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物多样性论文,生态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动力，是人类面对生物多样性退化倒逼，开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狂妄理念，准备“安抚自然”。因而，充分认识生态服务价值，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但是，许多生态服务价值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所以被长期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故而需要采取特定的方式，加以识别、展示和捕获。理论和实践证明，基于市场化的捕获方案，比通过管制更能有效地实现保护目标。①所以，提出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的主张，意在尊重生物多样性内在价值属性，强化价值捕获市场化对生态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作用。 一、价值捕获市场化的演化、动机及目标 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是人类借助市场手段，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综合保护的过程，是恢复生态服务价值在经济体系中应有的价值地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最优化路径。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蕴含了三层含义：其一，生物多样性非常有用且日益稀缺，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其二，生态服务价值隐蔽性强，需要通过价值捕获加以挖掘；其三，唯有选择价格导向功能，将生态服务价值内嵌于经济体系之中，才能实现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率的保护。这三层含义整合了生物多样性如何识别、估价、保护的问题，所以，又可以归纳为：借助价值识别和展示，将人类忽视已久的生态服务价值纳入经济体系之中；通过价值捕获，抑制生物多样性恶化的趋势，渐次地形成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物多样性，增进生态与人类和谐发展的良性机制；若要最有效地捕获生态服务价值，就必须市场化。 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视野的新拓展。它打破了生态服务价值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传统认识，代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趋势。 (一)价值捕获的演化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捕获市场化，也是一个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交织推进的产物，经历了漫长的从资源无价认知到价值发现，由法律监管到市场引导的演化过程。 1.生态价值认知的演化 在生态退化出现危机之前，经济增长被作为“至善”信仰，生物多样性则被视为人类的免费道具，受到掠夺式开发。当生物多样性的退化，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时，人们才意识到生态服务的内在价值，开始谋求保护生物多样性。20世纪初，人们开始掀起“技术保护”的第一次浪潮。20世纪70年代，又掀起了“立法保护”的第二次浪潮。②从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对生态价值的重视，从“生态奇想”的边缘渐渐发展为“生态时尚”的主流，从而掀起“价值捕获”的第三次浪潮。伴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走过的40多年历程，生态服务价值捕获方式已经逐渐形成了联合国的总价值和TEEB(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两大代表性体系，无疑令生物多样性退化的不可预见性有所减少。然而，相关研究的覆盖范围并不均衡，尤其在非使用价值方面，仅能做近似估计。所以，针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研究还需要漫长的路要走。 2.价值捕捉方式的演化 人类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选择中，经历了由“技术保护”到“价值捕获”的曲折历程。20世纪70年代，由于是科学界和法律界人士最早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倡议，所以，政府一开始就推崇由科学家和律师建议的“指挥和控制”，来设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路径。由此产生了以“执行标准”为基础，以限额要求和技术修复为主的规制与科技保护机制。作为由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激励手段，实现捕获生态服务价值的主张，在那个时代，就如荒野之声无人问津。直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普遍认识到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政府才开始重视以市场为导向的价值捕获措施，并努力使之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流模式。