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徭役论文,几个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3-0026-08
关于秦的徭役制度，过去只是根据文献的简略记载，粗略而论之。睡虎地秦墓竹简问世以后，我曾撰有《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一文（载《文史哲》1983年第1期），对此作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然时至今日，史学界对某些问题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依然存在着一些疑团和迷雾。本文即着重以法律文本为基础，对秦徭役制度的一些关键概念的确切法定意义作一深刻探讨。
秦徭役制中，有许多法定概念，自汉而后，以至于今人已多不甚了了，解释尚多分歧。如：何谓“更”、“更卒”、“践更”、“过更”、“正卒”等等，今日仍需加以界说，以求其历史真实。然要想把诸如此类的概念说确切，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秦民在一定年龄限度内和身体状况下，必须为国家服一定数量的徭役。“徭役”是个大概念，凡劳其力者皆括在其中，举凡兵、戍、宫室与京师屯卫、地方守备、各种工役，等等，不一而足，尽属此类。故对服现役者称之为“徒”，为“卒”。服月更之役者称之为“徭徒”[1]（《徭律》），屯卫京师者称之为“徒卒”[1]（《秦律杂抄》），戍守边关者为“戍卒”，戍边则称之为“徭戍”，服月更之役者又可称为“更”卒[2]（《食货志》）。
一、“更”、“更”卒、“卒更”
秦的所有徭役，按法律规定来说，无疑都是有一定时间期限的。泛言之，“更”的概念便是取义于此。就时限而论，有“月更”与“岁更”之别。不过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秦的“更”与“更”卒，在法律上倒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即仅指月更之役与月更之卒而言。
汉昭帝元凤四年正月诏令“（元凤）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师古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从此所谓“更”之“三品”来看，如淳认为“月更之役”与“戍边”之役统谓之“更”。按如说并不符合秦制，亦不合汉制。
单言“更”，即使在汉代，也是仅指“月更”之“更”而言。如《汉书·吴王濞传》：“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师古注引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为王国，与汉相比，其地理辖域为小。再从“钱三百”当为一月之值，以及吴王给予践更者平价来看，均透露出此处所谓之“更”、“更卒”便是月更之卒。又《汉书·游侠·郭解传》：“（郭）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独箕居视之。解问其姓名，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不见敬，是吾德之不修也，彼何辠！’乃阴请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践更时脱之。’每至直更，数过，吏勿求。”从“每至直更，数过”来看，此“践更”之“更”，亦必为一年一度的“月更”之“更”。因为“戍边”一生只可一次，不当称“每至”与“数过”也。又从上引如淳之所谓“顾更钱”，以“月”称，可见其所“顾”之“更”，亦必为“月更”之“更”。又如淳所引汉之“律说”之所谓居更县中“五月”或“一月”而罢的“更”，也是一年一度“月更”之“更”。《史记·吴王濞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文，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如汉桓、灵时有所兴作，以少府钱借民比也。”此以三百钱为数，又言“随时月”，可证此“更”亦系指“月更”而言。又《汉书·翟方进传》：“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变更无常。”《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四年，除三年“过更、口算”。