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再求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峡谷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一个意义重大、影响久远、内涵深邃的课题来说，总是要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反复研讨，才能日益接近真理性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即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课题。
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突出特征
人类社会的历史长卷，即将翻过20世纪而展开新的一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20世纪，不仅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突飞猛进的记录，载入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史册，而且以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开辟了新的纪元。这是世界面貌发生急剧而深刻变化的年代，是人民大众为创造新生活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的年代，又是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反动、动荡与宁静、欢乐与痛苦，交织更迭令人目不暇接的年代，可谓风雷激荡，沧海横流，天翻地覆。
百年沧桑巨变之中，社会主义运动波澜起伏的景象，尤其引人注目和深思。有时如汹涌澎湃的大潮；有时，又像悄然退落的海水；有时，如繁花盛开的春日；有时，又像冰天雪地的寒冬。如此这般风云开阖的态势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在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背后有无必然性可循？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处于低潮的时候，研究本世纪胜利和挫折以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求社会主义的振兴之路，从而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研究一定历史运动的特征（特殊性），是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入门。本世纪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一是社会主义从一种科学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并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为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二是国际社会主义经历了两次从高潮到低潮的曲折变化，即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而形成的1917—1923年革命高潮，到20年代中期除苏维埃俄国外其他地区的人民革命被反动势力所窒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中国革命胜利为主要标志，直至15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三是社会主义实践突破了19世纪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首先诞生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和薄弱环节，即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甚至很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和发展，等等。
在以上这些特征之中，最后一点具有关键意义，需要着重予以探究。因为在本世纪，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土而出，还是后来的大起大落，都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条件与时机成熟之际，应不应夺取革命的胜利，以及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29年1月24日， 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中提到的一个论点，不失为别具慧眼。他说，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性的怀疑将是长期的，但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我们既要反对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怀疑，又要看到这种怀疑将会长期存在，它可能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时重新被提出来；既要看到这种怀疑的错误，又要看到它的危害，它可能成为想要回到“健全的资本主义”去和实行资产阶级复辟的人的最主要的论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这一预见。
二、是误入历史歧途还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19世纪，许多追求社会主义的先进人士，都无例外地认定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实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也是以欧洲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发育程度为着眼点，来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取得胜利后社会发展前景的。“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 〕这一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当时的认识。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视为一成不变的僵死教义，而认为它是随着实践的推移不断发展的科学。因此，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便是他们终其一生理论生涯中极其鲜明的特色。自70年代后期始，以1877年11月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为开端，由于目睹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趋于衰退和沉寂，以及在一些学者研究东方社会取得重要进展的启发下，马克思恩格斯把视线和研究重点逐渐转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俄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进而提出这一类国家有可能走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新思路。
概括地说，这个新思路就是：在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国际背景下，“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 〕此外，与过去的情形不同，现在“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 〕换言之，在具备了上述国际国内条件的情况下，俄国有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设想，决不是偶然的。尽管这种设想是初步的，还不成熟、不完备，对此他们的态度也异常谨慎。这从马克思一直没应允查苏利奇请求他“写出一篇较长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来回答俄国问题，即使是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也曾拟出四个草稿（共计一万数千字），便可得到证明。但是，认为这是他们偶而提及，并未加以肯定，甚至不久以后便予以推翻的论断，因此不值得重视，这种看法我们不敢苟同。马克思恩格斯向来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4〕他们还认为， 社会历史运动乃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不仅东西方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会有所不同，而且社会主义在东西方国家的实现形态也可能有所区别。应当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卓越的思想成果，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大趋势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也可以说，它为后来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以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而载入史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才能实现，否则它将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也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印证和进一步发展。
说到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通常总是概括为他的“一国胜利论”。其实，全面准确地说，这一贡献应该包括前后衔接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他认为由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加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而这个或几个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列宁当时并没有特指为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他甚至在一段时期还寄厚望于德国革命的胜利。其二，后来他又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突破，却很可能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首先打破坚冰。这些国家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一旦成熟，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然后凭借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物质基础。这些国家当然也就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是许多人也是列宁后期十分关切，并力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决的。1920年7月， 列宁曾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5〕1923 年1月在《论我国革命》中又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接着，他在驳斥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指责时又说，既然俄国当时所处的特殊形势“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6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尔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在列宁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
旧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贫穷更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可不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又是前人未能予以系统地正确地回答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分为两步走，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新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段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探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不仅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正确性，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胜利进军，开辟了一条新路，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当然都不是什么“突发奇想”，而是人民群众伟大创造的科学概括。
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悖论”吗
从理论上详细说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是社会演进的必然，很有必要，它涉及怎样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原理，只是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揭示近代社会运动的一般趋势，揭示这个趋势的客观必然性及其最深刻的根源，而不是描述各个国家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具体原因和进程。试图用这个抽象的科学原理所显示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实际生活中千变万化的复杂现象，那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新陈代谢这一生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能完全回答或解释，某一具体生物物种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变异一样。恩格斯在论及经济状况是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主要原理”时，曾告诫人们：“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7 〕列宁也指出：“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规律＝部分”，“现象比规律丰富”〔8〕。
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类社会沿着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循序推进的理论，也应该加以辩证的理解。这里仅仅指的是社会历史总体性发展的规律。至于说到某些特定的民族和国家，情形并不完全如此。原来比较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跳跃式的兴起，后来居上，乃至直接转入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成为世界历史舞台的新主角，这种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人类最早的发祥地是中国和东非的肯尼亚，但最先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却是埃及和两河流域。奴隶制社会在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罗马发展到最高峰，但率先以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的却是奴隶制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中国的封建文明获得了高度发展，直到16世纪中叶以前，其经济文化都处在世界最前列。可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摇篮却不是在封建制度到达顶峰的中国，而是在封建文明程度远不及中国的西欧地区。同样，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和北美，而是在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历史的辩证逻辑就是如此。
