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纪事校笺》掇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纪事论文,掇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前期计有功编撰的《唐诗纪事》，应是唐诗研究极有文献价值的丰硕之作。其《自序》述其编撰情况，称“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记、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全书共辑收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除选录其名篇外，并详辑生平事迹、诗歌评论资料，保存了大量唐代文学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称是集“或录名篇，或记本事，兼详其世系爵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唐人诗集不传于世者，多赖是书以存”。正因如此，对后世影响很大，自宋至清，也有多种校刊本。
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出版一部点校本，后于1986年再次修订，重新出版，应是此书首次现代化的整理本。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王仲镛先生《唐诗纪事校笺》，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点校本既有肯定，又甚有指摘，认为该书“并不曾认真找出有关唐诗总集、别集或笔记、小说来进行参校”，其记事部分，问题更不少，“其不检原书、标点错误和随意校改之处，亦多”。于是他就广辑史料，着重于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纪事方面，尽可能找到计氏搜采资料的来源出处，笺证史实”；二是对所载诗篇，尽可能根据有关唐人总集、别集，特别举唐人选唐诗之代表作《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等，“加以雠校，讹者正之，缺者补之”。王仲镛先生做了不少工作，其书出版后广被采用，很引起研究者注意。2007年11月，又由中华书局重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连续从事于《唐人选唐诗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翰林学士传论》等项目，在编撰过程中不断参阅《唐诗纪事校笺》，确受有教益。但在研读中也发现不少问题，随时有所记录，我觉得这部《校笺》中存在的问题也有如王仲镛先生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指摘之处。我两年前在一高校文学院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曾向会议主持者提出，《唐诗纪事》这部极富文献价值之书，搜辑材料既如此丰硕，我们现在确有必要再次作全面的笺证工作；这可作为集体项目，个人之力恐承担不了。该校文学院专家于此正在考虑之中。我现在就已积累的笔录札记，撰为一文，供学界参考。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细列。（又，文中多次提及《唐诗纪事》者概称《纪事》，提及《唐诗纪事校笺》者概称《校笺》。）
一
书中有好几处明显的排校错误，如卷六一裴廷裕条，《校笺》在校中有云：“《新唐书》卷五八《宗艺文志》：裴廷裕《东观奏记》三卷。”按《新唐书》之《艺文志》共四卷，即分经、史、子、集，卷五八为《艺文志》之二，即史部，而从未记有“宗艺文志”者，其“宗”字显为衍文，未校出。又如卷三○司空曙条，《纪事》原文载有《经废宝庆寺》诗，《校笺》对此诗题有校，谓《文苑英华》卷二三六题作《废庆宝寺》。经核，《文苑英华》载司空曙此诗，为卷二三五，非卷二三六。排印之误更明显者，卷二三王諲《元夕观灯》诗（五律），其第六句“场移舞更新”有校，校记数码标为（三），而第八句“说向不来人”又有校，却标为（二），数码次序明显误倒。以上三例，中华书局重印时均未复核改正。
