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思考_政治参与论文

微观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思考_政治参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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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5-0091-07

      近年来,在互联网、数字化、泛传播的大背景下,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和基础、更加碎片化为特征的“微”文化形态应运而生,微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和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状况。当代大学生是网络普及率最高的群体,他们成长在网络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对网络有一种天然的依赖;他们思维活跃,个性张扬,对网络政治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充满好奇。因此,随着微文化渗透力的不断加强,对微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应对。

      一、微文化的兴起及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呈现

      (一)微文化的兴起与快速发展

      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中国走过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开始进入后福特主义阶段。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多种功能被加以概括和浓缩,人们从对集体化、秩序化的“大”的过分推崇,逐步发展为对随和、灵活的“微”的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的诉求。后现代是一个大众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打破了中心论,拒斥稳定系统和决定论,不论是分析微型权力的福柯还是主张去中心化的德里达,都在归旨用更深广的气度去宽容不一致的标准,而具体到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则表现为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多向互动的微文化时代的到来。微文化是当前最具时代特征的一种文化,它根源于后福特主义文化逻辑在当代社会中的纵深拓展,它尚简、崇微,更加注重个体和微观的发展。微文化是一个大的集合体,具体外显为形式微小,以微媒体为载体,以碎片化、赛博化、去中心化为特征,被人们冠以“微某某”之名的文化形态。目前,学术界对于微文化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微时代的文化传播与话语表达所折射的更多的是精神与社会问题,“微”言大义或许能最好地诠释微文化的内涵。微文化是崇尚自由、个性张扬的文化,个性、自由、草根、青春是当前微文化的标签,大学生是微文化的天然主体,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亚文化的天堂。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年1月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到5.57亿,手机上网用户占到85.8%”,[1]手机上网用户超过传统PC,信息由传统PC端流向移动端,应用多样的微媒体成为公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腾讯微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的微信公众号总数超过580万,日均增长数1.5万个。”[2]致力于匿名社交的微媒体“无秘”自2014年3月上线后,到2014年9月下载量就已达到1674万,视频社交领域中的“微视”“美拍”同样领跑微视频社交新格局。集休闲、娱乐于一身的微媒体,通过分享、互动为一体的社交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弱关系、低强度的网络沟通与社交体验,被大学生群体所喜闻乐见。微媒体的丰富推动着微文化的发展,随着微文化的快速发展,人际关系建立的基础逐步演变为移动终端的微虚拟空间。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大学生用户的增长成为滋养微文化的肥沃土壤,微话题、微民主、微社交、微传播、微思潮等等“微”字头大军迅速崛起,微媒体平台逐步演变为大众化的舆论平台,微义化从网络延伸到现实社会,带着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宏大目标走进人们的视野。

      当然,微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微传播使谣言更加容易扩散,微技术在为信息发布、消除文化区隔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多音合鸣的微社交在扩大交流的同时,也造成人际交往的部落化、圈群化。众声喧哗的微文化将社会精英的独白世界捣碎重组成马赛克式的世界,在消费主义等不良微思潮的裹挟之下,人们面临着沉迷于小玩意儿而丧失现代人所应该具备的大视野、大理想、大格局的风险。在微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应当警惕它的畸形发展,以防被结构化为四分五裂的微分子时代。

      (二)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多彩纷呈

      微技术为询唤出底层阶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扫清了技术障碍,微媒体成为高度社会化的媒介,底层阶级从失语逐渐学会发声,政治议程和政治参与方式被重新设置,政治话语更加世俗化,参与群体更加草根化。微观“文化政治”对具有等级与贫富差距的现实世界带来冲击,人们开始追求比现代性更加自由、开放、民主的后现代世界。同时,微媒体满足着在现实领域中“人微言轻”的大学生在一个私密、自主的“赛博空间”中进行文化冲浪、精神历险,甚至暴力宣泄的诉求。正如卡罗尔·佩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将民主参与归结到提高个人的自由价值一样,大学生这个尚未成熟而又充满矛盾的群体在网络政治参与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中,追求自由的表达,试图融于现实而又企图变革现实。爱因斯坦曾说:“我担心有一天科技充斥人间时,世界将仅剩下白痴的一代”,[3]而事实上所谓的“白痴的一代”并不只会上网玩游戏,也会在微传播、微思潮、微社交中产生公民意识的觉醒。他们纷纷利用微媒体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带着公民意识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视角全方位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个角落,从自己的观感出发,即时发布信息,表达政治意愿,无论公正还是偏执,都在尝试践行新的社会契约精神,参与建构着公民社会之公共理性,微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开始多彩纷呈。