时至今日，市场化所具有的优良经济效益血统，已经使价值捕获市场化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主流，③所以，也必将是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流。 (二)内在动力 经济增长造成的生态恶化，倒逼人类社会开始全面探索生态保护的现代运行机制。由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相应地，如何实现捕获生态服务价值，也就成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目前仅仅发掘了生态服务价值的极少部分，还缺乏有效的价值捕获手段，但是，要真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④就必须用市场价值这一最有效的手段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回顾历史，很容易发现，经济扩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造成今天生物多样性恶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的跨越式发展，虽然极大改善了国内物质生活水平，为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更令世界叹为观止，然而，快速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肆虐的干旱、雾霾、沙尘暴等气候变迁开始成为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迅速膨胀的城市化造成物种消失；过度开垦土地引起生境破碎，动物流离失所；随处可见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对生物的生存产生了致命威胁；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而严重影响了农产品产量和品质，加剧了“益虫益鸟”的灭绝。 如此严峻的生态问题，不仅令生态服务功能大量丧失，更让生物多样性面临险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钢性阈值”。虽然中国政府已经着手进行了相应的保护，但是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的“背离”缺口仍然在持续“撕裂”。这充分表明，已有的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重新审视和重构更有效的保护体系。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坚持“打蛇打七寸”，“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即抓住问题要害，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显然，价值捕获市场化能够满足这些基本要件，属于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全新思路。因为，价值捕获市场化抓住了生态服务具有“价值”这一核心，覆盖了价值认知、识别、捕获的全过程，尤其是导入了市场化这一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利器，从而全面拓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也有利于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以，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就成了我们“磨刀砍柴”的强劲动力。 (三)总体目标 推进价值捕获市场化不单纯是为了实现生态服务价值商品化，更主要的是，恢复生态服务与生俱来的价值属性，构筑人与生态和谐共处的友好型社会。因此，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总体目标是：如何将生态服务价值统一于国民经济体系范畴之内，纠正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负外部性问题的逆向抑制，形成有利于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正向牵引力，最终全面改善人类福祉。这一目标又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1.理论目标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生物多样性恶化，必然对生态服务与经济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损失。从理论上看，就是因为生态服务价值产权不清晰和没有市场化，引起了交换主体之间的不均衡，造成作为弱势一方的生物多样性急剧退化。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从产权和价格理论方面，发现影响消费行为和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为此，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就要实现：以生物多样性为研究对象，以生态服务“价值”为研究核心，以市场化捕获为突破口，从中提炼出集生态服务价值的识别、展示和捕获于一体，能够逆向抑制生态恶化，正向激励人与生态和谐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形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知视角、理论基础和方法建议。 2.