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私立大学创建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立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7）04-0010-06
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按其经费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人自办的，包括由政府官吏、土地所有者、实业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等个人捐资或集体筹资兴办的，以及以会馆、同乡会等社团形式集资兴办的；另一类是以外资为主筹办的，这类学校主要是由基督教（天主教）各差会在中国兴办的教会学校，也有少量由外国团体或个人出资在中国兴办的学校。本文讨论的是第一类私立学校，即由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近代私立大学的研究在近些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有一些基本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私立大学的创建问题，即是需要考证的问题之一。目前关于究竟哪一所大学是中国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对此问题做了一些资料的考证与梳理工作，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关于“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几种说法
通过查阅书刊以及搜索各种网络资源，可以发现，被冠以“中国近（现）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或“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高校”之称的，主要有以下几所学校。
（一）复旦大学
2005年是复旦大学百年华诞，在其校庆文献上都众口一词，认为复旦大学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如复旦校史研究室主任龚向群，无论在其所撰文章中，还是在面对媒体的采访时，都强调“复旦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学”[1]。其校友、致贺人及单位，在致词、贺信及所写纪念文章中，也普遍使用此观点。至于论中具体所指是1902年创办的震旦学院还是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各论者有所不同，有些则没有指明。
研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的学者也在他们的论文中指出，复旦大学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只不过，普遍把复旦大学的校史回溯到1902年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如“经过长期的人生体验和思想积累，马相伯于1902年底创建了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又在震旦学院的基础上于1905年建立复旦公学，奠定了复旦大学辉煌业绩的坚实基础”[2]。在黄书光所著的其它相关论著中，也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另外，如许有成也认为马相伯于1902年底创办的复旦大学的前身——上海震旦学院，是“中国最早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3]。
（二）南开大学
复旦与南开对峙南北，在近代私立大学发展中各领风骚，向来就有“北南开，南复旦”之说。南开也经常被冠以“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的美誉。前天津大学校长单平曾说：“南开是第一所私立大学”[4]。不少论者也持此观点，如：“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天津最早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高等学校当属我国自己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北洋大学（1895年创建）及第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1919年创建）”[6]。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修正，如认为南开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7]，或“中国北方第一所私立大学”[8]。
（三）武昌中华大学
也有研究者指出，1912年创办的武昌中华大学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此类论述诸如：“民国伊始，中央政府开私人办学之禁。……陈时（1891～1953），劝说父亲陈宣恺共拿出田地2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及家藏书籍3000余部，开办私立中华大学。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大学”[9]。董宝良也认为，陈时创办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所私立大学[10]。
（四）中国公学
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公学是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如李喜所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一文中指出：“1905年因抗议日本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不少留日生纷纷归国，为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公学，同时招收国内学生，作为出国留学的预备。这可以看作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11]。金以林也指出：“清末的大学，是不允许私立的（教会大学除外）。创办于一九○六年春的中国公学是一个例外”[12]。
