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系统与韩国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个案论文,国家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F204 文献标识码：A
国家创新系统(NIS,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由弗里曼(C.Freeman)正式提出以来，在OECD成员国和欧盟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分析国家创新能力与绩效、制定创新政策的重要思想与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入探讨先进国家创新系统的共同规律与经验，有利于从我国国情出发，依照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完善我国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系统。本文选择韩国国家创新系统做个案研究，并对中韩NIS做对比分析与研究，旨在从中总结和借鉴韩国NIS的成功经验，对完善我国NIS提出启示。
1 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和当今理论流派
NIS理论自提出(1987,Freeman)至今不过二十年，但是有关NIS的定义与阐释却百花齐放，这是由于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有不同的偏好与侧重，不同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也迥然相异，因此形成各具特色的NIS理论流派，关于NIS的研究工作也不断拓展和深化。
Freeman在对日本“技术立国”政策和创新机制做出系统研究后首先提出NIS，他认为NIS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Freeman强调的是NIS的网络化特征。
Nelson认为创新是大学、企业等有关机构的复合体制，关于创新系统的制度设计的任务，是在技术的私有和公有两方面建立一种适当的平衡(Nelson,1988)。Lundvall运用“用户—生产者”分析方法，研究了NIS的构成与运作，认为NIS的重点在于创新系统中各种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Lundvall,1992)。
Patel和Pavitt分别研究了NIS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国家之间创新绩效的不同，主要在于系统的失效和多样性(Patel & Pavitt,1994)。系统失效导致政府干预。而政府如何干预？这正是制度经济学关于“创新”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基础。
哈佛大学的M.Porter提出了国家竞争力的“钻石理论”及其模型，它被认为是NIS的另一个学说。他认为：解释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该国能否有效地形成竞争性环境来推动创新，并且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独特状况形成自己的创新体系(Porter,1995)。
OECD在《国家创新系统》(1996)的研究报告中指出：NIS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该定义强调的是参与创新的各种机构的网络化特征和整个国家的创新绩效。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都会以不同的制度安排来推动创新系统的整合，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近年来，许多国家应用NIS的思想与方法，以及基于NIS的产业集群政策，已经取得明显而卓越的区域经济增长和创新绩效，如丹麦、芬兰、美国、韩国等。
我国2002年也开始关注国家创新系统，推出了“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并早在1999年推出了“知识创新工程”，旨在提高我国整体创新能力与绩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2 NIS的特征与研究意义
综合各流派对NIS的阐释，及各国创新系统的实践，可总结出NIS共有的特征与核心要素。
首先，通过总结芬兰、丹麦、美国、韩国等先进国家的创新系统经验，本文得出NIS的公共的显著特征：网络化和系统化，以及系统要素之间强烈的互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创新机构和人才之间存在强烈的互动性，因为机构之间和人员之间的技术和信息流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NIS的互动性具体表现为官、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与强烈互动，以及科技信息与人才的自由流动。
(2)通过地方创新系统(RIS)来完善国家创新系统(NIS)。RIS是NIS的基础和创新网络的结点，体现了NIS的层次性特征，并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产业群，地方竞争力得到增强进而国家整体技术竞争力得以提升。
(3)创新系统的完善带来社会资本的不断提高。社会资本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与其他知识创造机构、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获取并利用这些关系来摄取外部信息和其它资源的能力总和。良好的社会资本使企业迅速获得创新资源（资金、人才、信息等），极大地提高创新能力与绩效。
(4)NIS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开放性，因此广泛而有针对性的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创新是对一国创新系统的有力补充和不断拓展。
其次，NIS共有的核心要素包括：企业（并且是有创新需求和能力的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公共研究部门（包括公共科研院所、大学、非盈利研究机构等）是重要的知识源；教育培训机构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人力资源支持；政府部门给予创新政策、知识产权制度和相关服务的全力支持；金融机构给予风险投资和其它资金支持。此外，还有中介机构、企业孵化器、信息网络等辅助性因素，这些都是拓展NIS必不可少的要素。
研究NIS有何意义？现代创新研究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理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总是倾向于沿着某种技术路径或技术轨道进行发展，而这种路径是由过去以及现在的知识积累模式所决定的。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国家现在的选择与过去有关，并且每个国家选择的技术路径和发展政策都有个体性，不存在“最优”，只求“改进”。因此，我们要寻求“改进”的创新路径，就必须深入研究创新系统的规律。
