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特论文,繁荣论文,腐败论文,现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记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2)01-0006-07
一、引言
本文所言“明中叶以后”，指成、弘以后至崇祯明亡。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明中叶以后，是明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历朝历代各种问题，多由政治与经济引起。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服务于经济，同时又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或者前进步伐明显减速，或者停滞不前，以至急剧倒退。而在明中叶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在这个转折变动中，出现一种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则不断繁荣。坏事与好事，落后与先进，阴暗与光明，共处于一体，给人以反差强烈、极不协调之感觉。何以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时下，国内外学界研究方法的趋向与潮流，多数是选择个案题目，进行具体分析，以小证大，从微观反映宏观。这是一种比较合乎思维规律、力戒空泛的发展方向。本文的论题，似乎是背道而驰。之所以“明知故犯”，是由于笔者主观上考虑到以下若干方面的原因：
这个题目可以毫不夸大的说，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课题，着实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虽然以往已有不少探讨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的论著，但多为互不相干，没有将两者同时融汇整合起来，互相对照，特别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角度，明确地提出这个论题；
最主要的是有感于“奇特”二字，总觉得是个疑惑，解读这种有趣的现象，可以进一步从社会深层了解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变动的大势，及其互动关系。尤其有助于扩展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从中说明经济发展的土壤，一般是不会轻易被破坏的；
不是说明代以前各个封建王朝，在其中后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并存现象。事实上，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诞生开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止，在一千五百多年漫长的长河巨浪中，在每个王朝的中叶以后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政治日趋腐败的问题。经济上，绝大多数都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色彩纷呈，千姿百态。但都没有象明中叶以后那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新因素的萌芽；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理论上，还可能涉及和诱发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
凡事切忌强求一律，一窝蜂，一刀切。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同样要求多样性，要重视微观的解剖，也要有宏观的把握。两者各有利弊，必须适当兼顾，以利互相促进。
这个大题目，显然不可能在一篇小文里详细展开，只能首先从总体框架上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印象。围绕这个题目分门别类的层面透视，逐个考察，容后另作研讨。
本文的目的，仅仅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起讨论。果若其然，笔者则已心满意足。冀望批评指正。
二、两者并存
“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国势强弱与否，政治是个重要因素。封建政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政权由人掌握，政策由人执行，治国以人为本。人品各有不同。君有勤懒、贤否，臣有邪正，宦官和大小官吏也是如此。而且同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明中叶以后，所谓政治日趋腐败，最根本的是国家权力运作偏离法制轨道，没有依法正常行使，理应掌权的，不正当行使；不该享有的，随意滥用；以“权力”为立身处世之工具，并将其变为个人财富。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皇帝庸懒，宦官擅权，政策导向不对头。是时，皇帝多宫生内长，缺乏实政经验，尤其是倦怠国务。于是宦官势力乘机而起，厂卫凌驾法律，乃至左右高层决策，把持军国大计。
宪宗不问朝政，在位二十三年只接见过一次大臣，朝中大事放任汪直处置，因此，人们“只知道有汪太监，不知道还有皇帝”；
孝宗，号称“中兴之主”。《明史》亦云，“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其实，“中兴”举措，大多半途而废；
武宗天性厌烦国事，耽乐嬉游。他居“天位”，刘瑾揽大权。故时人戏称；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朱皇帝”，另一个是“立皇帝”、“刘皇帝”。刘瑾被诛，其党张永等人照样受到重用；
世宗初政，尚有所为。后来长期深居西内，“一心玄修”，梦想长生不死；
穆宗则从未见过大臣；
神宗，初行新政，业绩可嘉。尔后二三十年“万事不理”，“唯货是闻”，只顾自己，不管国家机构近乎瘫痪，阁、部、院行政效率跌到最低点；
光宗，“一月天子”；
熹宗置国家最高利益于度外，成天摆弄斧锯，大权听由魏忠贤总理。时人讥曰：都城内外，但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宦寺之祸，由此而极。
思宗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在位十七年，易相五十余人、刑部尚书十七人、兵部尚书十四人，被诛者七人。大势已去，国运终止。
第二，皇族矛盾与君臣纷争，相互交织，愈演愈烈。
