，恐怕没有哪篇赶得上他。”⑧何浩先生深刻指出：“正因楚、越交往数百年，故其歌之意境与水平较高。此是楚、越长期融洽交流的文化反映。”⑨中国文学史对其历史地位及渊源亦多有肯定。
东鄂：鄂君子皙领地
《越人歌》之越人和鄂君子皙是这首歌的创作主体与这段历史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所处的具体地理政治生活环境，是影响他们创作这首歌的重要背景。这具体的地理政治生活环境是怎样的呢？
鄂君子皙是楚王子，楚之鄂邑封君。《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这是楚有鄂地之最早记载，也是楚以鄂地封王子之始。时当西周后期，约公元前九世纪前期。鄂君子皙所封之鄂邑，当即其先人熊渠伐扬粤所至之鄂。
但是熊渠所至之鄂，史学界向有两鄂之说。一为西鄂说。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鄂，“地名也。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其说是以西鄂为熊渠伐扬粤所至之鄂。但《正义》又引“《括地志》去：‘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既说熊渠至于邓州向城县之西鄂，以其中子红为西鄂之王，又说其王都在“今东鄂州”之武昌县。这显然有悖于理。即使以“后徙楚，今东鄂州是”加以解释，亦未见其所以然，故世多疑之。
一为东鄂说。《史记集解》裴骃按：“《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通鉴地理通释》云：“武昌，故东鄂，今州东北百八十里。”⑩《水经注疏》经：“江之左岸，有鄂县故城”。注：“旧樊楚也。《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晋太康地记》以为东鄂矣。《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孙权以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顾铁符先生《楚国民族述略》云：熊渠伐庸、扬越“这一次出征，最远到了鄂，即今湖北省武昌县之东的鄂城县”(11)。何浩先生《楚灭国研究》指出：“熊渠当是由‘甚得江汉间民和’的荆山出发，首先西伐庸，后又东击汉水的扬粤，最后出汉水下游，抵近鄂境。”(12)张正明先生《楚文化史》引《史记·楚世家》说：“熊渠伐扬粤‘至于鄂’。这鄂，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是扬粤的经济中心。原为鄂侯的领地，周夷王灭鄂国，楚人便乘虚而入。”(13)罗运环先生《楚国八百年》强调：“熊渠伐扬粤至于鄂，此鄂非东鄂莫属。熊渠所以要占领东鄂，当与东鄂多铜矿有关。”(14)东鄂说反映了当代学者深入研究文献古籍及新出土的大量文化遗存所得，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学者多持之。
此外尚有三端可的证孰为熊渠所至之鄂。
其一、张正明先生按：“《史记·楚世家》记熊渠立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中子红为鄂王，西鄂离‘江’过远，决非熊渠所至之处；东鄂则恰在‘江上’。”(15)
其二、熊渠是伐扬粤而至于鄂的。是鄂当必有扬粤存在，或鄂必为扬粤所有。扬粤，《史记索隐》引“谯周作扬越”。何浩先生考释谓：“扬粤，当指扬水一带的粤人。”其“地在汉水以东”(16)。张正明先生则谓：“扬越得名于扬水。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连接汉水和长江。所谓扬越，即扬水以东和以南的越人。”(17)东鄂则是“扬越的经济中心”。罗香林氏《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称：“鄂即武昌，庸在今湖北竹山县，扬越在庸、鄂之间，其地非汉水中游一带莫属”(18)。彭适凡先生则称“汉水下游的‘鄂’地也是扬越的范围”(19)。顾铁符先生则以《禹贡》九州之扬州的越人为扬越。谓其中有“一部分人溯江而上，已经走出了扬州境界，进入了荆州地区”(27)。东鄂属荆州，地界“吴头楚尾”，与扬州近，是顾先生所指的扬州之越人进入的荆州地区之一，则东鄂之扬越便是扬州之越。笔者以为扬越无论是扬州之越，还是扬水之越，他们活动的地域都与东鄂有关，而与西鄂无涉。是时扬越不可能活动至西鄂，史籍亦不见有西鄂在扬越活动之记载。故熊渠伐扬越所至之鄂只能是东鄂。
其三、所谓西鄂“后徙楚”为“东鄂州是”之说，亦难自圆其说。何浩先生指出：“西周时，‘安州六器’中的觯、中两器所记周王南巡之处，有唐、厉、曾（随）、噩（鄂）、夔、汉中州等等，事在熊渠‘至于鄂’之前。可见西周至战国时期，长江中游有名‘鄂’之地”(21)。这一出自于对西周传世文物深入研究所提出的审慎见解，当是东鄂先于熊渠到达之前而存在的证。以东鄂为西鄂徙来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考释，则熊渠伐扬粤所至之鄂为东鄂，即今湖北鄂州市，明矣。鄂君子皙封君之邑，亦当是今鄂州市之东鄂。然则为鄂君子皙泛舟榜枻并创作了这首歌的越人，便当是居处于东鄂的扬粤人之后裔，《越人歌》便是东鄂扬越人之歌了。