      由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5年1月发布的《2014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9月,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已达到1.67亿人,19-35岁用户占月活跃用户总量的72%,且年轻化用户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4]2015年1月CNNIC发布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群体的网络舆论表达意愿更强烈,10-19岁网民网上发言积极性最高,有50.2%的比例;其次是20-29岁的网民群体,有46.6%的比例。此外,学历程度越高的网民对互联网的依赖比例越大,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网民中网络依赖比例达63.9%。”[1]较高的移动互联网智力水平和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涨着当前90后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手机无线上网的普及和手机客户端对于时政的强大推送效果,使得微世界主体的90后大学生接触热点话题的渠道增多,在有意无意中便被动地阅读了大量政治消息,同时碎片化的微阅读使得阅读频率也逐渐变大。“根据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1月至12月共计4 783个网络舆情热点话题”,[2]诸如中央对周永康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事件、台湾学生占领台立法院事件、演员柯震东房祖名在京吸毒被抓、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马航航班失联事件等社会热点话题都吸引着大学生的网络参与。尽管冰桶挑战、微笑挑战等也一时风靡,但大学生在微媒体上所参与讨论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反腐倡廉、司法公正、国防外交、涉警事件等敏感话题上。

      就微博、微信等微媒体所使用的频度和内容而言,相关调查表明,“有40.7%的用户每天都会登陆微博,31.4%的用户每天都使用微信”。[5]在内容方面,有接近一半的用户只是习惯性地转发和分享,并有大量用户乐于转发引起大众关注的公共事件,这也为政治热点事件的传播带来契机。微文化迎合了自媒体时代的需求,无论从形式还是技术上,都契合着大学生的特点,微媒体所带来的新闻自由度和公共辩论空间赋予了大学生维护自身话语权的可能性,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多彩纷呈使得信息分配结构和流动模式均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引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微文化生命力与破坏力的双面,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联姻,虚拟与现实的冲突以及野火燎原般的大学生群体表达,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

      微文化不断提高着政治和文化的参与度和透明度,为绝大多数尚不具有“文化资本”的大学生缔造了一个微观的“文化政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碎片都在极力地表现自我,彰显自身所存在的价值,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诉求和价值都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与尊重。微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特点愈发突出,展现出个体性与社会性并存、利益性与责任感并存的面貌。

      微文化建构的虚拟空间使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远离了社会系统建制的规训,一个突出特点是,微文化既发挥了大学生的个体参与性,又扩散了群体的社会性。低准入和零门槛使大学生能够自由地进行信息的传递、现实的批评和政治愿望的表达。网络社会给予了个体充分的表达空间,个体可以通过参与主题多元的公共讨论,参与社会事务的评判,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质疑其不满的社会文化现象,个体在政治话题的公共辩论中高效共享着公共文化政治空间。微文化满足着每个“原子化个体”的精神要求,也促使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完成其自身的社会化,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并存与交互作用被彰显的淋漓尽致。

      利益性驱动是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另一突出特点。大学生对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注切实而复杂,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大学生对于个人的地位与发展有着发自内心的主张和要求,这些都可以通过群体性网络政治参与体现出来。改革开放后的“权力变型”使得经济话语开始成为思想主导,少部分特权群体利用这一契机获取了大量财富,阶层固化后的贫富悬殊和信息不对称,使得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出人头地的概率变低。不同的利益性,使得一部分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已没有多少任性的空间。随着大学生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利益主张越来越强烈,处于社会低位的大学生更倾向将现有的制度和规范内化于心,以行动者的姿态,将反抗蕴涵于网络政治参与中。此外,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普遍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他们的道德意识、法制意识及国家意识都较为坚定。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意识既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也有对日常伦理的期待,既推动组织、文化的改良和进步,也对个体的不良言行进行修正。90后大学生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对民族、对国家的情感真诚而深厚,在事关民族和国家主权、利益、领土等大是大非问题上,经常显示出高度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二、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的非理性现象

