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财政论文,经济论文,在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反共内战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财政经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挽救措施，并于1948年8 月实行了一次以发行金圆券和强制限价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并没有得到缓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总崩溃，不仅打破了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幻想，推动他们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而且还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矛盾分化。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投降，国民党重新掌握了国家政权，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国民党的这种“复兴”和“辉煌”仅仅是败亡前的“回光返照”，时过4年， 它就完全丧失了对大陆的统治，狼狈逃往台湾。国民党在抗战胜利的形势下迅速败亡，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更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最后走向总崩溃对国民党在大陆的迅速败亡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决不是偶然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变本加利地推行“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总方针，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它在军事等方面暂时的优势，彻底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恢复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推行这种反动方针的结果，必然导致国统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危机和总崩溃。
首先，国民党对于“美援”的全面依赖，大大便利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种下了国统区财政经济危机和崩溃的祸根。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曾因得到美国的援助而增强了对日抵抗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鉴于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的空前壮大，进一步推行全面依赖美援的政策，先后与美国签订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空中运输协定》、《关于美国救济援助中国人民之协定》、《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关于设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通过这些协定和条约，国民党获得了美国的各种物资援助和贷款，确立了它在内战初期的优势；作为交换，美国则不仅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特权，以及在“援助”名义下进行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便利，而且获得了在中国沿海和内河及领空的航行权、对中国财政金融的监督权以及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控制权等等，从而操纵了国统区的一切经济命脉。为了换取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又在1947年与美国签订了《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对最主要的110 项美国货物减免了进口关税，有的货物甚至减税至5%，几乎等于免税， 这就大大便利了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此外，国民党还在1946年公布的《新公司法》中为美国在华设立各种推销商品的公司和洋行提供了便利条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为谋取暴利也乘机组织名目繁多的贸易公司，帮助美国资本家推销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品如潮水一般涌向中国，占据了国统区的每一市场角落。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美货在天津进口的货物中占70%，天津市场上59.16%的货物是美货〔1〕。其他各大中城市也都是“无货不美（即美货）、“凡美皆备”，甚至连小城镇和一些农村也随处可见美国玻璃丝袜、口红和口香糖之类的商品。
美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不仅造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巨额入超，而且严重地摧残了国统区的民族工商业。一方面，美国在华企业总是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工艺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打击和排挤中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另一方面，美国商品又利用其成本低廉的优势和减免进口关税的特权及法币对美元的低兑换率，以远远低于国货的销售价格来侵夺民族工业企业的市场。在美国在华企业特别是美货倾销的打击下，国统区的民族工商业无不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危境之中。以上海为例，美国灯泡在上海的售价为法币200元，而国产灯泡仅成本就在400元以上；美制六尺车床的售价为20万元，而国产成本却要120万元。〔2〕于是，上海的民族电器业和机器业只好全部停产。据统计，到1946年，上海因上述原因而停工倒闭的民族工厂竟然占其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3〕。国统区其它各大城市如天津、重庆等也无不深受“美祸”之害，只要有哪种美货倾销，哪种中国民族工业部门就逃避不了破产倒闭的厄运。
第二，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严重地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完全扼杀了国统区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的生机。
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是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依靠超经济的掠夺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加紧发动反共内战的同时，四大家族也乘机假“接收”名义行劫掠之实。他们不仅接收了日伪由掠夺人民而积累下来的财产及其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而且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指为敌产，然后予以没收，占为私有。后来，由于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政府被迫下令将部分企业发还原主或标卖，但标卖的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发还原主的仅占5.27%。〔4〕更为恶劣的是，四大家族还大量盗卖接收工厂的物资器材， 致使许多工厂遭到严重破坏。如天津标卖民营的192家工厂中， 能够勉强维持生产的仅有29家，其余都由于设备下落不明等原因而无法开工〔5〕，可见民族工业所受打击之大。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通过接收敌伪财产和掠夺民族工业极大地强化了其对各个经济部门的垄断，却又反过来利用这种垄断来进一步压榨民族工业。在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和压榨下，民族工业没有流动资金，只能以很高的利息向商业行庄、地下钱庄去借贷，在原料、动力和燃料供应方面也都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对于民族工业产品，国民党政府又在物资统制的名义下强行收购，由于收购价格很低，民族工业损失很大。除此之外，国民党还以苛捐杂税来掠夺民族工商业，不仅恢复了过去的关税、盐税、直接税和货物税，提高了货物税的税率，而且增发了公债、储蓄券、以及员工免役金、建设捐、城防捐等各色各样的捐献和摊派。这些名目繁多的捐税对于奄奄一息的民族工商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估计，经过捐税的洗劫之后，工商业者一般的资金损失达20%—30%，严重的损失达60%—70 %以上〔6〕。因此，工厂纷纷停产倒闭，商业则几乎全部停顿。