扬粤：东鄂热土开拓者
扬越（粤），世多谓“百越”之一。按《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则越似即居处于扬水、汉水之南的百越。扬越不止是百越之一，而是百越之别称。扬越即百越。称扬越，盖以百越所居处之地扬水言之；称百越，则是就扬越族系族员众多而言之。一族而二名，称谓意有侧重，而指实则一。《战国策·秦策三》载吴起“南攻扬越，北并陈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作吴起“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司马贞《索隐》引《战国策》云：“吴起为楚，收扬越。”吴起攻扬越，就是攻百越；平百越，亦即收扬越。蒙默先生《扬越地域考》谓：“古文所谓‘扬越’，实与诸书所称‘百越’同义。”(22)清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亦说：“百越又谓之扬越。”(23)然则扬越便是以“扬水”为其“种性”，与缚缕、阳禺、驩兜等无君之国共居处于扬水、汉水南部广大区域而族系族员多至称为“百越”的越族族群。
这个族系繁多、族员甚众的扬水越族集团，与于越、瓯越、闽越、骆越等种姓越族并存于世，各有其居，分布范围亦广窄有差。扬越族群则主要分布于扬汉之南，且与他族杂处。早在楚熊渠伐扬越抵鄂之前，便已生息于东鄂的越人，当是其族员之一部分，而且可能是百越中以采矿炼铜为其主业的一支矿冶部落群体。他们对东鄂这片热土的开发和青铜文化建设，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对青铜文化的卓越贡献，当与他们的劳动创造有关。张正明、刘玉堂先生所撰《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一文，便明确指出：“西周之际，扬越域括黄石”。“东鄂是古越族中扬越‘种姓’所建之方国。铜绿山古铜矿正是东鄂之富源”(24)。
扬越人之分布区域，实际不止于“域括黄石”，鄂东、鄂东南乃至江西、湖南部分地区，亦属其居处之地。彭适凡、刘诗中先生《关于瑞昌商周铜矿遗存与古扬越人》认为：从鄂东南到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这一广阔地区至今发现的考古学文化，诸如大冶上罗村等代表性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一种有着浓厚地区特色的文化区系类型”。“这种非周非楚的文化区系类型，无疑就是扬越文化”。其分布范围，“不仅包括江汉地区，而且还分布在鄂东南以及湖南及江西的赣北、赣西北及赣江西岸的广大地区”(25)。若把扬越同黄石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江西瑞昌铜岭古矿遗址等联系起来考察，则扬越便是一个族系族员众多、分布区域广阔、科学文化水平很高的民族，而且其经济实力及发展态势，一度使周王朝及楚国感到威助，乃至周天子亲率重兵征讨，到楚成王时，还责令其“镇尔南方夷越（夷越即扬越之音转）之乱”。楚熊渠更兴兵伐扬粤至于鄂，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来加以管制。
然而扬越人却没有被消灭或驱逐出鄂境。这或许与何浩先生所研究阐明的楚人“对于被其征服的族众”，“采取羁縻安抚”、“和睦相处”的政策有关(26)。所以他们仍然生息于鄂君子皙的封邑治下，并与楚王子鄂君子皙相处得很融洽。鄂君子皙泛舟新波，他们为之操舟榜枻，甚至拥楫而歌，向楚鄂君子皙表示“心说君兮”的倾慕之情，与之“交欢尽意”。
扬越人在鄂东地区生息劳动，与楚人相容共处，向楚人学习，与楚人交往，同时保持着越族自己的语言、习俗和人格自尊。虽然鄂君子皙是楚王子，鄂邑封君；越人是船夫，鄂邑臣民，社会地位悬殊，但越人并不以为自己是楚封君的奴仆，而把自己看作是楚王子的朋友。歌词“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心说君兮君不知”云云，表明“一榜枻越人”，乃一越人女子。其所以敢于高攀王子鄂君，公然向他表示爱恋，恐与她仍保持着越族原始质朴的平等友好、无所尊卑的人格观念与自由“野合”的习俗有关。
而鄂君子皙虽贵为王子、鄂君，然而对于榜枻越人，却也敬重友好，以礼相待，并无骄横鄙夷表示。在听不懂越人的越语歌唱时，竟以“子试为我”的谦敬称谓和商量语气，要求越译将越歌译成楚歌给他听；当听懂后，便欣然接受了越女情意，挥展长袖将之拥抱，举起绣被将之覆盖，与之“交欢尽意”。可见当时楚、越民族之间，王子臣民之间，感情相通，关系相融，友好和谐到了极致。这是当时扬越与楚国关系的一个侧面之真实反映，对于我们理解《越人歌》内涵和春秋战国历史都有帮助。
战国时：越人歌声在梁子湖上荡漾
