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史上论文,博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8）03-0065-09
一、“博学时代”：理性主义史学前史
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史学史上，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直接由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史学发展而来，中间没有任何过渡衔接。其实不然，在理性主义史学诞生前，人文主义史学盛期后，尚有一个“博学时代”史学，时间上涵盖16世纪后期至整个17世纪，它“对后世历史编撰、历史意识的转变，毫无疑问地发挥了实质性的重要作用”①。美国学者傅斯勒在《史学革命》一书开篇时就明确指出，“1580—1640年，一场见证史学崛起并影响后世的史学革命兴起了。”② 但关于这场“史学革命”，学界还未有统一称谓：或“后期人文主义史学”，或“启蒙史学”，或“博学时代”史学③，或“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阶段”④。然而为方便起见，此处仍沿用“博学时代”，因为古籍整理和研究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总之，“博学时代”史学的某些成就开启了后世理性主义史学的道路，或可将之作为理性主义史学前史进行分析探讨。
纵观国内外学界对“博学时代”史学的研究⑤， 从总体而言还较为生疏、冷僻，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所处的时代背景。16世纪后期至整个17世纪，文艺复兴余波、启蒙运动前夜、宗教战争、信仰冲突，处在如此激烈动荡的夹缝间，难免会被边缘化会被忽略。二是本身的复杂性、模糊性。虽然较之前人，在历史认识、历史方法方面有真知灼见，但由于处于交替时期，不免留有新旧文化交错的印痕，最突现的表现是没有完全摆脱神学世界观的影响⑥。 三是学者的多种身份。许多著名学者兼具政治家、法学家、神学家、史学家于一身，所涉内容庞杂，后人可能专注于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最终导致了研究的相对滞后，与它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极不相称。
当时，“博学时代”激荡起来的学术气氛弥漫整个欧洲，其中，尤以法国为最，“实起开路先锋的作用”⑦，这正如一位法国学者在1507年所预言的那样：“意大利人多半会在希腊和拉丁学术方面失势，最终将让位给法兰西人。”⑧ 这时期，法国的一些学者如杜·孔日（Du Cange，1610—1688）、马比昂（Jean Mabillon，1632—1707）、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等，已具有初步的历史批判意识，从马比昂与蒙福孔关于12世纪法国雕刻⑨ 的辨伪论证中，就能对他们寻求真理的品质略知一二了，尽管说这种批判可能是原始的、粗糙的，甚至还是幼稚的，但在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发展道路上，它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中世纪拉丁语言学也都是这时法国学术的产物。⑩ 继它之后，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和匈牙利等国，无不受到这种新学术的影响。其中，就颇具才智的学者人数而言，英国史学界仅次于法国。
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认为，“了解一个时代的学术和思潮，必须要知道维持着它们的那种舆论气候如何。”(11) 的确如此，史学流派的产生和史家个人思想的发展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离不开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样，“博学时代”的兴起也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怀疑主义（特别是笛卡尔哲学）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想密切相关。
首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的“重新定向”对“博学时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文艺复兴的播扬，西方“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到了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12) 在焕然一新的情况下，文献浩翰，史家辈出，尤以“政治学派”、“修辞学派”、“博学派”的影响为重，代表人物分别是马基雅维里、布鲁尼、比昂多。其中，“博学派”与文艺复兴倡导的“复兴古典文化”口号直接呼应，引起了一场波及全欧的崇古、复古之风，许多以前不被重视的铭文、碑刻、钱币，现在都成了珍贵的资料被收集了起来。与“政治学派”、“修辞学派”不同，“博学派”既不谈政治，也极少涉及修辞，只是史料的“狂热者、搜集者”(13)，以一种对人类过去历史充满激情的情怀去发现、编撰历史。今天看来，他们的努力也许最多只能算是前期性的工作，但“回顾对史料采取不予批判态度的中世纪史学，以及对史料很少进行鉴别的修辞学派和政治学派，那么，精心收集资料和对它进行哪怕形式上的某种批判尝试已经是一个重大进步，向未来科学历史学的建立前进了一步”(14)。多年来，比昂多的“博学者”身份为后世所认同，他的《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胜利的罗马》三部曲奠定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日益明显，“不但对古典文艺的复兴提供了有价值的诠释，而且对批判的方法和历史的解释也作了很大的贡献。”(15) 同样重要的还有文献校勘学的奠基人瓦拉，他利用文献编纂的拉丁文文法与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历史文献等材料内外证相结合的办法，一举推翻了“君士坦丁赠礼”的真实性，并据此提出了一整套语言学批判方法，强化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真实性的重视程度。毫无疑问，考古学、文献校勘学的诞生，使历史学显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亦为“博学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契机。(16)