又《后汉书·顺帝纪》：永建五年，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诸如此类“过更”，皆一年一度责纳，此等所“过”之“更”定是一年一度之“月更”。又《居延汉简甲乙编》505·37A（甲1982A）简：“建平五年八月戊□□□□广明乡啬夫客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延都亭部，欲取□□。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这是乡官为其乡民开具的赋役完给情况的凭证。“更、赋皆给”，此“赋”为口赋，“更”为月更之役，必不为屯戍、力役之岁役。之所以知其必为“月更”者，是因为此凭证乃为具保当年给役情况，是以年为单位来出据的。必不为其一生才各只有一岁的屯戍之役和力役之征，因为一岁之屯戍，一岁之力役，不定在那一年服给，“给”与“不给”皆无须征明。唯有一年一度的长川月更之役，才是须每年结算计籍的，此标识着里民对国家徭役的态度与给事情况。江陵凤凰山汉简的“某某行，少一日”之类记录，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逋筑宫”若干日，以及《法律答问》中的“逋事”，都是指的月更之役。《答问》之“逋事”，抑或主要指的应是月更之役。《水经注》“滍水”记鲁阳县故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为（弹）碑》，碑铭曰：“上供正卫，下给更贱”。按，“更贱”即“更践”，乃“践更”之倒文。称“上供”与“下给”，明二者有别。“践更”既称为“下给”，则明其必定在下县地方服给，而不为上或中央所发调。这是当时所留下的具有极明确界限的记录。从“上供正卫”来看，正卫之卒的某些费用或负担亦由此出。
综上所述观之，如淳把汉之戍边与月更之役，统混称之为“更”，此不符合秦代法定习惯用语。即使在汉代，凡单言“更”或“更”卒者，亦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诚然，《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载有“令戍卒岁更”之文。不过此言倒反证“戍卒”并不称“更卒”，《年表》之“更”乃为动词，即更代之意。对戍边者，此处明言为“戍卒”，而不言为“更卒”。“令戍卒岁更”，即“令戍卒岁尽交代”之意。如淳对此汉制已不甚清楚，不过他的引语里面还保留着“更”的本义。其言“一月一更，是谓卒更”，此“卒更”还是用的汉代概念，此称谓便表明“更”乃系指月更之役。“卒更”即“卒”之“更”。“更”系指称“一月一更”之役的专有名词，这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又，“卒更”，抑或亦如“更贱”例子，乃是“更卒”之倒文。不过从《史记》“索隐”称“卒更”知，其仍当为专名，系当时行用之法定概念。《史记·吴王濞列传》索隐：“汉律，卒更有三，践更、居更、过更也。”汉律正用着“过更”的概念。其三“更”皆指涉月更而言。“卒更有三”，系指此卒更之役有三种完给方式。“如淳曰”的“更有三品”，便不与此同。因为“三品”中有“戍”一品。
秦的“更”、“更卒”亦系指月更之役、卒，其制更为明显。前引董仲舒之语，秦“月为更卒”云云，其指甚明，只有一月一更者才称为更卒。睡虎地秦简《厩苑律》：“为旱（皂）者除一更。”前已考定，此“一更”即一次月更之役。把“更”用作一个徭期单位，则必须是一个绝对的量值，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兼指戍卒之岁更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四月丙辰黥城旦讲气鞫”条言：“践更咸阳，以十一月行。”又称：“十一月复谋，……讲且践更。”又称：“今讲曰：‘践十一月更，外乐，月不尽一日下总咸阳。’”又：“讲曰：十月不尽八日为走马都魁庸（佣），与偕之咸阳，入十一月一日来，即践更。”[3]这是发生在秦王政元年的一个案例。乐人讲被一个盗牛犯诬告于该年十、十一月共谋盗牛。讲申言十一月他不在家，而在咸阳“践十一月更”。由此可见，所谓“践更”，其全称实为“践”某月之“更”。例中还用了一个简称：“践更咸阳”。既称“十一月更”，则分明为“月更”。此为其十一月“直更”，即“当更”，亦即轮到他去服月更之役。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供词中，先用了一个简称：“践更”。这就告诉我们，“更”之称谓绝无歧义，当时人明白无误。“践更”当然是“践月更”。因为在法律和社会的共识上，“更”本无二义，其为仅指月更之役而言。此制为汉所承。
