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民论文,农村论文,社会论文,落地生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与背景
三峡工程总共淹没城市2个、县城11个、集镇114个、乡356个、村1711个；线下淹没的动迁人口84.62万，其中农业人口36.15万，非农业人口48.47万；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按12%的增长率计算，动迁总人口将达到113万。随着2002年11月三峡大坝的正式截流合拢，三峡工程大规模移民的第二期工作也已顺利完成。据统计，截止到2003年3月底，三峡工程累计移民已达72.4万人，已移民人数占规划搬迁人口的64.3%。在已搬迁人口中，包含外迁农村移民14万人（新华网，2003）。三峡工程所引发的百万移民是迄今为止动迁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水库移民。随着大量移民的搬迁，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我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三峡工程百万移民要做到“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这是三峡工程移民工作的最终目标。然而，由于水库移民是一种非自愿性的工程移民，这一人口迁移过程不具有市场选择性，特别是由于移民从原居住地搬迁进入安置地往往是一个突变过程，这一过程必将导致移民居住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引起移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等发生急剧的变迁。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迁移对移民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其中包括：原有的生产体系被破坏，生产性的收入来源丧失，人们被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可能使他们的生产技能不能充分发挥、而且资源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中，乡村原有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网被削弱，家族群体被分散，文化特征、传统势力及潜在的互相帮助作用被减弱等等（塞尼，1996：18）。
现在，“迁得出”已经成为事实。当70余万移民已在新的安置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他们能够从各方面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吗？或者简单地说，那些已经完成搬迁的三峡移民在新的安置地能够顺利地“落地生根”吗？要能“落地生根”，要做到“稳得住、能致富”，一个首要前提是移民对安置地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能够很好适应。移民通过一定途径完成对搬迁后的自然、社会环境的适应，是其得以融入安置地社会生活和社区结构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发性移民得以实施、移民得以致富奔小康的基本保证。
国外的移民研究较多关注自愿性移民、国际移民及其决定因素。非自愿性移民和移民后果的研究相对比较欠缺。因此，非自愿性移民研究不像自愿性移民研究那样，有现成的可以利用的研究范例。中国国内对三峡移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献分析表明，目前国内三峡移民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对移民迁移的动力、迁移的模式、移民安置政策、移民心理、移民社会适应性、移民社区整合、移民社会发展等方面。其中，专门集中探讨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研究论文约有10篇左右，它们基本上都是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根据1997年实地调查的数据所发表的成果（参见刘震、雷洪，1999；杜健梅、风笑天，2000；张青松，2000；雷洪、孙龙，2000；习涓、风笑天，2001；汪雁、风笑天，2001；罗凌云、风笑天，2001；苗艳梅、雷洪，2001；郑丹丹、雷洪，2002）。这些成果对三峡农村移民社会适应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对于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三峡移民社会适应的状况具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从整体上认识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来说，尚需做深入的相关研究。首先，已有研究使用的是一个时间点上的横向资料，因而研究所得的结论往往是对相对静止状况的描述；而移民在安置地的社会适应则显然是一个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对这种动态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则必须借助于多个时点上的纵向资料。第二，这些研究对调查资料的分析，主要依据的是单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少量的双变量统计，缺少相对系统和深入的多变量分析。使得无论是对移民社会适应现状的描述，还是对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的深入分析，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鉴于此，本研究运用笔者及其同事于1997年、1999年和2000年连续三年对湖北省宜昌地区400多户三峡农村移民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以定量方法描述三峡移民在新的安置地的社会适应状况；并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影响移民在新环境中社会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力图在对移民社会适应状况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寻找其理论含义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样本与资料
湖北省宜昌市所辖的宜昌县和秭归县是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而坝区移民则是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起点。它涉及到宜昌、秭归两县的四个镇，最终搬迁12257人。1995年8月统计，应搬迁3508户、12255人，已搬迁3317户、11682人。其中，后靠7596人，占65%；外迁3723人，占32%；投亲靠友363人，占3%。到1995年10月底，已全部完成搬迁（马尚云，1996）。
