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掉入“福利陷阱”了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国家论文,掉入论文,陷阱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债危机形势严峻，不仅对欧元区治理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威胁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发展前途，而且为“福利国家危机论”这个谈论了半个多世纪的老话题带来了新内容，“改革福利国家”的呼声再次高涨。造成此次欧债危机的原因是多重的，比如，欧元框架不完善，欧元区成员国发展水平失衡，部分成员国财政纪律长期松弛，公共支出没有坚守量入为出的原则，等等。然而，从深层看，过度的福利和慷慨的保障已使福利国家不堪重负，老龄化的加剧更使财务隐患日益显现，债务货币化正使福利国家亦步亦趋，走向债务国家。
希腊甚至出现养老金高于退休前工资的现象
替代率是测量和比较公共养老金慷慨度的一个经常使用的工具，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希腊养老金领取水平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95.7％，排名第三，几乎为全球之最，仅次于石油立国的沙特和2008年底国家濒于破产的冰岛。如按男性个人收入的中位数来计算，希腊养老金替代率甚至出现倒挂现象，高达110.3％，也就是养老金比退休前工资水平更高。
与此同时，希腊普遍存在提前退休的现象。按规定，希腊获得全额养老金的条件是缴费需满35年，但事实上平均只有25年。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本应不到70％，可是由于各种名目繁多的额外补贴（例如复活节补贴、暑假和圣诞节补贴、第13和14个月养老补贴等）和提前退休的经济惩罚措施很弱等原因，希腊的替代率事实上并没有降下来。这等于鼓励人们退休，这种制度设计超出了希腊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承受的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了希腊的经济活力。
救助希腊的样本
经过半年的谈判，201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和欧元区终于决定援助希腊，但同时提出了整顿财政、改革经济、削减福利三大条件：
在养老金制度改革方面，这些条件包括恢复对高额养老金课征“特别税”；女性领取养老金年龄适当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引入一个与寿命预期变化相联系的机制；公务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从61岁提高到65岁；对第13和14个月养老金的领取额度要限定在800欧元之内；养老金水平不得超过2500欧元；取消复活节、暑假和圣诞节的养老补贴等。
在福利改革领域，提出了公共部门的奖金每两年不得超过1000欧元；每月工资收入不得超过3000欧元；公共部门须削减8％的津贴；事业单位须削减3％的工资水平；改革雇工立法等。
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要加大企业利润课税力度；将附加税提高到23％；奢侈品消费税须提高10％；烟酒税和燃料税须提高；国有企业数量须从6000家减少到2000家；创建一个金融稳定基金等。
“老龄化”带来的现实问题和潜在风险
希腊危机的救援条件揭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债务危机背后的推手之一来自养老金。一夜之间，希腊解开了福利国家的“高债务国”的真实面纱。第二。将老龄化成本引入到财政评估体系之中十分必要。
在世界各地区中，欧洲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最为严峻。2010年，欧洲老年赡养率（65岁及以上占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高达23.7％，是全球最高的地区，而美国仅为19.5％；到2060年欧洲赡养率将达49.0％，而美国仅为36.8％。
老龄化趋势带来的三个潜在风险，即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支出增加，三者共同构成了“老龄化成本”的广义含义，成为主权国家财政恶化和主权债务攀高的潜在因素。目前希腊正在执行的改革经济、整顿财政、削减福利实际就是应对“老龄化成本”广义含义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其次是狭义含义，是指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他们包括5个福利项目，即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保险支出。从以往几十年的支出演变历史和未来预测来看，老龄化带来的最主要成本将表现在养老金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规模上，尤其是养老金支出，它构成“老龄化成本”的直接财务成本。几十年来世界各国进行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希腊当前采取的“2010年养老金改革方案”就是解决老龄化直接财务成本的调控。
世界各国为应对老龄危机和改革福利制度已经作出了极大努力，几乎所有国家都没能置身于外
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将改革日程摆在各国面前：应对老龄危机，改革社保制度，挽救福利国家，走出债务危机。事实上，在以往几十年里，世界各国为应对老龄危机和和改革福利制度已经作出了极大努力，几乎所有国家都没能置身于外，他们克服来自国内的种种社会阻力，都或多或少作出了努力，有些国家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
此次希腊债务危机以财政濒临崩溃和国家几近破产的重大教训，敲响了改革警钟，拉开了改革大幕，再次掀起了新一轮改革高潮：数国调整养老保障制度参数，甚至像法国等一些十几年来改革受阻的国家也一举成功通过立法；重要的是，希腊债务危机为希腊福利改革重新点燃了希望火炬，坚定了改革决心，唤醒了社会良知，战胜了人类贪婪的本性，最终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所有这些，在危机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希腊，作为从福利国家到债务国家的一个反面样板，前所未有地为所有国家提供了一张发人深省和代价昂贵的问题测试清单。当人们拿着它，将之作为测试自己和他人的一把反面标尺时，会检测出很多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其实，社会保障制度和寿命预期延长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当这两个人类文明成果向人类自身提出挑战时，站在“老龄化成本”导致的保障制度濒临破产的悬崖边沿。人类自我反省的必然结果便是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于是，“希腊测试”便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首当其冲