二、“直更”、“践更”、“居更”、“过更”、“雇更”
这些概念都涉及到月更之徭的应役与完给形式。
“直更”，即“当更”。秦汉之制，每一个应役者，在役籍上都有一个编次，此即所谓“为役先后”[4]（《百官志》）。“直更”，即按照役册编次当轮到服月更之役之谓，亦即如陈涉之“皆次当行”[3]（《陈涉世家》）。陈涉“当行”，是当行戍。“直更”为当服月更之役。《汉书·郭解传》：“每至直更，数过，吏弗求。”师古注：“直，当也，次当为更也。”此“次”即役册编次之“次”，亦如“皆次当行”之“次”。这个注是极简明正确的。
“践更”。亲自去服更卒之役，谓之“践更”。《汉书·吴王濞传》注引服虔曰：“自行为卒谓之践更。”此说甚确。《史记·游侠列传》：“至践更时脱之。”可证。又前引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践更咸阳”，“践十一月更”云云，更可为确证。前引如淳曰：“贫者欲得顾更钱，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2]（《昭帝纪》元凤四年注引）晋灼以为践更“谓借人自代为卒者”[2]（《吴王濞传》注引）。按，如、晋二说皆误。
“居更”，当即“践更”。《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师古注引如淳曰：“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此把“居更”等同于“践更”，是正确的。《史记·吴王濞列传》索隐“汉律：卒更有三：践更、居更、过更也”，将“居更”与“践更”并列而为三更之一，是错误的。
“过更”。“过更”之“过”，其义为“次直更”时而越过，不去践更。“过”的方式有种种。由于国家的优待而复免者，此又特称之曰“复除”。见诸文献的“复”若干年“不事”，便是政府优复过免若干年月更之役即更卒之役不征。如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3]（《秦始皇本纪》）见诸出土秦律的有“除”若干“更”者。如“为旱（皂）者除一更”[1]（《厩苑律》）。这是因为在田牛的饲养中取得好成绩而得除更的。或由于某种原因，至其“直更”时，而吏放过。如《史记·游侠列传》载：郭解“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践更”，《汉书》同传作“直更”），数过，吏弗求”。这种“过”更，是由于私情请托而造成的。此等事在当时是很多的。再者，“直更”者，出钱雇人代更，此亦谓之“过更”。“过更”作为一个法定概念，即是指此而言，不包括上述诸特例在内。《汉书·吴王濞传》师古注引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淳将“过更”与“戍边”之役联系起来是错误的。
“雇更”。“直更”者，不欲践更，出钱雇人代更，谓之“雇更”，其钱曰“雇更钱”。如《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师古注引如淳曰“贫者欲得顾更钱”，即指此而言。
三、“正”卒
何谓“正”卒？千古以来，至今聚讼未决。
《汉书·食货志》云：秦“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这是研究秦汉徭役制度的最为关键的文献资料，也是最为费解的资料，对于它的句读和解读，迄今未有定论。对此认识存在两大矛盾问题：一为句读，一为解读。其实这二者乃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句读不同，则生歧义，也便成了不同制度，然句读仍是建立在正确的解读基础之上的；即便句读解决了，而解读则仍可出歧义。然则如何解决呢？首先应考虑一个方法上的问题。那就是说，绝不能孤立的去看这一段文字，以致使此通而彼不通。而当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全面观之，并结合相关制度而求一通解，则庶几可得矣。日本史学家滨口重国将上引董仲舒之言而句读作：“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滨口之说一出，影响甚大，昔日史家多从之者。若不顾其他，单就这段文字而言，并无不可。然若从制度而论，其句读却是错误的。因为他将“正卒”仅限于材官骑士，而把“屯戍”排除在外，这却违背了秦汉制度。他正犯了孤立看问题的错误。因为在秦汉制度，正卒括国家屯戍和郡国材官二大系列，总为二年（说详后）。这是必须肯定的。