本项研究的对象是位于三峡坝区的第一期农村移民，即主要集中在成建制外迁、集中安置与集中后靠安置（移民初期两种最主要的移民搬迁与安置方式）的三峡坝区农村移民。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项研究所依据的三次调查均未能做到完全随机抽样，而是根据坝区移民的实际状况，采用了判断抽样的方法，抽取了成建制外迁的枝江市董市镇的平湖、双湖、桂花、五岭村，宜昌市伍家区的灵宝村、南湾村，点军区联棚乡的永红村、杨家村、先锋村，以及后靠的曲溪村、乐天溪镇的朱家湾村等等。在所抽取的村中，采取对所有有人在家的移民家庭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每户中户主（户主不在家时，则调查其配偶或者一位18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的方法。三次调查中实际抽取的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见表1。
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移民的社会适应，笔者在研究中将其界定为移民对安置地新社区中生活各方面的习惯程度和满意情况。并将因变量操作化为几个主要的维度，包括日常生活、家庭经济、生产劳动、邻里关系、社区认同等层面。每一个层面设计出2-3个个人评价和感受的问题作为指标进行测量。问卷中主要的自变量则包括移民的家庭规模、搬迁时间、搬迁方式、被访者的年龄、文化程度、性别、对三峡工程的认识、对政策落实的看法、对安置地政府和居民对移民的态度评价、原居住地与安置地在各方面的差别等等。三次调查均采用结构式访问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工作由原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和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调查小组完成。
三、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描述分析
由于研究者对社会适应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稍有不同，因而三次调查问卷中所用的指标并不完全一样。为了较好地反映三峡移民在安置地社会适应状况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我们将三次调查中完全相同的8个指标抽出来，进行基本描述统计，每一指标的取值范围从1分到5分，均值越小表示适应状况越好。具体结果见表2。
表1 三峡农村移民调查各次样本分布
表2 三年调查结果中相同指标适应状况的描述与比较
三年平均 1997年
1999年 2000年
方面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1.邻里关系满意
2.26
2.39 .762.41 .76
1.98.76
2.住房状况满意
2.60
2.58 1.10
2.71 1.09
2.50 1.05
3.生活习俗适应
2.47
2.76 1.08
2.42 1.08
2.24 1.01
4.提高经济信心
3.27
3.08 1.30
3.54 1.13
3.20 1.30
5.生产劳动适应
3.05
3.54 1.05
2.85 1.22
2.75 1.16
6.经济收入满意
4.12
3.82 1.06
4.17 .824.36 .78
7.怀念原来地方
4.32
4.19 .934.23 .694.60 .62
8.思念原来熟人
4.33
4.20 .924.26 .724.53 .60
均值间差距 1.81 1.852.55
表2的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看，三次调查中8项指标的均值范围基本上都处于2分至4.6分之间，但将三年平均起来看，则明显处于三种适应状态：邻里关系、住房状况和生活习俗处于适应较好的状态（表中第二列粗体数字部分1-3行）；提高经济的信心和生产劳动适应处于适应的一般状态（表中第二列4-5行），而经济收入、思乡和念旧心理方面则处于适应的最差状态（表中第二列粗体数字部分6-8行）。第二，三年的分布有明显的不同。从表中最下端一行的结果看，1997年的均值差别范围最小，而2000年的均值差别范围明显增大，说明适应的不同方面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一定的分化。有的方面适应得越来越好，有的方面则越来越差。第三，从三年结果的比较来看，邻里关系、生活习俗、生产劳动三方面的适应状况随时间推移而明显好转（表中粗斜体数字部分）；而经济收入满意、怀念原来地方、思念原来熟人三方面则随时间推移而向着明显更差的方向变化（表中下划线数字部分）。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客观生活方面的适应状况或许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好转，而主观心理方面的适应状况则有可能随时间推移变得更差。
邻里关系方面的结果与调查对象的特征有一定关系。由于样本中的大部分外迁移民都属于集中安置，其邻里都为同村移民，具有许多共同语言和相似的处境，因而1997年时邻里关系适应状况就比较好，再加上搬迁后居住在一起，到2000年时自然就更好了。生活习俗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移民来自于与安置地同属一个地区的县，语言相同，生活习俗也基本相同，所以，适应相对容易，且随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同一。生产劳动方面的适应变化更显著一些。1997年时，大部分移民搬迁刚刚一年多时间，且一部分是由以种植果树为主转变为种植水稻为主，生产方式的差别所造成的不适应比较明显。到了2000年时，大部分移民已由不太适应向比较适应方面转变，两次调查的均值差距达到了0.74，说明变化很大。但标准差也相对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出移民中在生产劳动适应方面的个体差别较大，或者说劳动适应的分化较大，有的越来越适应，有的越来越不适应。
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原本就显得不太适应的几个方面——对搬迁后家庭经济收入的满意程度、对原居住地的熟人（亲戚、朋友、邻里等等）的思念程度、对原来生活的地方的怀念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三个方面的均值都在明显变大，说明这种不适应的程度在增加，而标准差的变小则说明移民中在这些方面的个体差异越来越小。经济收入的不满意一方面是由于搬迁造成的影响（80%以上的移民认为搬迁给家庭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业收成的不好、外出打工的不便和从事副业的困难所导致。至于思乡之情并不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反而是加强，则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和巨大惯性的一种体现。显然，“故土难离”、“安土重迁”本来就是中国农民的特质，现在人虽然离开了故土，可他们的心还在家乡；对于举家告别世代居住的故土的广大移民来说，或许这种思乡怀旧的情绪将会伴随其漫长的适应过程，甚至其整个后半生。
