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东[1]2000年在《中科院知识分子的锻炼行为及其干预策略》文中认为影响健康的因素包括行为和生活方式、环境、生物学和卫生服务，体育锻炼是促进健康行为，正越来越受到重视。锻炼行为是主要在闲暇时间里进行的、以健康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的身体活动。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锻炼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并对有关的行为干预理论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以下结果： 1．中科院知识分子锻炼行为的主要特征是：以散步和跑步为主要手段，主要为了保持体力和健康，绝大多数人以个人锻炼形式参加每周1-2次、每次20分钟以上、以轻度和中等强度为主的锻炼。 2．中科院知识分子1998年锻炼参与率为87.7％，大大高于1996年中国城乡居民的体育活动的参与率34.3％。若以“每周3次或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作为体育人口的标准，则中科院知识分子的体育人口的比例(14.0％)低于1996年中国体育人口的比例(15.46％)；若以“每周3次或3次以上，每次20分钟以上”作为体育人口的判断标准，则中科院知识分子的体育人口的比例为18.71％，也低于1996年中国城市社会体育人口总体百分比19.09％-21.17％，但高于中国社会体育人口总体百分比11.02％-12.44％。 3．影响中科院知识分子锻炼行为的因素中，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项目因素三者之间是交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个人因素对锻炼行为有决定作用，环境因素对锻炼行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项目因素也影响着锻炼行为。根据这些因素对锻炼行为的不同作用，分为倾向因素(即存在于锻炼行为之前的原因或动机因素)、促成因素(即存在于锻炼行为之前，促使锻炼动机得以实现的因素)和强化因素(即锻炼行为产生之后，促使形成的锻炼行为得以巩固或维持的因素)。中科院知识分子经常性的锻炼行为(即每周三次或以上、每次30分钟或以上、强度为中等以上的锻炼行为)缺乏主要是由于促成因素的缺乏造成的。 4．本研究所使用的锻炼行为改变阶段量表能较好地区别处于不同锻炼阶段的人，尤其是能区别出有规律地锻炼已达半年以上的人。本文的研究初步表明该量表可用于健康教育和锻炼行为干预研究的评价工作。 5．处于不同锻炼阶段的人的进行锻炼的自信心(或称为自我效能)是有差别的，有规律地锻炼已达半年以上的人自我效能水平最高，显著大于其它阶段的人。 6．分析中科院知识分子不参加锻炼原因中，时间、场地器材和工作负担是前三位的原因，但是，非锻炼者更把时间作为第一位的原因。 7．锻炼行为干预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对影响锻炼行为的某个或多个因素施加影响，促使人们产生锻炼行为或使锻炼行为产生变化(保持)的过程。 8．中科院知识分子的锻炼行为可以通过不同的干预策略加以改进，组织和社区层次的干预可能是目前最佳的干预层次。
肖鲁艳[2]2016年在《山东省高校女研究生经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月经是每个成年女性都会面临的现象,女同学读研阶段正处在性成熟期,这一阶段的健康水平关系到女性一生的健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状况的改善,进行生理卫生保健知识的教育已经成为保证现代女性生殖健康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因此,了解女研究生的生理状况以及经期体育锻炼情况,才能给予更加专业的和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使其做到防微杜渐,预防生理期疾病的发生。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与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对山东省高校女研究生的月经状况与经期的体育锻炼行为进行了调查,对影响其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山东省高校女研究生经期体育锻炼参与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山东省高校女研究生多患轻度一级痛经,对经期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多持否定态度,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和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2、山东省高校女研究生经期的运动时间多选择运动持续30分钟以上,保持较轻的运动强度;在经期多选择“和朋友一起锻炼”,运动项目多选择“散步或跑步”;经期适当参与体育锻炼活动可以缓解痛经。3、山东省高校女研究生经期体育锻炼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兴趣、知识技能等个人内部和时间、群体、场地器材外部条件因素,次要因素为身心状况等个人内部因素。4、山东省高校女研究生经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策略包括树立经期体育锻炼行为的正确认知、完善学校及周边体育锻炼场所及器材、推广科学的经期体育锻炼方法。
