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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不少重大的经济政策：地租赋税、对外贸易、食盐专卖、钱重物轻等，积弊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究竟怎样搞才好，韩愈发表了许多切实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集中在他的专论中。此外，还散见于其它杂著里。它不仅对中唐的经济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也受到后世经济学家重视。
一、提倡职业分工、主张减轻赋税
我国古代一向把发展农业经济放在首位。西汉统治者还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反对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经过公元前179年刘桓至公元前141年刘启“文景之治”，由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思想有了新的转变，才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有业”的分工，明确了“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受事，四民陈力受职”（《汉书·食货志》）的行业特点。这是文景以来社会经济思想的总结，是西汉中后期经济思想的反映。
韩愈继承和发展了士、农、工、商四民并重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四民的分工：农民生产粮食丝麻，工人制作器皿，商人融通财货。他在《原道》里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又说：“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又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韩昌黎全集》卷11）这种愈来愈明确细致的社会分工，正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韩愈不仅认为社会应该有严格的分工，还强调了农、工、商等不同分工之间的合作关系。他在《圬者王承福传》里借泥瓦匠王承福之口说：“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同上卷12）这就讲清了作为一个社会，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孤立存在，他们之间不论是君、臣，也不论是百姓，必须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紧密的合作才能相生养，人类才能生存，社会才能前进，经济才能发展。这思想颇有见地。韩愈在传统的“四民”说外，加上僧、道，合称“六民”。他对农、工、商供养不劳而获、依靠剥削过寄生生活的僧尼道士，负担加重，表示不满。这是为劳动者着想的，具有进步意义。
百姓虽各有职，经济能否发展，还得有能促其发展的政策。韩愈主张轻赋薄税，认为这是促进农、工、商发展的关键。只有轻赋薄税，百姓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定的利益，刺激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安心本职工作，生产更多的生活必需品，提供更多的商品。民富了就有能力，也愿意完成他们应出的赋税。所以，韩愈反对横征暴敛，指出：“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韩昌黎全集》卷19《送许郢州序》）横征暴敛必然使民不聊生，弃业而逃。农民不能安心耕桑，则不能生产出更多的粟麻；工人不安心制作，就制造不出更多的器皿；商人不能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就不可能融通更多的钱财。特别是在大灾之年，百姓即使竭其全部家私，政府也得不到多少东西，正如韩愈在《御史台上天旱人饥状》里讲的：“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百姓被迫“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有者皆以输纳，无者徒被追征。 ”（《韩昌黎全集》卷37）因此，在百姓身处水火的情况下，征收赋税问题事关重大， “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见同上）韩愈对百姓生活与赋税关系的分析，不仅体现了他对百姓的体恤，也颇具辩证思维。他说：国家对租赋的规定，是不变的常数，生产丰歉无法恒定，如果地方官吏不管“水旱疠疫”，仍“民就穷而敛愈急”，百姓就无法生活，赋税也收不上来。故韩愈说“民之丰约悬于州（官）”，州官应当体恤民情，爱惜民力。
二、开放沿海市场，促进中外经济交流
韩愈的思想求新开放，这方面的言论不多，却很精辟，也有现实意义。他在《送郑尚书序》里说：“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韩昌黎全集》卷21）唐代社会是开放型的，内商外贸十分发达，开元天宝时期为盛，尤其对外商贸活动。西北有丝绸之路，东南有海上通道。安史之乱，受到很大破坏。大历以来虽渐复苏，然因藩镇把持地方政权，边帅不得其人，仍影响着沿海对外贸易发展。韩愈借送郑尚书赴南海就职之机，针对当时的情况，发表了此见，对岭南的政治形势与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如委官用人得当，可以使岭南政治形势安定，即“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可使内外贸易交流，繁荣经济，国用富足。即“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这是韩愈两谪岭南为地方官的亲身体会。当时正是由于岭南帅不得其人，索要供阙之物过多，税收过苛，致使东南沿海内外贸易往来，受到严重影响。如原岭南节度使陆贽贞元八年上的奏章中所云：“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交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翰苑集》卷18《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与韩愈所论一致。如能把对外经贸搞活，货物交流繁盛，一商所收虽少，众商所收必多。反之，商人都不到这里来进行贸易活动，或人数稀少，即使一商一次苛收很多，商众不多，总的收入必少。