四、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因素分析
为了综合分析移民社会适应的整体状况，特别是分析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笔者首先采用主成分法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具体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以便对三次调查中有关移民社会适应的指标进行综合，从中提取出概括多个具体指标的新因子。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315。
表3 1997年社会适应状况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共同度
对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的信心.777
-.117 .618
对家庭经济的满意状况 .727
.196
.344
.686
对生产劳动的满意状况 .686
.186
.284
.587
搬迁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594
.237
.209
.452
是否想念搬迁前的熟人 .864
.131
.768
是否怀念搬迁前居住的地方 .225
.830 .745
对邻里关系的满意状况.850
.722
对住房状况的满意状况 .393
.170
.599
.542
对安置地的生活习俗是否适应.234
.394
.541
.503
新因子命名 经济适应心理适应生活适应
特征值3.478 1.155 0.990
方差贡献率38.642 12.831 10.997
累计方差贡献率38.642 51.473 62.471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表3的结果表明，9个测量移民社会适应不同方面的具体指标最终被概括为3个因子。根据每一因子所包含的指标的内容，我们分别给新因子取名为经济适应因子、心理适应因子和生活适应因子。各指标的共同度除一个外，都在0.5以上，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也达到62.5，基本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
表4的结果中，除两项具体指标（住房满意与生产劳动适应）的归类与表3结果中有所差别外，其他指标的概括与归类与表3的结果完全一样。形成同样的三个新因子。各指标的共同度中，有两个低于0.5，一个接近0.5，其他均高于0.5，三个新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也达到了62.4，与表3一样基本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
表5的结果稍有不同。9个具体指标共提取了4个新的因子，前两个因子所涵盖的具体指标与表3和表4的基本相同，而在前两个表中有所差别的两个指标（住房满意与生产劳动适应）则分别与另一指标构成两个新因子。根据指标内容，分别取名为环境适应因子和生活适应因子。各指标的共同度基本上在0.5以上，新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64.7，也基本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
表41999年社会适应状况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共同度
对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的信心.794 .638
搬迁后家庭经济收入是否提高.609 .187
.235 .460
对家庭收入的满意状况 .559 .321
.288 .499
对住房状况的满意状况 .523 .292
.117 .372
是否怀念搬迁前居住的地方 .258 .856
.117 .813
是否想念搬迁前的熟人 .213 .850
.146 .790
对搬迁后的生产劳动是否适应.361 .171
.715 .671
对搬迁后的邻里关系满意状况-.235.369
.699 .680
对安置地的生活习俗是否适应.487 -.123 .663 .692
新因子命名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 生活适应
特征值3.4491.1581.007
方差贡献率38.327
12.870 11.188
累计方差贡献率38.327
51.198 62.385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表52000年社会适应状况的因子分析结果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在提取了新的公共因子后，我们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总体的社会适应综合得分。然后，分别以各个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为因变量，以家庭规模、搬迁时间、搬迁方式、对三峡工程的认识、对政策落实的看法、对安置地政府和居民对移民的态度的评价、原居住地与安置地在各方面的差别等等为自变量，并加入被访者的年龄、文化程度、性别等控制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见表6-9。
表6 1997年调查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多元回归分析（Beta值）
影响变量
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生活适应总体适应
年龄.116*
搬迁方式（外迁为1）.248***.494***.160*.424***
政府关心状况.308***.185**
.307***
对政策落实情况的评价.147*.165**
生活习俗差别 -.244***
调整的
.237
.240
.168 .385
F值 19.027*** 74.455*** 16.632***49.346***
注：统计分析结果中检验不显著的Bate系数均未列出，下列表同。
表7 1999年调查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多元回归分析 （Beta值）
影响变量 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生活适应总体适应
搬迁方式（外迁为1） .320***
.274*** .415***
政府关心状况.206*** .236***
生活习俗差别.365***
.372***
生产劳动差别.347***
安置地治安状况 .180**
当地居民态度 -.138*
.223*** .191**
调整的.330 .140 .245
.490
F值 28.644***19.332***
25.459*** 72.987***
表82000年调查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多元回归分析（Beta值）
影响变量
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环境适应生活适应
总体适应
性别（男为1） .143*
搬迁时间 -.305***-.142**
搬迁方式（外迁为1）
.172** -.132**
政府关心状况.118*
-.136*