《纪事》所载未误，而《校笺》在笺证中却有明显错误。如卷一九苏源明条，《纪事》记苏源明于天宝十二载守东平郡，与当地官员、文士有宴饮作诗。《校笺》谓《全唐诗》卷二五五于此载有二诗，“题作苏源明《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诗》及袁广《秋夜小洞庭离宴诗》”。按苏源明确于天宝十二载在东平郡太守任，第二年秋则应召入朝，见《全唐诗》卷二五五苏源明《秋夜小洞庭离宴诗并序》。苏源明为肃宗时翰林学士，有文名，杜甫、韩愈皆有诗文赞颂之（参傅璇琮著《唐翰林学士传论·肃宗朝》，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全唐诗》卷二五五所载此二诗，实皆为苏源明所作。《秋夜小洞庭离宴诗》，苏源明有序，谓“源明从东平太守征国子司业，须昌外尉袁广载酒于洄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宴”，乃作此诗。即苏源明于天宝十三载秋离任赴朝，须昌县外尉袁广设宴送之，苏乃作此诗。而《校笺》将《全唐诗》卷二五五所载此诗为袁广作，即未认真核阅。《全唐诗》及今人补编均未载有袁广诗者。
另一例，《纪事》卷六七顾云条，记顾云“咸通中登第，为高骈淮南从事，师铎之乱，退居霅川”。此处所记大致合实。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僖宗咸通十五年（874），据《永乐大典》引《池州府志》记顾云“咸通十五年进士第”。按咸通十五年于十一月改元乾符，则顾云登第年，确切地当为咸通末，非咸通中。《校笺》未引及，而云：“按《旧唐书》卷一八三《高骈传》：‘广明三年三月，蔡贼过淮口，骈令毕师铎出军御之……’”现经核，《旧唐书》之《高骈传》，为卷一八二，非卷一八三。且《旧传》载“蔡贼过淮口，骈令毕师铎出军御之”，明记为僖宗光启三年（887）三月，为光启，非广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所记亦为光启三年）。且广明仅一年（880），广明二年七月改元为中和，则何能云广明三年？此实为《校笺》显误。
《校笺》一书在“前言”中曾提出《纪事》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弄错史实，差失原意，“或以一人而分为二人，或以两事而合为一事”，认为“若不加以澄清，必将疑误学者”，故尽量予以纠正。但现在书中在纠误中尚有不少遗漏，或误中有误，以上所举为原书未误而《校笺》出现新误，现在再举数例，指出在纠误中仍有疏失。
如《纪事》卷六七韦冰条，载韦冰《三乡》诗一首（七绝），后云：“冰，唐末为鄠令。”即作此《三乡》诗之韦冰，为唐末鄠县令。《校笺》则引《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所载“冰，鄠令”，以证实《纪事》所记，未再引其他史事。按《纪事》此卷所记和作《三乡》诗有王枧等十人，此乃据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三乡略》，记有无名氏为《三乡》和作诗所作序，时为武宗会昌二年。按会昌二年为公元842年，确为晚唐，但不能说唐末（唐王朝亡于907年）。《纪事》记为唐末，当并不确切。问题更在于曾任鄠令之韦冰并非作此《三乡》诗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曾任鄠令之韦冰，实为盛唐时人，非晚唐，更非唐末。《旧唐书》卷一○五有《韦坚传》，记韦坚于玄宗开元、天宝时历任地方要职，多掌财赋；天宝初为宰相李林甫所忌，连遭贬谪，天宝五载七月又长流岭南临封郡，又云“（韦）坚弟将作少监兰、鄠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同年十月，朝中又下令“逐而杀之，诸弟及男谅并死”。《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亦载韦坚流贬时，其弟冰为鄠令，亦贬谪。据此，则任鄠县令之韦冰为韦坚之弟，天宝前期即受累贬谪而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鄠令韦冰，前有韦兰，后有韦芝，当为兄弟，与《旧传》合。由此可证，和作《三乡》诗者韦冰为晚唐武宗时人，而《纪事》称其为唐末鄠令，误以盛唐玄宗时为鄠令之韦冰乃作此诗者，《校笺》又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证实之，则误上加误。