这一时期由于韩愈等大臣的积极倡导，中外经济交流的状况，才有所改观。中唐以后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增加，东南沿海便出现了对外贸易的市场网络。唐宣宗、懿宗时大食国地理学家考尔大贝记载中国商港，从南海之滨顺序向北，就有比景、广府（即广州）、泉州、江都等。考尔大贝说：自占婆至比景即中国第一大港口，水陆行程均为一百法尔桑（约一千三百里），此地盛产铁、磁、米，是一大商埠。地处富春东海的灵江口，外船北来，先到此处停泊，为沿海第一口岸。由比景至广府，水程四日，陆程二十日，地产水果、蔬菜、小麦、大麦、米、蔗。广府是唐时为外人最关注的地方，对外贸易之盛远非杭州可比。还有泉州，唐文宗大和八年诏云：“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全唐文》卷75）据大食的有关文献记载，泉州开府较早。内陆通航的内外贸易商埠为江州。从中唐这四处商埠港口看，三在岭南，可知岭南内外交流，进出口贸易的重要了。这与韩愈等大臣，积极倡导重视外贸很有关系。
三、食盐官营私粜，利国便民
盐铁专卖，历来为统治者重视。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盐营之弊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唐穆宗长庆二年，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食盐官营官粜，引起了激烈争论。《新唐书·食货志四》云：“户部侍郎张平叔榷盐法弊，请粜盐，可以富国。诏公卿议其可否。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条诘之，以为不可，平叔屈服。”韩愈在《论变盐法事宜状》中，从十三个方面驳斥平叔之条陈，所论兼顾了国家、人民和盐商三方面利益，很是全面周到。
平叔云：“请令州府差人自粜官盐，收实估匹段，省司准旧例支用，自然获利一倍已上者”。提出食盐官办官粜，并以匹段按估价对换。韩愈从民情实际出发，认为：“今通计：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赊贷升斗，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州县人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及头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粜。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求利未得，敛怨已多，自然坐失盐利常数。所云‘获利一倍’，臣所未见。”（《韩昌黎全集》卷40）韩愈指出十有七八的穷苦百姓无现钱与匹段等贵重之物籴盐，官粜又规定非此物不易，官吏无利畏罪，必然造成官盐难粜，百姓无盐的现象。如官府把盐批给私商小贩，他们可把百姓家的土什杂物，谷米杂粮收来换盐，百姓的这些东西既派上用场，不致烂废，小商小贩又可将这些东西送入城市换钱。百姓可变废为宝，商人可从中得利，也可以丰富城里市场，国家还可照常收入。
对于远乡僻处百姓食盐供应问题，平叔提出：“请乡村去州县远处，令所由将盐就村粜易，不得令百姓缺盐。”这一办法虽然也考虑到远乡僻处百姓吃盐问题，但并不实际，也难实行。韩愈通过细致分析，指出：“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多将则粜货不尽，少将则得钱无多，计其往来，自充粮食不足。比来商人或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所冀平价之上，利得三钱两钱；不比所由为官所使，到村之后，必索百姓供应。所利至少，所弊则多。此又不可行者也。”（见同上）穷乡僻壤，深山谷屯，一两户人家，别说官吏不可能到，即使能到那里，百姓也支应不起。俗谓“官吏下乡，百姓遭殃”。何况少则值不当，多则劳而无用。不如小商小贩担挑游乡，不管钱物土什，有利则易，有利则到，即使偏远山屯的百姓也可以用山货野物换取食盐。
平叔以百姓若不买盐，可责令地方官，按照实有户口之数，集体投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纳盐价。口多粜少，及盐价迟违”，处分观察使及地方官员。韩愈认为这个办法的目的虽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实际上平叔并未想到因为“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口给盐，依时征价，办与不办，并须纳钱”，百姓就难以应付。这确实是真正了解下情而说的话。如果官卖强派，吃不起盐、或少吃盐的人家也得吃盐交纳盐钱，加上“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这必然更增加百姓灾难。平叔还认为食盐官卖以后，盐价降低，百姓可以少用钱而不负债务，“必无举债逃亡之患者”。韩愈认为：官卖比商卖食盐，于百姓省钱并不多，百姓也不会因为这项开支而逃债。“五口之家，因变盐法日得一钱之利，岂能便免作债，收获之时，不被征索，输官税后有赢余也？以臣所见，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扰之，自然渐裕，不在变盐法也。”（同上）百姓困窘的原因很多，官府横征暴敛，官吏扰民是主要原因。这一点韩愈看得很准，不像张平叔只看到榷盐变法这一点。
