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主席访日与中日关系的新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新局面论文,主席论文,访日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于9月上旬对日本作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这是继去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11月中国总理李鹏访日之后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又一次出访，也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日本进行的国事访问。它必将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缔结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友好的关系奠定基础，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的新的篇章。
一
还有两年人类就将进入充满希望和活力的21世纪。中日关系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风雨雨之后正处于蓄势待发，酝酿新突破的关键时刻。
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交流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另一方面，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却出现了较多的对立和摩擦。特别是在1996年，由于日本少数有影响的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加上日本国会议员和右翼团体多次登陆钓鱼岛，构成了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近两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中日两国关系逐渐回暖。其主要标志是：
第一，日本政府取消了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实施的所谓“经济制裁”。1996年底，日本政府重新启动了由于政治原因搁置的第四次日元贷款项目；3个月后，冻结1年多的对华无偿资金援助也再度恢复正常。
第二，日本政府不再参加日内瓦人权委员会的反华提案。从1990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每年都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抛出谴责中国的提案，而日本则是亚洲国家中唯一参加发起提案的国家。1997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国行列。这一明智的选择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国的赞赏。
第三，中日两国恢复了高层领导人的互访。1997年9月，桥本首相对中国进行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同年11月，中国总理李鹏进行了回访。桥本首相在访问中国期间，以及在李鹏总理访日时，郑重表示日本将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坚持村山前首相1995年8月15日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表态。两国关系终于摆脱了一时的阴霾，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第四，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交流出现历史性突破。1998年2月，迟浩田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国防部长，同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两国防卫当局最高负责人实现互访，并且就中日两国海军舰艇互访等问题达成协议，在中日交往史上堪称一大突破。
第五，中日经贸合作跨上新的台阶。1997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为624亿美元，比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增加57倍，日本已连续5年居中国贸易伙伴的首位，而中国也是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贸易伙伴。截至1997年9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共有15876项，合同金额287.2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164.9亿美元，居中国吸收海外投资的第四位。日本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双边谈判已顺利结束。非贸易领域的谈判也将在1998年内取得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双边关系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同时，国际环境也出现了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良好氛围。
首先，中美关系趋向成熟和平衡必将推动中日关系出现新的突破。
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国关系相比，目前的中、美、日三国并不构成“零和”关系，即一对关系的改善并不会损害另外两对关系，相反，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双嬴”关系。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跌宕起伏，很不稳定。去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中美两国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年6月下旬至7月初，克林顿总统力排众议，进行了他上任以后的首次中国之行，这也是事隔9年后美国总统首次访华。中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以合作与对话为主旋律的新阶段，必将推动和加速对大国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对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影响。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日本基本上是秉承美国的意图，但又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历史经验表明，每当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日本也会跟着美国的步伐对中国踩上一脚，而在中美关系出现和缓势头时，日本则担心再次出现类似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带来的“越顶外交”冲击，常常会与美国争抢跑道，力求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
其次，中日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的客观现实也促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日关系一方面受错综复杂的外力影响，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外界。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客观现实也要求中日两国必须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作出是对抗、冲突还是合作和竞争的战略选择。今年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例如，在金大中出任韩国总统后，朝鲜南北关系出现了和缓势头，但与此同时，围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艘潜水艇在韩国水域遇难，南北双方间又出现了对立和紧张。印度和巴基斯坦前不久相继进行了核试验，不仅使南亚局势陡然紧张起来，也使如何防止核扩散问题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课题。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向被认为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东亚各国相继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中日两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不仅直接造成日本出口的削减，也使日本银行本来就十分沉重的坏账包袱进一步膨胀。