      微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更为积极、政治洞察力更为敏锐。当前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也夹杂着一些非理性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微传播中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情绪化倾向和网络暴力现象

      在微文化背景下,人人都是“自媒体”,不论信息的真假,人们都可以利用由点到点的网状裂变式的微传播方式使一些未被证实的网络谣言层层传递开来。有人曾把微博称为当代负舆论的搅拌机和政治谣言制造机,微传播所带来的网络舆情加剧了大学生的情绪化倾向。微传播的无意识和非理性使网络谣言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燃点低、隐蔽性强的特点,情绪化倾向的不断累积,给参与网络政治生活的大学生带来极大的困扰。大学生通过微媒体摄取到一些政治事件的片段后,在没有全面了解问题始末的前提下很容易从主观出发,断章取义,或无意识地跟风,随波逐流;在微媒体上传递夹杂情绪化言论,用极端情绪和网络暴力推动形成舆论压力,使一些并未证实的事件被聚光点燃,给正常的政治行为与决策带来挑战。

      2014年7月,一则关于“浙江官员开房200多次”的消息在微博和朋友圈内不胫而走,9月,该官员不堪舆论压力卧轨自杀。事后调查结果竟为某商人的恶意报复,不法者利用非法手段获取该官员个人信息后,别有用心地制造谣言,网传的200多次开房记录确实存在,但却是十几年间累计的记录,发布人故意将时间概念隐去,给人造成官员腐化堕落的假象。其结果是引来一片道德声讨,各种网络谩骂与宣泄裹挟着极强的攻击性顷刻而至,其中不乏不明真相、感情冲动的大学生群体。网络暴力和情绪化参与所制造的压抑的心理环境,成为压倒该官员的最后一棵稻草。2015年1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作了一次题为《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而事后诸多网络微媒体引“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一句作为报道的新闻标题,一石激起千层浪,顷刻间便引来大量网络暴力围攻。而反观讲稿原文,其文所言为“坚决抵制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原文既强调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亦强调了“抵制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而在微传播的过程中,原本相当平稳的政治话语“坚决抵制”被斩钉截铁地简缩为“绝不让”。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大学生群体终究尚未走出校园,他们正处于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年龄特点也决定了其思想情感的冲动性,不实谣言在微传播过程中的持续扩散使大学生极易被煽动、被利用,本意为愤世嫉俗打抱不平,却有意无意间成为一名暴力参与的“刽子手”。

      (二)微思潮中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化倾向和网络迷失现象

      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随着微文化覆盖面的扩大,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借助微媒体大量涌入。众声喧哗的微思潮相互交织,给大学生这个兼具怀疑和叛逆的群体带来一种自由化的假象,部分大学生在一些所谓公知的不良示范下,认为在微媒体上的言论都是“自由”的,开始把微媒体当做一种低惩罚度的攻击渠道,在微博、微信、无秘等微媒体中放纵自己的言行,将不良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尽情释放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引发了“自由过度”的问题并迷失其中。与此同时,市场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思潮相继在微媒体里盛行,“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亚洲自由之弧等言论,以期唱衰中国、妖魔化中国和孤立中国,并不断向我国思想界兜售非意识形态化、人权高于主权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等主张”。[6]部分大学生在不良思潮的诱惑下,盲目崇拜西方,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怀疑,政治价值观出现偏移。2009年的伊朗骚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2014年的香港和台湾占领行动,无一不是各种微思潮鼓动、放大和催化的结果。“前车覆,后车戒”,微思潮中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化倾向和网络迷失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此外,一些网络名人的不良示范也加剧了这种网络迷失的现象。2014年8月,90后演员柯震东吸毒被抓,竟有大量年轻粉丝为其辩护、表示力挺,诸如“觉得他吸毒也帅的请点赞”“别说吸毒,你吃X我也爱你”等等言论不绝于耳。2014年9月,导演王全安嫖娼被抓,网络名人王思聪却发微博称,“导演不利用职权去潜规则小演员而冒着被抓后事业和婚姻的破碎去嫖娼……多傻啊”,[7]这一言论引来大量网络围观,试问已经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怎是一个“傻”字能说的。2014年12月,《解放军报》法人微博“军报记者”曾批评演员孙海英,作为一名党员在微博中不断地歌颂“主”的神圣与恩德,并总投射着对党和革命先烈的抹黑与诋毁,究其行为本质,实为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传播扩散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网络名人的不良示范在潜移默化间加剧了大学生的迷失。长期以来,我们对大学生政治教育所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大学生在微思潮中每天经受的却是与传统学校教育相反的另一种政治价值观的洗礼,对于积极于网络政治参与且政治价值观正处于成长、变动、交锋、形成时期的当代大学生来说,这种示范效应并不乐观。