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有三个选择：或是下调退休金水平，或是上调缴费率，或是提高退休年龄。但事实上前两个选择的调整空间已非常小，欧洲多数国家缴费水平已接近极限，替代率下调意味着降低福利水平，其可操作的“政治空间”也不是很大，所以，剩下的只有提高退休年龄，随着寿命预期的延长，相对于其他两个选择，这是唯一较为可行的出路。
在过去十几年里，提高退休年龄在各国已成为社保改革进程中一个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改革手段，但失败案例也不鲜见。比如，法国曾因为提高退休年龄而多次引发全国性的示威游行，甚至导致社会骚乱。据不完全统计，在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中，至今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6个，他们是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英国。他们之所以没有改革，是因为他们的退休年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很高，其中，冰岛1958年至今其法定退休年龄保持67岁，其他5国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始终就是65岁。
在“2010年改革年”中，在希腊成功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立法的激励下，西班牙（从65岁提高到67岁）、意大利（女性公务员从61岁提高到65岁）、英国（从65岁提高到66岁）、尤其是法国这个退休年龄改革的最后堡垒（从60.5岁提高到62岁，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成功通过延迟退休的立法；反对这项改革的社会运动从这些国家向东欧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罗马尼亚、波兰和西欧的德国蔓延，一时间，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浪潮在欧洲风起云涌。
截至2010年底，所有欧洲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1岁以上，只有卢森堡等3个国家是60岁，英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等绝大部分国家是65岁退休，执行67岁退休这个最高规定的国家有两个，即冰岛和挪威。未来计划继续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有11个，包括英国、丹麦等国。
在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女性退休年龄逐渐提高，并不断向男性的退休年龄靠近。目前，规定男女同龄退休的发达国家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冰岛（67岁）、挪威（67岁）、瑞典（65岁）、丹麦（65岁）、芬兰（65岁）、爱尔兰（65岁）、德国（65岁）、荷兰（65岁）、西班牙（65岁）、葡萄牙（65岁）、法国（60.5岁）、比利时（60岁）、卢森堡（60岁）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律是。法定退休年龄“下调容易上调难”。法国和新西兰在20世纪80年代都曾轻而易举地将退休年龄从65岁下调到60岁，但在上调年龄的改革中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例如，法国从1995年开始就试图提高退休年龄，这项改革进行了10多年，代价惨重。
总体看，在近10年来参数式改革中，提高退休年龄最为普遍，同时也最为急迫，而调整退休金水平和缴费率的改革则显得十分谨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提高退休年龄才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最为流行的一个改革趋势。
在中国养老金改革历史进程中，此次欧债危机既是一次重要警示，又是一次方向校准
从福利国家走向债务国家，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仅是一次预演；今天的希腊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欧洲，债务危机在希腊爆发只是一次预警；欧债危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不仅有可能威胁到欧元区和欧盟治理结构的改革进程，甚或影响到福利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而扭转整个福利世界的未来走向。
此次欧债危机以希腊财政濒临崩溃的教训和国家行将破产的方式，再次敲响了改革警钟，将改革日程和改革清单摆在各国面前：应对老龄危机，改革社保制度，挽救福利国家，走出债务危机。欧洲模式作为社保制度的鼻祖，虽有很多优势，但更多的是为所有后发国家提供了沉痛的教训。
金融危机与正在发酵的债务危机从两个不同的极端向中国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前行方向，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方向几乎在同一时间摆在了中国面前：一个向左，要求加大社保支出，提升内需和消费，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向右，要求降低支出规模，控制“老龄化成本”，以防止长寿风险带来潜在长期债务风险。
这是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实际上，左右之分确实存在，如同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和绝对优秀的社保制度那样，关键在于哪个最适合。既然中国人口老龄化预期十分严峻，养老金制度改革就应未雨绸缪。在中国养老金改革历史进程中，此次欧债危机既是一次重要警示，又是一次方向校准。实际上，学习别人经验和吸取他国教训也是一种能力，按照问题清单周密部署，迎接挑战，这才是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中国社保制度无疑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与国内外平均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但同时也应注意和考虑—些潜在因素和倾向