从朝鲜半岛局势、南亚核试验到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这一系列事件凸显了中日两国在谋求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和责任，要求两国政府和有关机构加强磋商，共同作出努力。就以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为例，中日两国在近一年来都作出了引人瞩目的努力，但显然需要进一步协调步伐，共同作出贡献。中国政府在对东亚邻国提供财政金融援助的同时，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受到世界各国普遍赞扬。日本虽先后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提供180多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是，由于日本内需疲软，难以更多地吸收东亚地区的出口产品，特别是日元汇率急剧下滑，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原有的困难尚未缓解，又带来了新的压力。中日两国政府除了根据各自的条件继续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做出努力外，还可以围绕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区性金融框架以及酝酿建立亚洲货币稳定基金等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
二
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也由于两国不同的战略环境，特别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带来的空前浩劫，使得中日两国间在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依然存在着一系列摩擦、对立和分歧。而且，往往是一些问题解决了，又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冒出来。
当前，中日两国间主要的对立和分歧是什么？或者说，在江主席访日期间，有哪些问题可能成为两国领导人议论的焦点呢？
第一，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台湾的问题。1997年9月，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正式问世，从而标志着日美两国在后冷战时期强化军事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希望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不应该超越双边条约的范围。日本官方在向中国方面解释时强调，日本将继续遵循和平宪法，日美两国的新举措并没有改变日美安保条约的防御性质，新指针不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新指针中关于日美须联合干预的“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等等。但是，日本国内最近围绕“周边事态”的一些议论显然有悖于日本政府历来的立场。为了使新指针尽快启动，日本政府在4月28日举行内阁会议，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在《周边事态法案》出笼前后，日本外务省和自民党的一些高层人士多次声称，“周边事态”的地理范围与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关于“远东地区”的界定是“一致”的，也就是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中国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了抗议。尽管桥本首相重申日本政府关于“周边事态”的解释没有改变，但鉴于外务省和自民党的高层人士并没有收回其言论，有关“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的问题依然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敏感问题。
第二，日台关系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世界上主要大国，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都曾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并承诺只同台湾保持经贸层次的非官方关系。但是，由于台湾当局坚持推行所谓的“务实外交”，加上日美等国一小撮亲台势力的游说，以致涉台问题常常引起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严重对立。日本也不例外。1994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邀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参加亚运会，酿成中日关系的一场风波；1995年，李登辉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后，日本朝野政党中都有一批亲台议员在策划李登辉访日，并不断鼓噪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引起中国方面的严重警惕。今年以来，日本方面又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使日台“断交”后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悬案”朝有利于台湾的方向解决。例如，日本众议院在4月30日通过《入境管理法和难民认定法》，把所谓的“中华民国护照”视为有效护照，可直接在护照上签证而不必另行发给“旅行证明书”；同时，恢复了对台湾旅客的72小时过境免签证的待遇。此外，日本运输省还开放台湾航空公司进入成田机场，废除了1974年中日航空协定缔结后不允许台湾民航飞机与中国大陆民航飞机同时使用成田机场的规定。这两项突破都是长期以来台湾当局所孜孜以求，而为中国政府所坚决反对的。日本政府能否审时度势，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明确作出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日台“实质”关系不断发展的势头，人们正拭目以待。
第三，历史认识问题。如何看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历来是中日关系中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两国缔结面向未来的新型关系的重要基础。桥本首相在去年9月访华时曾专程赴沈阳参观了“九·一八纪念馆”，并对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无论怎样健忘也不能忘记历史。历史也不能改变，人们只能从历史中学习。”这一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它不应该仅仅挂在口头上，而要付诸行动。日本国内总是有一小撮右翼势力以种种方式为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战犯宣判50周年，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自然就集中地表现为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诽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方面。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日本政府直接插手参与这部影片的制作，但是，至少其态度是十分暧昧和令人费解的。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可以对美国一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畅销书提出质疑，却没有一个人对《自尊》这部电影有半句批评。象《自尊》这样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是绝非用一句“电影有表现自由”之类的话搪塞得过去的。人们有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在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在正视和反省历史问题上采取更明确更积极的态度。