国民党对农民的掠夺更加残酷。1945年9月， 国民党政府一度装模作样地宣布要豁免一年的田赋，但没过几天，征实就恢复了，而且数额极高，较抗战前增加4倍以上。与此同时， 农民又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有些省区的捐税和摊派竟多达二百几十种。至于军队过境就地征发、抢夺、乡保甲长的敲榨等，则往往是连个名目也没有。据估计，国统区一般自耕农的负担通常为其收获量的60%到80%〔7〕。 在此情况下，广大农村生产资金严重不足，农民无法维持正常再生产，而国民党为进行反共内战，还要不断地大肆抓捕壮丁、征调民夫、修筑工事，致使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土地荒废越来越多，再加上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和自然灾害的破坏等，于是，农业的破产和农村经济的凋敝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反共内战的巨大消耗，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速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通过接受美国援助和在处理日伪资产过程中的各种掠夺活动积累了近23亿美元的财富，这也是它之所以敢于不顾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而在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的原因所在。然而，随着内战的进行和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这笔财富很快就被消耗光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也因此增添了巨额赤字。据统计，1946年国民党政府的总支出为75747.9亿元，其中军费开支占59.9%，造成赤字达46978亿元，赤字率为62.1%；1947年的总支出增加到433939亿元，军费开支占54.8%，造成赤字293295亿元，赤字率为67.6%〔8〕。 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党多方搜刮都无济于事， 只好采取滥发纸币的办法， 特别是194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几乎全部由发行新钞来弥补”〔9〕。当时国民党在上海至少有5家印钞厂、几十部印钞机，每日印制法币达230亿元，竟然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于是， 国民党便又派人到美国和英国印钞，然后再用飞机或轮船运回国内〔10〕。截至1948年8 月21日，国民党政府已累计发行法币6636946 亿元（不包括东北流通券和台币），相当于1945年8月发行额的1192倍。〔11 〕国民党这种不顾一切地滥发纸币的恶劣行径，极大地加速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崩溃。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国统区的物价狂涨不止，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提高，再加上原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不仅民营工厂、商店纷纷停工倒闭，四大家族的“国营”企业也从此一蹶不振。据统计，1948年初，平津工厂已倒闭十之七八，青岛七百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仅有100家幸存〔12〕。
总之，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四大家族的掠夺和反共内战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日益严重而深刻的危机。民族工商业的不断破产、农村经济的迅速凋敝、巨额财政赤字的急剧增长、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恶性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已经走上了全面崩溃的末路。
二
在国统区的财政经济走向总崩溃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除了加紧向美国求援之外，也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48年8 月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曾于1946年初命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同时开放外汇市场，实行自由外汇政策，企图以此吸引游资，回笼货币，从而稳定物价和财经秩序。起初，这种办法的确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法币的发行量继续猛增，远远超过黄金和外汇自由买卖所吸引的游资，物价不久就开始回涨。同时，由于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黄金和外汇投机，又导致了黄金和外汇价格的上涨。结果，国民党政府消耗了一半以上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物价却在黄金和外汇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以更快的速度飞涨起来。于是，国民党政府只得于1947年2月17 日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停止出售黄金、禁止外币流通，改用抛售物资和发行美金公债、库券的办法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然而，美金公债和库券很少有人认购，抛售物资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物价仅相对平稳两个月就再度失控，1947年2月至12月间上涨7倍多，1948 年头8个月竟狂涨58倍〔13〕。以致于连一些生活必需品交易所需的货币量都不得不以车载斗量。这样，法币就丧失了它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本职能，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因此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走投无路，只得铤而走险，抛出币制改革这张“王牌”。
1948年8月19日，在行政院长翁文灏、 财政部长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的策划下，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一系列法令，正式宣布改革币制，同时实行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一）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作为本位币，废除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其兑换率分别为1∶300万和1∶30万，限于1948年11月20 日前兑完；（二）以金圆券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限于1948年9月30日前兑完，过期未兑者，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三）所有中国人（华侨除外）均需在1948年12月31日前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其外汇资产数量，并移存中央银行保管；（四）各地商品及劳务均应按1948年8月19日的价格折合金圆券出售， 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在上海等都市实行仓库检查并登记其进出货品；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