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国事。皇族的矛盾必然引发政治混乱。皇帝这个大家族对于局外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怒目相视，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刀光剑影。从安化王和宁王起兵反叛，到‘大礼仪”和严嵩乱政，从“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福王庄田之争，到“三案’构争，为祸益炽，国无宁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君臣之中，以皇帝为中心，以宦官和内阁为两翼，形成最高决策机制，他们是决定朝局走向的根本势力。在他们中间有三层关系最值得注意；其一，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和象征，皇权至高无上，宦官和内阁（包括部、院等）都是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辅翊皇帝。其二，宦官与内阁，经常处于对立状态。皇帝表面公正，实际是偏袒宦官，压制内阁，使之难以发挥作用，造成宦官的权力往往在内阁之上。“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其三，宦官与内阁的权力大小，各有制度之规定，还有皇帝对他们的感情，也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才能和势力。他们既从属于皇权，又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导致皇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刘瑾、魏忠贤的下场，张居正的历史悲剧，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以上三层复杂关系，也是引起当时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
第三，法制弛废，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激化，
太祖当国重视法制，立法锄强扶弱，吏治清明，绩多可纪。或言：“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所以，史有“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的结论。“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相习成风。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①。尤其是自宪宗开始，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各类庄田遍郡县，官绅地主亦大肆兼并土地，赋日重，役日增，民益困，人心背离，败局已成，
第四，派系林立、党争加剧。
廷臣党争，历代皆然。明代亦早已存在，但前后有不同。洪武迄成、弘，门户未开，公心犹在。正、嘉之时，“渐多以意气用事”。进入隆庆，大臣相轧，门户已开，到万历三十九年和四十五年两次京察，群臣水火之争已无以复加，宁可坐视国破民亡，也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竞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争”几无休日。
第五，民族矛盾出现新变化，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南倭”猖撅一时，“北虏”屡次犯边，西征、南征、东征，国力消耗几尽。至后金政权崛起，替代蒙古贵族成为大明帝国在北边的主要劲敌。最后李自成农民军一举推翻明朝统治。
明中叶以后，与政治日趋腐败同时并存的，是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说到“经济发展”，首先需要破除一个错误认识，由于中国历来以农立国，是一个传统农耕大国，又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从而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也就习以为常的形成一种凝固的传统观念；一讲到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往往只提农业，很少注意手工业，更不敢多提商业。而且“农业”的概念，又常常不是指“大农业”，仅局限于粮食作物。其实，明中叶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主要已不是单纯表现于传统农业，也不是说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有多大改进，以及亩产量提高多少。而主要是指工、商业②；东南沿海区域经济的形成，以及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经济的新开发。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知识，是经济构架的四个基本要素。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变化，是大批农村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转移出来，进入其他领域，或改种经济作物，成就地从工、从商。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城镇居民；加大对工、商等领域的资本投入；生产观念更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资源配置日趋合理。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尤其是湖广、四川等地开始规模开发，逐渐成为新的商品粮基地。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热，天下足”。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大好的发展机遇。棉、桑、麻、甘蔗、果树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幅。特别是甘薯和烟草的引进和广泛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甘薯，田地皆宜，条件要求很低，南北都能种植，产量又高，使吃饭困难问题有所缓解，众多贫苦农民以其为主食、充饥度荒，减少死亡，保存了较多的劳动力，又可以腾出更多的农田，“改粮他种”，开辟新的生产领域。烟草的推广同样极为快速，效益亦相当可观。明代著名经济学家徐光启说：有明一代近三百年间江南赋税如此畸重，广大民众之所以能够勉强生存下去正是由于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而他所说的经济，就是棉花等商业性的农业经济。按照前面提到的经济构架的四个基本要素，明代江南最具有优势。因为江南自唐、来以来，人口稠密，劳动力众多，经济发达，资本最为雄厚；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文化最为发达，人才济济。因此，在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商业性农业发展最快，经济最为繁荣。
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作为中国地主制经济成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个体农民所有制中的农家手工业，主要是棉、丝纺织业，已经开始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作为农业的补充而逐步走向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长，并且成为各地农民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不少豪民富户，也通过经营这类手工业积累了巨额财富。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新发展的最突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就是首先出现于手工业生产部门，
