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动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发动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一二年，为迎接伦敦奥运会到来，《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一期封面文章《英范儿——一百个关键词中的传统与时尚》。封面形象是大卫·贝克汉姆，一百个关键词包括骨瓷、风衣、短毛猫、手杖、雨伞……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杂货单。也有一些抽象的概念掺杂其中，比如粗野主义、唯美主义、功利主义、自由原理，等等。我注意到，还有一条“苏格兰启蒙运动”。
二十世纪初，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发表著名讲演《数学问题》，他提出，如果一个学科中没有问题被提出来，它就离衰亡不远了。前些年，一些西方学者把希尔伯特的观点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他们经过几年的思考，列出一个“问题名单”。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小地方会产生大智慧呢？”比如佛罗伦萨发生文艺复兴，苏格兰发生启蒙运动。
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一个边远的小地方。人们记得那座爱丁堡城堡，还有男人们穿着花格裙装，吹着风笛的美妙场面。与此相伴的是贫穷和饥饿，是三万平方英里的国土，是糟糕而生硬的苏格兰方言，是不足一百万的稳定人口，是失去了王子、议会、独立政府和贵族阶层的社会状况……
然而就在这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苏格兰产生了一个约二百人的“文人共和国”，他们撰写出数百部著作，其中的名人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其中的名著如《人性论》、《国富论》。这些书，从爱丁堡、伦敦、都柏林以及费城，传向整个欧洲和美洲，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号角与先锋。斯摩莱特说，在十八世纪中叶，“爱丁堡是天才的摇篮”；斯图尔特说，“这个国家的天才人物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简直像变魔术”；一位英格兰游客说，“站在爱丁堡十字路口，数分钟之内，就可以抓到五十位从这里经过的天才和学者”。连大卫·休谟自己也在感叹：“这里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天才，我们真的会成为欧洲文学界最著名的人吗？”
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在悠扬的风笛声中，为我们留下谜一样的往事。此时的欧洲，出版繁荣为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带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其中以英格兰的表现最为出色。在那里，阅读成了人们的第二天性，“整个英国都被出版物淹没了”。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中，当时的英国人号称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优秀、更有文化。人们评价这段历史，认为书籍普及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的培根、洛克和牛顿的贡献”。由此得到结论，西方文化启蒙运动真正的发动机是出版繁荣。
对于英格兰文化启蒙运动更胜一筹的原因，人们把它归因于英国出版自由程度明显高于法国与德国。当时有观念认为，出版文化是“对政治稳定与文明的威胁”。所以王权时期的巴黎规定，印刷业主的数量不得超过三十六人。但英国不同，它的出版业没有申请执照的限制；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妮法令》，首先在英国通过；它废止了永久著作权，给作者更多的权利和机会。另外在英国，启蒙图书不必通过秘密渠道或国外引进，可以自由出版。当时还产生了辅助阅读的杂志《每月评论》和《评论回顾》。
苏格兰人身处英国环境中，他们表现得比英格兰人更有文化。他们拥有五所大学，而伦敦只有两所。他们国民识字率很高，大学中设立专家型教授；国家上层建筑的解体，为人们营造更为自由的文化空间提供条件。所以，虽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出版中心也在伦敦，但其鲜明的个性与超前性没有被淹没，在许多方面优于英格兰本土作家。正如大卫·休谟不无夸张地说，那时的“英格兰文学还处于有些原始的状态”。对此，英格兰人产生了羡慕嫉妒恨，他们先说苏格兰是不毛之地，那些人来到伦敦再也没回去。接着讽刺苏格兰“饥饿出天才”，骂他们像蚂蝗一样顽固，牢牢地盯住你，然后吸你的血。
争吵是次要的。问题的关键是，苏格兰人究竟靠什么取得启蒙运动的领先与领导地位呢？
美国人理查德·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十八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给出一些让人惊讶的回答。他说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迷惑，是因为通常的解说忽略了一个重要学科“书籍史”研究。因为在作者“文本”变成“书籍”的过程中，饱含着许多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以往欧洲学者信奉笛卡尔的观点：“阅读时要忽略书籍的外观、感觉和嗅觉”，认为文本与书籍是分裂的。即使福柯在他的《作者是什么？》中，也至多承认“作者功能”是通过评论家和读者实现的，没有谈到书籍本身的作用。