其次，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博学时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这场庞大的信仰冲突“修正工程”中，为了“真正的宗教”辩护，虽然一切学术不是给宗教论战让路便是服务于它，但“历史的价值”却最终得到了极致的体现，18世纪的一位学者说过，“‘实用的历史’（historia pragmatica）是一个恒久的‘宗教改革果实’”(17) 是的，宗教改革“这场热症本身也就包藏着治疗它的细菌”(18)，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历史研究信念的笃定，促进了好古的冲动，促进了“博学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新旧教派之间展开长期论战，双方都企图以历史为武器，希望从历史文献中找出有利自身的证据。最明显的例证便是路德教派编写的《马格德堡世纪史》与天主教营垒撰写的《教会编年史》之间的对抗回应。因为迷信取胜关键在于资料的占有多少，所以两者在激战的舆论声中此起彼伏，随着论战的逐步升级，原始材料的数量不断地增加，最终新教势力从丰富的历史记录和历史遗迹中找到了动力和方向，找到了合法性和基础，终于战胜了对方。此类案例，在宗教论战期间不胜枚举。毋庸置疑，这种名为教会利益的史学实践，实际上却推动了史料学，促进了“博学派”的发展。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导致的各种冲突，如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5）、法国胡格诺战争（1562—1598）、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及许多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被洗劫等情况，使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重现天日，在当时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抛售于市场，从修道院转到学者和历史学家的手中，其中包括许多鲜为人知、极有价值的档案和手稿，这也同样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研究的热情。
第三，哲学怀疑主义思潮的盛行成为“博学时代”兴起的思想基础。在17世纪自然科学巨大进步的情况下(19)，大部分哲学家都密切地与科学发明结合在一起，把符合科学程序的逻辑带到哲学中。当时的欧洲大陆，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思想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他指出理性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20)，提出了“普遍怀疑”的思想，这就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历史进化观念的成熟，为近代历史进化思想的成型奠定了基础。就当时新旧教之间的论战而言，主要争端在于向信徒解释《圣经》时，教会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但这一问题争论不休，进行争论的方式却包含着求助于一系列“事实”，那评判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如何决定孰是孰非？诸如此类问题，要求给出合理的、准确的解释。为驳倒对方，树立自己的权威，双方理论家在对战过程中，都要向怀疑论寻求庇护，利用怀疑论的哲学方法。正如哈多克所说，“怀疑主义对17世纪历史实践的积极影响，在于明显地突出了对证实原始资料的关心，在对诸如古字体、古文书学、语言学和印章学的研究中，有巨大进展。”(21)。如此一来，便大大增进了“博学家”对原始材料的利用和批判性的理解，加强了历史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潜力。
“博学时代”的出现，既仰赖前人的思想遗产，又依托时代的创建革新，在继承传扬与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内涵：突出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重视第一手文献资料。可以这么说，在博学派史家“纯学术、忘我献身”(22) 的努力下，17世纪的西方史学又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二、“博学时代"：在变革中增长
