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当代论文,精神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3)04-0005-07
1947年5月－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驻西柏坡，这段时间在中共党史上通常被称为“西柏坡时期”。西柏坡也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农村到城市、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建设的重大转折点。我党在这里奠定了新中国的开基宏业，形成了独特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是我党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时期的理论创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西柏坡时期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西柏坡精神”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时俱进，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西柏坡时期，我党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择机进行重大战略决战，形成了“敢打必胜”的进取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敢打必胜”的进取精神，抢抓机遇进行重要领域改革，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向解放区先后发动了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一度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我党处于非常被动和困难时期。毛泽东冷静地分析道：“解放区的某些部分将暂时变为沦陷区或游击区，部分的革命力量可能暂时遭受损失，在长期战争中人力物力将受到消耗，凡此种种，全党同志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1](P1216～1217)翌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进行三委分工，毛泽东、党中央坚持转战陕北，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工委辗转来到了西柏坡，西柏坡遂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个领导中心。
1947年6月，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不利形势下，党中央高瞻远瞩，突破了退却、积蓄力量然后再反攻的惯常思维定式，决定不待解放军数量和装备超过国民党军队，立即指挥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于是，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渡黄河，实行中央突破战略，挺进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创建新解放区，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长江防线和江南统治区。这一决策有效地改变了国共两党战略形势，我党基本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毛泽东评价道：“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走向全国的胜利”[1](P1244)。
至1948年夏，解放战争形势更加有利于中国革命。我党军事力量虽然仍处劣势，但是，“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国民党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2](P458)。因此，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择机进行重大决战，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连续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伟大奇观，从而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也由此形成了“敢打必胜”进取精神。
“敢打必胜”的进取精神不仅对中国革命胜利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P113)，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不亚于战争时期，必须继承和发扬“敢打必胜”的革命精神，锐意进取。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浅水区逐渐进入现在“摸不到石头”的深水区，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学者认为，“我们曾经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要件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然而，这些要件今天却成为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4](P28)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他们是“部分垄断行业高层人员，利用他们对重要的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分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搞寻租”；“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谋取超额利润”。[5](P4)其共同特点是他们的利益取得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既得利益集团害怕进一步改革会牺牲自己一些利益，反改革的能量非常大。这些负面因素严重地阻滞了继续改革的步伐，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诱发和激化多种社会矛盾，更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情绪。
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与革命年代战争环境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我党拥有长期执政的优势和各种庞大的执政资源，我国经济总量已经高居世界第二位，并且，改革付出的代价不再是血与火，而是物质利益的再分配。我国改革开放虽然面临诸多困难甚至结构性矛盾，社会问题的增多也加大了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但我党只要继承和发扬“敢打必胜”的进取精神，正确处理发展、稳定和改革的关系，恰恰能够化险境为机遇。如以铲除改革阻力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契机，以解决各种矛盾作为增进社会和谐与繁荣的推动力，敢于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事物，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就一定能够顺利渡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表达了深化改革的愿望和决心，预示着改革进程再度推进；人民群众更是对新一届领导人抱有殷切的期望，众望所归，深化改革的历史契机已经出现。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种愿望和决心并非一时的激情和豪言，而是源于我党新一届领导人具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源于“敢打必胜”的进取精神和择机进行重大决战的革命传统。这就重新凝聚了社会改革共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益于打破改革瓶颈，构建和谐社会，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西柏坡时期革命实践证明，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应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6](P47)。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与会代表带着实际问题开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7](P548～549)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服务宗旨。
《中国土地法大纲》实施后，在解放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广大贫下中农不仅从经济上翻了身，还建立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实现了政治翻身；更重要的是土地改革运动最深入地发动了广大农民群众，调动起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把“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碗米做军粮，最后一床棉被盖在担架上”，[8]真诚拥护和支持共产党，使我党获得了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坦言：“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9](P73)同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斗争，动摇了国民党统治基础，对于迅速改变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美国记者韩丁亲历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他评价道，中共“1947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10](P99)。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从小康逐渐迈向富裕。然而，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的，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尤其改革开放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事业，不可避免地“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11](P4)，其影响所及，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群体众多，乃至上访事件、群体性事件迭发等严重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表明，现在的党群关系已经远不如战争年代密切，这将是我党执政的最大危险。据苏联解体前一次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12](P67)。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前苏联人民不认同共产党代表他们的利益，故脱离人民群众成为前苏联解体的致命诱因。我们必须牢记前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衡量改革的唯一标准，违背这个标准的都是假改革，都是对广大人民利益的剥夺，必将遭到人民的反对。
阿拉伯诗人纪伯伦曾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为何要出发。”改革、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党“一定要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13](P6)，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居住等切身利益问题，使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上任不久，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在十二届人大会议上阐释其本质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他还饱含激情地说，“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等领导人还到“老、少、边”贫困地区考察工作，要求党员干部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这充分证明了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践行一切为了人民的服务宗旨，努力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14](P5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应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庄严使命，格外重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柏坡时期我党表现出顽强的学习精神，很快学会了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发扬“顽强学习”的精神，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949年春，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艰巨任务摆在全党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表现出顽强的学习精神。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从现在起，从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我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5](P196)。毛泽东鼓励全党，“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能够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还向全党列出新的学习内容，“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P1426～1427)。