实践目标 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就是试图借助经济体系的“价值判断”，找到将生态服务价值内嵌于经济体系的路径，引导人类正视生物多样性的服务价值，利用“市场”的调节模式，实现生态服务价值的供求均衡，从而抑制生物多样性继续退化，优化生境，改善生态服务质量，最终建立起生态友好型的人类文明社会。从操作方式上看，就是针对生物多样性的稀缺性和有用性，界定生态服务价值范畴和数量，将生态服务价值纳入到国民收入账户和企业会计成本核算系统，通过价格信号调节方式，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林达尔均衡。 二、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的内容 根据TEEB的评估和保护框架，价值捕获由价值识别、展示和捕获3个步骤构成。其中，价值识别是基础和导向标，价值展示是识别价值的量化，也是实施价值捕获的前提，价值捕获是实现保护的最终保障。价值捕获又包括规制和市场调节两种方式，而市场化是最有效的方式。然而，并不是所有生物多样性都需要市场化。所以，判断能否市场化的关键在于这项生态服务是否有价值，价值贡献有多大，能否交易，如何交易才最有效。总之，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内容主要包括：首先“识别”哪些生态服务对人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亟待需要保护；然后要通过一定的价值评估方法“展示”这些生态服务价值的大小，判断其是否值得捕获；最后借助市场化手段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一)价值识别 价值识别是基于对人类的有用性经济价值判断，确定生态系统、物种和生态多样性等层面的服务价值范围。它是生物多样性价值捕获市场化的基础。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识别内涵十分丰富，目前最主要的价值识别体系就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价值体系和TEEB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服务价值体系。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价值体系中，生态服务价值划分为：直接价值、间接价值、期权价值(或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4类：(1)直接价值指具有直接使用价值的产品、加工品和服务。如：农牧产品、野生动物皮毛、野生中药材、观光旅行等。(2)间接价值指以水土保持、净化环境等形式向人类提供间接服务的价值。如生物多样性修复、避讳、重置的成本、享乐价值等。(3)期权价值反映的是人们对物种存在的同情和责任。(4)存在价值是确保将能够持续延续的价值，比如，那些未曾见过的物种支付意愿。这4类价值的总和就是总价值。当然对于特定的项目，对于某些个体，这4类价值的一部分或全部可能为零。 根据TEEB的分类，生态服务价值包括供给、文化、调节、生境等价值。其中，供给价值包括食物、原材料、新鲜水的价值；文化价值包括娱乐消遣、旅游观光、精神体验、审美欣赏等经济价值；调节价值包括气候和空气调节、环境改善、非消耗服务、生态控制而产生的经济成本，比如空气净化、预防物种入侵、碳捕集与封存、建立生态保护区等成本费用；生境价值包括物种丰裕度、遗传多样性所产生的价值变化量。生态服务价值识别结构具体又包括水平、时间、垂直3个方面：(1)水平结构包括物种丰裕度、隐蔽场所、生境选择所产生的经济福利；(2)时间结构包括生物周期循环引起的价值变迁和生物多样性的期权价值等；(3)垂直结构包括对遗传多样性、基因保护等所支付的成本和费用。 由于生态服务丰富多元化，而且跨越了不同的生物层面、地缘政治维度、价值评估机构，受到经济机制、政策和市场的影响，所以生态服务价值识别仍然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研究。 (二)价值展示 价值展示是使用价值评估方法显化生态服务价值的存量与流量变化，以便将生态服务价值纳入经济体系，为决策者价值捕获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展示生态服务价值，也会使整个企业和个人为之震惊，从而暂停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⑤ 在最初的价值展示中，环境经济学将生态服务价值视为正常的效用函数因变量，认为只要通过成本—效益分析，估计出生态服务效用函数，就可以展示生态服务价值。然而，问题在于生态成本不属于企业会计账户，所以无法获得损耗信息，也就无法确定生态服务市场价格。 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一些修正：其一是以环境税费替代生态服务价值，然而，这个值与生态服务价值差距较大，存在价值偏离的风险；其二是设定生态服务数量边界，以数量交易定价生态服务价值。然而，这种方法忽视了生态损失，也不能保证代际公平；其三是借助消费者剩余来展示生态服务价值。希克斯认为，消费剩余变化可以被看做是某种效用变化的货币量，即希克斯货币量，其中，补偿变差和等价变差就是与生态服务价值密切关联的希克斯货币量。⑥补偿变差是指当价格下降时，使个人效用保持在最初效用水平下的货币收入变化量。等价变差是使个人效用保持在价格下降之后的效用水平上的货币收入变化量。由于价格变化会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过补偿变差会消除价格变化引起的这两个效应。所以，如果一旦确定了补偿变差和等价变差，就可以得到生态服务价值的货币估计量。但也产生了两个问题：应该使用补偿变差还是等价变差；如果只能得到边际消费者剩余，它与补偿变差和等价变差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对于第一个问题，使用补偿变差或等价变差取决于分析的情况与目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差不大。因为边际消费者剩余取决于收入效应大小，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与补偿变差和等价变差的误差都很低。 