“博学时代”伴随着当时欧洲社会的大变革来临了，在科学进步的同时，科学史学的最初萌芽已经出现了。在这里，“人文主义用一切动听的语言点缀历史科学，给它添加华丽的外表，现在都退缩到后面去了，我们可看见创建作为科学的历史的初步尝试”(23)，它开启了后世历史科学化的新方向，对未来的西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时的博学派历史学家开始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出版。文艺复兴时期，指导人们历史观念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思想：“对古代人所声称东西的字面模仿和详细阐述”(24)。这在当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当“模仿”变得过于关注、过分单一时，历史便再次陷入困境，远远脱离了它的本身意义：历史实践，而沦为语法学和修辞学的附庸，演变成艺术形式、文学形式，不是以知识形式的方式存在了。针对这种“历史走入误区”的情势，一些富有远见的历史学家适时地提出了“重视史料”的口号，开始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或许当时他们也无意要进行一场“史学革命”，但当历史实践愈演愈烈时，这种潮流便不可逆转地成形了，最终汇聚成一股学术思潮。又恰逢宗教改革引起的极端动乱，中世纪编年史，圣徒传记，国王、教皇、教士的信札，寺院和宗教会议的珍贵文献资料，公开抛之于市，也促发了学术研究的热潮。与此同时，古文字学、古文书学、考古学、钱币学、印章学、年代学等一系列辅助学科，也初步建立起来了。
如前所说，“博学时代”的辉煌成就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不仅为法国造就了一大批卓著的博学家，也为法国成为近现代史学大国奠定了基础。那时著名且具有影响力的博学者甚多，这里仅例举一二简要说明。应运而生，出现的第一位学者便是皮埃尔·匹陶（Pierre Pithou，1539—1596）。匹陶无愧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史学界最著名博学者之一”盛誉，他原是胡格诺教徒，后改宗天主教，他不仅禀承当时学者特有的激情、壮志，致力于制订一个庞大的搜集、整理和编写法国历史各类资料的计划，而且还具有开启之功，将上述计划作为一个系统工作发展成法国博学派的主要任务，但未来得及执行他便去世了。其后，安德烈·度申（Duchesne，1584—1640）沿着匹陶的足迹继续前行，在整理中世纪法国资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被尊称为法国“史学之父”。度申是位不知道疲倦的手稿收集家，收集的手稿曾形成“从有史以来直到16世纪法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大文库”(25)，编有《法国历代辉煌威仪的遗迹与研究》（1609）、《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史》（1614）、《保罗五世以前的教皇史》（1616）、《古代诺曼史家著作》（1619）、《丕平统治时期以前的法国史家的著作》（1636）。
最终把史料编辑工作发扬光大，推向高潮的当属负有盛名的学术团体——玻兰达斯派（The Bollandists）和圣摩尔派（The Maurists）。他们分别隶属耶酥会、本笃会，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却表现出了史学界通力合作的好传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宗教和历史文献。
玻兰达斯派以专门收集、考证、研究、出版圣徒行传为职志。中世纪浩如烟海的圣徒行传，因“掺杂大量荒诞不经的虚构迷信传说，丧失了可靠性真实性，为确定它的文献价值，创始人赫伯特·路斯威德（Herbert Rosweyde，1569—1629）决定进行编纂圣徒传”(26)，计划编写一部18卷巨著(27)，但像匹陶一样，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后续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的弟子玻兰达斯（John Bollandus，1596—1665）身上。在玻兰达斯的带领下，该派开始真正地名扬四海，他网罗了大批渊博且勤奋的学者，包括赭弗理·亨斯琴（Geoffrey Henschen，1600—1681）和但以理·丕皮布洛奇（Daniel Paperoche，1628—1714）等，其中丕皮布洛奇是玻兰达斯派中最优秀的史学家。他们通过耶酥会的组织与欧洲各国展开联系，得到大量丰富的材料，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随着资料的发现，历史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28)，以前鲜有涉及的拜占廷教会、东方教会和斯拉夫人教会等问题，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圣摩尔派，依托于圣摩尔修道院，是当时博学派的主要前沿阵地。在学派创始人路克·达希里（D' Achery，1609—1685）倡导下，修士们致力于使用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考订文献，“所研究和编辑的主要是本笃会修道院历史、修院圣徒传记以及教父和中世纪教会作家的著作”(29)。据统计，仅仅在17世纪就能从其中找到105名著名学者。(30) 数目之可观，犹可见它的学术成就之丰瞻，其代表人物马比昂、蒙福孔，都是卓越的史料收集家和出版家，“同样富有创见，同样伟大”(31)。蒙福孔的《希腊古文字学》（1708），对中世纪希腊古文字的研究达到了马比昂对中世纪拉丁古文字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在考古学方面，著作《古代遗物说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大量的图片和精细的分类将古典时代的遗物系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总的来说，他们并非仅仅好古而已，都是历史学家，借助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年代学等辅助学科，出版新文献，重修旧著作，为西欧中世纪历史文献整理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和初步的成果。