有些学者则把中国公学与复旦公学放在一起讨论，如宋秋蓉在《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研究》中指出，“根据现有资料，清末私立高等学校中，由国人自办的有1905年创办的中国公学、复旦公学……”[13]；李华兴也认为，“发展到1909年，有私立大学2所，即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14]；很多教育史研究者，特别是高教史研究者都普遍采用此说法。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说谁是第一，但从两校创办年代看，还是能分出一、二的。然对于中国公学的创办时间有不同意见，所以笔者不敢随便臆断论者的观点。
（五）南洋公学
有研究者根据南洋公学的办学经费来源等因素作出判断，认为1896年在盛宣怀倡议下创办的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高等学校。如田正平指出“1896年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既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嚆矢，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高等学校”[15]。
还有论者认为，中国私立高校办学最早“可追溯至1878年张焕伦在上海创办的正蒙学院”[16]。这显然比以上所论各私立大学的创办都更早。还有学者认为，清末不存在私立大学，如霍益萍指出：“近代私立大学的出现，始于民国初年”[17]。她认为当时，在各地兴建的私立大学中，经教育部派人检查认可，“办理尚属认真”，准予立案的有七校，其中从创立年代看，最早的是1912年。这一年创立的私立大学有：民国大学、大同大学、朝阳大学和武昌中华大学。根据这样的理解，我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显然应该从这四所私立大学中产生。
在这么多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的说法中，到底哪一种更接近历史事实呢？由于涉及到这些学校的“大学”或“高等学校”的性质，又事关“私立”的划定，第一所私立大学的认定似乎有点扑朔迷离。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点，其一是以上所列学校中，哪所从年代上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或“高校”？其二是这所大学是不是私立的？
二、以上学校中，哪所是近代最早的大学？
在以上所举的学校中，哪所称得上是近代最早的大学呢？这有必要简要回溯一下“大学”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大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存在，如《学记》中就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但这里的“大学”是指一种“学问”，与“小学”相对，并非现代所指的“培养高等人才的学府”。中国古代也一直存在着培养高等人才的“机构”，只不过，被称之为“太学”或“书院”，没有被冠以“大学”之名。中国古代的“太学”和“书院”，主要承担着为封建统治阶级输送治国安邦人才的任务，所传授的主要是孔子的儒家学说，其办学目的、学科设置、所授内容都与近现代“大学”相去甚远。今日大学之概念其实来源于西方。
十九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物质文明，使清末一些开明人士觉醒。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源之于教育发达、人才辈出。中国要想不受欺凌，就必须改革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于是，一些开明官僚开始了效仿西方办学的探索。在“中体西用”理念的支配下，在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模仿西方大学而办起的新式学校，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初创与萌芽。当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大学是1895年创立的天津中西学堂。
从中国近代大学的创立与发展来看，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的创建当在1895年之后，而上面提及的正蒙书院或正蒙学院，根据文献记载，应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梅溪小学……前身为正蒙书院，清光绪四年（1878年）由张焕纶创办。光绪八年易名为梅溪书院。是全国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新式小学。光绪二十八年改称梅溪学堂。光绪二十九年改官立高等小学”[18]。显然，在上述被列为“第一”的众多学校中，从创办年代来看，除去正蒙书院，南洋公学是最早的。那么，南洋公学算不算“大学”呢？
南洋公学是由清末洋务大臣盛宣怀所办。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后，又于1896年春，在上海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同年10月他又连续向清政府呈递《条陈自强大计折》、《请设学堂片》等奏折，指出“育才之要，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由于“需才孔亟”，为“收速效”，他建议“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一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公法、政治、通商之学”。奏折经清政府批准后，盛宣怀便开始积极筹办。盛宣怀确定“南洋公学”要吸取“北洋西学学堂”的经验，在学习西方学科的同时，必须厚植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即坚持“中学和西学并学”。可见，盛宣怀之所以要创办南洋公学，其目的即为解决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人才匮乏问题，想在南方办一个像天津中西学堂一样的高等学府，以培养法律、政治与商业人才。福开森在1931年撰写南洋公学早期历史的时候也说，南洋公学“总的目的与北洋大学相同，只不过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要求学生熟悉汉语”[19] 9。
