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康间理学的流布及其发展趋势刍议——以清初理学士人编刊的学史著述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士人论文,刍议论文,清初论文,著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4)05-0053-06
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看，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内的清代理学已呈衰落发展趋势，但此种衰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呈直线性下降。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清代理学在总体衰落的同时，也曾有过短暂的、局部性的辉煌期；在它势衰潮退的情况下，也曾掀起几股波澜，显示出它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清顺康年间的理学即是如此。本文就此期间理学的流派分布及其发展趋势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一
宋明时期，传统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理学营垒中的两派即程朱派和陆王派，对立并存，交替发展，笼盖学坛。明中后期，陆王心学风靡一时，泛滥朝野，一度压倒为统治者尊奉的程朱理学。然而，陆王心学尤其是王守仁代表的阳明学（又称王学）不仅未能挽救朱学积弊，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空疏学风，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
顺康两朝，清廷承袭明制，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继续扶持传统儒学。各地学术大多受经历过明清之际“天崩地解”大动荡的名家宿儒所左右。这就决定了清初学坛依然是宋学的一统天下。这种情况可以从清初学者编写的一系列学史著作的流布中反映出来。明清之际，经历了社会离乱动荡之苦的文人学者，有慨于国家治乱无定，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编写出一批总结性的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清顺治、康熙两朝编刊的各种学史著作就达25种之多，其详如下：
书名 作者
出版年代及版本说明
《理学宗传》26卷
孙奇逢
康熙五年（1666年）
《圣学知统录》2卷
魏裔介
康熙五年（1666年）
《圣学知统翼录》2卷 魏裔介 康熙七年（1668年）
《北学篇》2卷 魏一鳌
康熙十二年（1673年）
《洛学篇》2卷 汤斌
康熙十二年（1673年）
《明儒学案》62卷
黄宗羲 康熙十五年（1676年）
《理学备考》34卷
范镐鼎 康熙十七年（1678年）
《广理学备考》48卷
范镐鼎
康熙十九年（1680年）
《洛闽渊源录》18卷
张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学统》56卷 熊赐履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国朝理学备考》
范镐鼎
康熙二十七年（1762年）
《理学正宗》15卷
窦克勤
康熙二十八年（1763年）
《道南正学编》3卷
钱肃润
康熙三十年（1791年）
《尊道集》4卷 朱搴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
《宋元学案》100卷
黄宗羲、全祖望 成书于康熙年间，道光二十五年出版
《明儒通考》10卷
汪佑 抄本，年代不详，存见于国家图书馆
《儒林宗派》16卷
万斯同 抄本，年代不详，存见于国家图书馆
《关学续编本传》
王维戊 收于《二曲集》附录二
《关学编》5卷 王心敬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希贤录》5卷 朱显祖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中州道学编》2卷
耿介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道学渊源录》1卷
王植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明儒林录》19卷
张恒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伊洛渊源续录》20卷 张伯行 见《正谊堂全书》，正谊书院藏版
《道统录》2卷 张伯行
见《正谊堂全书》，正谊书院藏版
以上列举各书均成于理学派学者之手，各书所述内容多以阐述宋明理学为中心，也有兼及先秦汉唐学术的，显示出理学派在当时学界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它们的作者分别来自六个不同的理学群体，即河南洛学、山西理学（山右学派）、陕西关学、东林学派、浙江学派、官方理学家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清初理学营垒的大体面貌。