又《纪事》卷二七有房白条，录其《得还字》诗一首（五绝），后云“天宝十三年阳浚侍郎下登第”。《校笺》则仅引《李咄墓志》记阳浚于天宝十三载为礼部侍郎，谓与《纪事》所记合，其他未有笺证，也未考房白事。按《全唐诗》卷二。九载房白《送萧颖士赴东府得还字》，即此诗，小传谓“天宝中登进士第”，当即本《纪事》。徐松《登科记考》卷九当亦据《纪事》，于天宝十三载登进士第者有房白。按唐时文献，未载有房白者。清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于度支郎中、户部员外郎、祠部员外郎皆有房由，无房白，《唐郎官考》又记戴叔伦有《襄州遇房评事由》诗（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七），郎士元《送新偃房由赴朝因寄钱大郎中李十七舍人》诗（《文苑英华》卷二七二）。钱大为钱起，李十七为李纾。可见房由于盛中唐际与当时著名文士多有交往。又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载有房由所撰之《大唐故永王府录事参军卢府君（自省）墓志铭》（千唐志斋志八九八），自署“前国子进士房由撰”，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十一日立。即房由于天宝十三载初进士登第，尚未能入仕，故自署“前国子进士”。当代学者陈尚君、孟二冬之唐登科记考亦有订补，皆据此认为天宝十三载于阳浚下登第者为房由（参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九，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又《全唐文》卷三九五有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记萧颖士任职于洛京时，后辈文士乃作诗送之；《全唐诗》卷二。九载贾邕《送萧颖士赴东府得路字》，同卷所作送行诗者有十二人。由此可见，房由于天宝十三载进士登第后，即与著名诗人如戴叔伦、郎士元、萧颖士等有文字交往。《纪事》所记之房白实为房由之讹，很可能计有功撰写时并非有误，后刊刻时乃形近而讹。《校笺》未充分注意有关文献史料，仍沿其误。
又《纪事》卷五九崔元范条，载其诗一首（七绝），未记其诗题，仅云“元范，以监察御史为浙东幕府”，即崔元范原在朝中为监察御史，后又以监察御史任职于浙东幕府。《校笺》于此未有笺文，亦即同意《纪事》所记之“以监察御史为浙东幕府”。按《纪事》此卷在崔元范前记有李讷，谓李讷于大中时为浙东观察使，时崔元范在其幕府，“自府幕赴阙庭”，李讷乃饯送之，并作诗，幕府中亦有人和作，崔元范即亦作此和诗。《全唐诗》卷五六三即载有李讷《命妓盛小丛歌饯崔侍御赴阙》，并有杨知至、卢溵等同题之作。又据《会稽掇英集》，李讷确于宣宗大中六年八月至九年九月为浙东观察使。杜牧有《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制》（《全唐文》卷七四八），杜牧时在朝中任中书舍人，故撰有此制。按李讷饯行及崔元范诗，源于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饯歌序》，中称“时察院崔侍御自府幕而拜，即赴阙庭”，李讷乃饯送之。即崔元范原为浙东幕僚，后朝中任其为监察侍御史，故李讷等作诗送之。如此，则非“以监察御史为浙东幕府”，《纪事》误。侍御史为从六品下（《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方镇幕僚不能兼有此较高官品；如杜甫后期在蜀中幕府为左拾遗，左拾遗仅从八品上。
另，《校笺》虽记有《纪事》之误，但未有充分论证者。如《纪事》卷五八霍总条，载其《郡楼望九华》诗一首，后谓“武元衡尝送总诗”，末又云“总，咸通时为池州刺史”。《校笺》云：“按武元衡被盗杀于元和十年（815），去咸通（860—874）约五十年，此言霍总咸通时为池州刺史，当有误。”霍总确非咸通时人，但《校笺》仅云“当有误”，对霍总其人未有论证。按令狐楚《御览诗》收有霍总诗六首（《全唐诗》卷五九七即据载），令狐楚编此书在宪宗元和九年至十二年间（814—817），参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由此可确证霍总为中唐时人，故武元衡可有诗送之。又《全唐文》卷七八三有穆员《蝗旱诗序》，谓“甲子岁大旱”，霍总“赋旱蝗诗一章七十有二句”，甚赞赏之，故特为作序。霍总此诗后未存，但穆员谓“甲子岁大旱”，此甲子为德宗兴元元年（784）。又《旧唐书》卷一五五《穆宁传》，记穆宁仕于大历、贞元间，有四子，中有穆员，杜亚为东都留守时，曾辟其为从事。杜亚乃于德宗贞元五年至十二年（789—796）为东都留守（参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四八，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由上所述，确可考定霍总为德宗、宪宗时人，并可纠正《纪事》所谓“咸通时为池州刺史”之误。
