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信任状况分析研究与建设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析研究论文,状况论文,警察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2.1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828X(2016)01-0102-06 警察信任是警察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它是社会民意对警察态度的体现，也是警务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全面深化警务改革背景下，关注和研究警察信任状况变得重要而急迫。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对警察信任状况进行分析研究。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就业、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2013年CSS调查问卷在第F部分社会支持和社会评价中设计了对警察信任评价的问题，具体问题：您信任警察吗？具体答案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不适用、不好说。本文通过这一问题，结合问卷的系统调查，分析全国范围内警察信任状况，探索分析影响警察信任的相关因素。 一、警察信任状况几个方面特点 根据CSS(2013)分析警察信任状况，得到比较多的发现。本文对这些发现中比较重要和特点突出的内容进行整理总结，得到以下警察信任九个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涵盖警察信任的诸多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警察信任的状况。 (一)警察信任总体状况 CSS(2013)数据显示，全国警察信任比例仅为64.1%总体上看，对警察的信任还是占大多数，说明警察还是有着不错的社会支持和群体支持基础，并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极端社会信任危机，但是这一信任比例没有达到绝对多数，说明形势也并不容乐观。从历史对比来看，64.1%的信任比例比2010年CGSS调查73.8%[1]的信任比例下降9.7个百分点，说明从2010年到2013年期间，对警察的信任状况是趋于变差的。 警察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的另一个体现是对警察的不信任比例偏高，达到23.6%。一个地区有100万人口，就有接近23.6万的人对警察不信任，从总体人口量的规模来看，已经可以对一个地区的社会运行产生显著影响。对警察持完全不信任态度的比例为4.3%，这一比例看似较小，但是放到全国范围内来看，总量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互联网使得全国成为一个时空整体，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网民达6.49亿，手机网民5.57亿。按照4.3%的比例换算，互联网上会有近2800万的人对警察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手机网民中会有近2400万的人对警察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这么大体量的群体在互联网上发声，必然给警察带来很大的网络舆论压力。 警察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的再一个体现是警察在社会群体信任中排名不高，仅居中间水平。人民群众对警察的信任显著低于对亲戚朋友(94.6%)、教师(85.4%)、邻居(83.8%)和医生(82.5%)的信任，但是要比对法官(54.6%)、党政领导干部(51.1%)、党政机关办事人员(50.1%)和企业家(35.0%)的信任高。 (二)区域与警察信任关系特点 第一，是警察信任的城乡差别。农村地区警察信任状况相对较好，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警察信任状况不理想。农村地区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达到67.0%，而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的警察信任比例仅为59.9%和58.6%。城乡结合部地区对警察的不信任比例最高，达到32.0%，中心城区对警察的不信任比例次高，为30.5%，农村地区对警察不信任比例最低，为18.8%。对警察完全不信任的比例，中心城区比农村地区高出近1倍。 第二，是警察信任的东西部差别。从全国区域来看，警察信任比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与西部的比较上，南北方差异整体上不突出。西部、中部地区的警察信任比例要优于东部地区，但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青海、甘肃分别排名全国第一、第二，但是宁夏、内蒙古的排名靠后。东北地区警察信任状况也不容乐观，黑龙江、吉林排名都偏后。 CSS(2013)数据还显示，经济发达地区的警察信任状况不理想。经济GDP排名前三位的广东、江苏、山东，警察信任比例排名分别为第29位、第16位、第19位。广东的警察信任状况尤为堪忧，广东GDP排名全国第一，但是警察信任比例仅51.9%多一点，全国排名靠后。四个直辖市警察信任比例排名均未能进入全国前十。北京的警察信任比例全国排名13位，上海全国排名第11位，仅处于中等水平。 (三)群体与警察信任关系特点 在性别上，男女对警察信任度略有差别。女性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要略高于男性。女性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为65.2%，男性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为62.9%。这表明，女性对警察的信任状况要略好于男性。 在年龄上，不同年龄群体对警察信任度差别较大，年轻群体更偏向于不信任警察。39岁以下年龄段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低，30岁以下群体对警察的不信任比例最高，达到32.0%。不同年龄段表现出不同警察信任比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区间：一是40岁以下群体，大致是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群体，他们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低，不信任比例最高。二是40岁至60岁群体，大致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出生的群体，他们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居中。