明清之际，以河南为中心的洛学声势颇为强壮。洛学为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河南洛阳人）所创立，发祥于河南。宋明时期，出于河南或在该地活动的理学名家代不乏人，形成了延绵不绝的理学传统。以上各书涉及的21位作者中，孙奇逢、魏一鳌、汤斌、窦克勤、耿介等5人出于河南洛学。清初洛学的核心人物是《理学宗传》的作者孙奇逢。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直隶容城人，举人出身，明清鼎革后，拒不仕清，晚年徙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讲学。孙奇逢早年曾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注：方苞：《孙征君传》，《碑传集》卷127，《清代碑传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38页。）。全祖望在《二曲先生窆石文》中将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誉为清初“三大家儒。”（注：《碑传集》卷128，《清代碑传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5页。）孙奇逢以讲学闻名于世，四方从游者甚众。有人谈到清初河南理学兴盛的状况时说：“中州六七十年间，征君（孙奇逢号）倡道于夏峰，潜庵（汤斌号）嗣音于睢水，而登封逸庵耿先生（耿介号）又同时后先颉颃于潜庵者也。厥后柘城窦敏修氏（窦克勤字）、中牟冉永光氏（即冉觐祖，字永光），又皆砥砺躬修，精心著述。其所造已足为天下后世所信从。”（注：汪晋征：《耿逸庵先生敬恕堂集叙》，《敬恕堂文集》，康熙年间柘城窦氏藏版。）孙奇逢治学注重学术总结。早在明末时，他就与鹿善继合作，搜录诸儒语录，准备撰写学史资料，但因遭战乱侵扰，所收资料大半散佚。顺治四年(1674)，孙奇逢组织弟子着手编纂《理学宗传》。其弟子高鐈、王之征、陈鋐鋐，“与先生季子博雅，手为抄录，皆先生几经评阅。”（注：赵御众等编：《征君孙先生年谱》卷1，第31页，收于《孙夏峰全集》，清代刻本。）经过近20年努力，于康熙五年编成付梓。《理学宗传》凡26卷，是作者阐述儒学道统承传问题的著作，提出来以后儒学道统“宗传共十一人，于宋得七，于明得四”（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序》，《理学宗传》，光绪六年浙江书局刊本。）的观点。
魏一鳖（？-1692），字莲陆，直隶新安人，明祟祯年间举人，官知州，清顺治二年(1645)始从学于孙奇逢，几达30年。《理学宗传》刊行后，孙奇逢嘱魏一鳌着手编写《北学编》。该书仿效《理学宗传》宗旨体例，收录河北地区自汉至明千余年间涌现出的著名学者45人，以明北方儒学的源流传授。董仲舒、毛苌、邵雍、杨椒山、鹿善继等人均入选其中。
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潜庵，河南睢阳人，清顺治进士，官巡抚、尚书，从孙奇逢于苏门山问学。康熙十二年(1673)，汤斌受孙奇逢之命编写《洛学编》。《洛学编》是《北学编》的姊妹编，不同之处是所反映的区域有异。《洛学编》从汉儒讲起，但重点是论述宋以后以二程为中心的理学流派，分前编、正编两卷，共收录学者42人，宋明理学中人有38名。
窦克勤(1653-1708)，字敏修，号静庵，河南柘城人，康熙进士，官检讨。清初时，创朱阳书院，与汤斌、耿介唱和，提倡理学。著有《理学正宗》凡15卷，康熙二十八年(1689)出版。收录宋元明三朝著名理学家，如二程、张载、朱熹、许衡、薛瑄等，共计15人，该书选录标准较为严格，强调程朱的“正宗”地位，故将程朱派学者作为理学正宗，“元儒推许文正，明儒推薛文清为得紫阳之正宗者也。”（注：耿介《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著：《理学正宗》，寻乐堂编刊，求善居藏版。）
耿介(1618-1688)，字介石，号逸庵，河南登封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土、詹事府少詹事，特命辅导皇太子。康熙初年，受业孙奇逢。耿介治学以朱子为宗，尝复嵩阳书院，讲学授徒。著有《孝经易知》、《理学要言》、《敬恕堂存稿》及《中州道学编》等。《中州道学编》“专载中州道学，自宋二程子至国朝李熔等五十七人。人各有传，传后或附语录及所著书”。（注：《四库全书总目》卷63，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566页。）乾隆时，登封知县施奕簪续补编一卷。