有时《纪事》所载之诗及所记之事，虽未有误，但间有脱略，而《校笺》皆未注出处，不符合笺证体例。如卷六○崔澹条，《纪事》先录其《赠美人》一诗（七绝），后记云：“大中末，崔铉自平章事镇淮海，杨收为支使，收状云：‘前时里巷，初迎避马之威；今日藩垣，便仰向牛之代。’澹之词也。”《校笺》于此皆未有笺证。经查，《赠美人》一诗，见唐末孙棨《北里志》之《王团儿》条，有记长安北里歌妓之生活环境。至于崔铉、杨收及崔澹事，所谓“杨收为支使，收状云”，文意不清。按此见宋乐史所著《广卓异记》，记崔铉于宣宗大中末为淮南节度使，杨收时在其幕府，为支使；后杨收入朝，累仕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经两年，擢迁为宰相，时“铉未移，铉贺收状云：‘前时里巷，初迎避马之威；今日藩垣，便仰向牛之代。’此崔澹之辞”。如此，则《纪事》所谓“杨收为支使，收状云”，文字当有脱略；“收状云”应为“铉贺收状云”，即崔澹此时在崔铉幕府，为其作辞以赞贺杨收拜相。按杨收于懿宗咸通二年（861）四月以吏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四年五月迁为宰相（参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懿宗朝》，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广卓异记》所记，确可有助于对崔铉向杨收称贺的情况，并可补《纪事》所记之脱略。不过咸通三年冬令狐绹已任为淮南节度使，崔铉移镇襄州（参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巷一二三）。《广卓异记》谓杨收擢迁为相时，崔铉仍“未移”，亦误。《校笺》于此皆未引及有关史料并加证释，确不合体例。
二
《校笺》于校勘《纪事》所载之诗，颇注意于引及今存的几种唐人选唐诗著作，其“前言”中谓“加以雠校，讹者正之，缺者补之”，“要务求其是”，“力求其善”，确化了不少功夫。但遗憾的是，在校勘时不注意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引用唐人选唐诗，只举其一种版本，即以此进行所谓补正，不免出现不少问题。
首先是意想不到的疏失，如《纪事》卷二二李嶷条，载有《少年行》三诗，其二“薄暮随天仗”句，《校笺》有校，谓：“暮，《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俱作夜。”按盛唐时殷瑶所编之《河岳英灵集》，有宋刊本、明清刊本多种（详后），但此句“薄暮”之“暮”皆作“霧”，无异字，并未有作“夜”者，《校笺》所谓作“夜”，毫无根据。又同为天宝时芮挺章编选之《国秀集》，共三卷，其卷中载李嶷诗二首：《读前汉外戚传》、《游侠》，《游侠》即《纪事》之《少年行》（《文苑英华》卷一九四同）。但《国秀集》所载此诗，仅“玉剑膝旁横”一首，即《纪事》之《少年行》第三首，《校笺》提出《国秀集》所载文字有异者为《少年行》第二首，而此第二首则为《国秀集》所未收。《校笺》如此出校，所引《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二书，皆无根据，甚为疏忽。
今就唐人选唐诗代表性著作《河岳英灵集》、《箧中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择要列举如下。
《纪事》卷二四载王昌龄《长信秋词》，《校笺》谓此诗题，《河岳英灵集》作“长信宫”，即无“秋”字。按《河岳英灵集》为殷瑶于玄宗天宝后期所编，其自叙谓收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即两卷。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两种宋刊本，皆为两卷，当最接近原书。而后通行的几种明刊本皆为三卷。著名藏书家、校刻家傅增湘在其《藏园群书题记》中曾特为指出，《河岳英灵集》之宋本与明本相校，字句差异极多，“盖自明代翻刻以后，沿讹袭误，已匪一日矣”。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58年编印的《唐人选唐诗（十种）》，即据毛氏汲古阁明刻本（详参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校笺》所谓《河岳英灵集》作“长信宫”，经核，宋刊本仍作“长信秋”，与《纪事》原文同。明崇祯元年毛晋汲古阁刻《唐人选唐诗》八种，其中《河岳英灵集》有何焯（义门）批校，何校于此诗题亦作“长信秋”，即亦据宋本者。