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的日益分离，加快了商业的发展。农民和农产品更加依赖市场，城、乡经贸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宽，各地以市场营销为主体的市场网络，开始初步形成。商人队伍更为壮大，长途贩运已经甚为普遍，内地与边区全国性的商品的大流通也日趋活跃。而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常、镇等地，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不同于以往政治、军事性质的、专业化的工商业市镇，大批拔地而起与迅速扩展。
特色经济区域开始初步形成。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历史文化不同，生态环境互异，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总会有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一些地方相对滞后。先进与落后同在，这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明代也是这样，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于东南沿海。以苏、松、嘉、湖等地棉、桑业为特色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外贸、蔗糖、果品、花卉为特色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蔗糖、水果为特色的福建南部沿海经济区，均已初具规模。中叶以后黄淮流域和“九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都步上了新台阶。
金融货币事业进一步发展，白银生产与使用扩大，嘉、万以后以“计亩征银”为主要特征、中国赋税制度史上重大改革的“一条鞭法”的推行，就是商品货币经济不断繁荣的反映，经济是基础。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整个社会追求时尚蔚然成风。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外，随着“海禁”的部分解除，对外交流与贸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这种情况在广东、福建地区，最令人注目。
政治日趋腐败，经济何以会不断发展？这是需要花力气研究的。
三、原因分析
明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种政治、经济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也不难理解。它是新旧政治、经济势力矛盾冲突运动的历史产物，是社会转型中一种内在互动影响的结果。
在分析成、弘以后经济繁荣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明初至中叶经济的发展过程。
明代初期，封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与民休养生息。移民垦荒、军队屯田、整理赋役等等系列举措，都是为了实现“田野辟、户口增”，恢复社会经济的根本目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仍是老样子，传统旧势力一统天下，十分牢固。从宣德朝开始，政治上，皇帝自操威柄的局面发生改变，宦官势力渐渐抬头，内阁权力开始加大，各种关系和斗争变得日益复杂；经济上，生产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军屯制度遭到破坏。农民为赋役所累，农村发生动荡，逃亡日众，并由此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名为“仁宣至治”，实际是在号称“繁荣强盛”的背后潜伏着难以克服的危机，
进入正统以后，由于英宗年幼无知，一代名臣“三杨”相继去世，宦官开始干预朝政。“麓川之役”之后，又发生震惊朝野各界的“土木之变”，于是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农民起义、流民运动浪潮翻涌，一浪高过一浪，至成化初年达到高峰。
物极必反。大乱之后，虽然未必就会有大治，但总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大约从成化朝中后期开始，广大农村在经历了阵阵剧痛之后，随着大批流民相继“复业”，重新回到土地上，不少地方的社会秩序渐趋平静，农、工业生产显示出回升的势头。只是由于各个区域的情况不同，回升的速度有快有慢。对明代经济发展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江南地区，仍然走在最前头，而且出现新的面貌。这个“新”主要是指产生一种新的经济成分的迹象。
一是个体农家手工业生产性质发生转变，逐步冲破旧的传统经营模式。不是如同过去那样是为了自家生活的需要，而是开始孕育市场竞争机制，转向以市场为主要导向，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纺织业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明人张瀚在追述其祖辈发达史时，说：
“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淹入室，所酿酒尽败，每夜出倾败酒濯饔。一夕归，忽有人自后而呼，祖回首应之，授以热物，忽不见。至家燃灯烛之，乃白金一锭也。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紵币，备极精之。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③。
张瀚，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人，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进士。他所说的这段话，抛弃其迷信色彩的外衣，余下的内容当是可信的。纺织业是当时江南手工业的龙头产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上述情形非张家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像徐阶那样的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家中也是织机之声不绝于耳。家庭手工业走出狭小范围，扩大发展空间，参与市场竞争，意义重大，无疑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催化剂。
二是旧的工商业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江南著名的工商业重镇苏州城为例，明代长洲（今苏州吴县）人王锜，以其亲身经历回忆说：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戳，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④