“博学时代”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历史批判意识。其实这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出版是不可分割的，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我们都知道，文献考据不是手段，不是目的。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它（文献考据）也自有其信仰的‘白板’，它无情地打破旧的框架，唯一的目的就是推陈出新，彻底改变人们的旧观念。”(32) 历史研究只有在扎实的文献考据基础上，才能取得具有新意的突破性成果，学者才能从陈旧的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
严格的历史学必须要有辨别真伪的技艺。但细观西方史学发展过程，自古典史学开始之日就以“保存人类功业”为己任，因为处于史学成长的“童年时代”，梦兆、神谕、灾异等经常出现在历史著作中，不可能真正形成一套完备的史料批判方法。中世纪在教会史学统治下，大量荒诞不经的神迹、神话普遍深入到历史著作中，伪造典章之风盛行，揭穿赝品的方法还未发明。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古典精神的复苏、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揭露教会腐败的需要，史料的地位日益提高，只是当时运用这种方法的人不是很多，可利用的史科范围也还很有限。直到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的“博学时代”，史料的重要性才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整理史料的学者，“他们发展出若干批判的观念，锤炼出一套批判的技艺”(33)。莫里格米亚诺曾说过的“文献古物收集，还意味着一次史学方法的革新”(34)，或许也就是指史学批判方法的成长吧。
在这里，还得要从玻兰达斯派和圣摩尔派两大学术团体从事的事业说起。虽然他们是为了教会的特定利益而进行的史料收集、整理与考订，学术活动范围很广，但“至少可以说除了搜集外，他们也部分地意识到欧洲学术的正规发展需要条理，需要科学方法，需要批判地注意和仔细地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35) 这从丕皮布洛奇与马比昂驳斥争论的事例中(36)，便可得到清晰的论证。
丕皮布洛奇在著作《古文书真伪辨异序》中，过于胆大地闯入他并不擅长的古文书学领域里去，错误攻击了本笃会修道院那些极其重要的特许状的真实性，因而遭到了批评和诋毁。马比昂也正是在这种“纯粹的学术和科学讨论”的情况下，写成了古文书学与古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古文书学》（1681年），提出了古文献学的定义及其辨伪的一般规则：“古文献学的任务不仅要解读古代手写文献，还应该通过对比笔迹和遣词造句风格的同异，即采用相似性对比方法，结合古物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审视相关的书写材料、书法风格、签字和印章等遗迹，进一步鉴定文书真伪及其产生的年代、地点等其他属性。”(37) 二者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代表。丕皮布洛奇确定了“史料的真实与否及与事实是否相符作为衡定史料价值的标准”(38)；马比昂在史料和文献方面，才学卓绝，对每一判断都思考周密，对年代问题态度尤为严谨，堪称为他那个时代的“改革家”(39)。他们之间的这番较量，不能不说是辨别历史真伪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积极反应，历史批评意识，由此可窥见一斑。
虽然玻兰达斯派的影响远没有圣摩尔派那么广泛与深刻，但重要的是，在史料的编撰过程中，他们推动了历史考证方法的进步，总结了文献考据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可轻信第二手的证据；确认作者和写作日期等细节以辨认文献本身的真伪；语言文句特征和历史背景是校勘的重要依据；注意不同文献的地方特性；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手抄本不一定是最忠实于原稿的。”(40) 附在圣徒传早期各卷前面的序言，便是历史方法和历史批判、校勘学方面的里程碑，而且也是这类文献的先驱。
17世纪本笃会和耶稣会的伟大历史学家，就是这样把对学问的敬畏、审慎的精确性、独立的历史批判精神和无比的熟练技巧结合了起来，造就了影响后世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历史批判意识、历史批判方法。它们所奠定的基础扎扎实实，至今都未动摇。正如伊格尔斯所评价的：“严格的批判研究出现于本尼狄克特僧院，并在18世纪的学院里逐渐发展起来。”(41)
此外，“博学时代”另一个重要的成就是试图对历史发展作出规律性的解释。这里说的是指“史学理论的创新与历史认识的突破”(42)，史学家企图用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观念去解释历史的发展演变。布雷塞赫在讨论这一时期传统史学的继续更新时，也主要从“理论研究和民族意识的融合；世界整体史观念：一个令人困扰的传统；史家、新政治观念、世界的全新概念”(43) 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很显然这里涉及史学观念、史学思想的更新。