类似者，如《纪事》同卷载殷瑶评王昌龄诗，举其诗数句，其中“昏为蛟龙怒，清见云雨入”，《校笺》则谓《河岳英灵集》，“怒”作“窟”，“清”作“时”。经核，宋刊本未有此异文，与《纪事》原文同。又如卷一五，《纪事》载王湾《晚夏马嵬卿池亭即事寄京中二三知己》，《校笺》则谓《河岳英灵集》题作《晚夏马嵬卿叔池亭即事寄京都一二知己》，与此异。实则宋刊本亦与《纪事》原文同。《校笺》所据《河岳英灵集》，即据上海古籍出版社选辑之明汲古阁刻本，未知国家图书馆尚藏有宋本。其他类似情况者多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以下如《箧中集》等亦如此。
中唐时元结所编的《箧中集》，也有好几种版本，较早为清徐乃昌覆刻之影宋抄本（《徐氏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唐人选唐诗（十种）》，其中《箧中集》即据此排印。另有几种明刻本，亦各有特色，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者，有冯舒、黄丕烈校并跋的明刻本，缪荃孙校并跋的明刻本，郑振铎藏明刻本《唐人选唐诗》六种，汲古阁刻本（有何焯校）。徐氏校印之影宋抄本，虽时代较早，但徐氏校文缺漏疏失甚多，傅璇琮之《唐人选唐诗新编》即据有好几例（见《箧中集》前记）。如《纪事》卷二二沈千运条，载有元结《箧中集序》，云所选诸人“皆以仁让而至丧亡”，《校笺》乃谓“仁让”原作“仁谦”，今据《箧中集》改。按徐乃昌《徐氏丛书》本确作“仁让”，但何焯所校之汲古阁旧抄本作“仁谦”。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记《箧中集》，谓何焯跋中称曾于康熙年间从汲古阁得见一旧抄本，虽为明抄，其所据为南宋本。可见《箧中集》即有好几种版本，不能仅据其中之一即改文。
又《纪事》卷二三载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此诗题，《校笺》谓“还”原作“远”，据《箧中集》改。按冯舒校评本、郑振铎藏明刻本皆作“远”，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所录亦作“远”，则应作为异文校，不能仅引一种版本即据改。另，《校笺》也有漏校者，如《纪事》卷二六载王季友《寄韦子春》诗，首二句“出山秋云曙，山水已再春”，“山水”一词，《箧中集》作“山木”，《河岳英灵集》作“山色”，“山木”与“山色”均较切合诗意，而《校笺》则未校及。
又《纪事》卷二一载李嘉祐《涧州阳别驾送张侍御收兵归扬州》诗，《校笺》谓（（中兴间气集》，“阳”作“王”。按中唐时高仲武所编之《中兴间气集》，现存最早者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其他为明万历刻本，明嘉靖刻本，汲古阁刻《唐人选唐诗》本（详参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之《中兴间气集》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唐人选唐诗（十种）》，其《中兴间气集》即用明嘉靖刊本（即《四部丛刊初编》本）。汲古阁影宋抄本于李嘉祐此诗题，仍作“阳别驾”，未作“王别驾”。《校笺》当即引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未注意有影宋抄本。影宋抄本不仅时代早，且所载高仲武对所选诗人之评语，明刻本多有缺漏；所载之诗，影宋抄本是而嘉靖本、万历本误者亦有好几处，《校笺》也多未涉及。如《中兴间气集》卷下李秀兰，高仲武评语颇长，中有记述李秀兰与诗人刘长卿相讥谑一段，云：“尝与诸贤集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诮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按此一段，影宋抄本有，唯嘉靖本、汲古阁本无。《纪事》卷七八李秀兰条引有高仲武评语，但亦无此一段，《校笺》则仅引《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补之。可见其未曾见引影宋抄本，仅据《太平广记》转引。
又《纪事》卷二五张继条，记张继事，有举其《送郄绍充河南租庸判官》诗，《校笺》谓：“诗题《中兴间气集》作《送判官往陈留》。何焯校本‘送’下有‘邹’字，误。”实则《中兴间气集》影宋抄本于“送”下即有“邹”字，实不误，《纪事》以“邹”作“郄”，却误。与张继同时之诗人刘长卿有《毗陵送邹绍先赴河南充判官》诗（《刘随州集》卷五），《全唐诗》卷二四二所载张继此诗，亦作“邹绍先”。按《元和姓纂》卷四邹姓，记有：“开元中有象先、绍先、彦先。”《纪事》之卷二二即有邹象先条。绍先当为象先之弟（详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张继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又《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周义敢笺之《张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由此可证《纪事》所载张继诗，诗题之“郄”字误，并于“郄绍”下缺“先”字，《校笺》皆未校及，有疏忽。