王锜，生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卒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关于苏州城变迁的情况，明初部分肯定是他间接所得，正统、天顺以及成化以后，为他经眼所见，当属可靠无疑，
三是明代官营手工业的衰落，民营手工业的兴起，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懈，大多出现于成、弘以后。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具有近现代城市性质的工商业市镇的勃兴，也是始于此时，并且由此奠定了今日我国工商业城市的基本格局。
明代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但农家手工业生产的独立化趋势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拉动新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增长，作用犹为显眼。为此，我们以为可以成、弘为中叶以后经济繁荣之界始。在此之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没有离开封建制度设定的轨道。在此之后，敏感的人们已经闻到一些质变的味道，或者说觉察到中国社会即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的某些征兆和景观，当然这个定位是否有些道理？敬请大家不吝赐教，更盼展开讨论。
以下具体分析中叶以后经济繁荣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包括国内与国际大环境两个方面。
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考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有综合性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有人为的作用，等等。这是毫无疑问的。“民以食为天”，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行各种发明创造的前提。因此，它必须保持连续性，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就其总的趋势而言，经济是不断向前迈进，只是速度有快慢而已。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段，社会经济在其自身内部都蕴涵着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或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强大破坏力的抑制和阻碍，经济都必将自发地一步一步向着更高的水平前进。明代从中叶以后，虽然有农民起义的某种冲击，有“南倭”、“北虏”的侵扰，有其他原因引爆的战争，也有灾荒和疫病，但都限于局部地区，或是短时期的，没有发生上述几种难以抵御的特殊情况（至明末才发生全国性农民大起义）。而她自建国以后所展开的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兴修水利交通、开发边区等系列大动作奠定的物质基础，不仅对于巩固国家政权起着重大作用，而且也保证了经济持续发展的速度；虽然受到影响，但不至于因为政治日趋腐败而突然中断其历史进程。
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考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之内，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有些比较富裕，有些比较贫穷。这是各国的共性。只要国家实行有效政策，维护先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可以带动落后地区，最后逐步促进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有明一代经济重地在江南，它是当时国家经济的大“后方”，军国费用的主要依靠。明初洪、永时期，建都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同处一地，朝廷可以就近监控江南的政治、经济。各种临时性的杂役派发自然比较多。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都燕以后，政治中心北移，从此远离经济重心，虽然南粮北运的任务加大，成为江南重役之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⑤。但在另一方面，“杂泛”应有所减少。南京作为留都，虽然设有同样一套国家机构，但多闲职，实权操之于北京朝廷。由于距离远诸原因，北京中央政府对江南政治、经济的直接控制相对松动。在漕粮实行军运，尤其是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南直、浙江等处四百万石税粮折银征收以后，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少误农时。这些都有利于江南农、工、商各行各业的发展。
最值得提出的是，封建国家从一开始，就运用中央集权的强大力量，对江南这块财源重地，实行特殊的保护、倾斜政策，例如，自始至终不准在此地建立王府、设置皇庄等各类庄田，从而不存在管庄官校严重扰民的问题；比较下大力气整顿江南地区的吏治，地方要员多择才堪重任之臣；格外重视江南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如水利、交通等）；蠲免田租、赋役政策等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运动，也都是首先从江南地区发动起来的。⑥此外，除“倭寇”侵扰和嘉靖抗倭战争以外，北方蒙古贵族的进犯、中叶以后的几次战争，多发生于经济滞后的边境地区，减少了对江南的直接压力和威胁。就连明末那场农民大起义，在全国经济最富庶的苏、松、嘉、湖地区，也没有留下起义军的脚印。直到明亡，这块繁华的土地才受到满洲贵族铁骑的蹂躏，
从经济、政治综合改革的推动作用考察，明代各种势力斗争形势复杂，交锋激烈。一方面，直到明亡之日仍存在着相当强大、顽固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革新势力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这就是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浪头的步步高涨。由国初洪武朝开始减轻官田重租，经宣德、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进一步推行以均田均粮为核心的赋役改革，始终没有停止，从均平耗米、税粮折色，到“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从征一、纲银、一串铃诸法，至嘉、隆、万以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政治、经济综合改革；实行考成法、清丈田亩、全面推广“一条鞭法”落幕，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其间多少有识之士，从忧国忧民之心出发，为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不断探索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经济的良方妙药。