币制改革开始后，国民党政府立即开足宣传机器，极力标榜改革为“稳定经济”、“保障民生”所必需，事关“国家民族荣辱祸福”，“只许成功，不可失败”，公然提出将以“最大之决心”，“刑乱世用重典”，对于一切敢于危害改革之言行“予以严厉制裁”。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下令将几个主要城市划为经济管制区，委派蒋经国到上海、宋子文到广州、张厉生到天津任经济督导员，赋予行政和警察指挥大权，以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执行。上海由于是重点管制区，蒋经国又持有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因此管制尤为严厉。蒋经国一到上海，即摆出一副铁面无私、不畏强暴的架势，扬言“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为此，他亲自指挥上海警备部稽查处等6个单位的军警， 加上青年服务队之类的组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警察队伍，日夜出没于全市市场、库房、水陆交通码头等场所进行搜查。为“杀鸡儆猴”，他还先后下令以私套外汇、隐藏黄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罪名，将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上海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64人分别予以判刑、处死或逮捕。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各界人民一时间无不心存顾忌，不得不忍痛拿出金银和外币兑换金圆券，商人们则被迫抛售所有货物，物价也被强行限制在8月19 日固定的水平上，国统区的财经形势似乎又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然而，由于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既没有改变国民党“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总方针，自身又存在种种弱点，并且完全违背了货币经济的客观法则，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挽救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相反，在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它就走上了全面失败的绝路。
首先，就金圆券发行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政府宣称，此次发行的金圆券以20亿元为限，有国营企事业及敌伪产业股票资产3 亿美元作保证，还有黄金白银及外汇2亿美元作准备金，并规定每元金圆券含纯金0.22217公分。但事实上， 国营企事业及敌伪产业的股票资产除一部分债券契据外，大都是清册目录，根本不能作为发行基金入帐；而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也早已被外贸上的巨大逆差和巨额内战军费消耗怠尽。据统计，1948年5月31日， 中央银行和其它国家银行及国民党政府机关共有金银外汇213916999美元，从1947年2月到1948年5月， 国民党政府外汇支出为524000000美元，而同一时期的收入仅为318819000美元，收入逆差达205181000美元，减去这个逆差，1948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金银外汇量实际上只剩下8735999美元了。〔14〕到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这一数字只有更少。因此，所谓金圆券，除了它上面印有“金圆”二字外，与黄金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不过是纸币而已。至于说金圆券是限额发行，更是自欺欺之谈。20亿元限额本已大大超过当时社会上流通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约为其10倍，但由于军费开支巨大和税收不断减少，这个限额也很快被突破了。于是， 国民党政府索性于1948年11月13日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撤消20 亿元的发行限额，改为“另以命令处之”。从此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势如脱缰之野马，急速扩大，年底即增至83.2亿元，1949年1月更增至208亿元，4 月又一跃而至51612亿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已达80万亿元，其膨胀速度在不到10个月的期间内，竟然超过法币在14年内膨胀速度的100倍！〔15〕可见， 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根本谈上是什么“改革”，它所取得的唯一“成果”，就是用一种新的、速度更快的恶性通货膨胀取代了原有的恶性通货膨胀。
再就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金圆券既然并无准备基金可言，又处于不断膨胀的状态之下，它的发行就不能不借助于经济管制的办法，借助于政治力量和警察手段。当时，国民党实行的经济管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行收兑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以维持金圆券的信誉，二是强行限制物价，以造成“平价”的假象，掩盖金圆券膨胀的事实。据统计，在8月19日以后的两个月中， 中央银行曾凭借经济管制先后收兑167.7万两黄金、4985.1万美元、8609.7万元港币、2350.4万元银元和888.1万两白银。〔16〕但是， 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政策一开始就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各地豪门富商更是想方设法地将其黄金白银外币藏匿，拒不兑换金圆券，宋子文、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则根本无动于衷。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只得于11月13日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宣布准许金银外币私有，解除银币流通和买卖的禁令，并把金银外币同金圆券的兑换率一律提高5倍。 此令一出，社会上又立即掀起了一股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的风潮，国统区的金融秩序更加混乱不堪。至于限价政策，同样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冲击。众所周知，商品的价格主要是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的，国民党政府的限价政策完全靠强制手段将物价冻结，既没有严格控制金圆券的发行量以减轻其对市场的冲击，又没有制订发展生产的措施以增加商品的供应量，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长久。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政府所定限价基准——“8·19”物价是在多次涨风之后形成的、 与商品的实际价值严重背离的物价，因此，许多工厂、商店在限价出售商品后都要亏本损利，不得不停产或关门，一些大资本家为避免受限价的损失，则大量抽走生产资金，转移外流，致使生产急剧萎缩，物资日益短缺。在此情况下，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富商豪门乘机囤积居奇，大搞投机活动。对此，一向以“打虎英雄”自居的蒋经国等人虽然气势汹汹，却不能也不可能予以制止。与此同时，各地又发生了市民抢购物资的风潮，这也是政治压力所无法控制的。于是，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0月31日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宣布从11月1 日起解冻物价，取消“限价”政策。从此，物价就象洪水决堤一般地突飞猛涨起来，12月即比8月上涨325倍，1949年2月又涨至834倍，到4月15 日竟然狂涨至62714倍！〔17 〕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至此就完全彻底地失败了。