三是60岁以上群体，大致是5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群体，他们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高。 在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与群众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有较为明显的差别，中共党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高于群众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共青团员对警察的不信任比例最高，达到31.6%，比例较高。 在受教育程度上，低学历群体对警察最信任，高学历群体对警察最不信任。“未上学”、“小学”群体是对警察最信任的两个群体；而研究生、大学本科群体是对警察最不信任的两个群体。整体上，受教育程度与警察信任之间呈现出“降—升—降”的关系。从“未上学”到“高中”，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下降。从“高中”到“大学专科”，警察的信任比例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提升。从“大学专科”到“研究生”，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又下降。如果从“高中”到“大学专科”之间是一个分水岭的话，受教育程度与警察信任比例之间分两部分考虑，从“未上学”到“高中”为一部分，从“大学专科”到“研究生”是另一部分。在这两部分内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是下降的。 (四)社会流动状况与警察信任关系特点 第一，人口流动显著影响对警察的信任比例，省，内跨县流动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最低。跨省流动、省内跨县流动都可以对警察信任产生影响，但是，并不是跨区域流动幅度越大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越低，反而是中等程度的跨区域流动(省内流动)对警察信任比例的影响最大。县域内流动群体与本地群体对警察信任度非常接近。 第二，城乡户口差别对警察信任比例存在影响。农业户口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高于非农业户口群体。原先为农业的居民户口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高于原先为非农业的居民户口群体。居民户口改革，原先为农业的居民户口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小于农业户口群体，原先为非农业的居民户口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仅为54.1%)小于非农业户口群体。 第三，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提高。居住半年以下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低，为55.6%，居住30年以上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高，为67.1%。居住15年大致是一个对警察信任的分界线。居住15年以下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均不超过60%，对警察的不信任比例均超过30%；居住15年以上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均超过60%。 (五)工作状况与警察信任关系特点 第一，是否有工作对警察信任影响不显著。有工作群体与没有工作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相差不大，有工作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为64.7%，略高于没有工作群体对警察63.2%的信任比例。在没有工作的群体中：“毕业后未工作”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仅为46.2%，而“正在上学”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高达70.5%，两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有着更强工作意愿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要低，“打算工作”群体比“不打算工作”群体对警察的信任度低5.6个百分点，不信任度高8.7个百分点；“准备自己创业群体”对警察的信任状况较为分化，信任比例达到65.0%，但是不信任比例也高达35.0%。 第二，不同职业对警察信任比例有明显差异。对警察信任比例超过70%的行业共计5类：造纸和印刷业；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军队。对警察信任比例低于60%的行业共计13类，包括：食品和饮料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住宿、娱乐业；信息、咨询服务业；金融、证券、保险业；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业；教育事业；文化艺术业；其他行业。 第三，在不同性质单位工作的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行政事业单位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高于企业工作群体，体制内工作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高于体制外工作群体。体制内，对警察的信任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单位工作群体最高，事业单位工作群体次之，企业工作群体第三。体制外，私营企业工作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要低于个体工商户群体。私营企业工作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不足60%。 第四，工作失业预期越强，对警察越不信任。“完全有可能”失业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仅仅为53.2%，而不信任比例达到32.6%。但也不是越不可能失业，越对警察信任。“完全不可能”失业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虽高于“不太可能”失业群体，但是低于“一般可能”失业群体。“完全有可能”失业群体对警察的信任呈现出比较矛盾的态度。“完全有可能”失业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虽然是最低，但是对警察“非常信任”的比例却也是最高。 