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不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不平等与全球化的关系
全球化正在加剧不平等。贫富差距在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日益拉大，同一趋势也出现在中国、俄罗斯、美国和东、西欧。不平等的加剧常被归因于各国日益加强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贸易、技术和移民方式的转变，并因此受到指责。
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趋势较之发达国家尤为剧烈，贫者更贫而富者更富，因此也更为痛苦。发展中国家严重的不平等和相对薄弱的法律规范，使得这些国家任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行为都具有加重不平等的风险。在全球化的市场中管理小规模的开放经济困难重重，这种情况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已充分暴露出来。而如果开放加剧了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包括低增长和具有破坏性的再分配政策）的代价将远远超出从市场全球化中获得的经济收益。
讨论全球化，首先应明确两个问题。第一，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在日益高涨的经济一体化大潮中，全球化不仅意味商品和服务的一体化，它还包括思想、信息和技术的一体化。第二，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有害无益的。一些不平等反映了不同个人在理想、动机和工作热情上的正常差异，这些有益的不平等刺激人们流动，对高生产率予以奖励。
当然，不平等也可以是破坏性的。比如说不同个人、集团之间用以产生收益的资产（包括土地、教育等）的差别过于悬殊并由此导致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在降低个人工作、储蓄、创新与投资的热情同时，无疑会破坏经济增长，也会使人们把它理解成不公正和不公平，并因此导致反对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市场改革及相应制度。
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化紧密结合的市场改革影响不平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可使经济更富竞争力，并从而有可能减少那些通常对既得利益者有利的内部特权。同时，在农业国家它也会创造新的劳动密集型工作。贸易自由化还意味着进口商品和城市贫民日用品价格的降低。然而，贸易自由化也会在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产生巨大的工资鸿沟。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落后或者教育本身被不平等地分配，贸易自由化虽能提高平均收入水平，但它也可能扩大不平等，在短期范围内更是如此。
因此，贸易自由化对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农业或制造业出口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优势中占多大比例，依赖于教育水平提高并被广泛共享的程度。
第二，私有化。私有化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改革过程中又一个重要问题。比如说，公用事业的私有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不啻是个福音，尽管新的私人公司提高了水、电和电话费的价格，但他们却使这些设施走向民间。而此前，公用事业资金不足，设备老化，无法为普通人提供足够的服务。
当然，如果没有完备的制度规范，则私有化将很有可能使财富高度集中，在缺少竞争并且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小规模经济中，这种危险尤其巨大。没有具有竞争机制的大环境的约束，没有调控和监督机构，则私有化进程很容易巩固私人特权而不是消灭它们。
如同自由贸易一样，私有化进程也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否则，不断提高的效率、竞争能力与增长速度这些长远的潜在利益，就将被更大的不平等和相应而来的政治风险所掩没。
第三，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市场改革关注的第三个焦点便是金融自由化。其目标是结束政府在银行业、保险业、信贷规划以及存贷款利率的升降等方面的垄断。毫无疑问，中下层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历来是金融垄断体制的最大受害者。而取消金融管制，建立富于竞争力的现代自由金融业，从长远眼光来看，将增加小型企业获取信贷的机会并提高它们的还贷率。而获益的小企业也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提高穷苦工人的工资。
然而，在短时期内，金融自由化似乎有利于已经拥有资产的人，并抬高了收入集中率。在土耳其、阿根廷和墨西哥最近几十年接连不断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中，那些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并能将其转移到国外的人是最大的赢家。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贬值潮之前，这些人就将部分资产转化成美元或与美元挂钩的契据，并从中大获好处。而拥有当地银行户头的小储户在1986—1996年10年间损失了储蓄价值的50%。
近来的金融危机表明，全球性资本市场的变动不居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破坏性不平等问题更加复杂。资本大量流入产生了通货膨胀压力，损害了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制造业出口。而金融危机发生后，危机国家为捍卫其货币及银行系统而采用高利率，从而损害了许多资金不足的企业和低工资雇员的利益。金融危机也意味着由发展中国家的纳税者来承担对银行的紧急财政援助，因为这种援助导致的国债是不会被公平分担的。实际情况是公司和银行的债务被社会化，最终落到纳税者身上，从而发生了从纳税者到食利者的转移支付。最糟糕的是，在通货膨胀严重的经济中，穷人据以纳税的是不会生息的现金。
二、治理不平等的国内国际政策
针对全球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国内政策呢？最明显的启示莫过于减少对国外资本输入的依赖，尤其是对那些短期游资的依赖，而鼓励国外直接投资。其主要手段是靠减少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以及加强对游资的控制。在储蓄率低的国家，要提高国内储蓄率。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吸引新资金以谋求减少不平等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消除那些使它们老是处于“发展中”状态的不利因素：它们需要更好的基础结构、更多的人力资本，需要坚持法治原则，等等。
或许，医治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恶果的特效药便是教育。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就越低。遗憾的是，当前的严重不平等使低收入者接受良好教育困难重重，因此不平等即使在未来也难以消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仍然是加强不平等的因素。有鉴于此，为消除不平等，在制定国内经济社会政策时，必须长期坚持富有活力的机会均等原则。比如说教育政策的制定应确保学校是为穷人开设的。
那么，国际社会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公共金融机构应当对发展中国家财产与收入不平等的政治现实多加留意。国际性贷款和援助的重点应明确放在削减有利于富人的补贴、鼓励并援助市场化的土地改革以及确保高效的公共教育上，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它是穷人获取市场经济利益的前提。
其次，工业化国家应重新考虑他们的贸易方式，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者。世贸组织已建议取消世界上最穷的50个国家的入境税，这不仅会降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异，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也会有所改善。
第三，国际社会应当资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以使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和易受伤害者能够从中受益。
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和市场改革带来的风险。至少在短时期内，全球化和对市场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将加重不平等，加大随之而来的政治代价和社会压力。但除全球化外别无他途，全球化亦无捷径。在下一个十年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可能会达到极点，但与其相伴随的是发展中国家向更具竞争力、透明度更高和以经济规律为基础的市场体系的艰难转型。一旦转型成功，不平等问题也将随之缓解。如果人们能够广泛地接受教育，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进程将更为加快。在转型的同时，应当强调治理和缩小不平等并尽快使市场尽可能地公平运行。否则，贸易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将会抬头并使转型进程停滞，从而破坏开放的全球性经济和政治给发展中世界的所有人民带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