国民党政府本想用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为其已经陷于瘫痪的经济体注射一剂强心针，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随着金圆券的急速贬值和彻底崩溃，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也无可挽回地陷入总崩溃之中。
三
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衰都是同它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18〕抗战胜利后国统区财政经济的迅速崩溃，正是国民党政府同经济发展尖锐对立的表现，它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第一，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打破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幻想。抗战胜利后，饱受8 年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热切希望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是，国民党根本无视人民的愿望，顽固推行其独裁、卖国、内战的政策，结果，不仅导致了国统区日益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城镇，由于工厂、商店停产或关门的事件时有发生，大批工人失业，生活毫无保障；其他市民和公教人员的生活也受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威胁。在农村，广大农民更是缺吃少穿，很多地方的农民都靠挖草根、啃树皮甚至是吃“观音土”过活，还有很多人则活活饿死，被迫弃家流浪者更是不可胜数。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破灭了。上海群众愤怒地说：“胜利带给大多平民的是‘愁苦多于欢乐，饥寒多于温暖，……八年来死亡线上挣扎才达到胜利，却使我们遭受更严重的生活威胁。”北平、天津及东北各地都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19〕。广大国统区人民在觉醒之后纷纷起来为生存而斗争，工人们首先以罢工和游行示威点燃了斗争的烈火，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和公教人员等也都参加了反饥饿斗争的行列，亿万农民则掀起了抗租、抗税、抗捐、反抓丁等各种形式的“民变”运动。由于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是粮食问题，所以围绕粮食问题的斗争最为激烈。1946年2月，杭州就发生了有5万人参加的抢米事件，随着粮荒的加剧，抢米事件很快发展成为普遍风潮。从1946年下半年起，抢米风潮迅速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江西、广东等省的40余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全国重要米市无锡和芜湖等，参加群众约在17万人以上。随着国统区财政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工人、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公教人员和农民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这些斗争不仅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而且逐渐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卖国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了在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之外的第二条战线，对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国民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化。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一度非常活跃，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又反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暴力革命，幻想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一条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所谓“第三条道路”，通过温和的改良建立他们梦寐以求的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这种幻想很快被打破，一方面，美国的侵略、四大家族的掠夺和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使他们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损失，时刻面临破产的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又肆意摧残民主，加紧迫害民主人士，甚至于1947年11月公然宣布民盟“非法”，妄图从根本上取消民主党派的存在。在此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绝望，除青年党、民社党和张申府、胡适等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抛弃了已经走不通的“中间路线”而走到人民一边来。1948年1月，沈钧儒、 章伯钧等在香港主持召开了重建民盟的三中全会，公开宣布拥护中共的土改和没收官僚资本政策，同中共“携手合作”，并号召全体民盟成员为“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20〕与此同时，民建、民促等也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揭露国民党的独裁、卖国和内战政策，表示同它彻底决裂，甚至连原来鼓吹“中间路线”最起劲的梁漱溟和施复亮也改变了态度。梁漱溟曾于1949年2 月国共北平和谈前夕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了他对国民党的不任信态度，要求“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对“连续三年大战”和无数“前线将士”、“战区无辜人民”的死难负责，并“劝告”他们“接受战犯问题”，从此以后不再赖在台上“把持住这残破的国家”。〔21〕施复亮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更是一改其昔日的“中立”、“调和”论调，明确提出了“坚决反对保守反动的道路”的主张。〔22〕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转变态度之后，一面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大力开展对于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工作，一面紧密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动摇了美蒋统治的基础。