第五，在社会保障上，不管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还是低保，“有”与“没有”都对警察信任产生影响。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的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高。相反，没有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群体反而对警察的信任比例高。同时，数据还显示，没有劳动合同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反而高于有劳动合同的群体。劳动合同保护员工利益的同时，却没有提高对警察的信任。 (六)收入状况与警察信任关系特点 第一，月工资收入最低反而对警察最信任。并非月工资收入低的群体对警察不信任，相反，他们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高。月工资中高收入群体对警察最不信任。月工资收入3000元至4000元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低，为53.7%，不信任比例高达38.7%。 第二，个人年“0收入”群体与个人年“中高收入”群体对警察信任压力最大。个人年“0收入”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最低，不足60%。“0收入”以上，警察信任与个人年收入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年收入4万元之前，警察信任比例呈下降趋势，年收入小于5000元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高；年收入4万元到5万元之间，警察信任比例达到最低点；年收入5万元以上，警察信任比例又呈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4万元至5万元的年收入明显高于此平均数，因此，曲线底部对应的群体应当是“中高收入”群体。在“无收入”与“有收入”之间，存在突变性的关系。“0收入”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最低，但是，只要有点收入进入“最低收入”范畴，立即变得对警察信任比例最高。这两个区间的对比，仿佛从一个空间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可以将这种现象概括表述为：警察信任的质性跃迁。 第三，家庭年收入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相异于个人年收入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家庭年收入大于15万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低，不到60%。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至2万元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高，达到68.2%。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的群体，对警察“非常信任”的比例最高，达到22.8%。整体上，从“小于等于1万元”到“大于15万元”，呈现从高到低的走势。中间在“大于8万元，小于等于9万元”区间有一次较为明显的回升。根据CSS(2013)数据，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的群体比例占到12.9%，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及以下的群体比例占到25.6%，低收入家庭还有相当多的数量。可以预见，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收入增长，对警察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七)生活状况与警察信任关系特点 第一，警察信任与生活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生活水平上升，警察信任比例提高，生活水平下降，警察信任比例降低。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很多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高达70%以上；而生活水平下降很多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在50%以下。生活水平与个人收入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两者之间出现了不一致。预计未来生活水平会下降很多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要比预测略有下降的群体高。当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下降到一定程度而超过自身能力范畴时候，会有向外寻求信任与帮助的倾向。 第二，警察信任与主观分层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主观下层群体对警察的信任度最低，然后随着主观分层定位的提升，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也在提升，在主观中上层时达到最高，然后再向上层提高时又出现了显著下降。这一点与个人年收入与警察信任之间的“U型曲线”正相反。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可以分为客观分层和主观分层，个人年收入是判断客观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数据反映的结果说明客观分层与主观分层对警察信任的影响呈现相反结果，也反映出如何应对中层群体的崛起，对警察信任建设而言既是压力，也是机遇。 第三，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与警察信任正向相关。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非常强的人，对警察的信任比例都在70%以上。生活满意度对警察信任的影响要比生活幸福感对警察的信任影响强。一方面，生活幸福感对警察信任的强度不及生活满意度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持相同等级“同意”态度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不及生活满意度高；另一方面，“同意”“不同意”两者态度本质变化时，生活幸福感对警察的信任不及生活满意度。当前社会治理和警察治理首先是基于基础层次的社会生活满足来考虑，然后才是更高层次的幸福追求。 