世界历史还表明，人类社会的演进并不完全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轨道进行的。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希腊、罗马等国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可是另外一些民族如日耳曼人和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等地区以及东斯拉夫民族和北欧各民族，却直接转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在进入阶级对抗社会以后，世界各个地区的历史进程也是很不相同的。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就没有经过封建制度这一历史阶段，直接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文明阶段，往往是在原有制度和原有文明体系的薄弱部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现象不是历史的偶然和错位，而有其必然性和内在根据。因为一方面，一种文明体系越是发达、成熟，越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优势，就越不容易被打破，越不容易超越自己；另一方面，在一种文明体系相对落后的地区，通常也就是该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则容易产生求变的动力和条件，形成打破旧的社会制度的强大力量。总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9〕
其次，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都是该国全社会范围内所有的规律和各种条件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虽然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冲突，但这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对于革命斗争的进程和结局发生重大影响的，不仅是经济前提和生产力条件，还有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文化的以至历史传统和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因素，是这些因素融汇为“一个总的合力”的产物。其中，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状况起着直接的现实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社会革命想象为纯粹的经济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基本矛盾，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基本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获得解决。事实上，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革命的发展成正比的，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最发展的国家，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却有可能走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前列。用列宁的话说：“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10〕
再次，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其发展程度有何不同都已卷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下，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经济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除了国内各种条件的成熟，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以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国际舞台上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也是不可或缺的时代条件。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1〕可见，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引起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把它置于世界范围内和大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准确地加以把握。同时也说明，落后国家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客观事实，并没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而是丰富充实了之个原理。
四、走出跨越以后的困境
为了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创举的必然性加以说明和论证，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回答由此而引发的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应当承认，由于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这一历史性突破，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陷入片面性，甚至铸成大错。一方面，落后国家不是等待而是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无疑大大加快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和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只用了270年）。反之，如果在时机成熟时， 不敢奋起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不敢以此为杠杆去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就谈不上实现历史的飞跃。社会主义至今很可能还停留在书斋中、报刊上，至多不过是在资本的统治下苦苦挣扎。然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落后国家创建以后，又使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面临许多不容轻视的困难和障碍，产生许多人们未曾预料到的难度很大的新矛盾、新课题，要求我们既必须聚精会神地又要富于创造精神地逐一加以解决。如果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这是对当代社会主义又一次严重的考验。
这些矛盾和问题概括说来，一是严峻的国际环境，二是特殊的社会条件。
从国际环境看，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诚然大大改变了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的格局，给资本主义体系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 与19世纪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的预想不同，由于赢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原来只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疆和外围。在这种情况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宰的资本主义势力依然占据着主要阵地，并且继续保持着发展和扩张的势头，在经济实力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仍具有明显的优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还占有上风。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双方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若干阶段，必然会出现双方既共处又竞争、既合作又较量的复杂态势。这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高涨与低落、来潮与退潮交替递进的曲线运动，是难以避免的。
从国内社会条件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矛盾和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与19世纪社会主义者的预期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还不可能把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进而消灭国家，实现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现阶段还不具备这样做的充分的物质条件和其他社会条件。恩格斯早就说过，私有制和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同样的道理，“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12〕。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它要着力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与之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现代社会文明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及其在现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决定了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的根本任务是：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必须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经济市场化的转变，由科技教育文化落后向科技教育文化发达的转变，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一句话，必须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归根到底，也就是要消灭贫穷落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要解决的第一个历史课题，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怎样夺取政权， 上升为统治阶级， 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成功的，富有创造性的。接着下来要解决的另一个历史课题，则是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但是总的说来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努力探索。 其所以没有完全解决，症结就在于这些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后，面临着一系列不可逾越因而必须全力加以完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即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可以跨越，但生产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不可逾越；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可以跨越，但思想政治领域中彻底反封建、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不能逾越。当然，这里说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为前提。对于这些跨越之后的不可逾越的社会要素和历史任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未能完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科学回答——这就是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胜利进军之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条根本的历史教训。
怎样摆脱困境， 走上振兴社会主义的希望之路呢？ 社会主义国家80年来兴衰成败的坎坷征程，特别是近2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长足发展，对这个问题已经作出系统的初步回答。诸如，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依靠自己的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不必等待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充分发展起来以后才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打开社会主义的大门以后，还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并把它作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而不能脱离这个“现实的基础”，急于过渡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党和国家必须及时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必须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了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又要警惕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等等。
“艰难困苦，于汝玉成”——这就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走过的道路和未来的命运。从资本主义体系中脱颖而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如此；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扭转世界社会主义低落的颓势，开辟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更是如此。笔直而又平坦的成功之路是没有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4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6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51页，第210—211页。
〔5〕《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71 —37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98页。
〔8〕《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88页。
〔10〕《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15—11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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