针对权威和传统论断，理查德·谢尔的工作经常是颠覆性的。他在《启蒙与出版》中，选取一百一十五位苏格兰作家，以及他们的三百六十部主要作品，运用实证的学术手法，阐释书籍出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作用。他的论说语境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文字史和学术史，他讨论的核心，不单是作者和文本价值带来的影响，而是在从文本到形成书籍的过程中，作者与书商之间的丰富活动。谢尔翻检了大批出版史、书籍史、作者与书商往来信件，里面谈版税、谈开本、谈定价、谈装帧、谈广告、谈市场……这些被传统学者们不屑一顾的内容，最多被当作历史学的花边或八卦。谢尔却从中发现了“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的玄机。
理查德·谢尔的论证太生动了，他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他的观点，所以经常讲一些基本概念，讲一些生动的故事。谢尔的论证太丰富了，他严格地按照学术著作规范书写本书，每章后面长长地排列着“鱼骨刺”般的注释，其中提到许多书目，题目诱人，我们闻所未闻。比如他提到毕肖普的《书籍史》，其中给出“书的七个属性”，诸如：传播知识和价值观的工具、政府管理和审查对象等。
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方式，理查德·谢尔讲述了大卫·休谟成名背后的故事。谢尔说，休谟是英格兰作者中，第一个试图用出版左右命运的人。起因是休谟的第一本书《人性论》初次投稿，被书商枪毙了，引起他对出版形式的重视。他将《人性论》改成《人类理解的哲学随笔》，又改为《人类理解研究》，又改成《道德原理研究》，将其安排在更容易理解的随笔之间出版，获得成功。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开本设计、署名方式设计、肖像设计、文集设计等。他宣称书籍内容的适当搭配，“像是在粪肥里撒上草木灰”一样，更容易被人接受。再如，他为了让文章中根除苏格兰语风格，让更多的英国人接受，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由休姆改为休谟。这些活动让休谟变得非常富有，单是《英格兰史》总计获得五千英镑版税。折合成二十一世纪的钱，相当于三十八万英镑。所以他在自传中说：“书商给我的版税之多，是在英格兰前所未闻的，我不仅变得独立自主，而且变得富裕了。”
休谟的故事颠覆了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但还没完。休谟对“类文本”的运用，即书籍的“标题和副标题、笔名、前言、题献、卷首语、序言、小标题、注释、跋、后记”等，对出版者塑造休谟在读者中的形象也起了重大作用。还有苏格兰人之间的互相吹捧，他们不惜损害自己的信用的做法，更让福柯始料未及。
十八世纪，作者对作品开本的认识也不那么单纯。一部学术性启蒙著作初版，一般以四开本印制，否则作者会觉得受到侮辱。重印时才会缩小为比较廉价的八开或十二开本。只有小说或教科书初版，才会用小开本。
理查德·谢尔还讲述了当时丰富的出版方式，有印张结算、工作量结算、自助出版、认购出版、预付版税、预售版权、利润分层等，总之当时的花样，比我们现在还多还复杂。比如认购出版，汤姆森《作品集》，年轻的国王乔治三世曾认购一百英镑的书。再如一位作者与书商签合同，他的书第一版印七百册，付三百英镑版税，第二版重印时再付二百英镑。一年后作者询问第二版的情况，书商说抱歉，目前只卖了十二本，其余的书一半还放在库里。
理查德·谢尔还发现作者或书商篡改版次的事实，他们把第二版写为第三版，或把第一版卖不掉的书更换版权页，谎称重印，以此来提升作者的声誉或书籍的销量。
《启蒙与出版》中最有趣的内容，是理查德·谢尔讲述的几位苏格兰书商的故事。他说明，在文本与书籍之间，书商常常发挥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几乎见不到书商的踪影。在《英国人物传记辞典》中，本书涉及的一百一十五位作者都包含其中了；而纯书商几乎一个也没有，有的也是双重身份的人，即以作家、慈善家等身份列入。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仅以作者分类，出版者的信息彻底流失。
出现这种情况，缘于社会对书商评价充满矛盾。一面是智慧、诚实、慷慨和信任，另一面是阴谋、贪婪、自私和虚荣。当一个人兼具两方面的品行时，他就是书商！不过相对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哲学，比其他国家更重视感性的东西。他们没有认为自私就是道德败坏，自私有善恶之分，商业交换不等同于恶的自私。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付钱给面包师，他得到他所感兴趣的钱，我得到我感兴趣的食物，我们都获益了。只有当我给他假钞或者他给我坏面包时，才存在自私的不道德。
正是在一个相对宽容的哲学环境中，苏格兰书商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想象空间。他们懂得，要靠诚信与慷慨拿到好的作者与文本，他们也懂得，要靠善的自私换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为了塑造苏格兰文人王国的形象，不惜高稿酬付给休谟、斯密那样的王牌作者，请吃、请住、请旅游，好书再版时，还会额外送给作者礼金和大桶的葡萄酒。因此十八世纪苏格兰的书商，替代了以往政府或贵族对作者的资助，成为作者事实上的赞助人。
当然，书商的行为要比作者复杂得多。比如当时最优秀的苏格兰书商之一安德鲁·米勒，他平生从来不读书，且嗜酒如命。作家写诗讽刺他“总是满足地打出酒嗝——呃”。但米勒被称为那个时代“伟大的文学鉴赏家”，好书都逃不出他的手心，因为他花钱雇了一些有眼光的文学顾问。他坚持不出低俗的书，被称为“既合乎道德又成功的商人象征”。
不过并不是说米勒没有对“坏书”动过心思。他投身出版之初，推出十几本“扩展认识、改善心灵”的好书，用光了资金。他试图出一本描写“耶稣会士强奸案”的书，他的妻子坚决反对，且恶语相加。一天晚上，当妻子看到米勒把此书赚来的钱堆满桌子时，她宣称：“谢天谢地，我们有了幸运的发现。如果能找到二十本这样的书，我们就发大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