山西理学，即山右学派，曾在明代活跃一时。清初时，山右学派成员多为辛全弟子，以传习理学为职志。有书记载：“山右学派，传绛州辛全之学者，有洪洞范镐鼎、绛州党成、李生光、陶世征诸人。”（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88页。）在山右学派学者的著述中，范鄗鼎编辑的《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国朝理学备考》等书具有一定的影响。范鄗鼎(1626-1705)，字汉铭，号彪西，山西洪洞人，早年随三晋大儒辛全（字复元）研习理学。清初举博学鸿儒，范氏辞不就。康熙西巡时，进所著理学书籍，获赐御书“山林云鹤”的褒奖。《理学备考》又署《明儒理学备考》，成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凡34卷。该书在汇集辛全《理学名臣录》、孙奇逢《理学宗传》、熊赐履《学统》、张夏《洛闽源流录》和黄宗羲《明儒学案》等五部学史著作的基础上编辑而成，收录学者计有585人，为当时同类著作之冠。《广理学备考》为《理学备考》的姊妹篇，成书稍晚选录明儒80人。首录四人便是在明代从祀孔庙的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显示出该书兼采程朱陆王的学术立场。《国朝理学备考》成书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叙述清代顺康两朝理学家为中心内容，录有陆陇其、党成、于成龙、魏象枢、熊赐履、许三礼、汤斌、窦克勤、李颙等15人。
王维戊的《关学续编本传》是以李颙为代表的清初关学派学者撰写的学术史著作。清初，关学尽管有一定的学术规模，但该派学者所著学史较为罕见。王维戊《关学续编本传》仅为不足7000字的篇幅，为同类著作中篇幅最少的一部。明万历年间，关中学者冯从吾著《关学编》，论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陕西理学的源流发展。王维戊的《关学续编本传》仿冯著《关学编》体例，续补清初学人李颐、王化泰、王建常、党湛、白焕采、张珥、张承烈、王承烈等17人。以李颙为中心人物，介绍甚详。其余诸人，或为李氏弟子，或为李氏交游，叙述简略。《关学续编本传》篇幅少，不分卷，收入李颙《二曲集》中。
张夏的《洛闽源流录》为流行于南方的东林学派士人的论学之作。东林学派是形成于明后期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理学学派。清初，顾、高弟子及其后裔高世泰（高攀龙从子）、高愈（高攀龙兄孙）、张夏等以继东林先贤为己任，重修东林书院。《洛闽源流录》的作者张夏，字秋绍，号菰川，江苏无锡人，明诸生。初受业于明儒马世奇，后从东林派学者高世泰研习义理之学。“世泰殁，其弟子相与立夏为师，事之如世泰。”（注：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7册，中华书局本，第5299页。）汤斌抚苏时，尊张夏为理学宗师，正如有人所评：“盖东林自汇旃高先生即世三十余年，讲席不尽废者，以先生为鲁灵光也。”（注：《东林书院志》卷12，清刻本，第29页。）《洛闽源流录》仿朱熹《伊洛渊源录》、谢铎《伊洛渊源续录》体例，以明代程朱派学者薛瑄、罗钦顺、曹端、胡居仁等人为儒学正宗，“合前正宗、羽翼，总计三百八十一传，并及合传附传约订四百余人。”（注：张夏：《洛闽源流录》总目，引自范镐鼎著《理学备考》收录者，康熙十七年刻本，五经堂藏版。）在士林中颇受推崇，范镐鼎说：“今读张绍秋先生《洛闽源流录》，特录明儒，洋洋乎集大成矣。列传三百八十一篇，及传内附见统计四百余人，可不谓博乎！”（注：范镐鼎：《洛闽源流录序》，引自《理学备考》收录者，康熙十七年刻本，五经堂藏版。）
浙江理学士人所著学术史中，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影响最大、地位最为重要。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早年以反对阉党而闻名。清初诏征博学鸿儒，辞不就，晚年讲学著述，造就弟子众多，为浙东学派之巨擘。所著《明儒学案》凡62卷，写成于康熙十五年(1676)。该书依据各家治学宗旨，列河东、三原、崇仁、白沙、姚江、甘泉、东林等19个学案，对薛瑄、王恕、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顾宪成等241人的学术思想作了评介。《明儒学案》成书后，黄宗羲、全祖望又写成《宋元学案》，共列举了安定、泰山、高平、庐陵、古灵、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翁等87个学案，对宋元学术源流衍变作了全面梳理。该书与《明儒学案》具有选材范围广泛，视野开阔，考证确凿的优长，为清初诸多学术史著作中的佼佼者。
在浙江学人的著述中，还有万斯同的《儒林宗派》也值得一提。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从黄宗羲游，得闻刘宗周之学，长于经史。所著《儒林宗派》凡16卷，笔者仅在国家图书馆见到其抄本。从说明文字得知，该抄本是由山东历城学者周书昌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购于北京书肆。万斯同“曾从孙那初使君方牧临清，闻之亟借观，以校其家藏本，乃多四卷，爰录之，而以原本还余。”（注：周永年：《儒林宗派序》，《儒林宗派》，国家图书馆馆藏抄本。）由此可知，《儒林宗派》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个早已在社会上流传，一个为万氏后裔所收藏，前者比后者多出四卷。该书从孔子写起，迄于明末，论及各代儒学授受源流，但仅标学者姓名，而无具体内容的展开，实仅勾画了一幅学术承传示意图。该书不仅反映了儒学，而且把“老、庄、申、韩之流”列入附录，“其持论独为平允。”（注：《儒林宗派》卷首案语，国家图书馆馆藏抄本。）