当我们迈过一个个技术障碍之后，又不幸地发现，大部分生态服务为公共产品，因而就不能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准确估计生态服务价值。由此，就出现了生态服务价值展示的另一种思路：或有权估计法。这种方法可以通过直接询问被调查对象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来估计生态服务价值，从而避开了边际消费者剩余的估计问题。目前这一类展示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估计法、享受定价法等直接和间接方法。 旅行费用法(TCM)属于间接展示。它根据旅游者所花费的旅行费用推断生态服务价值。具体方法是：假定景点的人数由旅游距离和行程决定，旅行成本由旅行费用和门票价格决定，然后通过估计价格变化与旅游人数的对应关系，推算出每个景点门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的旅游人数，以及期望人数为零的情况下，景点的最高门票价格，再计算出旅行者的消费者剩余，最后估计出生态服务价值。TCM一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有可能导致参数估计有偏的问题，需要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来纠正这个偏差。另外，该方法只能用于使用价值而不能用于非使用价值。 条件价值估计法(CVM)属于直接展示，包括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两种方式。该方法通过向相关群体提出假设方案，直接询问被调查对象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从而推断生态服务价值。CVM可以直接获得效用变化的正确货币估计量，既适用于使用价值，又适用于非使用价值，但是也存在技术偏差问题。第一类偏差是调查对象不了解分析人员的意图；第二类偏差是调查对象知道分析人员的意图，但给出不真实的答案。前者可以通过优化设计和告知背景信息加以克服，后者主要通过询问调查对象的税收等其他问题加以克服。除此之外，在非使用价值问题上，该方法还面临内容有效性、解释有效性、标准有效性的问题。⑦研究表明，支付意愿更能保证内容有效性、解释有效性和标准有效性，完全可以获得“有用的信息”，⑧因此，支付意愿法在当下十分流行。 享乐定价法是一种间接定价法。该方法基于弱互补性和显示偏好假设，利用游憩地的营业属性、旅游率和旅游成本等数据，评价游憩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基本原理是，针对无法交易的生物多样性，可以根据显示偏好实验，分析人们支付游憩地的意愿价格与游憩地资产价格的正相关性，找到享受不同生态服务而产生的差价，最后确定各种生态服务价值。该方法估算的系统性误差较小，但是，也存在数据量大、要求游憩地运作良好和透明度高、忽略生态非使用价值等不足，所以会低估生态服务总体价值。 上述分析表明，价值展示对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十分重要，但同时，各种价值展示方法各有利弊，还不完善，也是世界公认的研究难题和热点，还需要深入解决许多问题。 (三)价值捕获市场化 价值捕获包括规制和市场两种方式。在早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由于价值展示的技术缺陷，以及生物多样性有非排他性和非市场性，使我们无法利用市场化调节让生态服务价值显性化；又因为规制便于直接干预生态保护、可操作性强、见效快，故而许多国家倾向于规制。针对生态服务价值捕获的规制大致有：数量控制、质量监管和有偿保护等形式。但是，规制过分强调承担生态维护成本的同质化，忽略了不同厂商的成本差异，暴露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易滋生腐败等问题，所以长期受到了广泛批评。 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能持续激励技术革新及扩散，可以保证企业在相等的边际成本条件下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以，自20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价值展示技术进步，价值捕获市场化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成为人类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视野。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1.税费制 税费制是借鉴“庇古税”衍生的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形式，它是由政府确定生态费税价格后，使用生态服务的主体自行决定使用量的价值捕获方式。⑨然而，税费制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定价具有外部性特征，需要投入大量的监督成本，往往使收费决策偏离最优化的价格，而且使资源由私人和企业部门转向政府部门，容易受缴费主体的抵制。 2.许可证交易 许可证交易是污染收费机制的对偶，即数量而非价格由行政决定，价格而非数量由各主体自行决定，与税费机制比较，它能以最低的成本产生合意的生物多样性质量。⑩在该机制中，政府只负责控制生物多样性总量，将资源配置权利交给市场，从而降低了监管成本，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像美国“水质许可交易”就属于这种制度。按照这一模式，又演化出期权市场、资源租借、生态产权存贮银行等新模式。 3.押金—退款制度 它由排污费演化而来。主要指消费者在购买对生物多样性具有潜在威胁的产品时，预付一定数量的押金，当他们将产品(或其他包装物)送回指定的地点后，即取回押金。像美国实施的“瓶子法案”“锂电池管理”就是如此。同样的，针对可能损害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要求实施者预先交纳与生态损害相等的税款或押金，若事后没有违规，再以补贴方式返还给缴纳者。