邵天诺[3]2011年在《澳港大学生锻炼特征与锻炼行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关于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问题引起了高校体育界的关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学校体育般都会以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思想方针指导下,关注学生当前的发展之余,更会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注视,使学生能在毕业之后面对社会各种环境条件低下,亦能能独立地自觉进行锻炼,为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而现时我国对于澳、港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方面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为了填补我国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这方面的空白,本论文通过对澳门和香港大学生余暇时间体育锻炼行为、阶段性特征和其因素影响研究,有目的地针对不同的大学生群体提出不同的对策和建议,为如何促进澳、港大学生参与和坚持体育锻炼,并对两地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和两地高校体育教学方针提供实际且有效的理论参考依据,希望日后在大学体育改革方向能提供实质和具体的帮助。本研究主要以跨理论模型的理论框架为依据,对澳、港大学生锻炼行为特征及自我效能与锻炼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本论文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澳、港大学生存在不同锻炼行为的分布结构,有锻炼行为的大学生占48%左右,锻炼比例比较高。但也有14.1%的大学生无锻炼意愿。2.在“行动阶段”中,大学生每周坚持3次、每次30分钟有规律锻炼,男生与女生比较,差异非常显着。3.大学生对参与锻炼时主要考虑因素前五位的项目是：1.希望在比赛中获好成绩、2.认识朋友与加强交际、3.强身健体与少病痛、4.增强体质与保持精力充沛、5.减压与改善情绪。反映了澳港大学生在锻炼参与的原因上具有锻炼目标的多元化。4.处于不同锻炼阶段大学生的自我效能均值差异非常显着。自我效能也基本随锻炼阶段的发展变化而上升的趋势。5.本研究的结构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大学生锻炼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及自我效能与锻炼行为关系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效应。
郝月蓉[4]2016年在《对济南市45-65岁羽毛球参与者的锻炼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提出为了提高中老年人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积极性,本研究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济南市45-65岁羽毛球参与者的锻炼行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析中老年人在参与羽毛球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济南市羽毛球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得出以下结论：1.济南市中老年人羽毛球运动参与人群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公务员占比超过八成,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本科学历比例最高,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2.84.5%的参与者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主要的消费支出集中于场地费用、购买球和球拍三个方面,基本上能够接受现行的场地收费标准。3.中老年人参与羽毛球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增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男女参与者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其中,男性在增加社会交往和调节压力方面明显高于女性,而女性在保持身材方面明显多于男性。4.参与者球龄在3年以上的占81.5%,打球频率以每周2-3次、每次2小时以内为主,打球形式以双打为主。5.影响参与者锻炼行为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时间安排、个人兴趣、场地状况及收费、交通等因素。其中,场地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参与者对场馆设施以及工作人员服务水平等满意度不高,说明现有的羽毛球场所不能全面满足爱好者的参与需求。
邢菁然[5]2017年在《昆明市大学生不同体育锻炼行为心境、归因方式的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如何在面临各方面的压力时兼顾身心健康,达到双赢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体育锻炼不仅促进身体健康,也会带来一定的心理效益,心理活动又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心境是一种具有感染力的微弱而持久的情绪状态,具有弥散性并影响人的行为。个体对发生事件的归因习惯会影响个人对周围的评价和期望及后继行为。尽管锻炼心理学的研究近几年已备受关注,但尚未有关于大学生锻炼行为与心境及归因方式之间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比较昆明市大学生不同锻炼行为的心境状态和归因方式,剖析他们之间的差异,探索锻炼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寻找大学生锻炼行为与心境状态、归因方式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改善大学生的心境及归因方式,来促进大学生锻炼的坚持性和有效性。