第三，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也加深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国民党在军事上曾一度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为时不到1 年就因接连不断的败仗而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主要表现为：优势与主动权丧失、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兵源枯竭、军费困难和武器弹药缺乏等等。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和崩溃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军事危机、尤其是军费问题上的困难，随着军费困难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差，给养完全失去保障，不仅一般士兵普遍“吃不饱、穿不暖，面黄饥瘦，精神萎靡”，很多中下级军官也常常“不能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之中“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亦有之”。〔23〕在此情况下，官兵们无不充满强烈的厌战情绪，逃亡事件与日俱增，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围绕着待遇和给养问题，国民党各军之间，尤其是“中央军”和“杂牌军”之间也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蒋介石置各地“杂牌军”的死活于不顾，极力独霸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税款，以保证其“中央军”的军费和给养。为达此目的，同时也为打击桂系，他甚至秘密派人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全部运往台湾，还将中国、中央两银行在美国存放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帐户。而桂系白崇禧等情急之下则干脆公开抢夺军火，其他各地方实力派为求自保或提用中央银行在当地分行所存的金银，或截留中央税款，或私设关卡强行征税，有些地方部队如湖南陈明仁所部甚至因军费给养无保障等原因而举行起义，投向解放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和崩溃也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军队的分化瓦解，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
第四，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还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化。国民党原来就是派系林立、政见各异的多种政治力量的集合体，随着国统区财政经济危机的加剧和总崩溃的到来，国民党内部已有的矛盾日趋尖锐，更加四分五裂。一方面，以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蔡廷锴等人为代表的民主派对国民党的前途和蒋介石的统治完全失去了信心，经过一番准备和酝酿之后，他们在“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已有组织的基础上，于1948年元旦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中央，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24〕而奋斗。另一方面，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也因不满于蒋介石的统治而开始各自为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千方百计地逼蒋下台，以便取而代之；华北傅作义加紧扩充武力，企图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山东王耀武“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希望在半独立的基础上取得美援”；连一向与蒋关系密切的宋子文也“设法增加他在广东的军事力量，并且把湖南、广西、江西和福建给合在他的统治下。”〔25〕与此同时，原属蒋介石集团的一些文武高官也纷纷自寻出路，离蒋而去：原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北平和谈首席代表张治忠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挽留下留居北平；浙江省政府主席、政学系重要人物陈仪也决心脱离国民党营垒、投向中共一边，以致惨遭蒋介石杀害；甚至连蒋介石一向最信任的心腹陈布雷和戴季陶也先后绝望自杀。陈布雷曾任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48年以来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惨败和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使他“饱受刺激”，但他自知无术回天，“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26〕于是便自杀了。戴季陶素以“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而为蒋介石所赏识，但这时也为国统区物价飞涨、人人自危的局势弄得“既忧且病”，神志恍惚。他积参政40年之经验，痛感“自教育宣传以至执政”从来没有危险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连“民国今日之存亡”都成了问题，绝望之余，便步陈布雷之后尘自绝于世。不言而喻，这种众叛亲离的形势，无疑也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注释：
〔1〕《北国春秋》1960年第3期，第106页；1960年第2期，第25页。
〔2〕〔13〕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91、99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上海金融史话》第1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4〕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56页， 三联书店1961年版。
〔5〕《北国春秋》1960年第2期，第23页。
〔6〕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第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卷第65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9〕〔14〕张公权著、 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01—102、110、203—20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10〕〔19〕荣孟源：《蒋家王朝》第297、303—304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1〕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208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12〕《蒋区经济的暴风骤雨》，《东北日报》1948年6月13日。
〔15〕〔16〕〔17〕《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第110、82、6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8〕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80—181页，人民出版社会1970年版。
〔20〕《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76、37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21〕梁漱溟：《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上海《大公报》1949年2月21日。
〔22〕胡厥文等：《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施复亮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6月17日。
〔23〕宋希濂：《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9页。
〔2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民革中央宣传部1959年编印。
〔2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18—919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26〕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第289、293页， 台北中正书局1977年版。
〔27〕《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第323、324页，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编纂委员委会1971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