这一机制规定了有权损害生态的价格，以及不使用这一权利的价格，很好地执行了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激励人们间接地减少对生态的负面影响。 4.降低政府补贴 补贴在理论上可以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激励，但在实践中，许多补贴成了经济上的低效率和生态损害。如美国“森林砍伐补贴”造成了森林资源大量消失，渔业补贴促使几近枯竭的鱼类资源遭到过度捕捞。事实上，各国每年设立的破坏环境的补贴高达8500亿美元。(11)这种被冠之以“福利”的市场扭曲，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因此取消和降低相应的补贴，也正在成为一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市场化方式。 这些模式虽然各有侧重，但最终还是统一于价格和供求调节这一基本思想，只不过，税费制由价格而定数量，许可证交易由供求而定价，押金—退款制度侧重于以预期而价格，降低政府补贴则注重逆向抑制。但是，任何方式都有利有弊，所以，唯有采用组合式手段，才能发挥最大化的保护效应。与此同时，我们在设计市场机制时，也要克服市场固有的搭便车、信息不对称、盲目性等弊端，最大化地保护好生物多样性。 三、坚持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的认知判断 纵观生物多样性保护演变过程，无论是技术和立法保护，还是现如今的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都始终贯穿着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变迁，而且经历了由无知到模糊，再到清醒认识的过程。归纳和总结这些认知判断，有利于我们理清思路，合理和有效地构建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从而对生态破坏者施加高昂成本约束，最大化地减少和防止生物多样性破坏行为的发生。(12)就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而言，必须坚持生态有价、保护等于发展、善待一切生命、责任付费、代际公平等认知判断。 (一)生态有价 在生态系统平衡条件下，生物多样性虽然天赋“价值”，但是其商品属性却被长期掩盖，成为人类不付任何“机会成本”的“零费用”。伴随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透支超过了生态自我修复能力，世界各国终于认识到生态服务的“稀缺性”，开始恢复生态服务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地位。因此，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属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但正在以严重的退化方式警告人类，需要尽快将它的价值纳入到经济体系中加以保护。如果依然无视生态服务的价值存在，那么，将使人类陷入生态危机的“十面埋伏”。此外，还要坚持等价交换。因为等价交换是维持这个世界平衡的自然规律，是商品价值维持本质属性的必要保证。生物多样性的急剧退化表明，生态服务同经济之间发生了主体不平等的交换，从而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所以，要恢复生态服务的价值地位，就必须坚持等价交换原则。 (二)保护等于发展 保护等于发展包含两层认知：其一，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于经济发展，因为生态服务具有价值，也是生产力和国民福祉；其二，保护等于生态可持续发展，既要保证当代人有资源可用，还要保证后世利益。相对而言，人们倾向于先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再兼顾后世利益。 (三)善待一切生命的“黄金规则”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极其可贵的伴侣和不可替代的盟友，亦弥显珍贵，具有与生俱来的神圣价值，所以，必须善待一切生命，保护它们也是保护我们自己。(13)然而，尽管我们尽可能地以货币形式量化了生态服务，但是还无法将所有的生态服务价值体现在我们的经济报表上。然而，没有体现并不代表它们没有价值，现在没有价值并不意味着未来就没有价值，对某一地区没有价值未必在其他地区就没有价值，对自己没有价值未必对别人就没有价值。所以，必须建立“黄金规则”，像人类希望生物多样性对待自己那样，来对待生物多样性。 (四)使用者、受益者和损害者付费 使用者、受益者和损害者付费，源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庇古税”，要求生态服务的使用者、受益者和损害者必须直接或者间接地支付费用。很显然，这是在经济体系中对生态服务供需之间的等价交换，也是生物资源产权交易。根据这些原则，我们相继开展了水权交易、生态补偿、娱乐收费示范项目等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但是这一原则远未发挥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对它的认知。 (五)树立代际公平托管人意识 代际公平最核心的思想是：基于公平的持续性，坚持当代人作为后代的受托，在自身谋求发展时，不能危及和损害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求的各种生态条件。代际公平包括3个基本原则：(1)“保存选择原则”，即每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为后代人保存生态多样性；(2)“保存质量原则”，即生物多样性没有在这一代人手里受到破坏；(3)“保存接触和使用原则”，即每代人应该使下一代人也能接触到隔代遗留下来的东西。 