本文以昆明市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从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艺术学院、西南林业大学、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五所大学,大一到大四年级的学生中选取五百份样本,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心理测量法、对比分析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昆明市大学生不同锻炼行为背后的心境状态、归因方式进行对比,在不同锻炼群体之间进行多维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昆明市参与体育锻炼的大学生占样本量的87%,有规律坚持锻炼的仅占29%。大二、大三的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时更多选择群体锻炼,随年级的增长锻炼参与度及锻炼的坚持性、主动性都有所增加;男生的坚持性、主动性均高于女生;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坚持性、锻炼活动指数要高于城市大学生,在参与体育锻炼时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更主动更愿意独自锻炼;参与体育锻炼时非独生子女更主动、更多选择群体锻炼及等级更高的体育锻炼。(2)昆明市大学生的情绪纷乱总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疲劳、紧张两维度的水平较其他维度都高。大一学生的消极情绪较其他年级都高,大四学生的慌乱值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大二学生的积极情绪高于其他三个年级。男生的情绪纷乱总分高于女生。城市大学生的心境较来自农村大学生的好。非独生子女在消极情绪的管理上要好于独生子女、积极情绪也高于独生子女。(3)昆明市大学生的归因中能力、努力两因子显著高于情景、运气两因子。说明昆明市大学生归因方式更趋向内在归因。大四学生的内在归因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年级的学生,男生的可控归因高于女生。非独生子女的归因方式较独生子女更趋向于内在的稳定的可控的归因。(4)大学生的体育锻炼参与度越高其心境情绪纷乱总分越低,参与度高的群体其归因方式更趋向于内在的、可控的归因。主动参与锻炼的大学生较被动参与的群体心境状态更好,归因方式更趋向于内在的稳定的归因;独自参与锻炼的大学生较群体参与的心境状态更好,归因方式更趋近与内在的稳定的归因;随着锻炼等级的递进大学生的情绪纷乱值有呈下降趋势,其归因方式向内在的、可控的归因方向发展。(5)昆明市大学生不同锻炼行为与心境在统计学上存在高度负相关关系。大学生的归因方式与大学生的锻炼参与度及锻炼等级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整体呈低度相关。昆明市大学生不同锻炼行为与心境之间存在相互预测的作用,锻炼参与度越弱、锻炼等级越低,心境状态越差。心境状态越好,锻炼参与度越强、锻炼等级越高。
温育[6]2008年在《北京市普通高校教师体育锻炼行为的调查与研究》文中认为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作为支撑高等教育大厦基石的高校教师,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伴随改革步伐的加快,高校教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群体健康水平逐年下降,相当一部分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状况令人堪忧。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北京市普通高校教师体育锻炼行为的特征及规律,掌握他们的体育态度及运动动机的现状,分析影响北京市高校教师体育锻炼行为的因素。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和走访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市15所高校在职教师共652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本研究的结论是:1.北京市普通高校教师健康自评状况不容乐观,体质指数正常率较低,超重、肥胖教师比例偏高。在健康意识方面,提高自身健康水平主要是以营养调节、有规律的生活和进行体育运动为主。2.北京市普通高校教师体育锻炼的态度是比较正面和积极的,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高知低行”的现象。参加体育锻炼的动机各不相同,呈现多样化,总体符合了现代的健康理念。3.北京市普通高校教师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符合体育人口标准的比例低,大部分教师未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锻炼持续时间较合理,强度偏低。不同性别、年龄的教师在锻炼频率、锻炼持续时间、锻炼强度方面差异均具有显著性。参与体育锻炼的项目因自身需要、喜爱不同而异。投入较少、简单易行、场地器材要求简单的项目备受青睐,以散步、慢跑为主,选择呈多元化趋势。锻炼场地以单位公共体育设施和社区健身园地为主;参与体育锻炼主要是自发性的,形式以独自锻炼为主,与亲朋为辅,有组织开展体育锻炼的形式极其薄弱。4.北京普通高校教师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是工作负担重身心疲劳、缺乏余暇时间、没有锻炼习惯。5.影响北京普通高校教师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体育态度、余暇时间、学校体育教育、大众传播媒介、体育硬件、和体育管理是主要因素。