下面我们就以韩国国家创新系统为例，来具体研究上述NIS四个方面的特征在韩国NIS中的体现和应用，分析并借鉴其成功经验，以探求我国经济与科技进一步结合与协调发展之路。
3 韩国国家创新系统个案研究
近年来，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令人瞩目。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国家创新能力不强，经济遭遇重创。但是从1999年起韩国经济便出现了强劲的复苏迹象。2000年韩国GDP增长率达到8.9%，2002年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亚洲最具经济发展潜力国家第二名，仅次于新加坡。如此斐然的成就与韩国NIS的充分发展和完善密切相关。
韩国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创新发展道路，其中韩国政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十分注重从宏观层次上把握和调控科技的系统化发展，充分保证韩国科技发展的连续性和速度，这也是其NIS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韩国NIS具体特点如下：
3.1 通过加强NIS内的互动性来提高国家创新绩效。NIS的本质其实就是“官产学研”的互动，即一个国家的政府、企业、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进步上的相互结合与良好作用。
政府牵头是保证“官产学研”的互动的前提条件。韩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采取制定鼓励创新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法规，积极营造创新环境，支持企业、大学及研究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并且由政府出面，资助、协调、解决创新主体力所不能及的问题，努力提高全民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如1998年4月，韩国政府提出建立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以科技为中心的国家创新体制的中长期科技政策，设立总统任委员长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加强政府制定和实施创新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研究效率，健全和完善国家创新系统。为了促进企业与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韩国政府还设立了名目众多的基金，并规定只有企业与大学联合申请方予审批。政府的鼎力支持，造就了韩国NIS的迅猛成长。
企业是NIS的主体。创新的本质可谓技术的市场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知识与科技成果，必须通过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企业和政府、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与技术互动是NIS的重中之重。韩国政府规定大企业必须设立R&D机构，中小企业联合设立R&D机构，鼓励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研究与技术研发，促进知识生产和迅速商业化。韩国企业与政府的R&D投资比例从1976年的22∶78，到1982年到50∶50，到1994年到84∶16，企业的总体科技水平和研发能力越来越强，与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逐步成为韩国NIS的关键主体；政府则“见好即收”，逐步由“参与”淡出到“引导”、“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公共科研机构和大学一般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知识创新的核心，也是信息流动的关节点，而企业的研发机构则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中心，两者相互结合的程度与互动性的强弱，事关整个国家R&D的进步。截至1994年，韩国的各类研究机构已达2640多个，其中公共科研机构217个，占8.2%；大学研究机构244个，占9.2%；企业研究机构2179个，占82.6%。韩国还在光州、全州等地建成7个尖端科技研究园，在汉城大学、全北大学等高校选定17家优秀科学研究中心和28家优秀工学研究中心，涉及基础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对于科技园区，韩国的特点是“建一个，就做好一个”，不比我国鳞次栉比的“开发区”掺了诸多水分。为了建设好科技园区，韩国科学财团三星、大宇、金星等集团，对科技园区及其科研机构予以巨额资助，并请这些科研机构就企业的技术难题专门立项攻关。这种“企业出资，联合研究”的方式极大地解决了科研机构的融资问题，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企业科研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的技术进步，值得我们借鉴。
教育与培训机构是知识传播的主体，而且承担着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是创新人才流动的重要源头。韩国现有大学580多所，大学入学人数占到适龄人口的48.8%，且高级人才比例不断增加；每年派往国外进修的高级人才也愈来愈多；科技人员的流动相当普遍，带动了知识的扩散；企业对在职员工的培训也非常普遍，企业教育内部化的趋势渐增。人才的自由流动加速了韩国的知识创新、技术扩散和市场化。
此外，韩国政府还制定了相当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建立了风险投资体系，以激励高新技术创新。韩国国内的专利申请数已达到世界第七位。其它如中介机构、咨询机构、通讯网络、法律事务所等辅助设施，都相当齐全完备，最大限度地保证了NIS的良好发展。
3.2 通过地方创新系统来完善国家创新系统。韩国非常注重通过地方创新系统(RIS,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来完善NIS。韩国RIS中非常关键的要素是各种公共和私立科研院所与实验室，它们构成了韩国地方创新系统的核心能力来源与动力。下表是关于韩国RIS分布情况的统计：
表1 韩国地方创新系统(RIS)分布
（单位：个）
说明：统计截至1998年底。
资料来源：S.Chung:Build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rough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echnovation 22(2002),P485-491.