首先应指出：“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正”有广狭二义。自年齿言之，民自傅籍之后的一定年龄始至免老间，即系当为“正”之年龄段（按，“为正”之始年，与“为更”之始年，也就是说与傅籍之始年并不一致。“为正”之年迟于傅籍之年。说详后）。凡在可为正卒的年龄段之人，在役名册上称之为“正”，其役籍曰“正籍”。这个细微处，从来学者所未辨。然而却必辨，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讲通文献上一些从不明白的问题（说详后）。凡在此“正”龄期间者，皆有习战阵、骑射，屯卫京师，戍守边关，持兵野战之义务。此当周之“正徒”、“正夫”。可按规定随时征调和应调。此为“正”之广义。自在现役与否言之，“正卒”为军戍现役之名。地方材士（特殊地区的骑士、楼船士亦在此列），京师屯卫，边方戍守，攻城野战，按律征来者皆可称“正卒”。具体分言之，在地方者曰“材官”，在京师屯卫者曰“卫士”，边关戍守者曰“戍卒”，京师屯卫与边关戍守者合称之则曰“屯戍”。此等又为其具体专名，亦即其小名。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为“正”，此为着重就在役之龄方面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实相联为一事，只是所言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秦自己的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无见称“正”与“正卒”者，在汉单称“正”比称“正卒”的时候要多，这是应该注意的现象，其中必有缘故，应当解释。称“正”者，如，《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之言曰：“已复为正”。《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曰：“年二十三，乡移为正。”《汉旧仪》曰：“民年二十三为正。”《酸枣令刘雄碑》曰：“□□为正，以卒为更。为作正弹，造设门更。”《水经注》记鲁阳有《南阳都乡正卫为（引者按，“为”，当为“弹”之误）碑》（此碑已于今河南鲁山县发现）曰：“上供正卫，下给更贱（践）。”《南阳张景造土牛碑》曰：“调发十四乡正。”传世汉钢印有“正弹印信”。诸如此类，皆可见在法律文本和社会民事习惯上则通称曰“正”。就现有资料来看，称“正卒”者当世无有，其所大量使用的概念则是通称曰“卒”，分言之则用专称曰“卫卒”，曰“卫士”，曰“屯戍”，曰“戍卒”，曰“徒卒”（《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曰“屯”，曰“戍”等，此皆为对从军戍之现役者之专称。第一个使用“正卒”概念的是曹魏时期的如淳，曰：“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条注引）这还是如淳的体会，而在他所引的汉代律文和其他文献中尚无此概念。总而观之，可以说，“正卒”是后世注家所使用的概念，当世所无。“正卒”一概念，是注家们从董仲舒“月为更卒”之语衍生出来的。“更卒”之称，也仅董说一见。在秦法定概念，于法律文本中只称“更”而不称“更卒”。如睡虎地秦简《厩苑律》“为旱（皂）者除一更”。又，发生在秦王政元年的一个案例文本称“践更咸阳”、“践十一月更”。又秦制二十等军功爵中有“不更”一名。秦“更卒”之说，是董仲舒在叙述秦徭役制度时使用的概念。“月为更卒”即“月为更”，董可能为足语气而加一“卒”字，以凑成四字句。其实在秦徭役制中，“更”无二义，即为“月更”，秦人不言而自明。董仲舒的整段话是在叙述和解释秦制。汉在正式场合亦多称“更”。《居延汉简甲编》1982A记一乡啬夫为其乡民所开的通行凭证上称“更赋皆给”。此“更”即为月“更”之“更”。
再者，“为正”、“为更”始龄不一。此虽无直接证据，然颇有迹象可寻。从汉代的文献来看，自傅籍之始年，即始服“更”，自年二十三即可“为正”。《汉书·高帝纪》高祖二年师古注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又引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按《汉仪注》只言“民年二十三为正”，而不言“年二十三傅”；又只言“正”、言“卫士”、“材官骑士”，而不言“更”。那么“更”在何处？其实，其所引之《汉仪注》不错。《汉仪注》根本就不是讲傅籍始龄和全部徭役内容，而是在讲“为正”之始龄及其内容。如此便把这一段话讲通了，而且把孟康的话与其他文献也理顺了。