徐冲[7]2018年在《女大学生锻炼承诺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体育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当前大学生体质普遍下降,尤为突出的女大学生体育锻炼意识和行为明显弱于男生这一现状;以体育心理学以及国内外学者在锻炼承诺、锻炼行为方面的相关研究理论为依据,运用包括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在内的研究方法;从上海市两所高等院校(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分层随机抽取480名女大学生,进行锻炼承诺和锻炼行为的相关调查研究。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目前影响上海高校女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对女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提出对策与建议。本研究主要结论为:1、女大学生在:锻炼承诺水平、运动乐趣维度、社会约束维度、参与机会维度、参与选择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平均水平;个人投入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女大学生在体育锻炼方面的投入力度还不足。2、女大学生在:锻炼承诺水平、运动乐趣维度、个人投入维度、参与机会维度存在显著性的年级差异;而在社会约束维度、参与选择维度则不存在年级差异。3、锻炼行为方面,女大学生存在显著性年级差异的是:锻炼时间、锻炼强度、锻炼坚持性三个指标;而在锻炼频率指标上则没有显著性年级差异。4、不同的锻炼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是:锻炼承诺水平、运动乐趣维度、个人投入维度、参与机会维度、参与选择维度;不同的锻炼时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是:锻炼承诺水平、运动乐趣维度、个人投入维度、参与机会维度、参与选择维度;不同的锻炼强,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是:锻炼承诺水平、运动乐趣维度、个人投入维度、社会约束维度、参与选择维度;不同的锻炼坚持性,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是:锻炼承诺水平、运动乐趣维度、个人投入维度、参与机会维度、参与选择维度。5、女大学生锻炼行为各指标与锻炼承诺、运动乐趣、个人投入之间呈显著性的正相关;锻炼行为中的锻炼强度与社会约束维度呈显著性负相关,而其他三个锻炼行为指标与社会约束维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锻炼行为中的锻炼时间、锻炼坚持性与参与选择维度呈显著性正相关,锻炼行为中的锻炼时间与参与选择维度没有相关性,其他三个指标与参与选择维度呈现显著性正相关。
于鹏[8]2015年在《南京市大学生体育锻炼主流人群行为特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南京6所高校1200名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行为特征、参与状况、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南京高校体育开展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更好地开展体育教学和全民健身活动,进一步为南京高校落实阳光体育活动和课程改革、推动南京高校学校体育的研究与开发提供理论参考。通过对南京市大学生主流人群体育行为的调查研究及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南京市大学生的体育行为阶段分布存在阶段性特征,五个阶段分别为无意图阶段、有意图阶段、准备阶段、维持阶段、行动阶段和坚持阶段。处于准备阶段的人群达到56.84%,可见此类人群在本研究中占绝大多数,我们称其为主流人群。在主流人群中,女生的比例高于男生,高年级的学生高于低年级学生,理科的比例高于文科,生源地基本各占一半。2在该人群的锻炼行为特征上,大学生主流人群体育锻炼行为较贫乏。其中锻炼时间和频率均于体育人口的标准相去甚远,运动强度偏低。在项目和场所的选择上通常以简单、经济为主要考虑条件。在对体育锻炼知识方法掌握上的选择较了解和一般,其中男生了解的情况好于女生。3通过回归分析,影响南京市大学生主流人群体育锻炼行为的因素据其效应相关性大小依次为:自身主观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体育人文宣传因素及其他因素。其中自身主观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
徐慧艳[9]2010年在《上海宝钢特钢事业部员工健康状况与体育锻炼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尤其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人们对自身的健康水平越来越关注。人类的健康水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体育锻炼作为预防医学界一级预防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不仅在体育界受到重视,在医学界也备受关注。上海宝钢集团是我国最为现代化的钢铁生产企业,也是上海最大型的企业,在上海拥有几十家分公司,由于研究经费和时间因素的局限,本课题主要选取厂史较为悠久的上海宝钢特钢事业部公司的员工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包括一线生产员工,在办公室工作的技术人员和公司管的理层,了解其健康状况和体育锻炼的参与情况,并结合社会学相关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不足之处,提出相应建议,从而为其他钢铁企业在体育设施的布局、员工体育活动项目的设置、员工健身组织和提高员工身体健康水平等方面提供借鉴。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上海市宝钢特钢事业部员工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文化程度以大学本科、大专高职为主,学历较高；员工的身体形态比较好,超重和肥胖的不多,但男性员工中超重和肥胖者占一定比例,还有部分女教师体重过轻；躯体症状表现为亚健康状态的较多,经常有疲倦、食欲不振、头痛、心慌等症状。许多青年员工工作、生活等压力比较大,身体和心理都经常得不到很好的放松和调节,长期的高负荷工作,精神紧张造成了身体的疲劳积累。员工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性尚好,大多数员工主要通过体育运动、欣赏音乐等方式进行自我调节。2.上海市宝钢特钢事业部员工总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腰椎病、颈椎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较高,这与员工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加班熬夜,饮酒,抽烟)、保持长时间的工作坐姿和不正确的饮食习惯(不吃早餐)有密切联系。