第四，随着生活理想实现程度的提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也在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非常认同生活和理想接近的人，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高，超过75%，对警察非常信任的比例超过40%；非常不认同生活和理想接近的人，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低，不足50%。理想与梦想相通，从中国梦的角度看，当人民的生活理想都能实现的时候，社会会更好，对警察会更信任。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个人的梦想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重要关系。 第五，环境满意度与警察信任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对环境满意度进行10分制评价，1分代表最少，10分代表最多。在1至3分区间内，警察信任的比例相近且都处于低水平状态，信任比例不足50%，当环境满意度到4分之后，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质性提升，而且以后每随着环境满意度的提高，警民信任比例均有提高。因此，环境满意度4分好比是警察信任的一个门槛，只有跨过这个门槛，一份满意度提高才会对应一份信任增长，而在没有达到满意度4分这个门槛之前，满意度与信任度之间并不存在正向的比例相关性。 (八)媒介与警察信任关系特点 第一，电视对警察信任具有明显正面促进作用。电视看得越多，对警察越信任。看电视的频率与警察信任之间呈现线性相关。几乎每天看电视的人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高，从不看电视的人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最低。从不看电视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不高，仅为55.5%。报纸、杂志对警察的信任影响不大。从不看报纸杂志的人与每天看的人，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仅相差0.1个百分点。 第二，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度为60.2%，确实要比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低，两者相差了5.7个百分点。但是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巨大的数据差异。从不使用微博与几乎每天使用微博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差距很小，几乎每天使用微博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比从不使用微博的群体仅少0.8个百分点，微博并不是互联网中特殊的一个。CSS(2013)数据还显示，几乎每天看微博的群体对警察“非常信任”的比例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是最高的，加强警察信任建设应该重视这部分群体的作用。 第三，在互联网上，对互联网渠道功能期望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性质并不显著影响警察信任比例，而是肯定或否定态度的极化程度对警察信任比例影响较大。对互联网能否承担表达民意和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渠道功能，持特别肯定和特别否定态度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都很低。持特别肯定态度的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为50.2%，持特别否定态度的群体对警察信任比例仅为45.6%。 同意互联网能起到监督政府的群体比持不同意态度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要显著高一些。数据显示，让人民群众看到互联网能监督政府，会有效提升对警察的信任。让人民群众觉得互联网不能监督政府，反而会让对警察的信任度变低。 (九)社会支持与警察信任关系特点 第一，政府的支持可以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对警察的信任，政府的支持越大，越有助于提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只要认为有帮助，哪怕帮助作用较小，也能显著提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而认为政府没有帮助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仅为51.1%。两者差距明显。认为帮助较小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为74.2%；认为帮助较大的，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达到80.9%；认为帮助很大的，对警察的信任比例高达84.5%。对政府支持效果的模糊评价态度没有影响对警察的信任。对政府帮助评价“不好说”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也达到了70.1%，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需要特别注意一个质性差异：对政府支持的有无帮助性评价与警察信任关系。对政府支持的有无帮助性评价会让人民群众对警察信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对政府支持有无帮助性的评价也体现出对政府的信任，只要哪怕还有对政府帮助的一点信任就会对警察产生高度信任，而一旦这一点点的帮助期待没有后，对警察的信任直线下降。 第二，居委会、村委会的支持对警察信任有积极促进作用。认为居委会、村委会帮助很大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超过80%；认为帮助较大的，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接近80%。而认为没有帮助的，信任比例仅为56.4%。与政府部门支持不同的是，居委会、村委会需要强支持，才能带来警察信任的高比例。随着工作单位支持帮助的提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提高。但是，从整体看，人们对从工作单位获取帮助支持的期待不及对政府、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期待。外部组织支持更能显著促进警察信任。家人、家族、宗族支持对警察信任有一定的帮助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及政府、居(村)委会和工作单位。 第三，随着新闻媒体支持帮助的提高，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也在提高。认为新闻媒体帮助很大的群体，对警察的信任比例达到81.9%；认为帮助较大的，对警察的信任比例也达到74.0%。