第四，旧日本军队在中国遗弃的化学武器处理问题。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曾灭绝人性地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并且在战败后将大量化学试剂和炮弹等遗弃在中国。根据中日双方都批准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日本有责任在15年内销毁其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但是，目前中日双方尚未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日方先是建议派遣自卫队化学部队来华销毁这批弹药，后来又单方面提出能否以民间公司名义出面处理。此外，中日双方在遗弃化学武器数量的认定上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中方根据历年记录提出了200万发的数字，而日本仅根据几次勘查就断言只有70万发。据估计，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准，每处理一枚化学炮弹需化费50万日元，而日本尚未将处理化学武器所需庞大经费列入政府预算。
三
江泽民主席是在人们热切期盼中日两国关系出现新的突破之际访问日本的。尽管两国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对立和分歧，但是，中日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毕竟多于分歧点，只要努力寻找和不断扩大两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中日必定能携手推开新世纪的大门，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和崭新的阶段。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发表联合声明或宣言，为跨世纪的中日关系明确定位。中日两国是亚洲的两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在迎接即将到来的21世纪之际，两国都有必要将进一步发展中日双边关系定位在各自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位置，明确规定其方向，并赋予其充实的内容。鉴于中美两国已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决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法两国也就建立“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达到了协议，毫无疑问，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作为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两“极”，中日两国也有必要构筑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在具体表述方式上，双方还可以继续磋商，但一定要给跨世纪的中日关系明确定位。有些日本友人建议，在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可以发表联合声明或宣言，把未来中日关系的战略框架落实下来，载入史册。
第二，把中日经贸合作推向更高层次。世纪之交，国际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国与国的关系中，经济因素的“权数”不断提高。对中日两国来说，进一步发展互利互补的经贸合作将增进两国的共同利益，密切中日关系，同时，也能对两国关系中消极因素的发展起到“制动器”的作用。
进一步发展中日经贸合作的当务之急是提高经贸合作的层次。日中协会理事白西绅一郎对过去20年来中日经贸合作有这样的概括：70年代末是以新日铁为首的众多日本企业帮助中国发展基础产业，其典型代表是宝山钢铁总厂，这一模式可以称之为“新日铁模式”；到80年代末，中日经贸合作的重点转到组装加工产业，其代表是松下公司在北京的显象管工厂，这一模式又称“松下模式”；到90年代末，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日本开始将一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技术产业转移到中国，NEC公司在浦东出资5亿美元与中国合作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今后要推广的是“NEC模式”。应该说这一分析是颇有见地的。
为了推进跨世纪的中日经贸合作，中日两国可以选择若干大型、长期和综合性的项目，作为国家级的合作项目携手推进。例如，可以考虑利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建设由上海到北京的高速铁路；中日联合开发中亚石油并铺设由中亚经中国内地到日本的输油管道；中日两国在东北三江平原实施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为了解决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可以在煤炭产地发展坑口发电，推广火力发电站用的高效脱硫装置以及研究利用风力、太阳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
第三，建立各种层次的政治磋商和危机处理机制。目前，在美日、美俄、日俄以及中俄、中美之间都建立了国家首脑的“热线”联络，可以在出现危机时迅速沟通信息，增进理解，以便化解矛盾，消除对立。中日两国虽近在咫尺，但这一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为了防止偶发事件，增进相互了解，似有必要建立首脑之间的“热线”联络。
除了这种“热线”外，很重要的是要在两国相关政府机构和部门间设置各种层次和种类的定期磋商和危机处理机制，特别是在两国肩负着跨世纪责任的政治家之间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和直接联系的“管理”。1998年4月下旬，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日，日本朝野政党的领导人纷至沓来，以求一见，以致日本传媒不无夸张地形容说，日本政坛出现了一股“胡锦涛旋风”。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胡锦涛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代表，希望能同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这种期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日两国间如果有更多的高层人士能彼此信任，推心置腹地进行交流，那么，中日间因为误会而产生对立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即使出现摩擦、对立和分歧也能迅速地得到缓解。
第四，加紧发展两国民间往来。中日民间友好活动一直是连接中日两国的强有力的纽带，但是，近年来，民间友好却有成为薄弱环节的危险。令人担忧的是，中日两国间专门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团体后继乏人，活动能量也大不如往昔，而由于缺乏沟通，中日两国人民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有所下降。而值得庆幸的是，中日两国年轻人跨越国境的交流不断扩大。他们年轻，充满青春活力，有共同崇拜的歌星、影星，共同喜爱的流行音乐和服饰。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中日两国年轻人的距离将进一步拉近。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要把中日跨世纪友好的重点放到年轻人身上，从现在做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事实上，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中来自中国的约有24000人，占第一位，而在中国各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中，日本也有15000多人。今后可以考虑通过诸如邀请更多的年轻人到对方国家访问、举行青年大联欢、加强和改善留学生工作以扩大留学人员数量等途径，把中日民间友好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一浪高一浪。21世纪的鲁迅、郭沫若、廖承志和内山完造必然会在今天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间出现，而跨入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必将比今天的中日关系更成熟、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