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以及人文主义思潮，都促使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抛弃中世纪神权统治一切的思想，而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勒卢阿（Louis Le Roy，1510—1577）、鲍杜安(44)（Francois Baudouin，1520—1573）、让·波丹(45) （Jean Bodin，1530—1596）、波普利尼埃尔（Popeliniere，1540—1608）等历史学家，主动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历史进步观念，不仅是对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类对历史进程的自觉的理解。它反对中世纪“神创论”、“宿命论”、“来世拯救”的谬说，确立新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也有译作“普遍历史”、“整体史”）体系，指出人类社会演化受规律支配，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并说明科学、知识和理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波丹的进步观念最为卓越，坚决反对人类历史从远古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向后退化的学说，(46) 指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建立在人类知识进步的基础之上；勒卢阿也坚信今人必定超越古人。“他们共同促进了这三个观点的传播，世界并未退步、现代并不逊色于经典的古代、地球上各民族现在构成了一种‘世俗世界共和国’。”(47) 此后，知识和社会进步的观念紧紧地联系起来，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孔多塞等人的历史进步学说奠定基础。
历史整体观念，即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应囊括一切，时间上也应包括一切时代，亦即要重视历史在时空和内容上的普遍性和联系性。鲍杜安构想了“世界史”体系，他的《世界史的创立及其与法学的联系》（1561年）认为“历史必须是囊括一切的，就像一个有机体，各部分是不可分的”(48)，指出历史也不应该只记载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还应该叙述人类的精神事物。波普利尼埃尔《带有完美历史观念的史学史》（1599年）提出“整体历史”的概念，他根据文化表征将“整体世界历史分为歌曲、舞蹈阶段，诗或史诗阶段、散文历史写作阶段”(49)，证明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种指向未来、重视今世而不是古代的完美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文化、文明不断向前的进步史。这种囊括全世界、涉及人类活动一切领域的历史观念，构成了西方学者的世界史的整体观点，为后人重新概括、解释人类历史提供了启示。
“博学时代”注重原始资料的考释，强调历史批判意识，在重新构建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开始了史学新实践。也许现在看来，他们的尝试多少有些不完善、不成功，但毕竟是沿着科学历史思维的发展道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为近代历史学奠定了学术基础。
三、“博学时代”：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博学派”学者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强化了历史成为真正科学的潜力。在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历史学一步步摆脱语法学、修辞、逻辑或任何其他种类艺术组成部分的“身份”，逐渐确立起以事实讲授知识为形式、以效用和因果关系为目标的原则；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校勘学的跨学科交叉，预示着启蒙的、真实的科学历史学开始了。
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博学时代”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别具一格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印记，日渐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从不同方面对西方史学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众多的特征中，我个人以为，尤以下列三点最为显著。这些特征的凸现，充分体现了“博学时代”史学继往开来的史学品格，从而显示出了它在西方史学发展长河中的历史地位。
其一，宗教性与世俗性共存，但更倾向前者。按字面意义理解，宗教与世俗是简单的对抗关系，非此即彼，但在“博学派”这里，它们不是矛盾体，而是统一体，表现出理性与信仰相交织的复杂情况。这与当时社会新旧交替转型有关，一方面文艺复兴新思潮蓬勃兴起，另一方面宗教势力旧传统死守阵地，决定了两者中间不可能有一条鸿沟把它们截然分开。教派论战中，“天主教的‘大学问家’写的著作充斥着低腐的神学历史观点”(50)，曾被抛弃的神话传说重新再现，有时为了主的荣誉和保护天主教利益，甚至会利用一些伪造的或最晚近的材料，这样就把某些停滞不前的因素带入到历史科学中，阻碍了它的发展；其中有些人相信，通过历史研究查清历史真相是保护天主教利益的最好办法，可惜只是极少数。但正是由于这些尖锐的冲突和深刻的危机，使时代迸发出灿烂的光辉，产生了一批无可比拟的杰出人物。
双方的较量，不可能平息，既有曲折也有反复。由此联想到西方史学风格的“钟摆理论”(51)：布鲁尼为代表的论证派和比昂多为前辈的叙述派之间势力的此起彼伏。后世无论是伏尔泰学派、兰克学派，还是普鲁士学派、牛津学派，都逃不出这两种风格，即使到了现在，似乎还继续在两者中回荡，不过，在一段时期内，总有某种风格稍占优势。