概而言之，生态有价揭示了生态服务天赋价值的客观事实。保护生态等同于发展揭示了唯有人与生态和谐才能共进退。善待一切生命揭示了任何生物多样性皆可能有价值，必须珍视一切生物多样性。使用者、受益者和损害者付费揭示了人类在利用、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代际公平托管人认知，揭示了人类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应兼顾代际公平。生态服务价值市场化，只有重视这些认知判断，才能促进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的和谐发展。 四、培育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新机制 一个设计合理且一目了然的价值捕获系统，都有富有效率的运行机制保驾护航。所以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社会”的当代境遇中，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也概莫能外，其运行机制可以概括为：明确市场主体，完善制度保障，培育市场体系，控制各类风险，有效保障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实现预期目标。这一运行机制，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各市场化主体的角色 1.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责任在于，通过完善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的顶层设计，引导企业和个人形成自觉自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机制。具体包括：设计价值捕获的市场激励规则，建立有利于推动生态服务价值捕获的制度基础，培育和完善生态服务价值的市场体系，提供合意的生态交易环境。 2.企业的责任 企业的责任是，自觉担负起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义务，将生态服务价值内嵌于企业的成本核算，尽力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使用和损害，参与改善生物多样性的活动。如，减少农药使用、加注绿色商品标签、建立基于资源再利用、回收和处置的“生产商延伸责任制”等。绿色环保企业，更应该借助绿色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项目，创造生态服务价值，例如开发绿色产品、建立基因工程和生态保护区等。但是，也必须认识到，企业绝不会凭空接受约束，主动承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会责任。所以，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杠杆，驱使企业形成绿色驱动力。尤其是针对那些完全没有生态保护责任感的企业，还应采取撤销企业经营资格、排除和驱逐、降低有限责任制水平、取消法人资格等措施。 3.消费者的角色 消费历来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14)过度消费可以加大生态退化风险，比如，国内近些年兴起的城市周边游、自然生态游，已经让许多风景区人满为患、生态不堪负重；而一些城市兴起的“点亮”工程，更是给极其脆弱的城市生态，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风险。虽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到生态退化的严重后果，但是大部分人仍属于“非绿色消费者”，不愿通过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来改善生态，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相信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可以改善生态环境。(15)然而，消费意识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效率，所以，消费者必须要尽快树立绿色消费观念。 (二)培育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交易体系 1.奠定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制度基础 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运行的成功与否，也有赖于一系列制度的根本保障。所以，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制度应该做到：决策部门间要相互支持、相互协调，保证政策执行标准的一致性；确保以价格为导向，以市场开拓、明确责任、信息获取为基本原则的制度设计理念；在制度顶层设计上要充分发挥优化市场的正向引导作用；要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价值捕获市场化中的角色、权益和义务等界限。 就制度的具体设计重点，应考虑：设计合理的生态服务价值识别体系；建立既反映综合性，又能体现生物多样性个性特征的生态服务价值核算体系；建立生态服务价值捕获的市场化制度。就制度具体建设，应包括：(1)采用“纠正技术”严格控制恶意使用生态资源的行为，在执行许可制度时，应采用目前最好的技术所能实现的水平作为生态监管标准，调节生态服务的市场需求；(2)建立“纠正价格”制度，以生物多样性使用者支付生态赔偿金为基础，制定交易价格，采用税收和余量交易方式将属于企业核算之外的生态成本内部化；(3)建立生态产权制度以消除生态领域的“公共地悲剧”；(4)完善生态效益认证机构，通过产品生态认证，推动生态服务交易由利基市场向主流市场转移。 2.建立绿色融资市场 具体包括：在融资渠道上，建立绿色信贷机制，加大生态保护在股票、债券、基金、信托市场上的融资力度，建立生态损害和修复的保险市场。