他们提出建议、主持设计、并付诸实践。这些改革措施，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范围极为广泛。政治方面，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器运作的某些程序、人事任用、工作作风等问题，以达到自我调节统治机制，使之保持一定的活力。这类改革有助于唤起一部分人的忧患意识，提高行政效率，多少抑制、减少了政治腐败现象。重头戏是经济改革，它以不亏国计、不损民生的赋役改革为中心，兼及工、商业。前者，松懈了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能够保持较大的旺力和发展势头。后者，更新了人们的“本末”观念，由重农而不轻商，“工商皆本”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商业意识大为增强，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也是明代社会的—个突出变化。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主义制度。但作为两者的合力结果，毕竟有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在上述倡导改革的有识之士中，有周忱、张居正而外，较具代表性的尚有：熙、宣时江西按察佥事夏时；宣德朝以吏出身的苏州知府况钟；成化朝祭酒周洪谟、副都御史原杰；弘治时都御史马文升、户部尚书叶洪；嘉靖朝的大学士杨廷和、张璁、桂萼、夏言、顾鼎臣，詹事霍韬，江南巡抚欧阳铎、广东巡抚潘季驯、浙江巡抚庞尚鹏；隆庆朝应天巡抚海瑞和江南巡抚林润等⑦。
从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来说，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明王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虽然是高度集中、绝对专制，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极其落后，交通和通讯工具简陋，基本上仍是处于原始状态，统治手段也相当落后，朝廷对各地基层的控制，不可能十分严密，行政效率低下，顾此失彼的现象，司空见惯。从而为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其二，封建国家及其各级官吏，虽然对农民进行苛重的经济剥削，但由于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国家对农民的生产计划、措施的具体操作，以及产品的销售，不可能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也不受高层斗争形势的影响。农民基本上可以视效益高低，因地制宜，随意种植，或种粮，或棉桑，或烟草，或蔗糖，或果蔬花卉。总之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经营。事实上，在当时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都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有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里就有了萌芽。”有人认为，这种萌芽至少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它的出现，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
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考察。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任何国家（或地区）都要同外界进行经济交流，要交流就势必会有双向选择，根据对方的需求进行生产，把自己融入世界之中。自由雇佣劳动的出现，并与货币相结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当中国历史翻到明代成、弘以后的时候，也正好是世界历史发生大变动的年代，其趋势是，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取代封建主义。这缕人类前进的曙光首先出现于欧洲，此时，在欧洲的一些先进国家中，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诞生，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到来。从明代正、嘉年间（即公元十六世纪中叶）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对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这块富饶广阔的土地，已是垂涎三尺，视为他们掠夺的主要目标和经贸大市场，葡萄牙等国陆续进入中国，制造事端，以企图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进而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纳入他们的轨道。随后欧洲传教士纷纷东来，中西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从此之后，作为当时世界大国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已经同整个国际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同欧洲一些先进国家一样，开始处于社会转型的微妙时刻。这时，明王朝己逐渐丧失自我调节能力，成为各种封建落后势力的代表，进步势力的障碍。世界潮流和中国社会的新变化，都决定了传统封建政治必将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亡，而这时经济发展的方向则恰恰相反，与封建腐败政治处于逆向的轨道上。从国际大环境说，即将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利于加快中国地主制经济形态的瓦解。在国内，它的发展方向是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新势力，并力图利用封建王朝政治危机加深的空隙，争取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得到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直到十七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经济的1/3”。只是由于封建主义旧势力，“还相当顽强”，而新因素自身的力量又非常嫩弱，不能稳步地发展下去，才导致明中叶以后的经济繁荣，最终还是未能如同欧洲那样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
［收稿日期］20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