其二，历史研究与政治脱离。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况，但在当时“博学时代”却司空见惯。“博学派”厌恶政治神学争论，喜欢诉诸遗物档案，钟情搜寻收藏手稿文献，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完全脱离世事。
严格地说，这些学者并不算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如同法国历史学家亨利—伊雷内·马雷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专心‘整理’准备刊行的文件的细致的博学家，人们将终于怀疑为只是一些语言学家而还不完全是历史学家；是一些做准备工作的人或实验室里的年轻女助理员，而不是真正的学者”。(52) 但正因为不参与政治，甘愿沉溺书斋，才造就了他们与受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影响的历史学家的巨大差别：“在思想结构、学术兴趣、精神状态等方面已起了变化的质的差别”(53)，前者是纯学术的、忘我的劳作，后者是带有现实利益或称为事功主义的活动；也正因为那时有那种强烈的献身精神、不知疲倦的下苦功夫、惊人的编撰本领的学者们，给后人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献资料，才有可能对教会史或中世纪史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彻底探讨。
其三，团体活动多于个人行为，学术研究氛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玻兰达斯派和圣摩尔派，便是学术团体的最明显例证。汤普森说过：“在这个新的学术时期有一个触目的事实，即这些工作大多是共同合作的产物。出众的、不依靠他人的独力工作者也可以找到，但广泛流行的却是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一点本身就给这个时期打上印记，因为这和以个人主义为突出特点的文艺复兴时期大不相同。”(54) 个中原因，可能与当时博学派进行的宏伟庞大事业有关，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达到。根据研究成果也能看出，个人所取得的成绩，远没有团体活动的影响久远、流长。
此外，“博学时代”对近代民族史的兴起也起了一定作用(55)，尤其是日益崛起的法兰西民族史观念。随着历史学批判方法的深入，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发展，民族历史观的日益成熟，民族历史的写作也提上了日程。
现代美国历史学家凯利指出：“虽然人文主义有百科全书式的冲动，但修昔底德的眼光才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历史，大多数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军事史。”(56) 这种现象渗透到许多方面，并体现在为数众多的以拉丁文写就的民族史中。菲利普·德·科曼（Philippe de Commynes，约1445—1511）就被比作修昔底德，他的《回忆录》强调“内容实质”，倾心于陈述和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反映出对俗世与政治生活的挚爱；其后，罗伯特，盖冈（Robert Gaguin，1433—1501）出版了《法兰克人的起源和事业纪要》（1495），著作中充分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对法兰西功业及文化的自豪；西塞尔（seyssel，1450—1520）以《伟大的法兰西君主国》“巩固了法国历史思想中的修昔底德精神”(57)；波丹在《论国家》一书中，主张国家权力至上，提倡用民族语言创作文学，反对用拉丁文和外国语写作，这种先进的文化意识，增强了法兰西民族的凝聚力。
这样一来，16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许多关于法国历史总体形态的讨论。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对民族史写作新范式的探索，预示了未来历史编纂的发展趋势。
总之，在我看来，“博学时代”是西方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是理性主义史学前史。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正是博学时代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只不过与前人相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西方史学推进到了一个更新的水平，并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全盛创造了历史前提。如果联想起博学派史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我们就更能体会到他们的学术业绩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古奇所说：“这些学者生活在一个仍抽象的笛卡儿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对历史不闻不问，公众对历史学还不感兴趣，因此，在整个学术史上中没有一页能比记载着这些伟大学者辛勤劳动的篇章更为辉煌的了。”(58) 因此，我们对博学时代的史学贡献绝不能漠视，而应当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以承继“这样一份高贵的遗产”(59)。
注释：
① D.R.Woolf,Erudition and the Idea of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ngland,Renaissance Quarterly,Vol.40,No.1,(Spring,1987) ,pp.11－48.