      (三)微社交中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圈群化倾向和信息茧房现象

      微社交超越了传统礼俗社交的局限,叩响了轻熟人社交的大门,微社交中的交往对象不再仅仅是生活在周边相互熟识的人,轻熟人社交将陌生人社交和熟人社交并轨,交往对象由过从甚密的亲密人发展到不甚联系的泛熟人。大学生群体利用微群、群聊等具有群体归属感的微社交功能平台,根据自身的喜好在虚拟空间内进行轻熟人社交,自发组成不受现实空间限制的网络自组织,形成一个个部落或圈群。以新浪微群为例,新浪官网数据显示平均每天就有2 000多个新微群出现。微社交打破了固有的时空界限,肉身隐匿带来了现实社交情境中难以实现的去身份化的幻觉。圈群成员间通过表面繁荣却意义浅显的互动,不假思索地点赞,酝酿出持续发酵的交往快感,个体的发言、信息的传播更为自由,评论与回复话语形态的高度一致构建起一场口香糖式的能指狂欢。

      尽管圈群的形成大都基于各自的利益或兴趣,但是其相似的价值观和较为一致的立场权益仅限于特定时空中,当身在圈子内部的大学生们就某一热点话题进行讨论时,在讨论者与传播者中,又可能会有支持者或反对者,“这又会产生两个群体,两个群体在此进行博弈与互动,有可能分化为两个观点对立的群体,也有可能随着事件的进展最终达成舆论的共识,甚至还会产生舆论的逆转”。[8]圈群化倾向激发起个体参与传播的欲望,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信息的交流,但在自我表达或权益争取的过程中,微意志又集合着无数“微无意志”与“微无意识”,趋利避害本能中包含无数原欲式非理性冲动,随着圈群的发展和人数的增加,“蚂蚁效应”在所难免。隐匿中将存在不可预知的巨大破坏力,政治话题和微社交的联姻使得具有极大自主权的圈群存在群体极化的隐患,一旦圈群的封闭空间被打通,便会形成圈群爆破,爆破冲击波的病毒式传播和热度螺旋式上涨的跨越,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带来恶性后果,这都使得微社交带来异于传统社交的新挑战。

      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9]微社交的圈群化倾向使大学生更沉迷于够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沉迷于琐碎和枝节中,正如同置身于信息茧房之中,久而久之便会缺乏超越的怀疑精神和总体性的视野。当个人被禁锢在自我建构的信息脉络中时,个人的生活必然变得程序化、定式化,人际关系也将被人机冷面及虚拟世界中的私人快乐所异化,带来社会性群体孤独的症候。信息茧房能使先入之见逐渐根深蒂固,它能在加固人们原本共识的同时也能加深误解,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如若带着被信息茧房锁扣的“误解”,无疑让置身其中的他们作茧自缚却毫不知情。

      三、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应对策略

      微文化集聚大学生人气的秘诀在于满足了个体追求个性和渴望平等交往的情感需求,如何引导个体文化朝着相互协助的公共政治方向,而不是陷入偏执的泥潭,是当前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应对的重点。