在很多欧洲国家指责和批评希腊的同时，也有国家在反思欧洲福利过度的历史演进历程。其实，欧洲很多高福利国家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经历和教训：在经济繁荣时过度提高福利水平，待进入稳态之后则悔已晚矣。所不同的并受到其他欧洲国家激烈批评的是，希腊的高福利建立在高借贷的基础之上。
在刚刚经历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都实行了扩大财政支出和拉动内需的扩张政策。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保障制度史上可看到，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重大政策变动常常发生在或是经济大萧条、或是经济大发展这两种极端情况下。希腊的福利赶超是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总体看，对欧洲福利国家而言，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每次经济危机都成为这些高福利国家伺机改革的一个动力和机遇，危机常常成为他们改革的压力，否则，改革的代价要比繁荣期间大出很多倍。但对新兴市场而言，由于其福利支出比重较低，每次危机都成为其完善制度建设和增加社保项目的绝好机会，以提升消费信心，夯实消费基础，扩大内部需求，拉动国内市场。
虽然中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只有十几年，但却全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好时机，还遇到过两次大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繁荣的历史性机遇与大危机的空前挑战这两个极端情况对中国社保制度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替代率、待遇率、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等指标来看，中国社保制度无疑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与国内外平均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但同时也应注意和考虑一些潜在因素和倾向。
首先，要防止经济环境产生的错觉和错位的影响。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很低，2010年人均GDP仅为4283美元，世界排名为第95名。中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应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而不应就某一个指标简单地向发达国家看齐。经济总量的概念容易误导人们对福利水平的理解。
其次，要警惕期望值过高的各种因素。转变增长方式是中国未来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社保制度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无疑要为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一个再分配工具，是二次分配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是在拉动内需促进转变方面，还是在建立退休收入来源多元性方面，都不能大包大揽，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要期望过高，否则，社保制度的功能和支出水平的设定有可能出现偏差。
再次，要避免大起大落的极端倾向的发生。经济高增长时与经济危机来临时都容易诱发附加福利项目和提高水平的倾向。当年的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要吸取：经济增长永远在高位运行是不可能的，因此，繁荣时制定的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萧条时的适应性，高速增长时一定要预测到未来经济进入稳态后的福利刚性等问题。
另外，要防止公共养老金体系过于繁杂。美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简单明了，架构单一，既方便参保人，制度补丁也不多。但欧洲的制度体系远比美国浩繁，名目繁多的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的、自愿型补充式的与强制型补充式的、调查式的与普享式的制度等，很多情况下就连本国人也难以分清，要靠养老金的专业律师来指导；复杂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不知不觉中容易整体推高待遇率。这大概就是导致欧洲国家养老金总体水平高于美国的原因之一。
最后，要充分认识到社保制度的双刃性。任何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弹性、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和企业竞争力等都将或多或少产生负面影响。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水平对福利水平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存在差异。因此，社保政策组合也应随之变化。比如，在初级阶段，就业常常被视为是“第一福利”，甚至其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要大于社保水平的重要性。因此，不同发展水平下，福利水平与劳动力市场弹性之间的权重和重要性是不一样的，要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与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结合起来。例如，几十年来，美国的失业率始终低于欧洲，这不能说不与美国较低的养老金和失业金有一定的关系。
标签：养老金论文; 退休公务员养老金上调论文; 希腊债务危机论文; 老龄化社会论文; 法定退休年龄论文; 增加养老金论文; 养老金上调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养老保险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