清朝初年学史著作中，有一部分是出自高居庙堂的理学官员之手。这部分人的活动和著述对当时学术发展走向起着十分重要作用。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熊赐履的《学统》以及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道学源流》、《道统录》、《性理正宗》等书即属此类，带有强烈的卫道色彩。
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直隶柏乡人，学宗程朱。明崇祯举人，清顺治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圣学知统录》成书于康熙五年，为适应清朝推行崇儒重道的政策需要而作。该书分上下两卷，以阐明”圣学“和儒家道统为核心内容。上卷述孔子以前的“圣学”，列有伏羲、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等传略。下卷讲从孔子到明代薛瑄所传授的“圣学”，列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许衡、薛瑄等12人传记，作为各时代“圣学”学统的代表者。两年以后，魏裔介又着《圣学知统翼录》，收录了董仲舒、韩愈、真德秀、曹端、胡居仁、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等22人。作者认为他们的地位虽次于《圣学知统录》的12人，其“或材力有厚薄，学问有浅深，时命有替隆，师友有渊源，德业不同，要皆笃志进修，挺然而立，不惑异端，潜心希古，岂非所谓豪杰之士？”（注：魏裔介：《圣学知统翼录序》，《魏贞庵先生集》，清代龙江书院刻本。）这两部书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撰写，先以史传为基础编写人物传，次附各代名人的评价语，最后以“魏裔介曰”为导引词添列作者按语。
熊赐履的《学统》是清初庙堂理学家撰写的最有代表性的学史著作。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一字青越，湖北孝感人，顺治进士。康熙初年上万言书，痛陈朝政利弊得失，受知于康熙帝。官至吏、礼等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熊氏在学术上“尊朱子，辟阳明”（注：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6，“守道学案”，《四朝学案》，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32页。），对康熙帝提倡朱子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人评价说：“康熙一朝宰辅中以理学名者，前有柏乡（魏裔介），后有安溪（李光地）。孝感（熊赐履）则由词臣致位枢衡，侍讲筵独久。本朱子正心诚意之说，竭诚启沃，默契宸衷，圣祖之崇宋学，自孝感发之也。”（注：徐世昌：《清儒学案·孝感学案》卷38，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册第639页。）康熙十五年(1676)，熊赐履因事而被罢官，闲居十年之久。《学统》就成书于他赋闲时期。全书凡56卷，比较全面地述评了自先秦至明末两千年间的各个学派，其中既有孔孟儒学，又有诸子各学，还有释道流派，涉及到的学者有230人。李振裕解释说：“《学统》一书，断自邹鲁，迄于有明，厘为五类：曰正统，犹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统，犹小宗也；曰附统，犹外姻也；曰杂曰异，则非我族矣。”（注：李振裕：《学统序》，引自熊赐履：《学统》，康熙间经义斋刊行，下学堂藏版。）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尊崇孔孟程朱的学术立场和政治倾向。
比熊赐履稍晚的张伯行编撰多种学史著作，主要有《道统录》、《伊洛渊源续录》、《性理正宗》以及《道学源流》等书，均为阐述儒学道统之作。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康熙进士，官巡抚、礼部尚书。他编写的学史著作以《道统录》和《伊洛渊源续录》二书有代表性。《道统录》凡两卷，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作者撰写时参考了仇熙写的《道统传》，但认为仇书所述有遗漏，故在《道统录》中作了补充。他把儒学道统渊源上溯至伏羲，其次为神农、黄帝，下接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等，以此构成上卷的内容。下卷虽然只写了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朱熹等五人，但是叙述详细，显然是在刻意张扬。张伯行还因明代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采集未备”和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去取未严”，编成《伊洛渊源续录》20卷，“重为考订，以补正二家之阙失”，但编写不甚严谨，出版后便被人“纠其漏”。（注：《四库全书总目》卷63，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569页。）