      (一)跟进网络热点微话题,培育群体理性思维

      微话题是用户之间在微媒体上进行讨论的话题,把想要表达的内容以话题的形式进行发布,便可以就某一问题形成话题互动。从大学生所关注的微话题为切入点并及时跟进,可以有效把握大学生群体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思维特征和思维模式。卡罗尔·佩特曼曾说,公民参与政治最恰当的领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要引导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正确方向,就应跟进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话题的实际。大学生阶段的政治价值观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应充分利用热点话题,鼓励大学生有序参与和深度思考,激发大学生群体智慧,培育群体理性思维。应着重引导大学生学会建言献策,致力于提高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把握大局,提高认识的能力。要营造有利于让其理性参与、风清气正的网络社会环境,而不是靠非理性围观卖弄噱头,混淆视听。同时还应不断跟进微文化时代的网络传播新技术,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微话题采取不同的引导方法。

      (二)重视网络微社交活动,建立诉求回应机制

      微社交促进了网络圈群的形成,而网络舆论的形成实质上是群体互动的结果。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的发展,尽管大部分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觉悟,但是,他们的年龄特点和柔塑特性要求我们仍要重视其微社交活动。微社交带来的群体互动衍生出一定的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对群体政治行为的产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网络的形态似乎能够良好适应日趋复杂的互动,以及源自这种互动的创造性力量的不可预料发展。”[10](P83)尽管虚拟空间的大学生群体作为一种网络自组织不属于正式组织,但其潜在的政治意愿是不容忽视的。不同的社交群体因其利益基础和经历背景不同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诉求回应机制,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因此,要切实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政治诉求,及时掌握有效信息,提高回应机制的针对性。

      (三)发挥名人微示范效应,建立参与引领机制

      拥有庞大粉丝数量的网络名人在信息传播方面比普通用户更有优势,他们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微媒体中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大学生涉世未深,对于网络名人的模仿与崇拜较为强烈,微媒体的零门槛为大学生进一步接触名人并与其产生互动扫除了边界,而基于被追随者和追随者地位的不对称,网络名人的影响力被不断放大,并对大学生的网络政治行为产生了示范效应。网络名人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不仅要彰显权利意识,更要有公共理性,应致力于传播科学的政治价值观念,积极发挥正面的微示范效应。“在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上,接触意见领袖比接触正式宣传更重要”,[11](P175)对于网络名人的不良示范应给予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规制。此外,应建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引领机制,微文化的兴盛已经说明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引领机制的建设应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勇于担当,要把政治制度变为一种合理的权威,引领每一个个体细胞的健康成长,最后达到社会和政治肌体的合理与健康。要壮大公共领域中主流思想舆论,使微媒体成为正能量的扩音器,夺回正面声音的麦克风。只有通过有效的引领机制,充分尊重个体利益和个体权利,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正能量。

      (四)加强网络微文化监管,建立舆情疏导机制

      加强网络微文化监管治理,是贯彻落实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加强网络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举措,是适应互联网发展稳定新常态的重要体现。加强网络微文化监管应该主动适应并引领发展稳定新常态,构建严密的监督体系,完善信息传播的制度法规,加强信息传播和接收过程中的监控机制,将网络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应遵循道德规范,自觉守法,锻炼自身理性分辨的能力,合理合法地参与网络政治活动。政府和高校都应主动作为,加强顶层设计,在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上,在抓好教育疏导上,在现代文化对冲上主动进攻。此外,还应建立网络舆情疏导机制,加大融媒体建设,加强传统主流媒体与网络微媒体的互动,建立通畅的舆情表达机制和通报机制,设置舆论把关人,通过理性论辩、重在建设的路径来加强舆情疏导。

      (五)加强网络微民主建设,保障信息合理公开

      微民主的建设需要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的上下合力,微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是微民主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它使得政治生活事件在微博这样开放的微平台上得以广泛的讨论和互动。而随着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增多,政府部门应借力于微媒体平台,改变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强化网络微民主建设中的政府后盾力量。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的重要一环,而公民参与又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则是当前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形式,网络微民主建设应该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公民参与环境,促进大学生的理性政治参与。在网络社会中加强微民主建设关键还需要从大学生的合理政治需求出发,构建政府信息合理公开的长效机制,保障一定尺度内的政府信息能够合理公开。持续性的信息公开是微民主建设的重要一环,更应是国家政治进步的常态行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网络信息公开不是简单传递文字和数据,对政府政策的误读是容易诱发大学生非理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政府机构应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微媒体平台,帮助大学生及时有效地吸收相关信息,使得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与国家政治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构建有序和谐的微民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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