如淳显然把这段话理解错误了，将它与始傅之龄混淆为一。孟康说的“二十三而后役之”，也是指的如后之所谓每次较长时间段的“正”役。必待耕三年而有一年余食之时，才能去从事较长期之役，因为这一年不能生产。若从身体条件考虑也有道理，年少初傅，血脉筋骨未壮，不易从事大役。故《盐铁论·未通》说：“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而冠，与戎事。”服小役和“与戎事”其始龄是不一的。因之我以为傅后即服“更”，稍待一定年岁后才始服“正”“与戎”。这种始傅“为更”，同始“为正”年龄之差，在秦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有些其他事情倒可见有特别规定初傅人员不能做。睡虎地秦简秦律《内史杂》规定：“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若将始傅“为更”与始移“为正”在年龄上区别开来，这样就可以解释文献与考古材料中一些貌似无法通过的障碍问题。《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载崔琰“年二十三，乡移为正”。此亦非讲傅籍，而是乡移其名入“正籍”，是“为正”之始。东汉《南阳张景造土牛碑》“调发十四乡正”，就是指的调发“乡移为正”的应役者。
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把对一些关键材料的解读的歧义加以厘清理顺了。劳榦先生曾如同滨口重国一样，将《汉旧仪》的材料作了这样的句读：“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如此便语无伦次，文义不明，而且产生了更多的歧义。这就成了“二十三”这一年“为正一岁”，卡住具体时间，那么卫士在何年？且把卫士排除在“正”之外，而且又割断了“正”与材官骑士的联系，亦不符合制度。
或又句读作：“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6]（第273页）这同样是文理不通。将“民年二十三”后作句号，这便成了一个极不完整的句子。后面亦同样犯了割裂制度的错误，不符合事实。再者，该说前后矛盾，概念不一。对同一个句子中的同一个概念，给出了两种内涵，分别使用。如上引，将“为正一岁”，释作为“正卒”一岁，即作材官、骑士一岁。还是这同一句话，当句读作“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之时，却将“为正”解释作“为征役”，[6]（第273页）回避了“正”卒这个概念。不论“正”可不可释作“征（役）”，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同一语句中的同一概念，不论作何句读，但其内涵应保持一致不变。但该说却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何以如此？目的就是为的牵就作出只有一年的材官骑士才能称“正卒”的结论。因为句读作“民年二十三为正”时，“正”卒就一定是两岁了。这便否定了其“正卒一岁”的结论。
卫宏《汉旧仪》正确的句读应是：“民年二十三为正：（或用“，”号）一岁而以为（《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无“而以”二字）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此必于“为正”作句读，方才通达。又史载东汉末，崔琰“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7]（《魏书·崔琰传》）此“为正”，即同董、卫之所谓“为正”之意。“乡移为正”，即移其名入乡之军役籍，列入正籍。《汉旧仪》之义即：民年二十三时，乡移其名入正籍，自此而后至于免老期间，便可以之从事于一生总为二岁的大型徭役（括地方材士与国家屯戍二大系列）。至于具体在何年去从役，自然有先后之编次。这是具体编役的问题。乡官的职掌之一就是“主知民……为役先后”（《续汉书·百官志》）。陈胜吴广的“皆次当行”，就是按照预定的编次而调发的。役籍的最基层管理单位下沉在乡。[8]这种役籍，应是户役合籍[8]。曹操破袁绍后谓崔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较计甲兵，唯此为先。”[7]此可为证。可见，所谓傅籍，乃是按法定标准移入乡户籍，附著名籍给徭役（包括兵役）之科。又《管子·轻重甲》篇：“民无以予正籍者予之长假”。此“正籍”即“正”卒之“籍”意。东汉《南阳张景造土牛碑》“调发十四乡正”[9]，即调十四乡之在“正籍”之人。《酸枣令刘雄碑》云：“□□为正，以卒为更。愍念烝民，劳苦不均，为作正弹，造设门更。”[10]此“为正”并“正弹”之二“正”，皆为“正”卒之“正”。此“为正”、“为更”，又正平列。