从历史上看，中国思想界具有总结学术、撰写学术史的优良传统。从先秦时代的《庄子·天下篇》、《史记》中《儒林传》、《孔子世家》，到《宋史·道学传》、朱熹《伊洛渊源录》，再到明代周汝登《圣学宗传》、刘宗周《圣学宗要》等，历代成书的学史著述不绝如缕，但像清初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刊出著述数量如此众多，在此以前尚属罕见。此期的学史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从江南的浙江学派、东林学派，到北方的洛学、山右学派和关学，无不活跃一时。以政治状况来分析，这些作者既有民间理学士人，又有高居庙堂的道学信徒，反映出清初顺康时期理学仍然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
二
经过明清之际的社会变乱，亲受离乱之苦的理学士人在劫后之余沉痛反思“亡国”、“亡天下”的历史教训，寻找拨乱反治的根本办法。他们认为，社会发生变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人心的败坏；要挽回天下、拯救人心，必须明辨学术。陕西大儒李颙指出：“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注：引自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鲒埼亭集》卷12，姚江借树山房藏版，第9页。）持这种认识者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现象，无论在朝在野都大有人在。明代中后期盛行的陆王心学则是各派学者检讨和批评的共同目标。就多数学者而言，在检讨、批评陆王心学这一点上固然一致，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及其所反映出的学术趋向则大有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出于陆王而调和程朱，二是出于程朱而兼容陆王，三是尊程朱而黜陆王。前二者把程朱陆王的调和视为解救学术之弊的途径，后者则把以程朱压陆王看作维系天下人心的不二法门。
1、出于陆王而调和程朱。
在批评王学思潮的影响下，部分王学尊崇者主张以调和程朱陆王来弥补王学、挽救人心。孙奇逢、黄宗羲等人即如此。孙奇逢早年习程朱，后归于陆王，自谓：“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注：孙奇逢：《寄张蓬轩》，《夏峰集》卷2，康熙三十八年兼山堂藏版，第19页。）方苞也称孙奇逢“始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注：方苞：《孙征君传》，《碑传集》卷127，《清代碑传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38页。）在程朱陆王之间，孙奇逢不甚强调门户之争，而是试图通过调和二者来寻找新的思想出路。他以此观点编著《理学宗传》，把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王阳明相提并论，同归于传承“圣人之道”的儒宗。他说：圣学宗传在孔孟之后由处于“利”之位置上的程朱所继承，而“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序》，《理学宗传》，光绪六年浙江书局刊本。）姚江即王阳明。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同样以王学为起点。他的老师、明末大儒刘宗周即以陆王心学为宗，有王学修正派之称。黄氏所著《明儒学案》具有明显的王学倾向。作者深悉王学流弊，对其得失深入反思，对王学反对派表现出相当的宽容态度。《明儒学案》不仅包括明代王学的主要学派，而且还包括程朱学派的主要群体，如东林学派及方孝孺、曹端、薛瑄、胡居仁、罗钦顺等主程朱、讲正学的人物都有一定篇幅。黄宗羲说：“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入糟粕。”（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他主张包容各家以追求学术之真，不以门户划线。
2、出于程朱而兼容陆王。
在主程朱而兼陆王的学者中，范镐鼎比较有代表性。范镐鼎早年钟情于理学，尤其服膺朱子学说，说：“鼎闻理学不始于宋儒，而申明自宋儒始；宋儒之理学不尽于朱子，而集大成则自朱子始。”（注：范镐鼎：《理学备考又序》，《理学备考》卷首，五经堂藏版。）俨然一派朱学风范。然而，他编辑的《理学备考》则是兼容程朱陆王的大拼凑，既收录了孙奇逢《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带有王学倾向的学史著作，也包括了张夏《洛闽源流录》、熊赐履《学统》等扬朱抑王的书籍。在评价明代理学的问题上，范镐鼎主张薛、胡、王、陈并举共存，不有偏废。所谓薛、胡即在当时被尊为代表程朱理学的传人薛瑄和胡居仁；王、陈是指王学派代表人物王阳明和陈献章。范氏主张四人并举而不偏废的理由是：“从来理学不一人，学亦不一类。……盖薛、胡之学，参以王、陈，而薛、胡明，而王、陈之学亦因薛、胡而益明也。”在他看来，薛、胡尊崇程朱，尽管与王、陈之学截然不同，但可以相互参合，起到互补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前圣后贤之论，互有发明，小有异者，不害其为大同，而非背驰不相入焉。”（注：范镐鼎：《理学备考序》，五经堂藏版。）意在通过调和程朱陆王而使儒学走出困境。
