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社会主义五百年回顾与反思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百年论文,话题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教授，得知您正在主持国家重大课题“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研究”，我们想就这一课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对您作一采访。
●当然可以。我很愿意把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些问题与广大读者作一些交流。需要说明的是，我谈的有些观点是课题组共同研究的见解，有些是我个人的理解，放在一起供大家参考。
▲自1516年莫尔发表《乌托邦》以来，社会主义已经走过近五百年的历史。一路走来，可以说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加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出版了不少成果，包括电视专题理论片、学习读本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那么，深入进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我们现在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研究，应该重在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曲折历史的探索，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前瞻世界社会主义命运，提高理论素养、树立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这里，我想提出社会主义五百年历程中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及其统一性的研究问题。
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讲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讲起，是想从历史的视野，系统梳理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从源头上和发展中对世界社会主义作出历史总体的理解。这一历史逻辑在于厘清：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运动、思潮和制度，是怎样在凯歌行进和如磐风雨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中，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透视历史逻辑，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深化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理解和把握。
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研究，既要全面展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要深入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揭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理论逻辑上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合理性、发展的规律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理论逻辑的主线与内核。
对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及其统一性的思考，有助于理解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展现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比如“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等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世界近现代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最有生命活力、最富有群众影响力的理论。
▲社会主义波澜壮阔，流派众多，具体实践丰富多彩，您是如何划分社会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角度，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为起点的见解。这种语境中，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史前史”，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二是将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到现在，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连续的历史过程，其中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个阶段，是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连接一起，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的运动、思潮和制度综合一体。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时间段”的概念来理解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时间段”既考虑时间的连续性，又顾及空间的并存性。比如，既考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的时间上的连续过程，又顾及现实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国别特色在空间上的相对独立性。比如，中国从选择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起步，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兴衰，时间上有错落、空间上有交叉。按“时间段”的理解，社会主义五百年，大体可以划为时间有错落、空间上有交叉的六个“时间段”。
一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1516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发表为标志，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产生并得到发展。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勃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空想社会主义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保守的、落后的思潮和宗派。
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及西欧其他一些国家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先后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凸显为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呼唤反映自身利益的科学理论。适应这一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两大理论基石之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自由资本主义向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地解决了这一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历史性飞跃。
四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兴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坚持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巩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夺取反法西斯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模式的弊端日渐暴露，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的体制障碍。二战结束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大都照搬了苏联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东欧国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几度调整、几番兴起改革浪潮。由于这种调整和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等的交互作用下，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
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但囿于认识和实践的局限，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有过严重的曲折。尽管探索艰辛坎坷，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诸多独创性贡献，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六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坚持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地纠正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进行改革开放，并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的新境界。
▲一提起社会主义发展史，不少人很难想起空想社会主义三百多年的历史，一般都会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或者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正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算起。研究空想社会主义有什么重要意义和价值？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对社会主义有着美好向往与憧憬，但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力量和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因而只能是流于空想的一种学说。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从产生、发展到趋于没落，一共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在不同的时期都出现过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几乎影响整个欧洲国家，在贫苦劳动大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价值在于：(1)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2)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主张。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设想，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称赞。马克思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恩格斯则把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理论称为“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恩格斯认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虽然空想社会主义有其局限，但正是它们的这些成果开启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追求，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目前理论界对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太一样，有的划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划分为三个阶段，有的划分为四个阶段。您认为应该怎样划分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过程、阶段，但因为人们认识视角的不同对过程和阶段的理解会有不同。空想社会主义从16世纪初产生到19世纪30-40年代衰落，经历三百多年的过程，也有其发展的早期、中期和后期。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维拉斯等。