综上所述观之，今之学者仍有将正卒视作“材官、骑士”，而将卫士、戍卒排除在正卒之外者[6]，或以正卒括材官、骑士、楼船、卫士，而又将“戍卒”排除在外者[11]，或有称“更卒”为“预备役”[6]者。此皆不得其正解。
总之，秦汉时期，“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始龄皆有别。凡单言“更”或“更”卒者，皆指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之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亦绝非服“更”不服“正”或“为正”不为“为更”。“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先始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须为“更”，又须为“正”。“更”的役期以月计。“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秦律就是这样用的，《厩苑律》言“为皂者除一更”。可为明证。“正”的单位是年。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时间总为二年。
经过以上的分析，这样就可以把董仲舒的一段话讲通了。秦“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处最为费解和难以句读的就是“已复为正”一句。或断为“为正一岁，屯戍一岁”。由于句读不同而造成了不同的意思，遂成为不同的制度。究竟如何解释？结合上所言历史背景与制度而论，我以为“已复为正”，实在是一句极简明通达的话，不必故作曲折而释之。“已”者，“已经”也。实在是明显的表示出“更”与“正”二大系列徭役在起始年龄点上有一个先后的时间差。自来学者解读这一段话，皆无睹于这层意思，所以越讲越糊涂。实则其承上而言，意为“已经为更，又始为正”，亦即既已于每年内服“更”役，又始服“正”役。如此以来，不仅把董氏之言讲活了，而且把其他资料以及制度都讲通了。这种用法，古今并不乏其例。正如“已奉谷租，又出稿税”的句法，“更”与“正”是平列的，是一身而二任焉。秦民始傅即服“更”，于应役年限中，每年须服徭役一个月，服役地点主要是在地方（主要在本县）范围内。待入“正”籍，一生于应役年限中，按法定制度，应服屯戍之役一岁，或屯京师或屯边方，总为一岁而已；又为材官一岁，是在郡中，边服役，边教练，实为郡兵、县卒之类，此即所谓“一岁力役”。此屯戍、力役总计为二岁。是为“正”之现役。
这只不过是法定标准而已。而实际期限，则全在国家之所需。屯戍，“岁尽”而不“交代”者有之，“屯卒不交代三岁”[2]（《王莽传》）者有之，应罢而“留作一年”[2]（《盖宽饶传》、《魏相传》）者，“过年之徭”，“逾时之役”[12]（《徭役》）、[2]（《谷永传》），“历二期长子不还”者，比比皆是。汉“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若有急，当留守六月”。[2]（《沟洫志》）可见，汉在国家法律上，已明定在法定制度之外，可将屯戍役期延长六个月，仍是合法的。然从上述实际情况来看，其政府“留守六月”的许诺，已毫不算数。见诸汉简者，例有“万世隧长至，其六月甲子，调守令史，将护罢卒济阴郡成阳县南阳里狄奉”。[13]（15·2号）这批“罢卒”，即为役期延长了六个月的戍卒。按法定标准役期已尽之后，即称为“罢卒”；将尽之时，称为“当代卒”。汉简有例曰：“当代卒若干人，戚休某等。”[14]（卷2,22页）对“罢卒”，除法定可“留守六月”外，尚有擅自扣留者，如汉简例：“罢卒居延月四日到部，私八月（引者按，“八月”，《甲乙编》作“行”，《合校》作“留”。今当从“留”。）一日。適□文五百束”。[14]（卷3,37页）