② F.Smith Fussner,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ought,1580－ 1640,New York,1962.该书对这一时段的史学冠以“史学革命”的名称，可见其重要性。
③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1942年纽约初版）第37章即以“博学时代”作为标题，主要指“博学派”的史学。
④ 谭英华先生认为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果和导致的影响，实非“博学派”的工作所能概括，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阶段”。参见谭英华：《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更新》，《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⑤ 国外研究，目前尚未出现专著，较有影响的有：Julian H.Franklin,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1963;Myron P.Gilmore,Humanists and Jurists :Six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George Huppert,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Historical Erudition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the Renaissance Franc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0; Donald R.Kelley & R.H.Popkin,The shapes of Knowledg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等。国内学界则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相关述论。现已出版的各种西方史学史教材和著作，如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宋瑞芝《西方史学史纲》，杨豫《西方史学史》，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史学：文化中的文化》、《西方史学史》和徐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等，对此都做了简要介绍和初步探讨，这就为本文的进一步梳理和研究留有一定的空间。
⑥ 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大背景下，新旧教派的论战，主要围绕宗教问题，“这一时期史学的神学色彩，似乎更加浓厚”，“双方都摆脱不了神学史观的窠臼”。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9页。
⑦ 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⑧ Donald R.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New York,1970,p.50.
⑨ Jacques Vanuxem,The Theories of Mabillon and Montfaucon on French Sculpture of the Twelf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Vol.20,No.1/2.( Jan,- Jun.,1957),pp.45－58.
⑩ 马比昂6卷本《古文书学》（1681）的出版为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杜·孔日3卷本《中世纪拉丁词汇》（1678）和2卷本《中世纪希腊词汇》，亦为中世纪拉丁语言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1) 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赋》，何兆武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9页。
(13) Arnaldo 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 & London,1985,p.6.
(14) 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上册，东北师大历史系译，1986年版，第123页。
(15)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2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8页。
(16) 参见徐波：《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7) Nicholas Gundling,Historie der Gelahrheit,Frankfurt,1734,p.3.转引自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5页。
(18)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页。
(19) 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发展变革，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罗素曾不无夸张地说：“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20) 笛卡尔：《方法谈》，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37页。
(21) B·A·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22)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23) 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上册，第188页。
(24)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7页。
(25)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3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26) M.D.Knowles,Presidential Address :Great Historical Enterprises I.The Bollandists,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Vol.8.(1958) ,pp.147－166.
(27) 第1卷写耶酥的生平和纪念耶酥的节日；第2卷专写圣母；第3卷论述诸圣徒的隆重节日；之后，其余各卷写圣徒们的传记，每卷写一个历月，十二个月共写12卷；在这15卷后，另写结尾3卷，包括校勘、注释以及全书的索引。
(28) Arnaldo 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 & London,1985,p.9.
(29) M.D.Knowles,Presidential Address :Great Historical Enterprise Ⅱ.The Maurists,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t.,Vol.9.(1959),pp.169－187.
(30)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3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页。
(31) James Westfall Thompson,The Age of Mabillon and Montfauco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7,No.2.(Jan.,1942),pp.225－244.
(3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33) Julian H,Franklin,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New York,1963,p.89.
(34) Arnaldo 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 & London,1985,p.2.
(35)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3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
(36) Peter J.Gay & Victor G.Wexler,Historians at Work,VolumeⅡ,Harper & Row,Publishers,1972,192－198.
(37) 参见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38)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39) To see :Thorsten Sellin,Dora Jean Mabillon :A Prison Reformer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Vol.17,No.4.(Feb.,1927),pp.581－ 602.
(40) 参见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41)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42) 参见谭英华：《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更新》，《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43) 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tn,Medieval & Moder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g,pp.171－198.
(44) 关于鲍杜安史学思想的详细论述，参见徐波：《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5) 关于波丹史学思想的详细论述，参见徐善伟；《试论波丹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46) Jean Bodin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5 ,pp .291－302.
(47) 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页。
(48) Donald R.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tcal Scholarship,New York,1970,p.133.
(49)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另，该书第二章、第五章均有对“世界史编纂”、“历史进步观”的详细论述。
(50) 加尔金编：《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董进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51) 参见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52) 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53)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3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
(54)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3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55) 参见徐波：《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徐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6)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7页。
(57)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1页。
(58)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2页。
(59)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3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