新闻媒体的支持会降低人民群众对警察信任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二、警察信任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CSS(2013)数据以及上文总结出的警察信任特点，分析警察信任影响因素，归类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整体社会信任影响警察信任。从整体上看，社会信任危机，特别是政治信任状况不理想，显著影响到警察信任。警察信任与党政官员信任、党政人员信任的相关系数p值均为0.000，统计显著；相依系数值分别为0.714、0.700，p值均为0.000，统计显著。可见，警民矛盾的背后是官民矛盾，警察信任危机背后是政府信任危机。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警察信任。我们国家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带来的众多变化，都影响到警察信任。快速的城市化带来城乡结构巨大变化，影响警察信任在城乡之间出现分化。警察治理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协同时代发展步伐，对出现的很多新问题还未能有效应对，与社会新形势、新需求之间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第三，社会民生状况影响警察信任。社会民生领域的变化直接显著地影响到警察信任。工作、收入、住房、社会保障、生活水平等都影响到警察信任，而这些内容都属于社会民生领域。从警察信任的评价角度看，评价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感知构成了对社会总体评价的出发点，也构成了对具体警察信任评价的出发点。 第四，互联网技术进步影响警察信任。互联网作为科技文明的代表，发展趋势强劲，对媒介传播和整体社会变迁的影响深刻。互联网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社会深层次的结构运行，也必然影响到警察信任。警务改革已然必须要在互联网社会的背景下来推动。互联网对社会改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杠杆效应，互联网撬动了“结构小比例”向“规模量大化”的质变。 第五，代际变迁影响警察信任。不同年龄段群体对警察的信任不同，体现出非常明显的代际特点。社会变迁体现到人身上，代际的不同就是典型表现。年轻人拥有更高的学历，更熟悉互联网，思维更加活跃，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特点显著区别于年长群体。这些区别在对警察信任上有着鲜明的不同。年轻人是未来社会的主体，社会未来的发展要更多的关注年轻人。 三、加强警察信任建设的对策建议 如何加强警察信任建设，本文基于警察信任状况呈现出的特点，结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治理现代化要求，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将警察信任建设作为社会信任建设和政治信任建设的一部分，整体考虑，统筹安排。警务改革要纳入整体政府视野[2]，警察信任建设离不开社会信任建设和政治信任建设的土壤，只有将整体信任状况提升改善，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警察信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同时，警察信任建设作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又要率先改进，以自身的进步引领其他领域的改善。 第二，要将警察信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同。要注重加强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警察信任建设，进一步探寻经济发展了警察信任却低了的深层次原因，探索出一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警务新模式与警民新关系。要提高城市化过程中的警务水平，重点加强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和保障性住房社区的警察信任建设。 第三，警察信任建设要协调社会民生建设。警务改革要关注民生警务[3]。从工作角度看，要多关注年轻没有工作的群体，多关注食品和饮料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住宿娱乐业、信息咨询服务业、金融证券保险业、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业、教育事业、文化艺术业等行业群体。从收入角度看，要多关注无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从社会保障角度看，要对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群体更关注一些。 第四，加强警察信任建设要注重人民群众的心理获得感。数据显示，主观感受与客观指标对警察信任影响并不完全一致。加强警察信任，需要加强外在建设，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人心”上。警察信任建设和社会治理，要考虑物质基础层次的生活满意度，也要考虑精神层次的生活幸福感。要重点关注生活水平下降群体，生活满意度低、生活幸福感低的群体和主观经济地位低的群体。 第五，加强警察信任建设要针对特定群体有具体的方案。警察信任建设要做到开放建设，要根据社会群体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方案，把社会群体摆在主体位置上，警察主动去适应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来被动适应警察。要重点针对年轻群体、高学历群体、流动人口群体，研究加强警察信任的具体路径和方法。这些群体是当前对警察信任压力最大的群体。 第六，加强警察信任建设要积极用好新媒介和传统媒体。近年来利用媒体加强警务工作得到重视[4]，现在要进一步加强。要加强互联网空间的警察信任建设，积极利用好互联网“正能量”群体，建设好互联网网络监督渠道。要针对网络“小比例，大规模”的特点，进一步改革传统思维与工作方法，加强网络社群组织与网络社区文化建设，构建适应发展规律的网络社会运行新秩序。要继续发挥好电视传统传播渠道的功能和作用。 第七，加强警察信任建设要重视社会支持建设。要加强党政部门、工青妇组织、居(村)委会、新闻媒体等对群众的社会支持建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加强社会支持建设，有助于提高人们社会生活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也有助于政治整合社会、治理社会和社会安全[5]。让人民群众感觉到政府会帮助他们，始终与他们在一起，是建设政治信任和警察信任的重要基础。标签：群体心理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