1516年英国托马斯·莫尔发表的《乌托邦》，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1601年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写的《太阳城》一书，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名著。《乌托邦》和《太阳城》这两本书集中反映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的简单协作时期。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大多采取文学游记的形式，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给社会带来各种灾难和罪恶，幻想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18世纪的中期空想社会主义多存在于法国，启蒙运动前夕的梅叶、启蒙运动中的摩莱里和马布利、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巴贝夫等是其代表。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摆脱纯粹虚构的幻想，开始面向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恩格斯称之为“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19世纪初的后期空想社会主义，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是其杰出代表。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阶级对立日益明显。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吸收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论形式，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同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合理的设想，使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当前，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主要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分为四个阶段中的第四阶段，就是以法国的布朗基、卡贝、德萨米和德国的魏特林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1840年卡贝出版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和1842年德萨米出版的《公有法典》，是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著作。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地位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确立，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圣西门派已经瓦解，傅立叶派和欧文派也逐渐趋于没落。这时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即恩格斯所称的“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走上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分离、相对立的最后阶段。所以，从空想社会主义本身来看，这一阶段是存在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如果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来源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就不能作为一个独立阶段而存在了。
▲按照这一思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呢？
●在我看来，单独地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来看，可以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三个60年”。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一种新的理论，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作出科学的说明。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即后来用它的创始人之一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时代发展提出的理论课题作了科学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作的科学论述，揭开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篇章。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对之后50年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第一次全面阐述。《共产党宣言》集中论述的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被未来社会所代替，亦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之后的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多个方面作了展开论述，特别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60年代后半期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以及70年代的《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的内涵。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预言转变为社会革命、建设实践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转换为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列宁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对19世纪20世纪之交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和主题转换作了科学分析，得出了适合时代发展的新的理论结论。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把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历史变化性质的基础，从“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的高度，得出了“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等一系列科学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列宁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征，深刻分析了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对像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主题。列宁提出的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方式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在取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根本任务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选择的问题。列宁对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主题转换的重大的理论创新，最显著地表现在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讨上。列宁得出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求得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解，已经被20世纪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史实所验证。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联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同样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中。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理论创新，集中于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问题；二是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三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广泛地运用于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逐渐转换为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的并存中发展自身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种并存，既有交流、合作也有冲突、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以及两大“阵营”对峙态势的模式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化的态势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论战，而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解冻”，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各自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也成为引发两大社会制度之间关系新变化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同时，6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引发了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揭露和反思，也引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而后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的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
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和矛盾、对抗中发展和完善自己。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论及资本循环时的用语，社会主义在上述第一和第二阶段发展的主题，可以看作如时间继起性的问题，主要探讨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问题；第三阶段可以看作如空间并存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的并存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这一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同时前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凸现而出。
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主题的研究，不只涉及时间继起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时间继起性基础上的空间并存性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时间继起性是空间并存性的前提，只有在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而且必然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存关系；空间并存性也是时间继起性的过程形式，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存，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科学的理解。