从表中所列数据及A、B、C各列所占比例可以看出，韩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众多科研机构，且其中私立研究机构（主要隶属于企业）占到科研机构总数的绝大部分。这表明韩国区域经济中的大量企业积极参与科学研究与试验开发，成为RIS的核心，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得到充分尊重，其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与拓展，而这一点正是NIS所强调的。韩国RIS的充分发展，提高了各个地区的区域竞争能力，进而带来NIS的巨大发展和进步。
3.3 规范市场，加强信任，提高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网络、规范、信任等社会组织特征，是企业所在地区的有效合伙与合作关系的测度。创新领域的社会资本是在信任、学习、交流互惠的基础上共同行动而产生的。它强调信任，因此改善了企业运作的市场环境，使单个企业或科研部门减少了行动成本，并在互动中受益，由此带来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国家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倍增。韩国企业曾经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而信任偏低，但是在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的洗礼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信任和成熟。例如韩国政府首先对创业企业建立了认定制度，经过认定的创业企业方可享受政府资金支持及各项优惠政策，其评审认定的条件主要有：R&D占销售额5%以上；在全部产品销售中专利产品的销售占50%以上等。另外，韩国政府痛改过去“包办”的策略，对于政府资金的投入和运作坚持两条原则：一方面，政府资金起引导作用，政府出一部分资金和其他的投资者组成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创业投资公司（基金），从而引导外部资本对创业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严格界定政府支持和市场运作的界限，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建立信誉，自谋生存与发展。通过这条道路，三星、现代、LG等巨人又站起来了。
3.4 积极引导产学研主体开展R&D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创新。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技术创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韩国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积极引导创新主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进行当地的本土化R&D研究，做到商品市场开发到哪里，就在哪里开展R&D活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土智力和文化，提高韩国高新技术及基础科学等落后领域的研究水平，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截至1994年10月，韩国企业通过合作、独资、合并与收购等方式，在海外共建立了22个技术研究开发所，其中20个是90年代后设立的，这些研究所主要集中在美、日、英、德、法、俄等技术先进国家，旨在直接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促进本国创新。
4 中韩NIS比较分析和启示
NIS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样的系统工程出现不同的现状，原因何在？本文认为，中韩差别之所在，一在投入，二在观念。
韩国NIS之所以如此发达，关键就在于韩国政府做好了国家创新系统工程。从1996年我国NIS的创建到现在，经过政府、企业、科研部门和大学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以政府为指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已初具规模，截至2001年年底，我国已有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由于起点低，历史短，并且我国NIS与原有体制之间存在诸多矛盾，故仍存在很多问题。仅以R&D投资占GDP的比率为例，我国与韩国就存在较大差距，如表2所示：
表2 中韩各年度R&D投资占GDP比率对比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http://www.sts.org.cn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与韩国在科学研究与试验开发的投资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在本文上述研究中提到：韩国政府规定大企业中必须设立R&D机构，中小企业联合设立R&D机构，而我国大多数企业都没有专门的R&D机构；韩国大企业财团出资设立研究基金以解决科研机构的融资难题，而我国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一直是个大难题；韩国通过RIS来完善NIS，而我国的RIS只能说尚在建设之中。诸如此类，造成了现在的国力差距。这些都是“硬”性差距，非一日可以更改，只能渐进而为。
另一方面，体制和观念作为导致差距的“软”因素也很关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日新月异，但有些“新观念”却不得不令人掩卷反思。例如中国电信创业之初，全套引进国外设备，而拒绝采用电子工业部的任何产品，将广阔的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同行，这其中固然有国内设备及产品的质量不如外国的问题，但是同样的历史背景下，韩国是怎么做的呢？韩国政府率先示范用“国货”，还与民间团体合作，在韩国长期坚持“身土不二”的观念，积极进行用“国货”的宣传活动，使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如今在韩国的大街上，进口轿车难得一见，全都是韩国国产的“现代”、“大宇”，这种国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使得韩国汽车迅速越过“模仿创新”阶段，到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阶段，韩国汽车出口到中国、东南亚、欧美，已经成为韩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国民经济的发展，如何在民族观念和顶尖技术之间寻求平衡？这恐怕是另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体制方面，与韩国NIS不同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多数企业还没有成为创新系统的主体与核心，当前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不是来自企业内部，也不是来自市场的外部压力，而是来自政府主管部门。这种被动的创新是松散的，甚至是无效率的。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和企业都已经意识到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很多切实有效的行动。200多家国家认定的和2000多家省级政府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的确立，已形成我国比较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最近，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快技术创新的重大举措：一是在1998～2000年底的3年内投资50亿元建设国家创新系统，通过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使我国科技竞争能力在2010年以前进入世界前10名；二是用10年时间，将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为最具创新能力、最富科技含量的世界级高新技术园区，成为中国的“硅谷”；三是启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首期额度为10亿元，支持1000个左右的中小企业。这些措施的相继出台，对于完善我国国家创新系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我国“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双转换，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学习和借鉴韩国及其他发达国家NIS的成功经验，扬长而避短，有利于我国发展和完善国家创新系统，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