我以为徭役卒徒之在途时间，应不计在法定役期内。如屯戍之役，前后二期交代必有交叉期，或先期而发，或罢而留守，否则屯戍将出现空档。如此以来，任何一个役卒，所服役实际时间绝非仅法定数额，而是大为延长了的。正如《汉书·贾谊传》所云：“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弊，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又《盐铁论·徭役》篇云：“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此皆反映了在途时间之长与不计为徭役的情况。“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此亦当系先期于七月而发，而不计道途时间在内。从“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5]（《陈涉世家》），可为之证。在途时日不计，尚可算“正常”情况，此已致使农民逋逃而成哀鸿遍野。然至于擅兴无度，则民更可以堪。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云：“兴事不时，缓令急征”，“均
赏罚”，“赋敛无度”，“戒之戒之”。可见，即在秦政府，亦何尝不以此谆谆警戒其官吏。然而在历史上，又有哪一个政府能真正做到宽民力，止擅兴、摊派之苛政呢？
四、“中外徭役”、“大徭”、“小徭”
《汉书·元帝纪》云：“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因“复除”而“无以给中外徭役”，可见，“中外徭役”便括一切徭役而总言之，更卒、正卒皆在其中。
“外徭”系指卫士与戍卒的屯戍之役而言。《汉书·贾山传》云：“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捐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食农夫。”此“外徭卫卒”非“外徭”和“卫卒”，而是“外徭（中）之卫卒”之谓也。是大名与小名的关系。正如汉“正卫”之称，其亦非“正”和“卫”，而是“正（中）之卫”之谓也。前引《南阳都乡正街弹碑》“上供正卫”，又郑玄《驳五经异义》“如今之正卫耳”，此二“正卫”之“正”和“卫”，皆为大名与小名之关系，即“正卒”中之“卫卒”耳。吾说自有根据。郑《驳异义》对《周礼·地官》“乡大夫”职文“皆征之”之注云：“《周礼》之所谓皆征之者，使为胥徒给公家之事，如今之正卫耳。”郑玄以《周礼》之“胥徒”注汉之“正卫”，亦露此制正解之消息，然尚不明显。若参以他处之郑注，则可了然于胸中。《周礼·天官》叙官“太宰”条：“胥十有二人，徒百又二十人。”郑注：“此民给徭役者，若今卫士矣。胥读如谞，谓其有才知，为什长。”按，此太宰为王室官，其民给徭役者之胥徒，亦必服役于京师。郑玄以汉之“卫士”况当此“胥徒”，可见郑意下之卫士，亦必为屯卫京师之卫士。同一“胥徒”，郑玄在彼以“正卫”注之，在此却以“卫士”况之，可证其所谓“正卫”，必为“正（中）之卫”意，方才与“卫士”之专注合。再说“外徭卫卒”。《汉书·文帝纪》二年十一月诏曰：“朕既不能远德，故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此言边屯不能罢，京师卫屯可罢，正可注“外徭卫士”之意。
“外徭”还包括戍卒。《汉书·沟洫志》：“卒治河者，为著外徭六月。”师古注引孟康曰：“外徭，戍边也。”“外徭”既明，则“中徭”可知当为“内徭”，即服徭于本郡县内者。月更之役，居更县中，可称之为“内徭”、“中徭”。
“大徭役”，当指用卒多，规模大，役力重之徭役而言。《史记·项羽本纪》云：“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小徭”与“小役”。《盐铁论·未通》：“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此“小役”谓轻杂之役也。《南阳张景造土牛碑》谓南阳“调发十四乡正，相赋敛，作治”劝农土牛，“功费”六十十万，重劳人功”，张景愿“以家钱，义作土牛，……岁岁作治，乞不为县吏、列长、伍长征发小徭”。[9]此“小徭”，当系指非法定徭役而言，属额外科派。作治土牛非国家工役，属地方额外兴科，其“赋敛六十十万，“调发十四乡正”，皆属地方私求摊派，额外平调民之财力与人功。富户张景愿以家私钱义作，乞免“小徭”。此“小徭”定指非法征派而言。与前言“小役”非一。《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裴注引《魏略》曰：“又起文学，听吏欲读书者，复其小徭。”此“小徭”亦为地方加派之额外杂徭。
上述之所谓“小役”，是指正常徭役中的轻杂之役，适合于年体未至青壮之龄之应役者为之，乃属于正常应役之役。而《南阳张景造土牛碑》并《仓慈传》之所谓“小徭”乃属于地方额处。科派，并不在常征限内。然从张景必以私钱为代价而“乞”免，以及仓慈特以官为之优“复”来看，这种地方之额外之私求摊派亦同样具有不可违抗的合法性。
