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差距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1)04-0032-08
一、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实际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收入差距呈现加速扩大的态势，这不仅表现在城镇居民之间，也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加速扩大。
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0.4以上表示收入绝对不平均。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为0.456（刘文斌，2000），已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有逐年扩大和加速之势。据统计，到1999年末，我国居民金融资产达到84940亿元。其中储蓄存款59622亿元，债券8984亿元，居民手持现金5717亿元，股票及其他股权4900亿元，保险准备金5717亿元。约6万亿元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可摊到5000元。但在6万亿元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4.8万亿元；而80%的人口只拥有20%，即1.2万亿元。另据资料，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我国现在仍有约5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夏若江，2000）。
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1996-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4840元、5160元和542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26元、2090元和2161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47倍和2.51倍。按国际一般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7倍（刘文斌，2000）。另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速度是4.6%，比上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速度回落到4.3%，1999年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只增长了1.8%，预计全年增长速度可能继续低于上年（见表1）。
表1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1978-1999)单位：元／人，%
资料来源：课题组：《增加农民收入，推动经济回升》，《中国证券报》2000年8月3日。
另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存在扩大趋势。1998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相当于西部地区收入最低省份的2.25倍。用反映地区收入差距的威尔逊系数来衡量，1995年这一系数为0.46，1998年上升到0.57（刘文斌，2000）。
二、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民收入分配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概念，表述居民、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国民收入分配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税后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国民储蓄、居民储蓄、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密切相关，因此对国民经济运行发生重要影响。更为深刻的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体现，因此它又与生产关系及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相联系。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格局的变化开始启动的；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及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也是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相互影响的。所以，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角度，可以从深层次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从本质上说明经济体制改革所代表的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8年期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16.69%（根据《1999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这一高增长率是与高的居民储蓄率相关的；而高的居民储蓄率又是与收入增长相关。据统计，1978年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值为1978年价格）是1962亿元，1997年是14087亿元，增长6.18倍。1978年，居民储蓄对GDP的比率为5.6%，1997年这一比率上升为17.4%。1978年，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为14.7%，1997年这一比重为42.5%。另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了148.24倍，名义的平均增长率为30.14%，远高于其他存款种类的增长。国民储蓄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正是由经济增长而引致的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直接反映，居民储蓄日益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部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关系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生产、轻分配、重积累、轻消费的不合理做法，将新增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提高个人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居民序列转变成居民——企业、事业单位——政府序列。这一分配格局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深刻表明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转变以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新认定。
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1年，政府、单位、个人的最终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构成中，政府收入比重从31.6%下降到14.0%，下降了17.6个百分点；个人收入比重从50.5%上升到65.4%，上升了14.9个百分点；单位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0.6%，上升了2.7个百分点。另据统计，1992年，政府、企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1.0%、12.7%、66.3%；到1998年，这一比例分别是21.9%、11.4%、66.7%。在这一宏观分配格局中，居民的收入份额基本稳定，维持在66%以上，说明居民收入占宏观分配主要份额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成为一种常态，居民收入总量已不成为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另据资料，“九五”计划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为5.6%，农村居民为5.4%。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54元，比1995年增长157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10元，比1995年增加632元。1999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达到6651元，比1995年增加1777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1973元，比1995年增加539元。收入增长使得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一般为20%-30%。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1990年为54.2%，1995年为49.9%，1999年为41.9%。1999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2.6%，比1995年降低6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和分析表明，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内在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引致收入水平提高，进而引起收入分配格局和国民储蓄格局的变化。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国民储蓄以居民储蓄为主体，不仅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构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经济条件。
三、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理论转变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平均主义分配管理体制，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激励和竞争机制，特别是按要素分配的观念的确立，使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基础性调节机制。经过这种理论、观念、方式的变革，我国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
收入分配是追求平均主义，还是允许有差距，首先涉及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起来，生活先好起来的政策，正是为了通过有效的激励，提高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事实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鼓励先进，强调竞争，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城镇居民之间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小的。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1978年中国城镇基尼系数是0.16，农村基尼系数是0.21。这种由平均主义分配体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趋小化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意愿，而且掩盖了许多实际上的不平等分配现象。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0.34，上升了60%左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原因，又有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奖惩机制的建立和收入来源多样化等原因。由于切实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改变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奖懒罚勤”的绝对平均主义做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意愿，使得不同能力的劳动者获得了不同的收入；由于财富和生产要素也作为分配依据，所以财富收入和要素收入越来越成为个人收入的重要部分，使得有财富优势和要素优势的个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此外，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成为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居民的收入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居民的收入。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还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据资料，在工资函数中，专业技术人员变量的估计值与一般工人的比率由1988年的0.094上升到1995年的0.168。
1997年12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8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我国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要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的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大政策。它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
从邓小平的“先富起来”政策到江泽民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政策，鲜明地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中国的实践证明，从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到效率优先的公平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平均主义其实是分配上的不公平，它排斥因个人能力不同和要素生产率不同所要求的合理的收入差别，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抑制了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效率优先的公平观并不追求分配结果的平均化，而是强调不同能力、不同生产率作为收入分配的依据，允许合理范围内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效率优先，就是要通过收入增加的激励，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增大社会福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不仅表现为“多劳多得”，更重要的是表现为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资源、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报酬。由市场竞争法则所规定，要获得高报酬，就必须提高效率。所以，经济资源、生产要素流向报酬高的地方，同时也就是配置在效率更高的使用上。在这样一种机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得以提高，社会财富得以增长。但是，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会引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会引起贫富两级分化，这又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为了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而引起两级分化，又必须“兼顾公平”，即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使贫富差别不致于过分悬殊。