3、尊程朱而黜陆王。
对陆王的批评必然会导致程朱一派的抬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学术倾向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竭力扶持。康熙六年，熊赐履在万言奏疏中称：“隆重师儒，兴起学校，讲明正学，非六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注：熊赐履：《应诏万言书》，《经义斋集》卷1，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经义斋藏版，第9页。）发出提倡程朱理学的呼吁，得到康熙帝的赞同。康熙帝对朱熹情有独钟，褒扬朱熹不遗余力。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将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升至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对其尊崇可谓登峰造极。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尊朱抑王思想迅速蔓延，且影响愈增，渐成学界主流。在本文所列举学史作者中持此种观点之人，既有潜伏于民间的普通儒士张夏、窦克勤等辈，也有高居庙堂的显宦魏裔介、熊赐履之徒。此外，在社会上还活跃着诸如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吕留良等一班尊朱派。一时间，程朱理学大有恢复昔日显学地位之势。张夏、熊赐履、魏裔介的著作都带有明显的尊朱抑王色彩。他们认为，王学的泛滥是造成社会动荡、人心败坏的根本原因，只有尊朱黜王才是拨乱反正之道。张夏说：“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学程朱之真儒。”（注：张夏：《洛闽源流录原序》，引自《理学备考》收录者，五经堂藏版。）意思是辟异端、正学术，与其倡孔孟，不如倡程朱，直欲凌驾程朱于孔孟之上。张夏的《洛闽源流录》、熊赐履的《学统》以及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等书，尽管内容篇幅不同，论述角度有异，但都以程朱划线为特征，把程朱派学者和与程朱派有关的学者一律归入“正学”行列，而把其对立派别打入“异学”或“杂学”的冷宫，带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与卫道色彩。
以熊赐履的《学统》为例，该书把历代学术分为“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五个层次。其中“正统”、“翼统”、“附统”都属于“正学”，孔子与朱熹在“正学”中地位最高，“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注：熊赐履：《正统·朱晦庵先生》，《学统》卷9，康熙间经义斋刊行，下学堂藏版，第54页。）陆王心学、儒学以外的各派学术以及释老之学，统统被他目为“杂统”、“异统”，打入“另类”。熊氏给“杂统”下的定义是：“百家之支，二氏之谬，或明叛吾道，显与为敌，或阴乱吾实，阴窃其名，皆斯道之乱臣贼子也。必为之正其辜使不得乱吾统焉，故揭之曰杂统。”陆象山、陈白沙、王阳明等人即在中。他抨击王阳明“不惮以身树禅门之帜，显然与邹鲁洛闽为敌”，“盖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一大为沦晦焉，今其余焰尚未息也。呜呼，岂可不为之寒心乎哉！”（注：熊赐履：《杂统·王阳明》，《学统》卷49，康熙间经义斋刊行，下学堂藏版，第34-35页。）崇孔孟程朱而抑陆王释道，正是熊氏《学统》的一大特色。熊赐履的《学统》和张夏的《洛闽源流录》，都标榜程朱，贬抑陆王，带有十足的“卫道”气息，受到一些学者称赞。范镐鼎称赞说：“《洛闽源流录》尊薛、胡，抑王、陈，与《学统》同，鼎诚服之。”（注：范镐鼎：《洛闽源流录复识》，《理学备考》，五经堂藏版。）这说明，尊朱黜王在当时学界有着一定的市场。
清初学史著作所述的内容不同，反映出的学术趋向亦不相同，既有尊朱抑王的，也有调和程朱陆王的。他们的学术观点，以及所提出的儒学统系互有异同，彼此冲突，但其目的都是维护各自所代表的学派，争取学术正统地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论争，实际是明末学坛不同派别争论的继续。本文所述内容还表明，清初学术受到明代学术的影响极为深刻，理学的地位仍很强固。有明一代的学术基本上是理学一统天下，其前期朱学执牛耳，中期以后是王学霸学坛。各地学派大体不出此两家之范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就清顺康年间的学界情况看，左右各地学派的头面人物主要还是经历过明清之际大变局的前明遗民。他们尽管对现实有种种不满，甚至跃跃欲试地要突破旧的思想牢笼，但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大多数人只能出入于程朱陆王之间，展现的依然是理学家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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