南洋公学成立后，由盛宣怀亲自任督办，聘任何嗣焜为公学总理，聘任前南京“汇文书院”院长美国人福开森为监院，聘任原“正蒙书院”创办人张焕纶为中课总教员。南洋公学的办学宗旨是：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为旨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於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业。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19] 36。学校基本上模仿西方学制，实行班级授课制和分科教学。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上院”即头等学堂，属大学性质。1901年，学校设政治科，又设特班。但南洋公学并非创办时即有四院，而是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曾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的蔡元培的话可以较确切地说明其发展过程：“南洋公学自民元前十六年奏准后，即于第二年设师范院，其程度如民国元年前后之师范学校。又设外院考取学生，派师范生轮流教之，其程度如今日之小学也。第三年设中院，其程如今日之中学。前十二年，上院校舍落成适有北洋大学学生避乱来上海者，乃设铁路班以收容之，是为高等教育之发端”[19] 65。可见，自1900年始，南洋公学才真正达成其创办之目的，具备大学之实体。1902年，盛宣怀针对新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对大学设置的有关规定，在《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指出，英美国家的大学，不论其学校是否设在省城，不论其经费是否来源于国家，只要功课达到大学程度的，一律可称为大学堂，因而希望南洋公学的“学生卒业给凭”，也能与国家大学堂学生身份无异。在此也可见创办者对其学校定位之一斑。南洋公学毕业生大多从事洋务工作，成绩优异者，被送往日本、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留学或实习。南洋公学为社会造就了一大批内政、外交、理财等方面的高级人才。
可见，无论是从其办学目的来看，还是从其办学实态来看，南洋公学都应该是一所“大学”。当然，现代大学在清末尚处于初创阶段，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从无到有，需要一个萌芽、发展的过程。美国学者卢茨在论及19世纪末中国已有的十几所教会大学或学院时说过，它们“在1900年前没有一所真正达到大学水平”[20] 28；“19和20世纪建立的其它学校有自称为大学的，但并没有正式开设大学课程”[20] 30。中国自办大学在发展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虽然有许多学者置疑南洋公学办学的高层次性，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南洋公学在当时已属大学水平，可以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早期的现代大学。南洋公学的开办对于以后新式大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在前面列举的各校中，南洋公学是创办年代最早的大学，就算从1900年学校有了上院开始，上列各校中，也没有一所能比它更早。再从现代大学的发展史来看，1895年创办了天津中西学堂，1896年创办了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从资金到管理，一直走的是政府办学的路子，因而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南洋公学的创办紧随其后，如果能说明“南洋”公学是“私立”大学，则它不仅仅在上述高校中，而且在整个近现代教育史上，都算得上是“第一所私立大学”。
三、南洋公学是不是一所“私立”大学？
对于南洋公学来说，在“大学”、“私立”这两个关键词中，被质疑更多的或许是“私立”二字。考察学人对它的定性，大多认为它是中国早期国立大学的代表，如“盛宣怀……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为我国传统旧教育向近代新教育转变奠基铺路”[21]。那南洋公学是不是一所私立学校呢？一般而言，看一所大学是否“私立”，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1）学校的举办者为非政府组织；（2）学校的经费来源为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2]。我们试以南洋公学创办与发展过程中的经费来源及其创办者身份为切入点对之进行考察，判断其是否为私立学校。
首先从学校办学经费来源角度来看。1896年3月，学校被奏准设立后，盛宣怀立即捐购建校基地，筹办南洋公学。学校成立后，常年经费主要由其管辖下的轮、电两局的商户捐款，其他关于公学房舍、仪器、图书等设施，乃至派遣学员出国留学等经费，也均由他筹措与储存。从南洋公学的收支账册上看，从1897年到1902年，学校平均每年收到招商总局规元6万两、电报总局规元4万两。另外还有少量其它收入，如在这几年中，共收到庄息五千零九十七两八钱一分二厘、租息一千六百七十七两三钱一分一厘、蒙学生学费二千四百三十七两八钱一分[19] 81-83。
南洋公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轮、电两局的商户，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受两局隶属变迁的影响，学校名称不断变化。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轮、电两局归商部管辖。南洋公学经盛宣怀奏请，也于1905年4月隶属商部，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清廷新成立邮传部，管辖路、电、航、邮四政。学校又改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学校在清末先后隶属商部与邮传部，但其经费仍由轮电两局拨款，只是数量没有保证，如1907年“除电局照数拨解各款外，轮局全年仅认解两万两”[19] 310，其拨款远不敷需求，因此监督唐文治致函邮传部，请求拨款。这段时间，虽然学校经费困难，但靠着往年积存，尚能勉强维持。1909年，经邮传部核准，学校由“电报局岁筹二万一千元，招商局岁筹二万两”外，由邮传部岁拨银十万两，“不敷之款应在铁路公费项下岁拔银五万九千两，凑成十万之额”[19] 311。