安置地治安状况 .235***.162** .121*
.299***
生产劳动差别.159* .236***
.281***
当地居民态度 .170** .161**
生活习俗差别 -.160** .614*** .120*
调整的 .119
.105
.101
.398 .283
F值 10.039*** 15.557*** 7.006***
60.022*** 22.203***
表6的结果表明，1997年时，搬迁方式既是影响移民总体社会适应状况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三个不同适应状况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外迁移民来说，后靠移民的适应状况更好一些。其次，移民所感受到的当地政府对移民的关心情况也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它对移民经济适应与生活适应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移民越是感受到安置地政府的关心，其适应的状况越好。
表7的结果显示，1999午时，除了搬迁方式依然是影响移民总体适应状况的首要因素外，生活习俗的差别、政府关心状况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这几个因素在移民经济适应方面也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表8的结果则表明，到了2000年，对移民总体适应状况的影响因素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影响因素明显增多，由前两次结果中的三个因素，增加到五个因素；二是影响因素的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前两次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搬迁方式以及政府关系情况，在2000年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却不见了；而安置地的治安状况、生产劳动方面的差别、当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搬迁时间等因素则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将三年调查中移民总体适应状况的回归分析结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种变化就会看得更为清楚。详见表9。
表9的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三个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都处在30-50%之间，解释力属中等水平。说明可能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未能进行测量并放入方程。另外，对比三次调查结果的影响因素及其方程的解释力，我们不难发现以下特点：1997年与1999年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少（都只有3个因素），解释力却相对较高（分别接近40%和50%）；而2000年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达到5个），方程总的解释力却相对较小（只接近30%）。说明在搬迁初期，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相对集中和突出；但随着搬迁时间的延续，随着移民在安置地新生活的进展，影响他们总体适应状况的因素则越来越多地从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方面显现出来。
表9三年调查中移民总体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比较
（Beta值）
影响变量
1997年1999年 2000年
搬迁方式（外迁为1）
.424*** .415***
政府关心状况 .307*** .236***
政策落实情况 .165**
生活习俗差别.372***
.120*
生产劳动差别.281***
当地治安状况.299***
当地居民态度.161**
搬迁时间 -.142**
调整的 .385 .490
.283
F值
49.346***72.987*** 22.203***
五、总结与讨论
1997、1999和2000年三次农村移民调查的结果显示，三峡工程首批农村移民在社会适应的不同层面状况不同，相对而言，日常生活领域的适应状况普遍较好，而经济方面的适应与心理方面的适应则表现出较差的状况。这一结果既与调查地区和研究样本的性质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移民对新生活的适应，首先是从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的。比如住房、邻里、语言、风俗等等；然后是生产劳动、经济发展；最后是包括主观感受、心理融合、社区认同在内的“我群感”、“归属感”的建立。这二适应过程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在大量的、连续不断的生活事件、生活经历的熏陶和磨砺中逐渐完成。
研究结果还表明，影响农村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随着移民搬迁时间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在搬迁的初期，不同搬迁方式的影响十分明显。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移民的整体适应状况上，同时也体现在适应的不同侧面。此外，移民所感觉到的安置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也是影响搬迁初期移民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结果对安置地各级移民工作部门有针对性地做好移民初期的安置工作，减少移民的适应困难，缩短其不适应的过程，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研究结果也显示，随着搬迁时间的延长，移民社会适应的状况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当搬迁方式的影响逐渐减弱，当移民开始接受和面对搬迁的现实时，他们一方面开始熟悉和适应了在安置地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逐渐在更多方面感受到更深层面中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较突出的特征是：生产劳动方面的差别，开始成为影响移民家庭经济发展和长远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作为“外乡人”的移民开始对新社区中的安全产生敏感，这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安置地的社会治安状况成为影响移民社会适应重要因素的事实上。不仅如此，来自同一大地区的移民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习俗上的“大同”，也开始被实际生活中无数具体细节方面的“小异”所取代，使得生活习俗因素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再次显露出来。