从时间继起性和空间并存性的关系来看，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解上也更具有广延性。如果只强调时间的继起性，就不可能理解现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合作、交流的必然性，忽视了两大制度长期的并存性，就不可能现实地推进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如果只强调空间的并存性而放弃时间的继起性，就一方面可能否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从而也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可能只看到并存性中的合作和交流，而忽视并存性中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趋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代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这两个方面的案例都可以发现。
我对“三个60年”的这些理解，与课题组探讨的六个“时间段”的划分，我认为，在基本观点上还是一致的，我的这些理解可能更注重时间的连续性问题，更注重主题的转换问题。
▲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时，有的人认为，“两个决不会”是对的，但对“两个必然”不赞同，理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能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呢？您如何看待“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问题？
●应该说，“两个必然”讲的是趋势，“两个决不会”强调的是过程。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这两个理论的提出相隔十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在发展、也在完善。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时隔11年后，1859年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我认为，“两个必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依据。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趋势中，作出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注这场“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认为这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和准备基础的一次革命。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在欧洲各国同时发生有着比较乐观的估计。然而，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在欧洲很快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了反思，认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恩格斯后在回顾他们的这一认识时曾坦率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两个决不会”的思想缘由。“两个决不会”思想，揭示了“两个必然”的过程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可以认为，“两个必然”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命运的必然的历史趋势问题，“两个决不会”探索的是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过程问题。显然，“两个决不会”不是对“两个必然”的否定，而是对“两个必然”从过程视域进行的补充和完善。“两个决不会”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原理，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原理更加完整。
▲历史上，有人一再宣布资本主义将要灭亡，包括列宁宣布帝国主义是寄生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特别是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在“一球两制”的格局中更是占据更加强势的地位。您怎么看待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如果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至今已有360多年的时间。这360年分为三个120年，即从1640年到1760年，从1760年到1880年，从1880年开始到现在的120年。撇开前两个阶段不说，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以垄断为主线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60年的私人垄断、40年的国家垄断和近20多年的国际垄断。也就是说，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以前，基本上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二战以后的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基本上是国家垄断；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以后就是国际垄断，由国际垄断而产生经济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应该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在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中，技术进步要求对科学研究进行大量的投资，而科学研究只有通过大企业并在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大笔经费资助下才能进行；企业及其综合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程度相当高，起的作用也极为重大，以致这种国际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特征。资本的国际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发展的一种“附加”因素，而成为一种“首要”因素。如波兰学者明兹当时所强调的，在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中，资本的国际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国际卡特尔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的成立和扩大；逐步和部分实现的西欧各国资本融合的趋势，以及美国资本与西欧资本融合的趋势；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加强，资本的输出和输入以及资本的国际联系；劳动力的迁移，特别是从经济欠发达国家转移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学者詹姆士·奥康纳1974年在《企业和国家》一书中，就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的”特征作过概括，要点就是：资本的集聚和集中进一步加剧，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被并入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大美国”的结构中，或者被结合为“联合垄断企业”，在这些大企业的控制下，技术变化加速；“自由的”国际市场已经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商品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操纵价格”，而边际利润则由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会计制度”加以确定；国家资本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对私人投资进行资助和担保；国家制定的对外政策，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利益和观点相一致；国际统治阶级继续以跨国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为基础，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发达国家力量强大而造成的国家间的对抗现象逐渐消失，世界银行和国际统治阶级的其他代理人创立了国际化的世界资本市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威胁，使以上这些趋势进一步得到加强。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事实。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显然是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基础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不能脱离跨国公司的发展，也不能脱离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化的基本事实。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经济现实的。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明显增长。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我认为，其中主要特征有：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进而到当代形成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国际垄断新趋势；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新作用；在信息经济的背景下，资本输出形式在同技术、信息、人才等资源配置“混成”中的新变化；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作用；世界范围内发达与不发达两极分化的新特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与单极化的冲突及其走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变化。
垄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但并没有消除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在新的形式上还会加剧这一矛盾。进入21世纪，国际垄断还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可能作出新的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提供了这种调整的时机，尽管这是一种用社会发展的极大牺牲为代价的调整。总之，21世纪，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还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可能作出新的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有一定的生命力，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交流、合作和矛盾、冲突，也会存在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第二国际后期，由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变化、战争问题、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的分歧，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产生了左、中、右派，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以及中派主义的历史分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从一开始，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就激烈反对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搞早了，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苏东剧变后，这种观点似乎又有了市场。您怎么看待一些人所谓的“马列对立论”，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在1917年8—9月间完成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抱着昨天的理论不放。当时俄国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如果错过革命的时机，“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列宁深刻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捍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及时的科学指导。正是把握了俄国的国情和革命时机，在列宁主义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就像你们刚才提到的，十月革命发生以后，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和孟什维克的理论家纷纷指责它搞早了、搞糟了，其中以考茨基的言论最为尖刻。他攻击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考茨基的此番言论代表了当时及其后各种形式“早产论”的主要观点，堪称“早产论”的“经典”。考茨基的“早产论”一出台，列宁等人在理论上就对它进行了有力批判。而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凯歌高奏，从实践上宣告了“早产论”的破产。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似乎“挽救”了考茨基，随着各种形式“早产论”的再次流行，他的这番言论也成为一些人经常引用的“至理名言”，被当成是对十月革命道路历史命运的天才预言和绝妙比喻。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究竟怎样看待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正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十月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我们课题组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首先，持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为俄国十月革命造就了有利的国际环境。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它既削弱了沙皇政府在俄国的统治力量，也削弱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为俄国无产阶级冲破帝国主义阵线的最薄弱环节、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能。