《纪事》卷四三于良史条，有引高仲武评，中云“良史工于清雅”，《校笺》谓《中兴间气集》作“良史诗清雅”，乃据改。按影宋抄本此句作“侍御诗体清雅”，未直称其名，称其官衔。按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于良史传，记其“至德中仕为侍御史”，当有所据，与影宋抄本之《中兴间气集》合。《校笺》所引，仅提及“良史”名，则未见及影宋抄本及《唐才子传》，又为疏失。
又，《纪事》卷二六苏涣条，载其《变律诗》，首四句为：“日月东西行，照在大荒北。其中有烛龙，灵怪人莫测。”《校笺》有校，谓《中兴间气集》载此诗，首句同，其下三句为：“寒暑冬夏易。阴阳无停机，造化渺莫测。”按此三句为明刻本《中兴间气集》，影宋抄本则大致与《纪事》所载同，唯“照在”作“不照”，“烛龙”作“毒龙”。《校笺》所引《中兴间气集》，误校、失校不少，确需普查，逐一核正。
《校笺》中引及《极玄集》，又有漠视现代研究成果事。按中晚唐际姚合所编之《极玄集》，一般为明以后的通行二卷本，所收二十一人诗，各人名下多有小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谓：“总集之兼具小传，实自此始，亦足以资考证也。”于所收作者名下撰有小传，《极玄集》如此作，被认为是总集体例的一大开创。过去论及中唐及大历诗人，也多引以为据。但《极玄集》今存最早者为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影宋抄本（一卷本），此影宋抄本于所收诗人名下皆无事迹记载，今存南宋以前文献，也未有引录或提及《极玄集》小传者。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曾于此影宋抄本有所考，谓此小传非姚合所撰，而是明人在将该书析为二卷时，又采掇通行所见的材料，剪辑而成（参陈尚君《唐才子传校笺补笺》之《姚合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非姚合原著（又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之《极玄集》前记）。这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通识。但《校笺》却往往引《极玄集》通行本所载作为诗人事迹补正。如《纪事》卷二六刘长卿条，《校笺》谓《极玄集》载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实则影宋抄本未有此记述。又据当代有关刘长卿事迹研究，刘长卿于玄宗天宝六载前尚未进士登第，其及第当在天宝后期（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刘长卿事迹考述》，陈尚君《唐才子传校笺补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七）。则所谓刘长卿于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不合事实。
《校笺》在文字校勘时，也仅引明刻本，如《纪事》卷二○祖咏《兰峰赠张九皋》诗，“孤山出幔城”、“长怀魏阙情”句，《校笺》谓“幔城”原作“草城”，“魏阙”原作“魏国”，据《极玄集》等改。按此乃据明汲古阁本（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排校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影宋抄本则皆作“草”、“国”，即应作异文校，不能径改，应保存原貌。另《校笺》又有失校者，如《纪事》卷二○载祖咏《夕次圃田店》诗，末句“中夜渡泾水”。按此诗较早即见于《极玄集》，此句之“泾水”，明汲古阁本《极玄集》及清《全唐诗》（卷一三一）同，而影宋抄本、《文苑英华》（卷二九二）及郑振铎藏明刻本《唐人选唐诗》六种，均作“京水”，何焯（义门）有校，云：“京，京索间也。泾字缪甚。”可见《校笺》于此失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