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实践与实践的哲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5-0001-06
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是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其核心理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解放思想与实践的唯物主义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的历史性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把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的现实意义，是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因此，解放思想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把思想作为实践的根据和标准，即：凡是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凡是不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离经叛道和必须否定的。这就完全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彻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础，根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是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任务，也是推进整个社会解放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
这一场思想解放，蕴涵着一系列深层的哲学问题。这首先是针对“两个凡是”所造成的哲学思想的混乱，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翻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现象：不计其数的哲学论著，均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形成了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以“实践”的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概括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本质，这绝不仅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称谓”问题，而是集中地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理解，深刻地昭示了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道路问题。
“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获得了越来越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也在越来越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中发挥了作用。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看，在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中，主要形成下述重要理论成果：一是在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讨论中，从理论上确立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并为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二是在从理论上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基础上，以实践观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出发，探索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思想与反思的关系，凸显了哲学理论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三是在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中，揭示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以及作为特殊的主客体关系的“主体间关系”，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丰富性为基本内涵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四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反思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在回应“非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唯物论的挑战中，深化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五是以“历史”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变革对“世界观”及其理论形态的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理解；六是在“世界观革命”的意义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某种僵化模式和“终极真理”，真正确立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
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进而形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这既是一个艰难的理论进程，也是一个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因此，在“历史”的意义上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就必须诉诸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成果，是来源于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其一，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而研究和论证“实践的唯物主义”则在理论层面上深化了这场大讨论并从而推进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其二，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反映论，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既是源于改革开放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又是为这种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提供的重要理论支撑；其三，“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凸显的“主体性”问题和“主体间性”问题，以及由此而凸显的“交往实践”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论证和阐扬了改革开放所要求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从理论上探索和回答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的实践问题；其四，“实践的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是从理论上回答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趋向性与选择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其五，“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历史”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因而既是以“发展”的观点和“变革”的理念去回应社会生活提出的全部问题，又是对“发展”本身的哲学反思，从而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其六，“实践的唯物主义”深入地探索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个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从而在哲学世界观上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提供了最为根本的理论支撑。
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世界图景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自我意识是历史性变革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提出和回答自己时代的世界观问题：以人的当代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对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为中介的人的当代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人的当代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是怎样的？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实现当代社会的进步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既赋予哲学以时代的目光和世界的视野，又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聚焦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问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最实际的呼声”。
二、改革开放与哲学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它“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③“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改革也是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形势和经济利益变得多样化，这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而且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即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急剧变化的生活本身向理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层出不穷的问题。“问题”，日益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发散”于空前增多的各种哲学问题之中，特别是突出地体现在关于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论争之中。这些哲学论争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代中国人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转换和重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心灵历程。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形成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的强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专门化哲学”的兴起。这主要是指两种趋向：一是注重研究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某个成分或某个侧面，并从这种研究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生长点。这种研究趋向的突出特征，是通过对语言、逻辑、科学、技术、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经济等的哲学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等等，以理论的方式回应了社会生活提出的重大问题，并推进了各个具体领域的思想解放；二是注重研究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及其所提供的方法论，主要是深化了对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语言分析、解释学、新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研究，突出了“思维方式”和“具体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为哲学界走出简单、抽象、空洞的论争，在坚实的哲学研究基础上形成富于创造性和启发性的世界观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问题”中，最重要的聚焦点是“现代化”问题。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构成了当代哲学的宏观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基础。以建立发达的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化过程，既是一个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又是一个空前的个体社会化过程——以等价交换的原则构建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个双重化过程造成了“现代化”的双重性矛盾：其一，现代化所实现的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造成了包括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紧张、“人与自然的疏离”等在内的“全球问题”；其二，市场经济所实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挺立了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又造成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物化状态”。这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性矛盾所构成的“现代性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把现代化所造成的双重性矛盾，视为哲学一向所寻求的绝对性、确定性和终极性的消解，并由此构成真理观的多元论、价值观的相对论和历史观的非决定论的主导性解释原则。这就是由现代化的双重矛盾及其哲学反应所构成的时代性的哲学问题。