其次，俄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十月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这只是在充分的意义上而言，从相对的意义上说，俄国还是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但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落后国家，并非世界范围内的落后国家。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形成了社会调整生产和分配的机构，这就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再次，特殊的环境为十月革命造就了阶级条件。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时间不长，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但是，它有非常突出的特点：分布比较集中，俄国的产业工人大都集中在工业较为发达的少数大城市；对革命的要求强烈，俄国无产阶级遭受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和沙皇君主的多重压迫，使得它对革命产生了迫切的要求；同农民有着特殊的联系，战争造成的痛苦又加强了工农的联系；尤其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具有举世无比的丰富斗争历史经验的坚强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这些特点，正是当时俄国无产阶级优于西欧无产阶级的地方。
如果说以上几个方面为十月革命发生提供了可能条件，那么，以下几个方面则表明了十月革命发生的现实要求。
首先，人民对结束战争及其造成的灾难的强烈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沙皇俄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陷入严重的困境，给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困苦，人民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可是沙皇政府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然坚持要把这场绝望的战争打到“最后胜利”为止。而孟什维克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则死抱着“民主革命不能排除资产阶级”的旧信条，实际上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起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结束战争，将俄国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在俄国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当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
其次，挽救和保护民主革命成果的迫切要求。面对广大人民高涨的革命热情，俄国反动势力坐卧不安。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科尔尼洛夫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将矛头直指二月革命后活跃在俄国政坛的民主组织，目的是把俄国重新拖回专制主义统治的深渊。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充当了叛乱的同谋。布尔什维克在广大群众和士兵的支持下，粉碎了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这次事变再次深刻教育了人民，要保住民主革命的成果，就不能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抱有丝毫幻想。面对着复杂的形势、动荡的时局，俄国人民如果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就不能保住民主革命的成果。
在俄国民众革命热情高涨的情况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以特殊的方式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从而挽救了俄国和俄国民主革命。十月革命绝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革命，绝不是布尔什维克为缩短社会主义的“怀孕期”而“疯狂猛跳”的结果。在俄国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时，布尔什维克断然采取措施发动十月革命，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能动性。这也生动地表明，历史的发展是决定性与选择性、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当然，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条件来看，相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确实不高，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早产”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等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痛失有利的革命时机，而且连民主革命的成果也难保。十月革命挽救了俄国和俄国民主革命的成果，如果一定要如考茨基那样用比喻的话，这就像一位并未到分娩期的孕妇，由于特殊的情况引起了胎儿的异常，如果听天由命就会造成胎儿的窒息并危及母亲的生命；如果采取特别的措施产下婴儿，则能保证母婴平安。当前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各种否定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思潮，有的是由于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辩证关系，因而往往片面强调决定性而忽视了选择性；有的则是出于否认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的目的，因而极力将十月革命视为这一选择的“原罪”。这种思潮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那么，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呢？
●应该说，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课题的研讨中，我们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首先，它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变为现实，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科学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运动变为一种制度，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巴黎公社式政府的理论变为现实，用事实证明了“一国胜利论”的正确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前赴后继、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其次，它冲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十月革命的胜利，利用难得的革命时机冲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薄弱环节，在俄国这个曾经是帝国主义最顽固的堡垒中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人民政权。这不仅是对俄国帝国主义统治的根本摧毁，也是对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沉重打击。
再次，它激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掀起了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问题思想的激励下，许多国家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诸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朝鲜的“三一运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这对改变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削弱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支持各国无产阶级运动，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它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一大批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强烈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传播。正如毛泽东后来评价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十月革命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寻求解放展现了一条新道路，因而，受其影响，许多国家纷纷成立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一些人士曾错误地宣称“历史的终结”和“大失败”，一些领导干部的理想观念也发生动摇，把僵化的、教条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新时期，我们如何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教训，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正确分析苏东剧变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国际国内研究苏东剧变的著作中，关于剧变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概括起来，导致苏东剧变的因素，无非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外部因素，即帝国主义在苏联东欧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第二类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有人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因素或远因；第三类是苏联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提出并推行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有人把它称之为现实的因素或近因。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终究只是外部因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苏东剧变，国内的因素还是主要的。