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广大指战员脱下军装管理和建设城市，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管理和经济知识，领导和开展经济、外交、工商管理、财政税收等工作。如在我党进入城市初期，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自以为身价很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又看到我们控制市场的能力有限，于是就在市场上一再兴风作浪”[16](P77)。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号称解放军进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妄图通过经济手段打垮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于是，我党在经济斗争中学习斗争方法，很快就学会了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用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我党从解放区调集了大量棉纱、粮食和煤炭等物资，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集中抛售，同时银行收紧银根。我党没有派一个兵、出一杆枪，依靠市场规则就使资产阶级屈服。从此，我党掌握了经济建设主动权，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党的十七大报告肯定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历程，“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P3)，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新的挑战，党员干部必须学习新的市场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掌握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等。经过顽强的学习。我党提高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据统计，1981－200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了6.5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了6.24亿人，减贫贡献率达到95.1％，成为对世界减少贫困人口贡献最大的国家。[17](P25)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却一枝独秀，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潮流、善于学习和敢于超越自我的结果。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012年秋，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学习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新时期继续学习的重要性，认识到学习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的关系，发扬顽强学习的精神，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仅要继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要努力追踪和掌握新的专业知识，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学习基础上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确保党的先进性和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西柏坡时期提出的“两个务必”告诫，是我党始终拥有健康肌体的重要保证。在21世纪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继续发扬“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总结道，我党“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18](P947)。并把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当做整风文件看待”，以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为镜鉴，“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P227)。
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如何经受住胜利之后执政的考验、避免“其亡也忽焉”的悲剧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P1438～1439)会后，中共中央迁往北平，毛泽东将其形象地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谆谆告诫全党不要因骄傲而导致革命失败。“两个务必”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为党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应付各种新考验做好了政治、思想准备。
“两个务必”的提出非常具有预见性。随着新中国和平环境的到来，一些人在胜利面前骄傲起来，贪图享乐，或被资产阶级拉下水，或自身滑入腐败的深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行为滋长了起来，一些干部蜕化为“李自成”式的人物，其中，刘青山、张子善可谓反面的典型。这些腐败分子严重地败坏了党群关系，影响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我党对于贪污腐败分子表现了零容忍的态度，“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认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20](P548～549)。果断地依法惩处了一大批贪污罪犯，有效地打击了贪污腐化行为，维护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薄一波回忆道：“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运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记忆犹新”[16](P138)。
“两个务必”还体现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本色，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随着新、旧体制迅速交替和转轨，以及21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1)。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这些考验，忘记了党的宗旨，道德底线失守，唯利是图、贪污贿赂公行，“裸官”、“表叔”、“房叔”等腐败现象触目惊心。这些腐败分子私欲猖獗，公益难觅，甚至以叛国为退路，完全堕落为蛀虫，不仅严重地败坏了党的纯洁性和崇高威信，更损害了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必然存在“人亡政息”的危险。
党员是党的细胞，细胞不纯，党的肌体就难保健康。在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新形势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党的十八大再次吹响了反腐败的号角，确立了反腐败的目标是“建设廉洁政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提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习近平深刻地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2](P1)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3](P4～5)。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率先垂范，颁布了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从中央做起，以身作则，并决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我党对腐败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坚决把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永远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为保持全党步调一致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组织保证。
西柏坡时期“政治协商民主建国”方略的制定，为建立新中国和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
人民民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谈到“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4](P688)这句话体现了民主的两个基本含义，即人民主权和民主监督原则。
西柏坡时期是我党确立新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关键时期。毛泽东论述了新中国的国体，“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是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25](P135～136)。从此确立了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它也成为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同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6](P146)。1949年3月，毛泽东又提出多党合作的思想，要求“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1](P1437)。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清了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本来面目，热烈拥护我党的政策，纷纷奔赴解放区，参加民主建国大业。
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是“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27](P6)。如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28](P22)。华北人民政府组成采取了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形式，在27名政府委员会委员中有8名民主人士，其中蓝公武被选为政府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还确立了一系列的组织原则、基本模式和运行体制等。华北人民政府是我党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次成功实践，它不仅统一了华北解放区的领导，还“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29](P478)。
李卜克内西曾言：“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30](P105)新中国诞生伊始，我党更加重视人民民主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有步骤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形成，新中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从此确定下来。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这成为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不久，全国政协会议二届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正式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这成为“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继续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并正式把它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八大还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一种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它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之所在；它不仅显著地提升了人民政协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还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提供了有效的平台。贾庆林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必须“把这一顺应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又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民主形式建设好、利用好、完善好”[31](P1)。
列宁指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32](P168)虽然我们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如权力过分集中，但这些问题都是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加以解决的。不能因为西方一些不明真相或怀有敌意的人攻击，就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抹杀掉。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党锲而不舍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之同我国国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着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西柏坡时期是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柏坡谱写了一段中国革命历史转折时期的传奇历史。同时，西柏坡又是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不但是我党在中国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换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的伟大理论创新，也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33]。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又处在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而后现代诸多问题接踵而至的矛盾多发期，信仰危机、管治危机、生态危机、诚信危机等问题叠发，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而要取得这些斗争的胜利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满怀深情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2](P1)其中，西柏坡精神就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留下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发扬顽强学习的精神，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敢打必胜，就一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收稿日期：2013-05-20
标签：西柏坡论文; 西柏坡精神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时政论文; 两个务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