3.上海市宝钢特钢事业部员工对体育锻炼和全民健身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不同性别和年龄并不影响员工的健身意识,员工的健身行为不受性别的影响；但不同年龄段的员工每周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和时间不同,具有显著性差异：年龄越长的员工,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和时间相对更少些；而年龄在20-29岁的青年员工更热衷于体育锻炼。4.影响员工体育锻炼的因素主要有：场地、器材的缺乏、工作太忙和惰性。影响男性员工体育锻炼的最主要因素是没有场地、器材的客观因素；而影响女性员工的体育锻炼的最主要因素是其主观的惰性。5.增进健康(健身)是宝钢股份部分员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最主要目的,在锻炼项目的选择上,多数员工选择的是散步,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有氧和球类运动项目。
刘静[10]2012年在《山东省中产阶层体育锻炼行为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产阶层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主力军”，是社会经济大厦的“基石”，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仅影响到自身的身心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速度。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群体健康每况愈下，尤其是作为社会和家庭主力的中产阶层更是明显，因此开展对山东省中产阶层体育锻炼行为的调查与分析，对促进山东省中产阶层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改善精神状态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以及逻辑分析法等方法，采用SPSS等统计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常规数理统计，对山东省中产阶层体育锻炼行为现状做了较全面的了解，探讨了其体育锻炼的现状与影响因素。本研究的结论是：第一，山东省中产阶层参与体育锻炼的首要目的是强身健体或治病保健；其次是满足兴趣爱好。各个年龄段的体育锻炼目的也有所差异：26～35岁的中产阶层除了强身健体外还侧重于满足兴趣爱好和改善体型，而36岁以上的中老年中产阶层多把强身健体和防病治病作为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第二，山东省中产阶层在体育锻炼项目的选择上表现特征为：男性青年中产阶层多偏向比较激烈的竞赛性项目（如球类、自行车等），而女性青年中产阶层多参与塑造健美体型为主的健美性项目（如健美操、瑜伽、跳绳等）；老年中产阶层多喜欢参加运动强度较小的健身性项目(如散步、太极、秧歌等)，而中年中产阶层则介于两者之间。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山东省中产阶层参加锻炼项目的强度大体呈下降趋势。第三，山东省中产阶层在参与锻炼主要场所上选择最多的是社区里的公园广场，其次是住宅小区内，选“住宅小区内”参与体育锻炼的中产阶层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选择在体育收费场馆进行锻炼的比例逐渐减少。第四，山东省中产阶层体育锻炼的基本形式主要是和家人一起锻炼、个人锻炼以及与同事、朋友一起锻炼。不同年龄阶段对体育锻炼的形式选择也不同：26～35岁年龄段的中产阶层更倾向于跟同事、朋友一起锻炼，而46～60岁的中产阶层主要是跟家人一起参与体育锻炼，61岁以上则是社区统一组织比较多。第五，影响山东省中产阶层参与体育锻炼的首要主观原因是自身的惰性，其次是没精力；客观原因是没有余暇时间，其次没有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和体育社会指导以及缺少同伴陪同参与体育锻炼。第六，山东省中产阶层体育锻炼行为的改善需要加强体育健身知识的宣传，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发展体育健身能手，建立体育锻炼考勤机制。第七，山东省中产阶层体育锻炼行为的改善需要健全体育设施管理制度，定期对体育场地设施进行检查和维修，确保体育设施的安全性；应鼓励企业、社会、单位及个人等开办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应促使学校、体育馆和企业的体育健身场所向社会开放。
参考文献：
[1]. 中科院知识分子的锻炼行为及其干预策略[D]. 宋晓东. 北京体育大学. 2000
[2]. 山东省高校女研究生经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D]. 肖鲁艳. 曲阜师范大学. 2016
[3]. 澳港大学生锻炼特征与锻炼行为关系研究[D]. 邵天诺. 北京体育大学. 2011
[4]. 对济南市45-65岁羽毛球参与者的锻炼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郝月蓉. 北京体育大学. 2016
[5]. 昆明市大学生不同体育锻炼行为心境、归因方式的对比研究[D]. 邢菁然. 云南师范大学. 2017
[6]. 北京市普通高校教师体育锻炼行为的调查与研究[D]. 温育. 北京体育大学. 2008
[7]. 女大学生锻炼承诺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研究[D]. 徐冲.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8]. 南京市大学生体育锻炼主流人群行为特征研究[D]. 于鹏. 南京体育学院. 2015
[9]. 上海宝钢特钢事业部员工健康状况与体育锻炼的研究[D]. 徐慧艳. 上海体育学院. 2010
[10]. 山东省中产阶层体育锻炼行为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 刘静. 曲阜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