导致苏东剧变的国内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犯的错误、存在的弊端；一类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推行的错误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这其中的教训深刻，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我们课题组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现实的、直接的原因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以及东欧各国主要领导人推行错误的路线，使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放任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直接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最为关键的，是苏联共产党本身出了问题，是苏共蜕化变质，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鼓吹“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必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根本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摒弃“意识形态限制”，反对“精神垄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这使苏共自动解除了思想武装，引起思想混乱，从根本上摧毁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甚至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此也不无感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使得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二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奉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逐渐把改革的矛头对准苏联共产党，公开宣扬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声称“苏联共产党不想享有垄断权”；修改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规定，承认社会团体多元化，甚至允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公开活动。戈尔巴乔夫极力推行多党制，宣称“我们不应像魔鬼害怕烧香一样害怕多党制……它是作为正常的历史进程的结果而出现的，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多党制的实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组织和党派大开方便之门，它们采取各种方式与共产党对抗，造成严重政治混乱，引起社会危机。苏共领导地位被取消后，大批党员退党，党的组织涣散，党员离心离德，有的甚至公开支持反对派，最后党完全失去力量和作用，这是苏东剧变的关键。
三是放任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后，西方国家加强对苏联和东欧的和平演变和思想文化渗透，利用经济援助作为条件，利用“人权民主外交”扶植政治反对派，利用各种传媒输出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国家既利用经济援助对苏东各国软硬兼施，又利用各种方式扶植政治反对派，为他们颠覆共产党政权推波助澜。西方敌对势力明确声称，谁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会得到支持。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苏共主要领导人不仅放松警惕，而且不断妥协，以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谋求和平”，以放弃对电视报刊等媒体的管理监督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打开大门。在苏共的压力下，波兰、匈牙利等执政党也采取了妥协放任政策。在西方颠覆和攻击面前不断妥协，纵容国内反对派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自动解除武装和自毁长城。
由此可见，正是戈尔巴乔夫等苏东国家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使改革变为“改向”，直接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前苏联政府总理伊·雷日科夫在《改革：背叛的历史》一书中就这样说：“我认为改革被出卖了。是我们出卖的。是设想改革的人，开始改革的人，实施和埋葬了改革的那些人出卖的。”
分析苏东剧变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要看到直接的现实原因，还要深入研究长期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历史的、长期的原因看，苏东剧变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而是各种因素长期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主要是：
一是长期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苏东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思想僵化，机械教条地固守马克思主义词句，不能根据实践和时代的变化推进理论创新，形成许多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失去生机和活力，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改革，使整个社会丧失发展动力。在各种问题和矛盾长期积累而爆发时，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转而求助西方的经济政治理论来解决问题。
二是长期僵化地对待社会主义。苏东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即苏联模式。这种体制和模式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苏东国家领导人不能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改革，长期固守，且将之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模式。即便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也是局限于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局长远的体制改革规划。在改革遭遇困难阻碍时，又转而完全否定这种模式，进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长期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历史上曾取得重大成就，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不重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不重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与美国长期争霸，也耗费了大量资财。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和消费品长期匮乏，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与西方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产生羡慕西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心理，也成为西方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和利用口实。
四是长期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苏东国家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把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发展民主法制对立起来，一些国家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推行个人专制、个人崇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严重缺乏，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权利长期无法得到保障，逐渐失去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普遍失望，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党和政府的有力工具和群众基础。戈尔巴乔夫等苏东国家主要领导人又在改革中把发展民主等同于否定党的领导，等同于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直接导致了亡党亡国的灾难。
五是长期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苏联是有着一百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且非常复杂。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根深蒂固，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也十分严重。而苏联长期以来不能正确认识民族问题，不能正确制定和执行民族政策，甚至采取强制和高压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恶化了民族关系。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纵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兴风作浪，长期压抑的民族问题爆发，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也加剧了民族问题，民族冲突加剧，民族分离主义泛滥，少数民族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直接导致苏联解体。
六是长期放松执政党自身建设。苏东国家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长期忽视自身各方面建设，最终酿成执政危机。长期忽视思想建设，一些党的领导人思想政治上蜕化变质，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背弃广大群众根本利益，党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长期忽视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内长期缺乏民主监督，基层组织涣散无力；长期忽视作风建设，党的干部特殊化和腐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等等，总之，执政党自身没有建设好，是苏东剧变的关键原因。
▲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社会上也有不同看法。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两个30年？
●前面谈到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时，我指出其中一条是要始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是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敌对势力总是利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端，加以渲染和夸大，彻底否定、诬蔑攻击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这样做，一方面动摇人民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为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捆住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的手脚，使得他们不能起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自我否定、自我丑化，最终导致自我垮台。所以，正确、全面地评价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就，恰如其分地分析所犯的错误、存在的弊端及其根源，是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建设基础上开创的。”因此，“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这些论述，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对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做好我们的事情。其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再展开论述，留作以后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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