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三个代表”重在体制创新——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中央论文,党史论文,副主任论文,研究室论文,体制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对它如何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一直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它与深化改革有没有关系，包不包括改革精神，更为人们关注。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两者没有内在联系，“三个代表”就是“三个代表”，哪里涉及什么改革不改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石仲泉：江泽民同志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已经对这个问题解疑释惑了。在该书中，江泽民对“三个代表”与改革的关系有不少论述。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三个代表”思想与深化改革、体制创新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改革的深化、体制的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已经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改革每向前发展一步，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下取得的。例如：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伟大思想，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改革深入到一个几乎是全新的层面。由此，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要从根本上转变体制和机制的攻坚阶段。现在，不少国有企业脱困之艰难，与旧体制的政企不分、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干预过多、公有产权实际无主、领导责任很难明确等一系列的弊端密切相关，这就要求必须深化各个方面改革，必须促进体制进一步创新。江泽民同志讲的体制创新，不仅指经济体制继续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而且还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要有创新。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这个“坚”，不完全是经济体制和机制问题。如果不适时地改革某些政治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要实现深化改革、体制创新，就必须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才能取得。江泽民同志指出：目前企业改革和管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到位，攻坚破难的任务仍很艰巨。要把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在新世纪，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而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形成自主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因此，“结构调整必须紧紧依靠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1]。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深化改革、体制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记者：现在请您再谈谈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如何能够体现“三个代表”思想？
石仲泉：“三个代表”思想的三个方面的先进性，必然要求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它的逻辑所使然。
首先，体制创新是创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体制创新主要包括：一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看，虽然它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其基本框架达到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状况，还需要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二是从经济发展的格局看，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使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机制有新的突破，发展规范和统一的全国市场等。三是从适应加入WTO的要求看，经济技术竞争与合作机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等，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不难看出，上述改革的深化，不仅涉及经济体制，还涉及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及其他体制。可见，在新世纪体制改革和创新是相当深刻的。它将攻坚的任务引入更深的层次。
其次，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内在要求。“三个代表”思想，一方面，是在体制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另一方面又要求继续深化改革、进行体制创新，以体现它的先进性要求。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江泽民同志说得好：“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1]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把继续改革体制，推进体制建设作为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全面落实“三个代表”思想要求的关键。在所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每一项任务中，都贯彻着一抓教育、二抓制度这个指导思想，论及了怎样建立、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的问题；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些都说明，“三个代表”思想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观念，它要求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实实在在地去贯彻、去体现。不断深化改革，努力创新体制，是贯彻体现“三个代表”的根本途径。
最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说，要使“三个代表”思想实现“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进行体制创新。由于“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是全方位的，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它要求对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也是全方位的。就党的建设来说，也有一个制度建设即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问题。从严治党，首先必须严格党的制度。比如：就人们普遍关注的反腐败斗争来说，就要通过依靠体制创新来抑制腐败现象。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工作。
记者：请您进一步分析一下，反腐败是不是也要依靠体制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或者说进行体制创新是反腐败胜利的根本保证。
石仲泉：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阶段性的明显成效。但是，揭露出来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江泽民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党已经拥有六千三百万党员，这么大的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1](7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总的形势是好的，党的建设方面的进步不能低估。但对于腐败现象，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切不可掉以轻心。谁都会看到，腐败现象在由经济单位向党政机关扩大，由个人作案向群体作案演进，由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蔓延，由非执法部门向执法部门渗透，由县处级领导向省部级侵蚀，甚至由个别领导干部“下水”向以“一把手”为首的整个领导班子蜕变发展。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腐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决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放松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从改革开放之初起，邓小平同志就一再告诫全党：要反对特殊化，整顿党的作风。陈云同志也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进行了整党；但是，党风仍未得到根本好转。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尽管加大了思想教育的力度，但在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近几年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初步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反腐败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样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但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很艰巨。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的体制实际上在不断强化。一方面权力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对过分集中的权力又缺乏强有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制度建设跟不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难以巩固。江泽民同志分析“官本位”的危害时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都有了。“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坚决破除”[1](77)。
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无数事实证明，教育不是万能的，它只对愿意接受教育者起巨大作用，思想教育是自律，制度建设是他律。这两者缺一不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无论是哪一手都不能软，两手都要有同样的硬度。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积极探索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路子。这就是说，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这样的决策非常正确。
记者：我国加入WTO以后，一方面会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您能否谈谈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
石仲泉：我国入世以后，不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还包括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WTO组织的“游戏规则”更多地有利于起主导作用的发达国家，不利于像我们这样的后加入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有压力、有考验。事实上，不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千方百计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要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的体制和机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强化综合国力，从而在异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赢得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说：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不改革，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毫无疑问，改革不断深化，就会触及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会更困难，工作会更艰巨。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绝不能有畏难情绪。”[1](67)这表达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历史的发展在呼唤着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就此而言，“三个代表”思想也可以说是回应历史的呼唤而适时诞生的。
记者：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流行着一种说法，在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之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不是实行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同步论”，，而是一种“先后论”。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新加坡、韩国，还有我国的台湾，都是经济起飞之后，再着手政治改革的，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石仲泉：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改革应当怎样认识，这里姑且不论。就我国来说，不能同这些地区简单类比。
第一，我国是大国，地区差别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起飞时间不会相同，而且发达省市比欠发达省市、沿海比内地、东部比西部实现现代化的计划时间相差10年至数十年。如果要等内地、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现代化后再着手集中抓政治体制改革，那岂不要等数十年之久吗？显然，这是有悖于邓小平同志的意愿的，因为早在21年前邓小平同志就已提出了这个问题。15年前，曾想大力推进，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和情况的变化，这方面改革的思路作了调整。事实上，这些年来，已进行了不少改革。但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的要求看，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的时机正在成熟，动大手术治“本”的共识已经形成，不需要顾虑“先后论”了；否则会贻误历史机遇，影响改革的大局。
第二，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虽然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建立也有半个世纪，但封建专制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失。事实上，它对今天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还发生深刻的影响。“官本位”思想就是明显的一例。因此，不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这样深刻的封建影响是很难克服的。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异常艰巨，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根本任务，决定了它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同步进行发展，不能先经济后政治、重此轻彼、厚此薄彼、畸轻畸重。一个时期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除了思想政治教育放松之外，制度建设不规范也是一个原因。
第四，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为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两度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好势头，都因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使国家经历了严重挫折。一次是1956年党的八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针，企业和农村的一些改革有了良好的开端。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时进行（尽管那时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随后的整风又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没有实行法治而是人治，没有运用法律手段，而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最终断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和工交企业的实验，以及农、工、商、科、教、文等诸多方面政策调整，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出现了活跃景象，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地方的混乱现象。这个时期，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进，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专断之风更趋严重。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个沉重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这是邓小平同志20多年前的讲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它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不仅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进行的改革。这个改革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的。它不仅仅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各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推进社会土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健全其具体体制和机制，是需要抓住跨入新世纪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而着手进行了。这个改革既然是决定中国命运，就不能只是细枝末节的，而是带有根本性的。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审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渐进方式向前推进，但这与“先后论”不是一回事。总之，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回应了时代呼唤。他明确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是新世纪的重要历史任务。“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契机和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