四、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是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影响。现在经济学界有许多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例如有学者提出，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因此，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有效需求或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刘文斌，2000；宾建成，1999；康静萍，2000）。我认为这种分析在理论上不甚准确。根据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是收入的递增函数。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要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当收入水平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趋于下降，平均储蓄倾向趋于上升。也就是说，收入越多，平均消费倾向越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绝对量的减少，消费绝对量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持续增加的。所以，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并不是由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致的，而是由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致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也不与消费需求下降相联系，相反倒是与消费需求绝对量增加相对应的。其实，与实际消费水平有更直接联系的是边际消费倾向（指在收入增量中消费增量所占的比例）。当收入增加时，收入增量中的多大份额用于增加消费，决定了消费需求有多大幅度的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与可支配收入绝对水平和财富持有绝对水平正相关。另外，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收入差距，而是收入水平及收入预期、消费习惯等等，收入差距只是通过收入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发挥一些间接影响。具体说，收入差距扩大使相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预期趋于悲观，导致其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但影响收入预期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收入差距对其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不确定的。一般说，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直接引致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下降，它只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1993年到1998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各年增长率为24.39%、31.18%、28.06%、18.11%、7.31%、4.87%。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各年增长率为17.54%、32.49%、29.21%、22.08%、8.51%、3.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年增长率为27.81%、35.65%、22.50%、12.98%、6.64%、5.13%。可见，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下降是由收入增长率下降所引起的，而收入增长率下降主要是与经济增长率下降相联系的。1993-1999年，各年的经济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分别是30.02%、35.01%、25.06%、16.09%、9.69%、6.62%。
收入差距扩大也不直接对投资需求形成抑制。富裕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平均储蓄倾向较高。高收入阶层的储蓄一般不会出于预防性动机，因此，这部分储蓄大部分可以用于投资。事实上，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模型和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库兹涅茨根据大量的经验数据得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呈现出一种从逐步扩大再逐步缩小的规律性变化趋势。这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经验所证实。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与基尼系数的比较也可以证明这一理论。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储蓄和积累的函数。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储蓄集中并加速积累，从而使投资规模扩大，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刘易斯将经济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经济增长取决于现代部门的持续扩张。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资本的集中，从而推动现代部门的扩张和经济增长，使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部门吸收。随着现代部门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状况也逐渐改善。
但是，如果持续增长的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宏观经济流程就会受到梗阻。从市场经济要求看，要使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对经济有乐观的预期；二是要有一个运作规范、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三是要有严格保护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具备，富裕阶层的储蓄就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这些储蓄或是积淀在银行系统，或是流往境外。这就是我国近几年在高储蓄率条件下发生投资需求不足和资本短缺并存的原因。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显得日益突出，因为一则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二则经济中的投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8406.2亿元，国有经济投资15369.3亿元，占全部投资额的54.11%，另有45.89%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根据《1999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非国有经济投资占了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将近50%，对GDP的贡献率在60%以上。这部分投资所遵循的是市场经济原则。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渐展开，国有经济投资也越来越市场化。所以，全社会的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于上述的市场条件和制度条件。从我国情况看，这些市场条件和制度条件的供给仍是短缺的，尤其是严格保护财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滞后，严重压抑了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
以上分析说明，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直接引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因而与经济增长下降也不直接关联。解决目前宏观经济难题的关键环节应是打通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的梗阻，使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会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提高绝对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提高进而带动消费水平上升，使整个经济进入景气循环。
五、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政策治理
收入差距扩大虽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且具有激励效率、促进增长的积极意义，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首先，收入增加的手段要正当，要通过诚实的劳动和经营致富。如果是凭借不公平的竞争条件和不正当的经营手段获取不合理的收入，甚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则会危及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其次，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会引致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现在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基尼系数已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因此有必要进行某种治理。
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9月12日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以及199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概括地提出了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原则及治理方针。在收入分配上，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要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因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持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于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根据这一原则和方针，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政策治理提出以下思路。
1.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收入差距扩大化要有科学的认识。奉行效率优先，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的激励又会进一步促进资源配置和使用上的高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所以，从经济增长的规律看，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社会经济变化看，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如果没有以收入分配为表象的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既然收入差距扩大在根本上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那么，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办法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通过生产要素（资本、劳动、技术等）的自由流动，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而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过程。
2.建立健全财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合法收入。一个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有财富和储蓄积累的支持，而财富和储蓄的积累来自于社会富裕阶层的形成和扩大。在收入正当的前提下，富裕阶层越大越好，这也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目的。中国有着长期的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的积淀，平均主义浪潮很容易冲刷掉财富和储蓄的积累，使经济增长难以达到“起飞”的临界点，进入不了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所以，应当在理论上、文化上合理解释靠合法收入致富的富裕阶层的社会功能，并在制度上切实有效地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权。这是建设一个民主、富强国家的基础条件。
3.为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而引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政府应透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合理调节全社会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用经济手段适当限制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福利。在适当限制过高收入方面，主要是运用合理有效的税收工具，使高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适当降低。此项操作的要点一是调节手段一定要是经济性的，透明度要高，要合法而规范；二是调节力度要适度，因为维持一个靠合法收入致富的高收入阶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在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福利方面，主要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条件并努力提高其收入和福利，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4.依靠法制来治理以不正当或非法手段（包括权钱交易、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经营等）攫取财富的行为。第一，通过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减少“权钱交易”和寻租活动的空间；第二，进一步完善打击经济犯罪的法律法规，并提高执法效率，取缔非法收入；第三，制定反垄断法，打破行业垄断（包括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整顿不合理的垄断收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达到收入公平，首先要求机会公平，即市场主体在同一起点上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公平竞争是市场机制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效率源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仅是收入公平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的重要条件。
收稿日期：2000-12-29
标签：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银行存款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学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按劳分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