由此观之，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古以来，国家之剥制度，法定与非法定，本无严格界限，也可以说没有界限。法是统治者政府制定的，政府的胃口是必须满足的，只要他们感觉需要，便可兴科，农民是无法、无力与政府以及政府的代表——官吏对抗的。再说，许多明显的荒唐摊派，相沿既久，也便自然成为法定常征。从上述看来，政府本来就是允许地方可根据需要自行兴科的。南阳聚敛“六十十万”之巨款，且平调十四乡之正卒，以作治土牛。此本属扰民之甚之额外负担。而张景竟愿出私钱义作，只求免除县乡里伍所加科之“小徭”，可见额外之“小徭”，其苛猛则更有甚于是。
五、“徭”、“屯”之别
先将汉高帝十一年夷道所谳的一个案例引述如下：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
、丞嘉敢谳之。六月戊子发弩九诣男子毋忧，告为都尉屯，已受致书，行未到，去亡。毋忧曰：变（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尉窑遣毋忧为屯，行未到，去亡。它如九。窑曰：南郡尉发屯有令，变（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即遣之，不智（知）亡故，它如毋忧。诘毋忧：律，变夷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非曰勿令为屯也，及虽不当为屯，窑已遣，毋忧即屯卒，已去亡，何解？毋忧曰：有君长，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即复也，存吏，毋解。问，如辞。鞫之：毋忧变（蛮）夷，大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窑遣为屯，去亡，得，皆审。疑毋忧罪，它县论，敢谳之，谒报，署狱史营发口史当：毋忧当要（腰）斩，或曰不当论。廷报：当要（腰）斩。”[15]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案例。其中涉及到秦汉赋役制度的一些重要概念的法定界限问题，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史料，为正确认识这些概念的法定涵义，提供了新的实证。
南郡夷道蛮夷大男子毋忧，被夷道尉窑发遣为都尉“屯卒”，毋忧“去亡”，被夷道捕获治罪。毋忧不服，以已“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为自己辩解。毋忧一再申辨：“有君长，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即复也”，说明自己无罪。而政府官员却认为，蛮夷律言“以当徭赋”，非曰勿令为“屯”。这是个疑案，地方不能决。最后奏谳到朝廷，廷尉批文曰“当腰斩”，毋忧终于辩解无效。
这个疑案的关键，就在于对“徭”和“屯”之别的法定界说上。律“岁出賨钱，以当徭赋”之“徭”到底指的是什么？按，此“徭”为月更之徭，非指所有徭役（包括兵戍），从所“当徭”以“岁出”计来看，也透露出这一点消息。因为只有月更之徭才是一年一度征发。而“屯”则属于另一种役，不在此“当徭”之内。“屯”即“屯戍”之役。屯卫京师，戍守边方，皆在此“屯”中。戍边可称“屯”。居延汉简有“将屯”一事，亦可为证。京师屯卫亦可称“戍”。《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此“戍卒”即指屯卫京师之卫士而言。上所言南郡之发“屯”，当即为备南越之警的“屯戍”之役，是在“一岁屯戍”之役中，与更徭不是一回事。关于蛮夷賨钱的性质，及其所“当徭赋”之内涵，过去的研究是不清楚的。这种不清楚，最终导源于对于“徭”、“屯”之别的界限认识不清。蛮夷律所定“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其所复之“徭”是为月更之“更”徭，非复“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夷道的解释与廷尉最后的判决皆根据于此。此当系秦制。“徭”与“屯”的界限，在秦制尤为清楚。前已论之，秦简《徭律》、《戍律》、《敦（屯）表律》，其所涉及之事役性质不一。《徭律》乃月更之律，后二种乃屯戍之律。[16]汉高时犹承此秦制。“徭”、“屯”有别，“更卒”、“戍卒”有别。此必辨。这个案例也充分说明，我前面关于秦汉徭役制度中一些概念的疏解，并非可有可无之事。凡事就怕细追寻，一遇实际问题便须辨析入微，否则便不能处事。因为，这些概念在当时皆有确指范围，最终涉及法律责任界限，势在必辨。
收稿日期：2004-02-01
标签：汉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