韩愈对张平叔的十八条陈述一一作了驳议，内容很多，仅就以上所举几例，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唐这一重大经济问题的主张和对百姓的态度。他对盐法的意见官办商粜，符合：一、增加税收，以足国用；二、减少官吏盘剥，利民便民；三、减少卤潦之害，促进农耕。故清人王夫之认为此举是“仁民”之策。
四、提高币值，改变“钱重物轻”
提高钱币价格，改变“钱重物轻”状况，是韩愈在财政金融问题上的主张。
韩愈关于“钱重物轻”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钱重物轻状》里。穆宗以货轻钱重，民困财乏，诏百官议：“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韩愈闻诏后即上了此《状》。其所说与杨於陵之议合。《旧唐书》卷16《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2日），兵（户）部尚书杨於陵总百僚钱货轻重之议， 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现存元稹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十七日之后的《钱货议状》是初议（意见由杨於陵汇总）；后者《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写于元和十五年八月二日之后，是针对杨於陵所汇总的意见重议可否。元稹《状》云：“中书门下奏：据杨於陵等议状‘请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丝绵等物充税，一切不征见钱者。”（《全唐文》651 卷）韩愈此《状》当写于此时。韩愈此论非常重要，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四章《唐代的货币》第三节《货币理论》所说：在唐代有关货币问题之论“只有玄宗时的刘秩、德宗时的陆贽、韩愈和穆宗时的杨於陵值得一提。”
中唐时期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如《新唐书·食货志二》云：“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今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而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於陵曰：‘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出现钱重物轻，流通不畅的原因：一是钱币减少；二是流通领域扩大；三是改“租庸调”征收实物为春秋两季实物折钱征收钱币，农民有物无钱，加重了“钱重物轻”的经济形势。
针对“钱重物轻，为弊颇甚”的弊端，韩愈提出四条救治之法。
（一）农民、工人无钱者可以实物抵赋税，避免以物换钱和中间盘剥。韩愈曰：“在物土贡：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今使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绵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绵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愿以草粟租赋，悉以听之：则人益农，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韩昌黎全集》卷37《钱重物轻状》）韩愈从农、工经济利益出发，兼顾了国家利益，切实可行。杨炎的“两税法”是为克服“租庸调”的积弊提出来的，有进步意义。但因实行之中各方面配合不当，加上杨炎因事被贬，未很好实行下去，出现很多问题。“两税法”的提出曾遭宰相陆贽反对，并以六大款指说“两税法”之弊（见《新唐书·食货志二》），疏上后也未见实行，至使问题愈来愈严重。二十五年后，韩愈、杨於陵才又提出此议，并不是为了反对“两税法”，而是为了改革金融税收弊端，解民之困和国民经济周转不灵的现状。
（二）严肃法纪，堵塞漏洞。韩愈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蓄铜过若干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钱不得出五岭，买卖一以银，盗以钱出岭，及违令以买卖者，皆坐死；五岭旧钱，听人载出，如此则钱必轻矣。”（见同上）韩愈反对毁钱和屯钱，提倡加强货币流通。这无疑是一种颇有价值的见解。用近世货币流通观分析，货币流通得愈快，经济愈活，这无疑是符合金融学理论的，也揭示了货币价值的本质。
（三）以法治理金融，提高钱币的票面价格。韩愈云：“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见同上）此议从表面看是提高钱的票面价值，钱的面值一高，就等于钱多了，钱一多，钱与货物的比值必然降低。加上钱的面值高于钱含金属物的实际价值，也就无人毁钱作器物了。古典金融观与近世金融观分三大派：一是金属主义；二是名目主义；三是统合二者为“二者兼用”。韩愈既主张征收实物以充货币价值，又主张国家以行政法律手段提高货币的票面价格，即货币贬值。因而，他的货币理论是金融主义与名目主义二者的结合。
（四）用新钱代俸禄。韩愈云：“今使人各输其土以为租赋，则州县无见钱；州县无见钱，而谷米布帛未重，则用不足；而官吏之禄俸，月减其旧三之一；各置铸钱使新钱一当五者以给之，轻重平乃至。”（见同上）这是主张以法推行新钱，以“轻重平”提高质轻值高的新钱的价值。
韩愈自信地说：“四法用，钱必轻，谷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见同上）韩、杨之论有现实意义。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重在阐明韩愈的金融观。
总之，他的经济思想：轻赋、开放、利国、便民，既有现实意义，也可借鉴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