本项研究的结果，还向我们揭示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贫困的风险问题。早期农村外迁移民基本上实行的是集中安置。这种安置方式虽然在日常生活、邻里交往、心理安定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不可避免地受安置地有限的经济资源，特别是耕地、副业、打工机会等方面的限制，移民在生活“嫁接期”的经济“复苏”面临极大的挑战。本调查结果表明，农村移民搬迁前有62%的人主要从事水果种植，从事粮食生产的有24%，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有8%，从事蔬菜生产的2%，其他内容的2%。但搬迁后，他们从事上述劳动的百分比则分别变为11%、52%、11%、9%和17%。这说明搬迁后，有50%以上的移民的生产劳动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即由种植水果改变为种植粮食、蔬菜、经济作物等。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改变，无论对移民本人，还是对他们的家庭，都是如此。落地要生根，经济是首要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经济收入，既是三峡农村移民关注的中心，也是关系到移民在适应安置地社会生活的同时，达到逐步致富目标的关键环节。如何帮助移民尽早适应生产劳动方式的巨大变化，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贫困现象，是安置地政府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是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如何尽快实现从日常生活适应到劳动生产适应再到心理归属适应的跨越问题。移民的举家搬迁不仅仅意味着居住地点的改变，还意味着整个家庭和每个成员社会生活的完全移植，是将原有生活整体地在新的社区中进行“嫁接”和“重植”。这种生活移植的过程是痛苦的和长期的。本项研究结果表明，移民对这种生活移植过程的适应体现在三个不同的层次和方面。相对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常生活的适应比较容易达到。但是，对移民来说更为根本的生产劳动的适应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移民心理归属的适应则是一种并非完全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它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说明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质状况。在移民社会适应的这三个阶段或三个层面，具有影响作用的因素可能是不同的。要使移民能够真正扎根于新的社区，重建新的生活，必须认真探索和构建起帮助他们顺利跨越生产劳动适应和心理归属适应的各种机制和条件，只有当移民不仅习惯了安置地的生活方式，同时熟练掌握了在安置地的经济条件下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技能，并且在心理上已将安置地看作“我群体”时，他们才在真正意义上适应了安置地的生活，才真正在安置地扎下了根。
第三，跨省外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适应问题。1999年，国家召开移民工作会议，在对前段L民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移民搬迁和安置的具体方式进行了调整。开始了由库区安置向外省市安置的转变。到2002年底止，已有14万移民跨省外迁。这一情况将给移民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本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相对于后靠移民，外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更为困难，特别是在经济适应和心理适应上。那么，对于1999年后开始搬迁到数千公里外的跨省移民来说，这种适应过程又有哪些新的特点？移民的适应过程是否会更加困难？从1999年开始的，以沿江、沿海的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市为安置地的跨省外迁，不仅距离远，更重要的是安置方式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即由过去的一个村几十户的“集中安置”，转变为一个村一两户的“分散安置”。这种跨省外迁带给移民的生活现实和影响，不同于他们在自己家乡大范围内的近迁。或许，由于远距离外迁的安置地均为沿海、沿江的相对发达的省市，移民搬迁后的经济适应会比近距离外迁地要好。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今后研究的证实。而本研究中移民社会适应较好的日常生活领域，或许也会成为跨省外迁移民社会适应中的一大障碍。比如说，最简单和最直接的语言上的差异，就会给移民带来深深的冲击；更不用说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别的影响和冲击了。
还有跨省外迁移民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问题。中国农村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依赖于建立在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人、亲戚和邻里。1999年和2000年调查的结果都表明，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移民寻求帮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以及亲戚朋友身上。比如，2000年调查中找双方兄弟姐妹的为82%，找双方亲戚的为38%。在为家庭增加收入方面，寻求帮忙比例最高的前三位也分别是找兄弟姐妹的为24%，找亲戚的为24%，找邻里的为10%。达到这些比例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早期移民的这种“集中安置”方式。然而，随着移民跨省外迁和分散安置，目前这种社会支持网络赖以存在的基础被抽掉了，移民不仅远走他乡，而且是相对孤立地置身于新的社区中。因此，这种外迁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将是一项对移民社会适应具有巨大影响的重要内容。
总之，到上海、江苏等地的跨省“远迁”，与初期移民在湖北、重庆同一地区内的跨县“近迁”，是两种有着重要差别的迁移模式。笔者预计，跨省外迁的农村移民在社会适应方面，将会面临一些与跨县外迁移民不同的困难与问题，其适应过程将会形成一些不同于跨县近迁的特点。开展对跨省外迁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应该成为下一段移民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