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及其在哲学层面上的尖锐冲突，不能不引起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哲学界的强烈反应，并把这种强烈反应聚焦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以现代化的反思为核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主流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如下问题：其一，当代哲学的功能和使命是什么？这就是“元哲学问题”；其二，当代哲学怎样理解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其三，当代哲学怎样评价现代化的利弊得失？这就是“现代性问题”；其四，怎样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两大思潮问题”；其五，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西文化沟通并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中西文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哲学界关于“元哲学”的讨论，明显地突出了对哲学与当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反思。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从远离生活的彼岸世界回到现实的人间世界，从概念组合的“体系”建构到直面现实的“问题”研究，从而把当代哲学的使命确认为对当代人类存在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哲学思考，这是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基本理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形成的基本共识。
人的存在方式问题，首先是人的实践活动问题。“实践的唯物主义”从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出发，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聚焦点，具体地探索了实践与主体性、实践与交往、实践与语言、实践与理解、实践与日常生活、实践与真理和价值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国内哲学界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发展的价值基础、合理性目标以及发展的代价等问题。在讨论中，哲学界所形成的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中性的纯粹的经济增长过程，也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过程，更重要的是目标的合理性及其实现过程；“代价”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被否定和牺牲的替代性价值，即主导价值趋向对其他价值形态的抑制、否定和牺牲；价值观的主导范式具有强烈的时间效应，价值观自身不能先验地确定自身的合理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首要的是立足现代化对前现代化价值观的反思，而不是立足后现代化对现代化价值观予以反思，因此“发展”本身是最根本的“硬道理”。关于“发展问题”的这种哲学思考，从理论上支持了当代中国对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
在对“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中，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它们的形成、演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理论地表征了现代发达国家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深层矛盾。这两大思潮的对立与融合，理论地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与社会模式化的紧张关系以及要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的思想潮流。所谓“两大思潮问题”，就是国内哲学界对这两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反思；其深层的理论内涵，则是对“现代化”的哲学反思。20世纪80年代，国内哲学界主要是注重对这两大思潮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观点的介绍与评述；进入90年代，则使深层的“现代化”问题上升为探索两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主导思想。
“现代化”既不是抽象的普遍性，也不是与历史传统的断裂，它的实现和表现形式，必然具有民族的特色并保持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所谓“中西文化问题”，即是探讨一种以中西文化沟通为方向的现代民族文化的可能。这种讨论的热点之一，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深刻地反省了探讨“中西文化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是否在感情上依恋于作为母体的儒家文化，而在理性上又以欧洲模式为基准？现代化应当具有多元模式，我们是否应当和能够超越这种“依恋”和“基准”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以探讨上述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反思，标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形成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化，标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发散”于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标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现代化的反思中形成了以“发展”问题为聚焦点的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科学发展与关于发展的哲学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这个基本理念改变了中国，使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正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地深化了对发展的认识，形成了指导全部工作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战略思想。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基本理念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发展”的哲学研究中，为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在哲学层面上研究“发展”，“实践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切的是“发展观”。“发展”，这并不只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评价。“发展观”，是基于对“发展”的评价标准而构成的在实践中作出顺序性选择与安排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理论。因此，“发展观”总是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密切相关。
在集中地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④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发展”的要求，首先必须是“加速发展”。正是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又好又快”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形成“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我们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为依据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进步后在思想理论上的成果。
进入21世纪，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意味着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面对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经济的发展比较自然地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拉大，但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地、并不自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最严峻的迫切问题。
以理论的方式面对现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思考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为深入地探索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片面性”是它的“发展形式”，即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暂时利益”的舍弃，由此便造成了反观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的矛盾。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深刻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历史尺度，在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实现微妙的平衡，从而自觉地促进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出发的，而且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反思为基础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⑤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最为严峻的迫切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还表现为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生态的破坏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形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发展的哲学反思和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哲学和科学的“显学”。
“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发展”问题蕴涵着一对根本性的矛盾，这就是发展的“标准”与“选择”问题。“以人为本”和“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它为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标准，为发展中的思想和行为的选择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即：我们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个发展理念的实践意义是巨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把人的目的性要求变为现实的活动；目的性，是实践活动的灵魂。对人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判断，而是某种目的、理想、价值的实现。发展是实现了的目的、理想和价值。正因如此，确立发展的标准，并依据发展的标准而确认实践中的价值排序和行为选择，就具有不容回避和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实践意义。
“实践的唯物主义”还认为，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的，也是“反驳”实践的，即：理论不仅规范和引导人们“做什么”，而且规范和引导人们“不做什么”。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共识，就是“观察渗透理论”。这个共识告诉我们，人们总是以某种理论、观念去观察现实，并用这种理论、观念规范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式。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求我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全面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作出顺序性的选择和制度性的安排，并为这种选择和安排提供赢得人民支持的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反驳”违背人民利益的实践，“反驳”阻碍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践，“反驳”各种“形象工程”的实践，“反驳”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推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实践。
在说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时，马克思提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⑥以科学发展观引导和规范我们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研究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重大问题，不仅能够在这种研究中推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能够在这种研究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5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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