显然，从1896年到1908年，南洋公学的常年经费主要来自轮电两局的拨款。为了更明确这笔款项的性质，有必要了解一下轮、电两局在这段时间的发展状况。轮船招商局与电报局，都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利用民间资本，以合股的形式筹办起来的一种股份制公司。虽然在清末，这两个股份制公司采用的都是“官督商办”的模式，但据研究表明：“就已能确定的股本而言，招商局的所有股本均来自私人——通常是商人——投资，尽管可能包括官僚伪装的私人资本。……没有一个官方机构握有该局的一份股票”[23] 157。电报局的情况也类似，“政府从未占有过股票”[23] 259。盛宣怀也明确指出：南洋公学“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19] 35-36。因此，两局对南洋公学所拨的款项显然是一种民间资本。随着电报局在国家事务中地位的日益重要及其赢利的日渐丰厚，政府一直想把它变为国有。1903年，清政府派袁世凯为电政大臣，接收了电报局，使电报局“变为商本而官办”[24]。但此时电报局只是在理论上直接在清政府的管辖之下，直到1908年，政府按每股180元的价格，把商人资本退还，电报局才完全变为政府所有。轮船局在这段时间则一直是“官督商办”，1909年则摆脱了“官督”，完全实现了商办。因此，从1903年到1908年期间，虽然官方接管了电报局，南洋公学也先后隶属商部、邮传部，但其经费来源仍旧是主要来自轮电两局的商户捐款，这依然是一种民间资本。1909年后，因电局完全官办，学校经费中又加入了邮传部的拨款，“官费”成为学校的主要办学经费，学校遂变为一“官立”[19] 311学校。
可见，学校在清末从1896年到1908年，十几年间虽几经更名，隶属过不同的部门，但支持其建校、运作、发展的经费并不是来自政府（或主要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各种民间资本（主要是盛宣怀本人及轮电两局商户的捐款）。盛宣怀在办学时，也正因为学校办学资金来源的特殊方式，取其名为“公学”。在南洋公学章程中他明确指出：“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定名曰：‘南洋公学’”[19] 35-36。这也是清末“公学”之名的由来，后来的中国公学，复旦公学等，也多沿用此意。
再从学校创办者身份来考量。南洋公学的创办者盛宣怀，是清末重要的洋务官僚，是红顶商人，时任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督办。他虽然身份特殊，“亦官亦商”，但正如前文所述，他之所以倡设南洋公学，完全是个人有感于时局艰难、人才匮乏，并未受任何人的委托。因而，盛宣怀并不是以政府代表的身份筹办、主持南洋公学。南洋公学初时的主持人在外文文献中，不像天津西学学堂一样称" President" ，而称为" Manager" ，中文中称为“总理”，而不称作“监督”或“堂长”。张元济在追溯交通大学创办历史时也曾疑惑：“此独称总理，未知何因”[19] 25。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用以表示该学堂与国立大学之区别，及与商捐之联系。南洋公学在创办与发展过程中，除学堂管理人员的任命和专业的设置要经清政府最高当局的批准外，一切事务都可自理，这也是“私立大学”区别于“国立大学”的特殊自主性之表现。1905年，学校隶属商部后，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变得密切，学校废除总理之职务，设学堂监督，监督一职由政府任命。但即便如此，1905年到1908年间，在南洋公学的校史文献上没有看到商部或邮传部对学校发展的任何规划或指令性文件，说明学校的管理与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自由。政府在南洋公学的地位，就像在清末刚兴起的“官督商办”的股份公司一样，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如果说1905年南洋公学隶属于商部后，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使得学校管理开始走上官学化道路，但至少从1896年到1905年，无论从经费来源上来考察，还是从办学者身份上来判断，南洋公学都应该是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它开启了近代由社会事业负担经费的办学方法。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清末，私立学校的概念与其后代有所不同。在清末新式学堂中，共有三类学校，即官立学校、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其中私立学校是指主要由个人投资兴办的学校。显然南洋公学并非由个人出资，因而在清末，南洋公学算不上一所私立学校。清末国人依私人之力或捐私产办大学的，最早当数马相伯。1902年，著名爱国教育家马相伯捐出全部家产土地3千亩、现洋4万元创办了复旦公学的前身震旦学院[25]。震旦学院的开设，使梁启超“吾喜欲狂”，认为从此中国开始有私立完备之学校，开启了国人私人兴学之风。所以，若要从个人、团体、政府出资这种角度上衡量，个人出资创办的最早的“私立”大学应该是震旦学院。
事实上，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中，对于初、中等教育，政府是积极支持、大力鼓励地方和民间力量办学的，而对于高等教育则并无专门的鼓励政策。相反，对于私人办理有关政治、法律方面的学堂和专业却是严格禁止的。而且，由于办理高等教育机构在财力、人力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私立高等教育仅处于萌芽阶段，政府对私人办理高等学校均无明确的政策导向。民国建立后，1912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令》，明文指出：“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26]，允许私人也可设立大学，并承认团体设立的也是私立大学。因有政策可循，从1912年开始，许多冠以私立大学之名的学校纷纷成立。民国私立大学的界定与当代对私立大学的认定基本一致，因而，如果要把近现代私立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发展序列来研究，显然，南洋公学应该是位列其中的，并且具有开启之功。
综上所述，从当代或民国以后对私立大学的界定看，南洋公学是我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私立大学，至少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高等学校”。之所以诸多学校被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之名，或许是从提高本校的影响力，扩大本校的宣传的角度出发；或许是囿于资料，沿袭成说。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教育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