在融资产品上，借助信贷、股票、期权、期货等金融工具保护和增值生态服务价值。在融资的期限上，建立现金和资本市场。在融资主体上，建立国家、企业和民间三方融资。在融资支付方式上，建立现金直接支付、资产替代支付、技术投入替代支付等形式。 3.培育多元化的交易市场 根据交易周期，建立生态服务价值的现货、期货和期权市场。具体而言，在现货市场上，以价格为信号，合理配置生态资源，例如：价格调节水权、森林碳汇服务等。通过期货和期权市场，实现对潜在的生态服务价值的交易。根据空间分布，建立国内和国际市场，具体而言，又包括：以生态特色为基础的地方市场、以生态利用专业化为基础的行业市场、整合生态专业分工和区域特色的国内统一市场、彼此开放生态交易的国际市场。根据支付手段，建立商业支付、财政补助和税费、资本投资等多元市场。根据生态服务用途，建立直接交易和间接交易市场，前者如粮食、药材等，后者如森林的碳封存等。 (三)加强市场化的风险控制 市场化模式虽然富有效率，但存在很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等会导致市场失灵；生物多样性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可能性；另外，从近些年各国的生态服务价值市场化实践来看，也存在有价无市，叫好不叫卖的现象。概而言之，生态服务价值市场化风险包括生产性风险、制度风险和市场交易风险等。为此，就要需要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各类风险。 对于生产性风险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生态礼物项目”，就是将一些闲置、污染过的生态环境，以礼物形式分配给企业和个人，通过他们的经营管理来保护和改善生物多样性。例如，在英国南部地区，政府将一些闲置土地赠予居民自由耕作，但禁止使用化肥、农药和杀虫剂，这既保护了生态，又满足了居民生活乐趣。第二种方式就是利用财政支付和商业保险加以解决。对于制度性风险，主要通过宏观政策的自我调节加以克服，所以决策者要尽量避免制定一些危害生物多样性的不可逆政策。至于交易系统性风险，可以考虑通过市场的风险分散方式解决。风险管理需要掌握各类风险的准确信息，所以，在人类迈向大数据时代的今天，还应建立基于生态服务价值捕获市场化的云数据。 注释： ①TEEB(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针对国家和国际决策者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摘要：回应大自然的价值》(中文版)，2009年，第38页；参见http://doc.teebweb.org。 ②这一时期，尤其是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催化了人们认识到工业化对生态的冲击。 ③F.Stuart Chapin III et al.,"Consequences of Changing Biodiversity",Nature,vol.405,2000,p.234。 ④《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⑤[英]理查德·杜思韦特：《增长的困惑》，李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⑥Hicks J.R,"The Rehabilitation of Consumers' surplu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8,no.2,1941,pp.108～116。 ⑦内容有效性是指在多大程度上足以包括概念的所有方面，解释有效性是指在多大程度上所估计的结果与理论预言的其他结果相一致，标准有效性是指比较条件价值估计法的结果和标准是否一致。 ⑧[英]罗杰·珀曼，马越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张涛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⑨参见Kneese,Allen V.,The Economics of Regional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Future,1964。 ⑩税费制度需要通过频繁的生态监督来确定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的生物多样性退化的定价问题，所以相对成本较高，而许可机制只需要确定生态总承载量后，交易价格则交给了市场，所以节省了大量成本。 (11)Norman Myers,Jennifer Kent,Perverse Subsidies:How Tax Dollars Can under Cu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1,p.4。 (12)[美]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世界边缘的桥梁》，胡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13)[美]范·琼斯：《绿领经济》，胡晓姣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14)[美]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世界边缘的桥梁》，胡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15)王建明：《消费者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行为及其影响机理——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和管制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6～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