《越人歌》产生的时间与地点，刘向《说苑》没有确指，但还是为我们蠡测这一问题暗示了某些难得的线索。
首先，《越人歌》的产生与鄂君子皙泛舟密切相关。鄂君子皙的存世及封君年代可为《越人歌》的产生确立一个大致的时间框架。鄂君子皙，歌中称“王子”，楚大夫庄辛言其为“亲楚王母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27)。按《春秋左传》、《史记》诸籍记载，春秋时的楚公子黑肱，似与《说苑》所载之鄂君子皙颇合。公子黑肱，字子皙，是楚共王的宠子，楚康王、灵王的母弟，訾敖之令尹，与鄂君子皙名同、官同、王子王弟亲缘关系身份同，或许就是同一个人罢。
然而，何浩先生对楚封君问题的系统研究与翔实考证所得出的正确结论表明，以鄂君子皙为共王子黑肱（子皙）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其说至少有三个致命的问题无法解决。一是“楚封君制始于楚惠王之时”(28)。楚共王、康王时，“楚国还无封君之制”(29)。鄂君子皙之封君当不属楚共王、康王时之事，当然自非共王之子、康王之弟，亦非春秋时人。二是“战国时，楚始有‘执圭’之爵”(30)。鄂君子皙“爵为执圭”，当属战国时之事，其人自属战国时人。三是楚“康王弟子皙（即公子黑肱），虽然自杀前当了几天挂名的令尹，但并非封君”(31)。而鄂君子皙是明摆的封君。二人是分属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同名二人，而非一人，甚明。
何浩先生明确指出：“既为令尹，又是封君的子皙，只能于战国时求之”，进而认为“子皙为威王时的令尹、封君的可能性要大一些”(32)。楚威王在位十一年，即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时当战国中期。鄂君子皙于此时受封、泛舟，则战国中期为《越人歌》产生时间，似大致不差。《越人歌》的艺术造诣及成熟程度，亦说明其应属战国时期之产物。
其次，《越人歌》是产生于鄂君子皙泛舟新波之中的。新波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时间含义。即新波指春汛之期，江湖水涨，新波荡漾而言。鄂君子皙泛舟之新波，当即指此。鄂君子皙泛舟时，身着长袖“斑丽袿衽”，且披着五彩斑斓的绣被，亦说明当时正是气温尚冷的三月桃汛季节。一层含义是地点。按鄂君所封鄂邑地望位置来看，这新波可能属梁子湖之波。梁子湖西周时称樊湖，战国时称鄂渚，今称梁子湖。清光绪《武昌县志》云：“鄂渚即樊湖”。清张之洞《樊口坝私议》考释云：“《楚辞》所云‘鄂渚’，即今樊口内之梁子湖无疑。”(33)
梁子湖属于江汉水系宽浅型湖泊。现总面积367平方公里。江夏以南，通山以北，咸宁以东，武昌（鄂州市）、大冶以西，群山环立。秋冬水涸时，湖面三四百里；春夏水涨时，平衍八百余里。九十里樊川贯通其间，东有樊口与长江相连，西有江夏“驿渚”与江湖相通。鄂君子皙无论从鄂邑西五里的樊口，还是今大冶西畈乡之古鄂王城左近的高河放舟入水，泛游梁子湖新波，都是极其便当的。如果雅兴甚浓，便可东出樊口，或西出驿渚，荡漾于长江之波，乃至远泛洞庭湖，都可畅行无阻，尽兴而游。故《武昌县志》云：“昔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拥节而歌。”《越人歌》问世于新波者，乃梁子湖春汛之期平衍八百余里之新波也。
注释：
①(27)载《百子全书》；赵善治《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④⑦⑧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
⑤沈德潜《古诗源》，文学古籍刊行社版。
⑥《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⑨(28)(30)何浩致程泰信。
⑩《通鉴地理通释》。
(11)(20)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16)(21)(26)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
(13)(15)(17)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8)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1943年版。
(19)(25)载《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22)《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卷16。
(24)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9)(31)(32)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33)清光绪《武昌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